知与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读书报告
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以下简称《提纲》），十一条笔记中见得最多的便是“实践”二字了。
比如在第一条中，他以能动主义的观点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批判了传统的唯物主义将人的实践，主体的认知活动同客观物质实践相割裂的观点；并进而写道：“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但是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辩证地指出了这两种哲学观点的不足之处。或者，按罗素的总结，“依马克思的意见，一切感觉或知觉作用都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赤裸裸的客体，离开了知觉者的活动，只是原材料，这原材料在被认识到的过程中发生转变。被动的观照这种旧意义的认识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概念；实际发生的过程是处理事物的过程。”2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作为连结主体认知与客体事物的——实践——也就由此而变得尤为重要了。
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一点以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略可以参考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也唯有实践，是我们思维外在表现并得以被评价判断的唯一途径。而另一方面，正如陶行知先生改名时所言“行是知之始”，唯有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客观全面地认识世界，获得真知。我们常说理论指导实践，但也少不得须实践检验真理，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实践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们一切的知识须从实践中得来，而我们一切的所思所得，最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实践，实践是基础，亦是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且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人对于世界的改变，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自我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种关于实践与思维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而实践与思维的“第一性”问题，也正如陶文濬的两次改名一样3，互有攻讦，论点不一。如果再将此论题揆诸中西哲学，便不难发现，再以理性与逻辑著称的西方哲学当中，知、与行往往是两分的观念，所以也就有了难以盖棺的论战。而在中国哲学当中，由于其在讨论身心关系时一以贯之的“知行合一”4，或曰“体用合一”的精神追求，所以无论是“子学时代”5百家争鸣，还是后来 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马克思1845年的稿本。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P338，商务印书馆，2009年，北京。 3 陶文濬大学期间推崇王阳明，奉其“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43岁时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陶行知。
4 从胡伟希教授观点
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乃至西域传入后经本土化的佛教，虽然各自观点不同，但是关于实践与思维的问题，倒大体上求得了统一。而这一统一的观点，与马克思以上所言，又有惊人相似。
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家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哲学家的生活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哲学，甚至可以说，哲学家本人就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这句话充分概括了中国哲学追求“知行合一”的特点，不管是老庄出世无争的思想还是孔孟积极用世的态度，都不仅仅是流于空言而是将其付诸亲身实践，终生不渝。冯友兰也说“中国哲学家不为知识而求知识，即便是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志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庸》里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见乐道与笃行的精神始终为中国哲学家所秉持推崇。
中国哲学讲求“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具有事实与价值联结，语言与超语言贯通的特点，主体直接渗入客体，强调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关注内心感受与外在行为的统一。中国的传统经典“四书”中，《大学》开篇即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以之前所述马克思之观点来审视这“八目”，便不难发现，所谓“格物”，不正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实践性的体验与感知吗？“致知在格物”，不正是说人的一切知识与思想皆以实践为基础吗？又进一步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不是将内心思维体验付诸个人的生活实践吗？而修身是为齐家，齐家是为治国，治国是为平天下，这种钱穆先生总结为“主先向内，先向人生世界之本身求体验。体验所得，再本此转向外面宇宙去观照”6的追求真理的方式不正是一种由实践而思维再付诸实践的方式吗？
而一个民族的品性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或者，用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所说，一国人的精神，即是一个文明的精神特质。中国哲学中“知行合一”的共同追求，造就了中华民族重视实践，重视内在思维与外在世界想结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特质。所以，从庄子“鼓盆而歌”到魏晋竹林七贤的癫狂恣肆，再到近代谭嗣同“请自嗣同始”的大义凛然，中国人的思维与其实践是高度统一的。而我揣测，之所以马克思主义能最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并获得巨大成功，与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或许是有着某种契合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能否重新深入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立足传统，开拓创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当中，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呢？
毕竟，真正的大国崛起乃是文化的崛起；真正的民族复兴应是文化的复兴！ 5
6 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 《人生十论》，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北京第一版，P48
