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到底是不是一个必然正常的现象？如果把农民工问题看作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恐怕很难奢望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把这个不太正常的问题，变成一个正常的、科学的、顺利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问题。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归结到农民本身的理由全都是站不住脚的。说农民素质低，解放初期进城农民的素质就高了？他们当时多数是小学毕业。现在农民工一般都是初中生、高中生。农民进城，当城市居民其实并不困难，关键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太低了，跟农民工的素质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根本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关键在于政府。现在靠市场经济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恐怕不行。地方政府最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能够做到像农民工出身的张全收那样看待农民工。地方政府既有权力，又有资源，怎么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应该从张全收的例子中好好考虑。政府的问题不解决，短期内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不了。
刘应杰（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目前，我国农民转移就业基本上是一种自发性的、无序化的模式。主要通过依靠亲戚朋友、农村的乡邻，传帮结带介绍来就业。个体农民在千变万化的就业市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孤立的、单个的农民，彼此缺少联系，缺乏组织化，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创新一种新的就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全收所创造的经验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种有益的探索。把过去自发性、农民无序化的流动转变成为有组织、有序化的方式。
农民劳动力转移，可以定单化培训，公司化管理，通过规范化的劳务公司来介绍就业、组织培训、签定合同、保障权益。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正规化和有序化。建立农民工就业这种新的方式、新的模式，实现农民工就业和权益的有效保障，应该说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由之路。
今后在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权益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减少自发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不断地提高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和水平。同时，可以通过公司化的模式，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到底是不是一个必然正常的现象？如果把农民工问题看作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恐怕很难奢望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把这个不太正常的问题，变成一个正常的、科学的、顺利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问题。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归结到农民本身的理由全都是站不住脚的。说农民素质低，解放初期进城农民的素质就高了？他们当时多数是小学毕业。现在农民工一般都是初中生、高中生。农民进城，当城市居民其实并不困难，关键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太低了，跟农民工的素质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根本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关键在于政府。现在靠市场经济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恐怕不行。地方政府最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能够做到像农民工出身的张全收那样看待农民工。地方政府既有权力，又有资源，怎么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应该从张全收的例子中好好考虑。政府的问题不解决，短期内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不了。
刘应杰（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目前，我国农民转移就业基本上是一种自发性的、无序化的模式。主要通过依靠亲戚朋友、农村的乡邻，传帮结带介绍来就业。个体农民在千变万化的就业市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孤立的、单个的农民，彼此缺少联系，缺乏组织化，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创新一种新的就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全收所创造的经验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种有益的探索。把过去自发性、农民无序化的流动转变成为有组织、有序化的方式。
农民劳动力转移，可以定单化培训，公司化管理，通过规范化的劳务公司来介绍就业、组织培训、签定合同、保障权益。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正规化和有序化。建立农民工就业这种新的方式、新的模式，实现农民工就业和权益的有效保障，应该说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由之路。
今后在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权益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减少自发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不断地提高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和水平。同时，可以通过公司化的模式，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