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寂寞生前身后名”,这句话用在佩索阿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生前只是外贸公司的文书兼翻译,默默无闻,逝世后文名渐起,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进入西方评论家的视线。如今他已被认为是“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杰出的经典作家”、“最为动人的”和“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作家。布鲁姆在他的名作《西方正典》中,将佩索阿同聂鲁达、博尔赫斯并列,认为他们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佩索阿不仅是大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这里的散文,专指那些类似随笔的文学性散文(不包括他的笔记、政论或学术性文章),其中最受评论家关注、最为他本人珍爱的是他晚期的随笔。众所周知,佩索阿喜用不同的“托名”(heteronym)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品,借以造成一种异于作者本人的“间离化”效果,不过这主要是他早中期的写作方式。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还在使用托名进行创作,可他已不惮于自我个性的展现,不再像先前那样刻意地去隐藏自己。他曾借《惶然录》中索阿雷斯(Soares)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散文的青睐: 散文能容纳一切艺术,部分是因为语言能容纳整个世界,部分是因为散文语言不受拘牵、为表达及思考提供了一切可能。通过转换,我们可以在散文中呈现一切:比如色彩、形体,在绘画里,却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内在的空间可言;比如节奏,在音乐里,同样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不具有什么外在的形式,更不用说什么“第二形体”的观念了;比如结构,在建筑师那里,必须依托于一些给定的、实在的外物,而我们这些散文作者,需要的只是节奏、停顿、承续和流变;比如现实,雕刻家必须毫不含糊地将它置于这个世界,却又不能营造一种幻变的氛围;当然,还有诗歌,可诗人之于诗歌,犹如一个刚刚加入秘密团体的初级会员,他终究是规则和仪式的仆役――纵然他甘心如此。 诚如佩索阿的研究者理查德•载尼仕所言:“晚期的佩索阿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自我灵魂的探索上,而不是在技法的创新上;他语气紧迫,急于袒露心声,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他试图直抵问题的核心,探测他灵魂的深度,散文成为他首选的文体。”因此,要想更好地了解佩索阿的内心世界,最佳的途径就是阅读他后期的散文。可佩索阿作品庞杂无序,整理出版十分费时耗力,现已出版的后期散文除《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之外,只有这本新发现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了。幸运的是,佩索阿身后还有像载尼仕这样孜孜不倦、热情不减的研究者。载尼仕现居里斯本,是佩索阿档案中心的研究员,主要从事佩氏作品的整理、编辑和翻译工作。他被公认为是佩索阿最好的译者,其译文准确、流畅,由他翻译的《佩索阿诗选》(�Fernando Pessoa & Co.: Selected Poems�)荣获1999年美国笔会诗歌翻译奖,而经他整理翻译的《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现已列入企鹅经典图书系列。可以说,佩索阿的作品能在西方广为传阅,载尼仕功不可没。《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便是他最新发现的一部佩索阿散文遗作,文稿的葡文版于1999年出版,而英文版直到2005年才得以面世。 这是佩索阿的最后一部托名之作,自叙者是一个名为特维的男爵(The Baron of Teive)。他出身贵族,却一心想做个斯多葛学派信徒,因作品断不成章、受不住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折磨,而尽毁手稿、走上绝路。这是他的遗书,也是他唯一的手稿。男爵言辞滞顿;常常是一言未结又另起一言。他语调沉痛;不时出现的破折号,俨然是他上路前的嗫嚅之词。全书虽然是散文的形制,却富有诗歌的质素,辞约意丰,或许称之为散文诗或诗化散文更为合适。除正标题“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副标题“特维男爵唯一的手稿”和“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三个标题也正是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展现的是自述者在人生信念(斯多葛主义)、社会身份(贵族)和艺术创作(片断)上的三重困境。佩索阿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痛而不泣的口吻,展现了自叙者盘杂纠结的内心活动。