知与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读书报告
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以下简称《提纲》），十一条笔记中见得最多的便是“实践”二字了。
比如在第一条中，他以能动主义的观点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批判了传统的唯物主义将人的实践，主体的认知活动同客观物质实践相割裂的观点；并进而写道：“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但是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辩证地指出了这两种哲学观点的不足之处。或者，按罗素的总结，“依马克思的意见，一切感觉或知觉作用都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赤裸裸的客体，离开了知觉者的活动，只是原材料，这原材料在被认识到的过程中发生转变。被动的观照这种旧意义的认识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概念；实际发生的过程是处理事物的过程。”2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作为连结主体认知与客体事物的——实践——也就由此而变得尤为重要了。
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一点以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略可以参考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也唯有实践，是我们思维外在表现并得以被评价判断的唯一途径。而另一方面，正如陶行知先生改名时所言“行是知之始”，唯有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客观全面地认识世界，获得真知。我们常说理论指导实践，但也少不得须实践检验真理，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实践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们一切的知识须从实践中得来，而我们一切的所思所得，最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实践，实践是基础，亦是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且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人对于世界的改变，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自我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种关于实践与思维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而实践与思维的“第一性”问题，也正如陶文濬的两次改名一样3，互有攻讦，论点不一。如果再将此论题揆诸中西哲学，便不难发现，再以理性与逻辑著称的西方哲学当中，知、与行往往是两分的观念，所以也就有了难以盖棺的论战。而在中国哲学当中，由于其在讨论身心关系时一以贯之的“知行合一”4，或曰“体用合一”的精神追求，所以无论是“子学时代”5百家争鸣，还是后来 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马克思1845年的稿本。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P338，商务印书馆，2009年，北京。 3 陶文濬大学期间推崇王阳明，奉其“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43岁时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陶行知。
4 从胡伟希教授观点
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乃至西域传入后经本土化的佛教，虽然各自观点不同，但是关于实践与思维的问题，倒大体上求得了统一。而这一统一的观点，与马克思以上所言，又有惊人相似。
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家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哲学家的生活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哲学，甚至可以说，哲学家本人就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这句话充分概括了中国哲学追求“知行合一”的特点，不管是老庄出世无争的思想还是孔孟积极用世的态度，都不仅仅是流于空言而是将其付诸亲身实践，终生不渝。冯友兰也说“中国哲学家不为知识而求知识，即便是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志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庸》里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见乐道与笃行的精神始终为中国哲学家所秉持推崇。
中国哲学讲求“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具有事实与价值联结，语言与超语言贯通的特点，主体直接渗入客体，强调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关注内心感受与外在行为的统一。中国的传统经典“四书”中，《大学》开篇即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以之前所述马克思之观点来审视这“八目”，便不难发现，所谓“格物”，不正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实践性的体验与感知吗？“致知在格物”，不正是说人的一切知识与思想皆以实践为基础吗？又进一步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不是将内心思维体验付诸个人的生活实践吗？而修身是为齐家，齐家是为治国，治国是为平天下，这种钱穆先生总结为“主先向内，先向人生世界之本身求体验。体验所得，再本此转向外面宇宙去观照”6的追求真理的方式不正是一种由实践而思维再付诸实践的方式吗？
而一个民族的品性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或者，用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所说，一国人的精神，即是一个文明的精神特质。中国哲学中“知行合一”的共同追求，造就了中华民族重视实践，重视内在思维与外在世界想结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特质。所以，从庄子“鼓盆而歌”到魏晋竹林七贤的癫狂恣肆，再到近代谭嗣同“请自嗣同始”的大义凛然，中国人的思维与其实践是高度统一的。而我揣测，之所以马克思主义能最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并获得巨大成功，与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或许是有着某种契合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能否重新深入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立足传统，开拓创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当中，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呢？
毕竟，真正的大国崛起乃是文化的崛起；真正的民族复兴应是文化的复兴！ 5
6 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 《人生十论》，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北京第一版，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