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把难民称为人口强制迁移的一种社会现象。难民的实质是“由于天灾、人祸、种族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政治迫害、阶级剥削、国界变更，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辗转流徙，沦落他乡，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①”。简而言之，难民是社会个体因个人无法抗拒的因素的影响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的人。在这些因素中，战争和自然灾害是最主要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种种的灾难，在广东还使大量曾安居乐业的民众成了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由于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受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难侨。所以在抗战期间广东许多城乡都有难民的出现，经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尤以广州市、广州湾（今湛江市区）、江门市等地的难民、难侨数量较多。 一、广东难民（包括难侨、灾民）的由来 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内，日军虽未对广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但是却利用其优势空军对广东城乡实施狂轰滥炸。日军轰炸广州，造成数十万市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难民、灾民。据不完全统计，广州6家收容所收容的难民和灾民数量有4128人，这些是政府收容的人数，没有被收容的数字肯定要大得多。广州市社会局于1938年6月12日统计收容市区被炸难民资料显示，自5月28日日机轰炸至今，本月1日收容黄沙流庆新街、连庆新街两灾区153人，德宣区惠胜里灾区11人，小北区灾区41人，合计205人；2日收容德宣区后楼房、吉中里灾区69人，黄沙区连庆街及大东区北横街兆福新街等灾区59人，小北洪圣庙黄华路华盖路等灾区69人，合计149人；3日德宣区与隆东灾区12人，黄沙区兆福新街、流庆新街、北横街、连庆新街等灾区45人。②1938年4月19日，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东分会决定收容遇炸区难民。据统计，在广州已设有难民收容所6间，除有家可归及可介绍职业者尽量疏散外，目前尚有留所难民1600多人。③1938年7月25日，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又以本市各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多人，除一小部分系各战区逃难来省者外，其余2000多人均属本市被炸灾区市民。④ 在广州湾（今湛江市区，下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广州、海口、香港等中国南部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之后，偏安一隅的广州湾成为人们逃避战火的地方，各地难民相继涌入，一时人口猛增。1936年广州湾总人口为30万，1942年增加到60万，其中市区赤坎从3万余人增到8万余人，西营从2万增到3万余人，其他圩镇乡村如坡头、湖光、东海岛和硇洲岛等地也一时人满为患⑤。1943年2月，雷州半岛沦陷，日本军队“和平进驻”广州湾。1945年3月，日军强行全面接管广州湾。战火烧至，全湾共有8万多人外迁。1946年，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后成立湛江市政府。是年统计，湛江市有38771户，270574人⑥。这其中30万人左右的差额，大部分应视为难民。涌入广州湾的难民主要来自几个地方：一是北部湾、雷州湾沿岸市镇及雷州半岛各县；二是海南岛；三是广州、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亚一部分。1939年1月，海南岛沦陷，从琼崖逃难到广州湾的人口达5万之众。⑦这是第一批进入广州湾的难民。1939年11月中旬，日军在钦防沿海登陆，入侵钦廉、桂南，北部湾沿岸的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等地难民相继涌入广州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香港沦陷。原来因广州沦陷而逃难到香港的广州和粤中的难民，会同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香港，南下广州湾寻求庇护。与此同时，东南亚一带的侨胞也有部分选择广州湾驻足。这一时期，穗、港、澳约有12万居民逃难到广州湾。⑧ 由香港回内地的难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香港。日军开始征收香港、九龙的粮食和各种战时物质，实行“以战养战”，并转运其他地区配给，使香港粮食严重短缺。为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占领当局颁布了华人“疏散”方案，并由民治部成立“归乡委员会”（后改称“归乡指导委员会”），以劝谕、利诱、甚至威逼等方法逼使居民尤其是原广东难民离港返乡⑨。当时香港居民离港逃难的路线主要有四条：①由九龙经深圳进入内地；②雇船到澳门转内地；③从油麻地码头坐船到广州；④雇船经广州湾（今湛江）进入广西。