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把开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二、斯多葛•贵族•片断 正标题中的“Education”(受教)一词,意在表明这位斯多葛信徒尚在苦修当中。然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一位恬淡寡欲、幸福自得的智者,而是一个内心苦闷、厌弃生活的绝望者:“我抵至了空虚的顶点,获得了虚无的盈满。”他试图用斯多葛哲学指导自己的言行。众所周知,斯多葛学派的座右铭是“遵从自然生活”。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的说法,这里的“自然”有两层意思。广义上来讲,是指自然律或宇宙法则,即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间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的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于万物当中,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主宰者和维系者;个体的得失荣辱、悲喜祸福,与宇宙秩序无涉。男爵深谙此理。尽管生活已令他厌倦至极,可他并不怨天尤人,并没有对自己的不幸作任何形而上学或社会学上的附会:“心智的尊严体现在它敢于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承认自身之外尚有现实存在。必须承认――不管我们沮丧与否――自然界的法则并不屈从于我们的意志;世界独立自存,它不随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我们自感悲伤,这无关乎星体的道德,跟此刻从我们窗前走过的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从狭义上来说,“自然”指的是人的理性。斯多葛学派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情感是灵魂受扰的表现,是一种疾病;只有让情感听命于理性,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符合宇宙的自然律。男爵犯难了。他敏感多愁,是个性情中人,根本做不到彻底的理性。母亲离世后,他起初是头晕目眩,继而焦虑烦闷,以致感觉生活是彻底的无聊;门廊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妪,能让他的心随即融化;路上一个脏兮兮的孩子能照得他胸膛发亮,甚至一阵微风都能搅动他的灵魂。他感同身受的脾性尤其体现在他对旁人痛苦的反应上:� 人类最微妙的痛楚――纵然稍稍念及――都会让我焦躁难过,无法专注于自身。……我们不能没有感觉,正如我们不能不走 佩索阿和他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路。……自从我记事起,我就怀着崇高的感情,感受着人世的痛苦、不义和悲惨,正如一个身残者眼看着有人溺水,纵然他膂力过人,终究还是束手无策。别人的痛苦,在我眼里不只是简单的痛苦。眼看着别人受苦,我很痛苦;知道别人的苦痛已无药可治,我很痛苦;希望替人减轻苦痛,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可治,因此并不感觉自己有多么崇高(这样的崇高是无益的)――这份自知也令我痛苦。 如此强烈的同情心,无疑犯了斯多葛学派的大忌。斯多葛哲学认为爱邻如己、体恤别人并不是有德的表现;真正的道德乃是秉持理性,摒斥一切情感。男爵想平息心中那“情感的暴动”,可这不过是枉费心力。情感,他无法抗拒。“生活,不能依靠理性。……只要智力存在,生活便没有可能。”理性与情感的双向牵扯,让他处于痛苦的犹疑当中。 第一个副标题中的“男爵”一词,凸显的是自叙者的社会身份,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贵族生活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想摆脱自己的贵族身份。这也许是受了斯多葛学派平等观的影响:即在人类一体的世界主义观念中,人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相同的类,都同受自然律的支配,都具有自然赋予的理性。他生性腼腆,不善交际,可迫于男爵的身份,不得不应付上流社会无聊的应酬。他个性胆怯,无意格斗,可出于对贵族风尚的尊重,只好接受同僚的邀请。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将贵族的身份和荣誉完全抛于脑后,“我可以对贵族血统或社会地位这些无味的概念一笑置之,可要把它们彻底忘记,我从来都做不到。它们像是代表了我与生俱来的怯懦,我讨厌它们,与之顽抗,可它们用一堆死结缠住了我的心智和意志。”遇事不顺、心情不快之时,他会莫名地感到像是“自己受了冒犯,像是受到了底下人的侮辱,像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侍从突然对我顶撞”。言下之意是:主仆有别,怎能以下犯上?其骨子里的贵族偏见不言自明。身为男爵,虽有烦恼,可毕竟享有普通人所不及的优越感。是做贵族,还是做庶民,这让他决绝不下。
