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对改革走向的不同看法，集中地表现于1986年配套改革方案，特别是在当时应否进行价格改革的问题上。 1．“企业改革主线论” 1986年3月，赵紫阳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思路，并且设立“方案办”进行具体的方案设计以后，一部分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他在1986年4月提出了“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的著名论断。【厉以宁（1986）：《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同上书，第3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在非均衡条件下，价格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指望通过价格改革来理顺经济关系不具有现实性。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是：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使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同时，分阶段调整商品比价，最后着手全面的价格～工资体系的改革。” 【厉以宁（1987）：《关于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的进一步说明——1987年6月2日在“国民经济管理学”课程结束前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各班干部专修班学员所提问题的回答》，同上书，第15页。】由此，他提出的改革顺序是“绕过价格改革，先进行所有制改革” （《金融时报》，1988年1月18日），《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所有制改革以后，再进行价格改革》（《理论信息报》，1986年11月3日；《金融时报》，1987年12月3日）他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的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公有制形式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一次谈话》，载《金融时报》，1987年12月3日】这种意见在1986年的讨论中起初处于劣势，10月以后为国务院领导人所接受，并在1987～1988年期间得到实施。 反对“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大型国有企业首都钢铁公司的领导者。他们以首钢经济研究所的名义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首都钢铁公司经济研究所1986年印发的一份材料（打印稿） 】 2．“整体协调改革论” 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论”的学术派别，是在1986年“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等就上书国务院领导提出，“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1985）：《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接着，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许美征等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1985）：《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围绕“七五”前期改革发表了不少论著，围绕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中心思想，逐步形成了一套可以称作“配套改革论”或“市场经济论”的改革理论。它的要点是： ——旧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配置稀缺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不能克服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重大缺陷，因而不可能有效率。把传统体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如果不改变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企图用“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不会奏效的。 ——唯一能够取代行政命令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使经济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作为一个体系，以上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吴敬琏、周小川等（1986～1987）：《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资料编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对改革走向的不同看法，集中地表现于1986年配套改革方案，特别是在当时应否进行价格改革的问题上。 1．“企业改革主线论” 1986年3月，赵紫阳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思路，并且设立“方案办”进行具体的方案设计以后，一部分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他在1986年4月提出了“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的著名论断。【厉以宁（1986）：《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同上书，第3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在非均衡条件下，价格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指望通过价格改革来理顺经济关系不具有现实性。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是：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使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同时，分阶段调整商品比价，最后着手全面的价格～工资体系的改革。” 【厉以宁（1987）：《关于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的进一步说明——1987年6月2日在“国民经济管理学”课程结束前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各班干部专修班学员所提问题的回答》，同上书，第15页。】由此，他提出的改革顺序是“绕过价格改革，先进行所有制改革” （《金融时报》，1988年1月18日），《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所有制改革以后，再进行价格改革》（《理论信息报》，1986年11月3日；《金融时报》，1987年12月3日）他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的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公有制形式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一次谈话》，载《金融时报》，1987年12月3日】这种意见在1986年的讨论中起初处于劣势，10月以后为国务院领导人所接受，并在1987～1988年期间得到实施。 反对“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大型国有企业首都钢铁公司的领导者。他们以首钢经济研究所的名义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首都钢铁公司经济研究所1986年印发的一份材料（打印稿） 】 2．“整体协调改革论” 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论”的学术派别，是在1986年“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等就上书国务院领导提出，“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1985）：《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接着，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许美征等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1985）：《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围绕“七五”前期改革发表了不少论著，围绕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中心思想，逐步形成了一套可以称作“配套改革论”或“市场经济论”的改革理论。它的要点是： ——旧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配置稀缺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不能克服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重大缺陷，因而不可能有效率。把传统体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如果不改变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企图用“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不会奏效的。 ——唯一能够取代行政命令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使经济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作为一个体系，以上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吴敬琏、周小川等（1986～1987）：《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资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