这些难民绝大多数隶籍广东，多数经广州回乡。加上广州与各县市的交通也不顺畅，很大一部分难民滞留广州。到1942年1月31日止，在广州市难民总数为79419人⑩。据统计，从香港沦陷到1942年2月4日止，由香港回内地的难民达46万人，截止3月31日，从香港进入内地难民达52.8万人。 在江门市，大规模出现灾民和难民是在1942年至1943年间，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完全中断，人民生活无着；二是1941年以后，连年发生水灾、旱灾，特别是1943年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出现严重的粮荒；三是日伪军大规模的抢掠，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等等，导致大量的难民和灾民。刘达之在《抗战八年的台山》这样记述当年的情景：“收容难童的天主教堂美国神父办的难童救济院，天天都挑出一担又一担被收容后死亡的童尸。根据广东省振济会的统计资料，1939年2月至1943年10月，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赤溪收容难民7389人。在此次调研中统计出江门市在抗战期间的难民数是240515人（不含难侨数），灾民146625人。 难侨的形成。江门五邑华侨众多，1939年3月，江门、新会沦陷，不少平民为躲避日军侵略（俗称“走日本”）逃往港澳，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量五邑人又逃回江门。又因江门是连接港澳与内地的重要水上通道，有些不是江门籍的国人，也路经江门返回内地，使难侨的人数有几十万之多。 二、广东难民（包括难侨、灾民）的救济与遣送 广东难民（包括难侨、灾民）的数量，从战时与战后对他们的救济与遣送已可见一斑。 广东省赈济会对难民的救济。由于出现大量的难民，1939年12月，广东省赈济会在广州湾设立办事处，每月拨4万元救济金进行难民救济。 在大量难侨归国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下令各级做好难侨接待工作，新会（江门镇）、开平、台山在位于主要交通要道的乡镇，当时有来往港澳的客船，是难侨回国的必经通道，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难侨接待站。1942年1月，广东省政府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并在广州湾设立救侨办事处，接济进入广州湾的难侨。 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对难民的接送。本省难民，为避日军而流川、滇、黔、桂者为数亦众。在日军败降后，他们纷纷经梧州返粤，由于当时梧州尚未有接运难民之机构，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于1945年12月1日设立西江难民输送站于梧州，接运自川、滇、黔、桂诸省返粤或经粤转程之难民。经洽请广西分署在梧州成立难民转运站，接办广东分署西江难民输送业务，后于1946年6月12日将该站撤销。该站共输送难民6766人。其后经此路入粤之本省籍或外省籍难民，均经分别遣送。上述外省过境之流离人民，经广东分署遣送者8381人；本省籍难民经遣送者54915人；共计63296人。 战后滞粤之台籍难民共15712人，计留广州者3924人，留湛江市者3644人。广东分署于1946年5月间，先后自广州分次送台胞返籍。至1946年10月10日止，全部留粤台胞15712人之遣送工作，即告完成。 零星侨胞及外侨之遣送。1946年3月至10月间，零星到达请求协助遣送之外籍人士共64人，请求协助返乡之侨胞先后共436人，亦经广东分署分别遣送。
总计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协助难民返乡者共79508人。 三、广东全省难民（包括难侨、灾民）伤亡的不完全统计 由于日军的入侵，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形成了大量的难民，但是究竟有多少难民呢，因时间的久远和资料的不齐全，至今还没有具体、准确的数字。现将此次调研的不完全统计归纳如下： 据1939年2月至1943年10月广东省赈济会各县市局输送站收容所收容难民的人数统计，收容难民的人数总计165326人。1943年广东省各地难民抢救及安置情形：抢救次数97次；难民人数合计9300人。其中男7632人，女668人。其余为男女不明人数。 在此次抗战调研中，广东部分市党史研究室抗战调研课题小组对难民问题进行了调研，反映了抗战期间广东难民的部分情况。据江门市在调研报告中提到，江门五邑华侨众多，1939年3月，江门、新会沦陷，不少平民为躲避日军侵略逃往港澳，《开平明报》记载，五邑人逃往香港2000人。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量五邑人又逃回江门。又因江门是连接港澳与内地的重要水上通道，有些不是江门籍的外地人，也路经江门返回内地。发生难侨的高峰期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至1942年，难侨人数的确认，以1942年《广东省救济归国侨胞统计表》统计收容难侨数是：新会县160140人，台山县20356人，开平县137145人，鹤山县12240人,赤溪县（今台山县赤溪镇）254人，共计330135人。统计表注明，各县救济人数是依据报到的难侨人数累计，其中有路经二县以上而达到目的地者，未经减去。新会（江门镇）、开平当时有来往港澳的客船，是难侨回国的必经通道，存在重复统计的可能。因无法剔除重复数据，江门市的间接人口伤亡中保留了档案中难侨330135人的数据。 在此次抗战调研中，初步统计出广东全省灾民、难民伤亡数，合计2474120人。其中死：665464人；伤：16263人。失踪：35408人；不明：1756985人。