“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这是本书的另一个副标题,可以看成是男爵的创作信条。斯多葛学派主张寡欲淡泊、量力而行,要有自知之明,认得清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可男爵偏偏心高气傲,“只要是我看不上眼的、达不到我抱负水平的事情,我都严拒不做。”他矢志要写出一流的文学作品,盼望自己能下笔如流、一气呵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现实中,援笔成章可遇而不可求。写写停停、修改润色本是平常之事,可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一旦文思阻隔,他便将文稿弃置一旁,就此罢手,往后既不续写,也不作任何修改或润饰。然而,对一流作品的向往会驱使他再次提笔,另谋新篇,接下来依然是停顿,写下来的依然是片断。久而久之,他的文稿便成了无数片断的堆积。在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无意进取,意志不坚。倘若我将精力集中于力所能及之事,纵然巨著无望写成,可从这些散篇乱章中,我至少能整理出一些短文。我本可以扒梳出一些结构匀称、完整的篇什,编撰成几本文集。我本可以将笔记中那些零落的词句汇总,那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录,读起来决不会觉得肤浅、乏味。”眼前的那些散篇断章,让他陷入了绝望:“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最终会让我们精疲力竭。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苦修者,我理解他们。他们在灵魂深处意识到了生命的徒劳无益。” 男爵矛盾重重:冰冷的理智与自发的情感之间无休止的对抗、贵族出身的体面和贵族生活的无聊之间的冲突、完美巨著的梦想与碎篇断章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想挣脱,可惜终归徒劳:“一切努力纯是白费,一切谋划均系枉然。……一切动机都令我厌倦至极。”身为斯多葛信徒,他对自身的困境做了一番理性的审视:既是贵族之身,贵族的尊严理应顾及;面对缺憾之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付之一炬,让其彻底消失;至于眼前无望的生活,有一个无奈而又不失明智的办法,即自绝――斯多葛哲学并不反对自杀,当一个人不能坚持理性而过一种有德的生活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行了断。此刻,他神智清醒,毫无念生者那种习见的凄惶与恐惧,而是像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的圣人――那般凛然与淡定:“鞠完躬后,我将短剑――那柄不是用作拼杀的短剑――推进胸膛。”这是绝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三、隐秘的动机 佩索阿惯用托名,按佩索阿本人的说法,这是源于他不正常的心理。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爱用托名,是因为我早就患上了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的歇斯底里,还是歇斯底里与神经衰弱兼有。我怀疑后者更有可能,因为我有严重的‘丧志症’,仅仅是歇斯底里不会是这样的。不管怎样,使用托名是因为我一直喜欢‘人格分解’和‘模仿’。”至于为何要创造男爵这个人物,并让他最终亡于自绝,他不曾做过具体的解释。不过在一篇介绍托名者关系的文章中,他确曾提到索阿雷斯、男爵跟自己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几分相似,却又外化于我。”载尼仕认为,托名是佩索阿驱邪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佩索阿如同一个中了魔的人,他害怕自己会成为像男爵那样的人,需要通过创作来排遣内心的恐惧。不论是佩索阿本人的暗示,还是载尼仕的揣测,都在向读者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在托名者和真正的作者之间,一定有某些暗合之处。 首先,男爵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念念不忘,而佩索阿本人也有着欲罢不能的贵族情结。佩索阿的先辈有贵族的血统,虽然爵位不高,可毕竟是跻身贵族之列。他曾经著文详细描绘自己的家族,声称自己的族姓源自日耳曼语系。1910年,葡萄牙的君主制寿终正寝,贵族这一阶层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佩索阿对随后的共和体制并非热心支持;在不少涉及政治的文字中,不时地流露出对君主制的同情,对贵族生活的好奇贯穿于他写作的始终。在《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的开头,佩索阿杜撰了一篇有关男爵之死的新闻报道,“他系出本地望族之一,其悲剧的结局,令闻者大为惊愕,因为他的品性无可挑剔,人人景仰。”这其中是否也寄寓了作者本人对于贵族生活的向往和叹惜呢?《惶然录》中的索阿雷斯曾发出这样的吁请:“让我们成为内在的贵族。让我们把他从花园客厅里领出,再置入我们的灵魂和存在的意识当中。让我们在对待自己时,也不失礼节和规范,如同对待别人时那样举止谨慎。”这或许也是佩索阿本人的心声吧!纵然做不了现实中的贵族,可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精神世界的贵族。 其次,男爵的文字支离散乱。这不仅是男爵作品的外在特点,也是佩索阿手稿一贯的风格。在他身后所留下的文字当中,有数目众多的未完稿。就拿这本新书来说吧,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开始创作的,就连载尼仕也不敢下结论。载尼仕说此书很可能成形于1928年,尽管早在15年之前,佩索阿已有了创作的念头。佩索阿的创作习惯是早早拟定写作计划,却又迟迟不肯动笔,计划只好搁置;好不容易想重拾旧题,待落诸文字之时,偏又冒出新的想法。如此一来,原先的计划只好被更改、延宕或搁置,停停续续,难有完稿之日。男爵认为这是性格使然,主要是他意志薄弱,而佩索阿在给一位法国催眠医生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无疑已经发现了我的弱点:像我这种脾性的,深受伤害的不是感情,也不在智力,而是意志力。这种意志因为我的感情和智力而受害。我极易动感情,从而扰乱了我的意志力;我极端的理性――源于过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将我那易受感情扰动的意志力压制、弱化。这才导致了我的意志缺失和意志倒错。”在一篇评点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的文字里,佩索阿对柯氏的“片断说”深表怀疑,他认为那个神秘的扰客不是旁人,而是柯勒律治本人。因为无论谁提笔创作,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个人的干扰,那个人就是我们自身,即心理学上所谓的“他我”: 《佩索阿诗选》和《惶然录》� 我们人人都在梦中写作,哪怕我们创作时是睁着眼睛。庞洛克来的那个人,那个不可避免的闯入者,造访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使我们不曾有过访客。我们真正想到或感觉到的,我们真正的自己――只要我们试图表达,哪怕只是想对自己说――总会受到那个闯入者致命的侵扰,他就是我们自身。那个来自外界的访客也存于我们内心,比我们自身更为真切。我们一切的所学、所思、所想加在一起,也不如他那么鲜活。 佩索阿的这段文字,解释了男爵文章断篇累积的深层原因――意志不坚,故而无法将那个“他我”拒之门外。 再者,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男爵也和佩索阿颇为相似。前者面对娇小的姑娘,不愿伤害;而在那些身量高大者面前,却又自觉气短。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同异性的交往,“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决心将爱情这一无法解决的难题弃绝。”其实男爵之前几个重要的托名者,对女人的态度大都表现异常。坎波斯觉得只有当情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才对她感觉强烈;卡埃罗对感情心不在焉,在作品中连他心上人的芳名都未曾吐露;而索阿雷斯对感情也是一脸的不屑,认为谈情说爱,那是“无聊中的无聊……为人所爱是无聊的,为人真正所爱,也是无聊的。让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上的累赘,多么无聊!……人活着,却要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和感情,这种活法多么无聊! 你必须对某人有感觉,纵然不是彼此相爱,你还是得表现出一点点爱意作为回报,这是多么无聊!”佩索阿本人也不擅长跟异性相处。关于他的爱情生活,人们知之甚少。他的初恋发生在1920年,当时他已入而立之年,对方是一个年方十九的打字姑娘奥菲利亚,可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告中断。尽管九年后,二人再度相逢,旧情重温,可惜没过多久,佩索阿就感觉不适,精神甚至出现错乱,恋爱关系只好再次终止,他的爱情生活就此终结。随着年岁渐长,他对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恋爱婚娶的情况愈发不满。在给自己的灵友、托名者亨利•莫尔博士(Dr. Henry More)的信中,他曾言及自身在性爱问题上的滞后。莫尔的回复是“没经历过爱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停地敦促佩索阿尽快告别童男之身。莫尔的劝说多多少少反映了佩索阿内心的焦虑。不论是在男爵还是在佩索阿那里,女人都成为了一个问题。 四、结语 有人将佩索阿称为“葡萄牙的莎士比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比较是恰当的。尽管前者是以诗歌名达于身后,后者是以辉煌剧作名显于生前,可他们之间仍有一定的可比性。佩索阿之追攀卡蒙斯,正如莎士比亚之凌越于乔叟。作为各自民族文学之巨擘,他们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说起莎翁人物创作的特点,英国19世纪大批评家赫兹列特曾有一段精彩的点评: 他不像什么人,但又什么人都像。他是最彻底的非自我中心主义者,他没有自身的特点,但别人已有的他都有,别人可能有的他也有。……他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自身,不仅与别人截然不同,也与作者本人不同,似乎他们本来就是活生生的真人,而不是什么虚构的形象。 换言之,莎翁擅长“去个性”,在虚构人物时,能将对象同自己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佩索阿在创作托名人物时,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个人的情绪,这种“融个性”的倾向在像《受教的斯多葛信徒》这样的后期散文中尤为突出。在去世前不久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我没有个性:我已经将我所有的人格分配给那些托名者,我只是他们的文学执行人。