具体的见年度表： 从上表中可以见到，由于日军入侵出现的大量难民、难侨中，他们的死、伤、失踪的人数是十分庞大的，尤其是没法分清死、伤中的人数更是如此。但这些数字都是有档案资料为根据的。当然，由于大量的难民、难侨是活动的人群，不间断的流动到各地，在现已统计出来的数字中有重复计算的可能。 四、广东全省难民急剧增加所造成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难民是日本对华侵略造成的。虽然说战争不是产生难民的唯一原因，但战争是产生难民的重要原因，在某些特殊的时段，战争是产生难民的最主要原因。可以这样说，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没有中国全面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难民产生，更不会有这个时期大批难民由于各种原因而伤亡。当然在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现象表现在时间上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波动，呈现出一种曲线变化，在地域上也不是均衡的，如广东，某些地区产生的难民很多，而另一些地方则可能寥寥无几。在不同时期，可能这一区域的难民人数众多，而在另外的地方则可能难民极少。在抗战期间由于全省的难民急剧增加而对广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日军的入侵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和广东的社会生产力，造成物质财产的重大损失，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抗战，又要对难民进行安置，使政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安置和救济难民加大了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出，其结果势必影响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战争中，普通民众总是弱者，付出的牺牲最多，而难民更是弱者中的弱势群体。难民转辗流离，风餐露宿，体质急速下降。在对其进行安置和救济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造成疾病蔓延，危害民众的健康。而由于战乱的原因，当时无法控制流行病的蔓延，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的生产力受到摧残，加剧本地的贫困化。 在战争条件下，在难民的逃难路上，寻找食物以果腹仍然是人们每天必须的工作。但是对难民来说，他们的食物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多，造成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在难民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物价上涨的幅度相对都较大。而物价的迅速上涨，结果是使民众的生活更加难以维持。 在较长一段时间，关于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的研究虽然有所进展，但在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上，真正有较大价值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关于难民伤亡的专文可以说还没有，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②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③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④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⑤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见《列强在中国的租界》47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4月版。 ⑥《湛江市志》（上），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第304页。 ⑦原载1940年《民锋半月刊》第二期，《湛江文史》第22期99～101页，湛江市政协文史委2003年编。 ⑧《湛江市志》（上），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第304页。 ⑨《侨民归乡近四十万 茶楼仍多乞丐混迹》，香港《华侨日报》1942年2月5日第1张第3版。 ⑩《去月港九归侨 近八万人抵省 省振务分会积极设法收容》，香港《华侨日报》1942年2月4日，第1张第3版。 谢永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香港民报出版社1944年版，第20页。 见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业务总报告（节选）（1947年）。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原件存第二历史档案馆 二一32338。 原件存第二历史档案馆 二一32338。 摘自《开平明报》第18卷第89期第19页，1939年2月26日出版，开平市档案馆馆藏，K2.01-529。 救济侨胞人数载于《广东省统计季刊》1942年第1期，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藏，K1484。 此数字为此次调研后统计的。