现在我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聚集地,他们归属于我。……这简直就是我戏剧化脾性极端化后的结果。我内心的戏剧不是被分成充满动作的几幕,而是被分成一系列的灵魂。”作为最后一部托名之作,《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以它深刻的灵魂意识,折射出佩索阿晚期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韩少功在《惶然录》的译序里,认为佩索阿是“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究诘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这番言语同样适用于这本新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本散文集也会跟《惶然录》一样,成为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又一经典读本。 (梅申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100871)
一、引言 “寂寞生前身后名”,这句话用在佩索阿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生前只是外贸公司的文书兼翻译,默默无闻,逝世后文名渐起,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进入西方评论家的视线。如今他已被认为是“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杰出的经典作家”、“最为动人的”和“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作家。布鲁姆在他的名作《西方正典》中,将佩索阿同聂鲁达、博尔赫斯并列,认为他们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佩索阿不仅是大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这里的散文,专指那些类似随笔的文学性散文(不包括他的笔记、政论或学术性文章),其中最受评论家关注、最为他本人珍爱的是他晚期的随笔。众所周知,佩索阿喜用不同的“托名”(heteronym)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品,借以造成一种异于作者本人的“间离化”效果,不过这主要是他早中期的写作方式。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还在使用托名进行创作,可他已不惮于自我个性的展现,不再像先前那样刻意地去隐藏自己。他曾借《惶然录》中索阿雷斯(Soares)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散文的青睐: 散文能容纳一切艺术,部分是因为语言能容纳整个世界,部分是因为散文语言不受拘牵、为表达及思考提供了一切可能。通过转换,我们可以在散文中呈现一切:比如色彩、形体,在绘画里,却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内在的空间可言;比如节奏,在音乐里,同样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不具有什么外在的形式,更不用说什么“第二形体”的观念了;比如结构,在建筑师那里,必须依托于一些给定的、实在的外物,而我们这些散文作者,需要的只是节奏、停顿、承续和流变;比如现实,雕刻家必须毫不含糊地将它置于这个世界,却又不能营造一种幻变的氛围;当然,还有诗歌,可诗人之于诗歌,犹如一个刚刚加入秘密团体的初级会员,他终究是规则和仪式的仆役――纵然他甘心如此。 诚如佩索阿的研究者理查德•载尼仕所言:“晚期的佩索阿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自我灵魂的探索上,而不是在技法的创新上;他语气紧迫,急于袒露心声,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他试图直抵问题的核心,探测他灵魂的深度,散文成为他首选的文体。”因此,要想更好地了解佩索阿的内心世界,最佳的途径就是阅读他后期的散文。可佩索阿作品庞杂无序,整理出版十分费时耗力,现已出版的后期散文除《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之外,只有这本新发现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了。幸运的是,佩索阿身后还有像载尼仕这样孜孜不倦、热情不减的研究者。载尼仕现居里斯本,是佩索阿档案中心的研究员,主要从事佩氏作品的整理、编辑和翻译工作。他被公认为是佩索阿最好的译者,其译文准确、流畅,由他翻译的《佩索阿诗选》(�Fernando Pessoa & Co.: Selected Poems�)荣获1999年美国笔会诗歌翻译奖,而经他整理翻译的《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现已列入企鹅经典图书系列。可以说,佩索阿的作品能在西方广为传阅,载尼仕功不可没。《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便是他最新发现的一部佩索阿散文遗作,文稿的葡文版于1999年出版,而英文版直到2005年才得以面世。 