人口学把难民称为人口强制迁移的一种社会现象。难民的实质是“由于天灾、人祸、种族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政治迫害、阶级剥削、国界变更，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辗转流徙，沦落他乡，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①”。简而言之，难民是社会个体因个人无法抗拒的因素的影响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的人。在这些因素中，战争和自然灾害是最主要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种种的灾难，在广东还使大量曾安居乐业的民众成了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由于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受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难侨。所以在抗战期间广东许多城乡都有难民的出现，经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尤以广州市、广州湾（今湛江市区）、江门市等地的难民、难侨数量较多。 一、广东难民（包括难侨、灾民）的由来 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内，日军虽未对广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但是却利用其优势空军对广东城乡实施狂轰滥炸。日军轰炸广州，造成数十万市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难民、灾民。据不完全统计，广州6家收容所收容的难民和灾民数量有4128人，这些是政府收容的人数，没有被收容的数字肯定要大得多。广州市社会局于1938年6月12日统计收容市区被炸难民资料显示，自5月28日日机轰炸至今，本月1日收容黄沙流庆新街、连庆新街两灾区153人，德宣区惠胜里灾区11人，小北区灾区41人，合计205人；2日收容德宣区后楼房、吉中里灾区69人，黄沙区连庆街及大东区北横街兆福新街等灾区59人，小北洪圣庙黄华路华盖路等灾区69人，合计149人；3日德宣区与隆东灾区12人，黄沙区兆福新街、流庆新街、北横街、连庆新街等灾区45人。②1938年4月19日，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东分会决定收容遇炸区难民。据统计，在广州已设有难民收容所6间，除有家可归及可介绍职业者尽量疏散外，目前尚有留所难民1600多人。③1938年7月25日，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又以本市各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多人，除一小部分系各战区逃难来省者外，其余2000多人均属本市被炸灾区市民。④ 在广州湾（今湛江市区，下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广州、海口、香港等中国南部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之后，偏安一隅的广州湾成为人们逃避战火的地方，各地难民相继涌入，一时人口猛增。1936年广州湾总人口为30万，1942年增加到60万，其中市区赤坎从3万余人增到8万余人，西营从2万增到3万余人，其他圩镇乡村如坡头、湖光、东海岛和硇洲岛等地也一时人满为患⑤。1943年2月，雷州半岛沦陷，日本军队“和平进驻”广州湾。1945年3月，日军强行全面接管广州湾。战火烧至，全湾共有8万多人外迁。1946年，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后成立湛江市政府。是年统计，湛江市有38771户，270574人⑥。这其中30万人左右的差额，大部分应视为难民。涌入广州湾的难民主要来自几个地方：一是北部湾、雷州湾沿岸市镇及雷州半岛各县；二是海南岛；三是广州、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亚一部分。1939年1月，海南岛沦陷，从琼崖逃难到广州湾的人口达5万之众。⑦这是第一批进入广州湾的难民。1939年11月中旬，日军在钦防沿海登陆，入侵钦廉、桂南，北部湾沿岸的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等地难民相继涌入广州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香港沦陷。原来因广州沦陷而逃难到香港的广州和粤中的难民，会同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香港，南下广州湾寻求庇护。与此同时，东南亚一带的侨胞也有部分选择广州湾驻足。这一时期，穗、港、澳约有12万居民逃难到广州湾。⑧ 由香港回内地的难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香港。日军开始征收香港、九龙的粮食和各种战时物质，实行“以战养战”，并转运其他地区配给，使香港粮食严重短缺。为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占领当局颁布了华人“疏散”方案，并由民治部成立“归乡委员会”（后改称“归乡指导委员会”），以劝谕、利诱、甚至威逼等方法逼使居民尤其是原广东难民离港返乡⑨。当时香港居民离港逃难的路线主要有四条：①由九龙经深圳进入内地；②雇船到澳门转内地；③从油麻地码头坐船到广州；④雇船经广州湾（今湛江）进入广西。这些难民绝大多数隶籍广东，多数经广州回乡。加上广州与各县市的交通也不顺畅，很大一部分难民滞留广州。