这是佩索阿的最后一部托名之作,自叙者是一个名为特维的男爵(The Baron of Teive)。他出身贵族,却一心想做个斯多葛学派信徒,因作品断不成章、受不住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折磨,而尽毁手稿、走上绝路。这是他的遗书,也是他唯一的手稿。男爵言辞滞顿;常常是一言未结又另起一言。他语调沉痛;不时出现的破折号,俨然是他上路前的嗫嚅之词。全书虽然是散文的形制,却富有诗歌的质素,辞约意丰,或许称之为散文诗或诗化散文更为合适。除正标题“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副标题“特维男爵唯一的手稿”和“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三个标题也正是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展现的是自述者在人生信念(斯多葛主义)、社会身份(贵族)和艺术创作(片断)上的三重困境。佩索阿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痛而不泣的口吻,展现了自叙者盘杂纠结的内心活动。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把开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二、斯多葛•贵族•片断 正标题中的“Education”(受教)一词,意在表明这位斯多葛信徒尚在苦修当中。然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一位恬淡寡欲、幸福自得的智者,而是一个内心苦闷、厌弃生活的绝望者:“我抵至了空虚的顶点,获得了虚无的盈满。”他试图用斯多葛哲学指导自己的言行。众所周知,斯多葛学派的座右铭是“遵从自然生活”。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的说法,这里的“自然”有两层意思。广义上来讲,是指自然律或宇宙法则,即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间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的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于万物当中,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主宰者和维系者;个体的得失荣辱、悲喜祸福,与宇宙秩序无涉。男爵深谙此理。尽管生活已令他厌倦至极,可他并不怨天尤人,并没有对自己的不幸作任何形而上学或社会学上的附会:“心智的尊严体现在它敢于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承认自身之外尚有现实存在。必须承认――不管我们沮丧与否――自然界的法则并不屈从于我们的意志;世界独立自存,它不随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我们自感悲伤,这无关乎星体的道德,跟此刻从我们窗前走过的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从狭义上来说,“自然”指的是人的理性。斯多葛学派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情感是灵魂受扰的表现,是一种疾病;只有让情感听命于理性,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符合宇宙的自然律。男爵犯难了。他敏感多愁,是个性情中人,根本做不到彻底的理性。母亲离世后,他起初是头晕目眩,继而焦虑烦闷,以致感觉生活是彻底的无聊;门廊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妪,能让他的心随即融化;路上一个脏兮兮的孩子能照得他胸膛发亮,甚至一阵微风都能搅动他的灵魂。他感同身受的脾性尤其体现在他对旁人痛苦的反应上:� 人类最微妙的痛楚――纵然稍稍念及――都会让我焦躁难过,无法专注于自身。……我们不能没有感觉,正如我们不能不走 佩索阿和他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路。……自从我记事起,我就怀着崇高的感情,感受着人世的痛苦、不义和悲惨,正如一个身残者眼看着有人溺水,纵然他膂力过人,终究还是束手无策。别人的痛苦,在我眼里不只是简单的痛苦。眼看着别人受苦,我很痛苦;知道别人的苦痛已无药可治,我很痛苦;希望替人减轻苦痛,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可治,因此并不感觉自己有多么崇高(这样的崇高是无益的)――这份自知也令我痛苦。 如此强烈的同情心,无疑犯了斯多葛学派的大忌。斯多葛哲学认为爱邻如己、体恤别人并不是有德的表现;真正的道德乃是秉持理性,摒斥一切情感。男爵想平息心中那“情感的暴动”,可这不过是枉费心力。情感,他无法抗拒。“生活,不能依靠理性。……只要智力存在,生活便没有可能。”理性与情感的双向牵扯,让他处于痛苦的犹疑当中。 第一个副标题中的“男爵”一词,凸显的是自叙者的社会身份,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贵族生活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想摆脱自己的贵族身份。这也许是受了斯多葛学派平等观的影响:即在人类一体的世界主义观念中,人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相同的类,都同受自然律的支配,都具有自然赋予的理性。他生性腼腆,不善交际,可迫于男爵的身份,不得不应付上流社会无聊的应酬。他个性胆怯,无意格斗,可出于对贵族风尚的尊重,只好接受同僚的邀请。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将贵族的身份和荣誉完全抛于脑后,“我可以对贵族血统或社会地位这些无味的概念一笑置之,可要把它们彻底忘记,我从来都做不到。它们像是代表了我与生俱来的怯懦,我讨厌它们,与之顽抗,可它们用一堆死结缠住了我的心智和意志。”遇事不顺、心情不快之时,他会莫名地感到像是“自己受了冒犯,像是受到了底下人的侮辱,像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侍从突然对我顶撞”。言下之意是:主仆有别,怎能以下犯上?其骨子里的贵族偏见不言自明。身为男爵,虽有烦恼,可毕竟享有普通人所不及的优越感。是做贵族,还是做庶民,这让他决绝不下。
“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这是本书的另一个副标题,可以看成是男爵的创作信条。斯多葛学派主张寡欲淡泊、量力而行,要有自知之明,认得清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可男爵偏偏心高气傲,“只要是我看不上眼的、达不到我抱负水平的事情,我都严拒不做。”他矢志要写出一流的文学作品,盼望自己能下笔如流、一气呵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现实中,援笔成章可遇而不可求。写写停停、修改润色本是平常之事,可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一旦文思阻隔,他便将文稿弃置一旁,就此罢手,往后既不续写,也不作任何修改或润饰。然而,对一流作品的向往会驱使他再次提笔,另谋新篇,接下来依然是停顿,写下来的依然是片断。久而久之,他的文稿便成了无数片断的堆积。在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无意进取,意志不坚。倘若我将精力集中于力所能及之事,纵然巨著无望写成,可从这些散篇乱章中,我至少能整理出一些短文。我本可以扒梳出一些结构匀称、完整的篇什,编撰成几本文集。我本可以将笔记中那些零落的词句汇总,那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录,读起来决不会觉得肤浅、乏味。”眼前的那些散篇断章,让他陷入了绝望:“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最终会让我们精疲力竭。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苦修者,我理解他们。他们在灵魂深处意识到了生命的徒劳无益。” 男爵矛盾重重:冰冷的理智与自发的情感之间无休止的对抗、贵族出身的体面和贵族生活的无聊之间的冲突、完美巨著的梦想与碎篇断章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想挣脱,可惜终归徒劳:“一切努力纯是白费,一切谋划均系枉然。……一切动机都令我厌倦至极。”身为斯多葛信徒,他对自身的困境做了一番理性的审视:既是贵族之身,贵族的尊严理应顾及;面对缺憾之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付之一炬,让其彻底消失;至于眼前无望的生活,有一个无奈而又不失明智的办法,即自绝――斯多葛哲学并不反对自杀,当一个人不能坚持理性而过一种有德的生活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行了断。此刻,他神智清醒,毫无念生者那种习见的凄惶与恐惧,而是像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的圣人――那般凛然与淡定:“鞠完躬后,我将短剑――那柄不是用作拼杀的短剑――推进胸膛。”这是绝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三、隐秘的动机 佩索阿惯用托名,按佩索阿本人的说法,这是源于他不正常的心理。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爱用托名,是因为我早就患上了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的歇斯底里,还是歇斯底里与神经衰弱兼有。我怀疑后者更有可能,因为我有严重的‘丧志症’,仅仅是歇斯底里不会是这样的。不管怎样,使用托名是因为我一直喜欢‘人格分解’和‘模仿’。”至于为何要创造男爵这个人物,并让他最终亡于自绝,他不曾做过具体的解释。不过在一篇介绍托名者关系的文章中,他确曾提到索阿雷斯、男爵跟自己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几分相似,却又外化于我。”载尼仕认为,托名是佩索阿驱邪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佩索阿如同一个中了魔的人,他害怕自己会成为像男爵那样的人,需要通过创作来排遣内心的恐惧。不论是佩索阿本人的暗示,还是载尼仕的揣测,都在向读者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在托名者和真正的作者之间,一定有某些暗合之处。 首先,男爵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念念不忘,而佩索阿本人也有着欲罢不能的贵族情结。佩索阿的先辈有贵族的血统,虽然爵位不高,可毕竟是跻身贵族之列。他曾经著文详细描绘自己的家族,声称自己的族姓源自日耳曼语系。