到1942年1月31日止，在广州市难民总数为79419人⑩。据统计，从香港沦陷到1942年2月4日止，由香港回内地的难民达46万人，截止3月31日，从香港进入内地难民达52.8万人。 在江门市，大规模出现灾民和难民是在1942年至1943年间，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完全中断，人民生活无着；二是1941年以后，连年发生水灾、旱灾，特别是1943年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出现严重的粮荒；三是日伪军大规模的抢掠，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等等，导致大量的难民和灾民。刘达之在《抗战八年的台山》这样记述当年的情景：“收容难童的天主教堂美国神父办的难童救济院，天天都挑出一担又一担被收容后死亡的童尸。根据广东省振济会的统计资料，1939年2月至1943年10月，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赤溪收容难民7389人。在此次调研中统计出江门市在抗战期间的难民数是240515人（不含难侨数），灾民146625人。 难侨的形成。江门五邑华侨众多，1939年3月，江门、新会沦陷，不少平民为躲避日军侵略（俗称“走日本”）逃往港澳，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量五邑人又逃回江门。又因江门是连接港澳与内地的重要水上通道，有些不是江门籍的国人，也路经江门返回内地，使难侨的人数有几十万之多。 二、广东难民（包括难侨、灾民）的救济与遣送 广东难民（包括难侨、灾民）的数量，从战时与战后对他们的救济与遣送已可见一斑。 广东省赈济会对难民的救济。由于出现大量的难民，1939年12月，广东省赈济会在广州湾设立办事处，每月拨4万元救济金进行难民救济。 在大量难侨归国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下令各级做好难侨接待工作，新会（江门镇）、开平、台山在位于主要交通要道的乡镇，当时有来往港澳的客船，是难侨回国的必经通道，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难侨接待站。1942年1月，广东省政府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并在广州湾设立救侨办事处，接济进入广州湾的难侨。 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对难民的接送。本省难民，为避日军而流川、滇、黔、桂者为数亦众。在日军败降后，他们纷纷经梧州返粤，由于当时梧州尚未有接运难民之机构，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于1945年12月1日设立西江难民输送站于梧州，接运自川、滇、黔、桂诸省返粤或经粤转程之难民。经洽请广西分署在梧州成立难民转运站，接办广东分署西江难民输送业务，后于1946年6月12日将该站撤销。该站共输送难民6766人。其后经此路入粤之本省籍或外省籍难民，均经分别遣送。上述外省过境之流离人民，经广东分署遣送者8381人；本省籍难民经遣送者54915人；共计63296人。 战后滞粤之台籍难民共15712人，计留广州者3924人，留湛江市者3644人。广东分署于1946年5月间，先后自广州分次送台胞返籍。至1946年10月10日止，全部留粤台胞15712人之遣送工作，即告完成。 零星侨胞及外侨之遣送。1946年3月至10月间，零星到达请求协助遣送之外籍人士共64人，请求协助返乡之侨胞先后共436人，亦经广东分署分别遣送。
总计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协助难民返乡者共79508人。 三、广东全省难民（包括难侨、灾民）伤亡的不完全统计 由于日军的入侵，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形成了大量的难民，但是究竟有多少难民呢，因时间的久远和资料的不齐全，至今还没有具体、准确的数字。现将此次调研的不完全统计归纳如下： 据1939年2月至1943年10月广东省赈济会各县市局输送站收容所收容难民的人数统计，收容难民的人数总计165326人。1943年广东省各地难民抢救及安置情形：抢救次数97次；难民人数合计9300人。其中男7632人，女668人。其余为男女不明人数。 在此次抗战调研中，广东部分市党史研究室抗战调研课题小组对难民问题进行了调研，反映了抗战期间广东难民的部分情况。据江门市在调研报告中提到，江门五邑华侨众多，1939年3月，江门、新会沦陷，不少平民为躲避日军侵略逃往港澳，《开平明报》记载，五邑人逃往香港2000人。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量五邑人又逃回江门。又因江门是连接港澳与内地的重要水上通道，有些不是江门籍的外地人，也路经江门返回内地。发生难侨的高峰期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至1942年，难侨人数的确认，以1942年《广东省救济归国侨胞统计表》统计收容难侨数是：新会县160140人，台山县20356人，开平县137145人，鹤山县12240人,赤溪县（今台山县赤溪镇）254人，共计330135人。统计表注明，各县救济人数是依据报到的难侨人数累计，其中有路经二县以上而达到目的地者，未经减去。新会（江门镇）、开平当时有来往港澳的客船，是难侨回国的必经通道，存在重复统计的可能。因无法剔除重复数据，江门市的间接人口伤亡中保留了档案中难侨330135人的数据。 在此次抗战调研中，初步统计出广东全省灾民、难民伤亡数，合计2474120人。其中死：665464人；伤：16263人。失踪：35408人；不明：1756985人。具体的见年度表： 从上表中可以见到，由于日军入侵出现的大量难民、难侨中，他们的死、伤、失踪的人数是十分庞大的，尤其是没法分清死、伤中的人数更是如此。但这些数字都是有档案资料为根据的。当然，由于大量的难民、难侨是活动的人群，不间断的流动到各地，在现已统计出来的数字中有重复计算的可能。 四、广东全省难民急剧增加所造成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难民是日本对华侵略造成的。虽然说战争不是产生难民的唯一原因，但战争是产生难民的重要原因，在某些特殊的时段，战争是产生难民的最主要原因。可以这样说，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没有中国全面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难民产生，更不会有这个时期大批难民由于各种原因而伤亡。当然在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现象表现在时间上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波动，呈现出一种曲线变化，在地域上也不是均衡的，如广东，某些地区产生的难民很多，而另一些地方则可能寥寥无几。在不同时期，可能这一区域的难民人数众多，而在另外的地方则可能难民极少。在抗战期间由于全省的难民急剧增加而对广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日军的入侵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和广东的社会生产力，造成物质财产的重大损失，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抗战，又要对难民进行安置，使政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安置和救济难民加大了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出，其结果势必影响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战争中，普通民众总是弱者，付出的牺牲最多，而难民更是弱者中的弱势群体。难民转辗流离，风餐露宿，体质急速下降。在对其进行安置和救济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造成疾病蔓延，危害民众的健康。而由于战乱的原因，当时无法控制流行病的蔓延，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的生产力受到摧残，加剧本地的贫困化。 在战争条件下，在难民的逃难路上，寻找食物以果腹仍然是人们每天必须的工作。但是对难民来说，他们的食物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多，造成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在难民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物价上涨的幅度相对都较大。而物价的迅速上涨，结果是使民众的生活更加难以维持。 在较长一段时间，关于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的研究虽然有所进展，但在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上，真正有较大价值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关于难民伤亡的专文可以说还没有，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②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③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④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⑤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见《列强在中国的租界》47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4月版。 ⑥《湛江市志》（上），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第304页。 ⑦原载1940年《民锋半月刊》第二期，《湛江文史》第22期99～101页，湛江市政协文史委2003年编。 ⑧《湛江市志》（上），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第304页。 ⑨《侨民归乡近四十万 茶楼仍多乞丐混迹》，香港《华侨日报》1942年2月5日第1张第3版。 ⑩《去月港九归侨 近八万人抵省 省振务分会积极设法收容》，香港《华侨日报》1942年2月4日，第1张第3版。 谢永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香港民报出版社1944年版，第20页。 见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业务总报告（节选）（1947年）。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原件存第二历史档案馆 二一32338。 原件存第二历史档案馆 二一32338。 摘自《开平明报》第18卷第89期第19页，1939年2月26日出版，开平市档案馆馆藏，K2.01-529。 救济侨胞人数载于《广东省统计季刊》1942年第1期，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藏，K1484。 此数字为此次调研后统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