1910年,葡萄牙的君主制寿终正寝,贵族这一阶层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佩索阿对随后的共和体制并非热心支持;在不少涉及政治的文字中,不时地流露出对君主制的同情,对贵族生活的好奇贯穿于他写作的始终。在《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的开头,佩索阿杜撰了一篇有关男爵之死的新闻报道,“他系出本地望族之一,其悲剧的结局,令闻者大为惊愕,因为他的品性无可挑剔,人人景仰。”这其中是否也寄寓了作者本人对于贵族生活的向往和叹惜呢?《惶然录》中的索阿雷斯曾发出这样的吁请:“让我们成为内在的贵族。让我们把他从花园客厅里领出,再置入我们的灵魂和存在的意识当中。让我们在对待自己时,也不失礼节和规范,如同对待别人时那样举止谨慎。”这或许也是佩索阿本人的心声吧!纵然做不了现实中的贵族,可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精神世界的贵族。 其次,男爵的文字支离散乱。这不仅是男爵作品的外在特点,也是佩索阿手稿一贯的风格。在他身后所留下的文字当中,有数目众多的未完稿。就拿这本新书来说吧,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开始创作的,就连载尼仕也不敢下结论。载尼仕说此书很可能成形于1928年,尽管早在15年之前,佩索阿已有了创作的念头。佩索阿的创作习惯是早早拟定写作计划,却又迟迟不肯动笔,计划只好搁置;好不容易想重拾旧题,待落诸文字之时,偏又冒出新的想法。如此一来,原先的计划只好被更改、延宕或搁置,停停续续,难有完稿之日。男爵认为这是性格使然,主要是他意志薄弱,而佩索阿在给一位法国催眠医生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无疑已经发现了我的弱点:像我这种脾性的,深受伤害的不是感情,也不在智力,而是意志力。这种意志因为我的感情和智力而受害。我极易动感情,从而扰乱了我的意志力;我极端的理性――源于过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将我那易受感情扰动的意志力压制、弱化。这才导致了我的意志缺失和意志倒错。”在一篇评点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的文字里,佩索阿对柯氏的“片断说”深表怀疑,他认为那个神秘的扰客不是旁人,而是柯勒律治本人。因为无论谁提笔创作,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个人的干扰,那个人就是我们自身,即心理学上所谓的“他我”: 《佩索阿诗选》和《惶然录》� 我们人人都在梦中写作,哪怕我们创作时是睁着眼睛。庞洛克来的那个人,那个不可避免的闯入者,造访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使我们不曾有过访客。我们真正想到或感觉到的,我们真正的自己――只要我们试图表达,哪怕只是想对自己说――总会受到那个闯入者致命的侵扰,他就是我们自身。那个来自外界的访客也存于我们内心,比我们自身更为真切。我们一切的所学、所思、所想加在一起,也不如他那么鲜活。 佩索阿的这段文字,解释了男爵文章断篇累积的深层原因――意志不坚,故而无法将那个“他我”拒之门外。 再者,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男爵也和佩索阿颇为相似。前者面对娇小的姑娘,不愿伤害;而在那些身量高大者面前,却又自觉气短。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同异性的交往,“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决心将爱情这一无法解决的难题弃绝。”其实男爵之前几个重要的托名者,对女人的态度大都表现异常。坎波斯觉得只有当情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才对她感觉强烈;卡埃罗对感情心不在焉,在作品中连他心上人的芳名都未曾吐露;而索阿雷斯对感情也是一脸的不屑,认为谈情说爱,那是“无聊中的无聊……为人所爱是无聊的,为人真正所爱,也是无聊的。让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上的累赘,多么无聊!……人活着,却要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和感情,这种活法多么无聊! 你必须对某人有感觉,纵然不是彼此相爱,你还是得表现出一点点爱意作为回报,这是多么无聊!”佩索阿本人也不擅长跟异性相处。关于他的爱情生活,人们知之甚少。他的初恋发生在1920年,当时他已入而立之年,对方是一个年方十九的打字姑娘奥菲利亚,可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告中断。尽管九年后,二人再度相逢,旧情重温,可惜没过多久,佩索阿就感觉不适,精神甚至出现错乱,恋爱关系只好再次终止,他的爱情生活就此终结。随着年岁渐长,他对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恋爱婚娶的情况愈发不满。在给自己的灵友、托名者亨利•莫尔博士(Dr. Henry More)的信中,他曾言及自身在性爱问题上的滞后。莫尔的回复是“没经历过爱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停地敦促佩索阿尽快告别童男之身。莫尔的劝说多多少少反映了佩索阿内心的焦虑。不论是在男爵还是在佩索阿那里,女人都成为了一个问题。 四、结语 有人将佩索阿称为“葡萄牙的莎士比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比较是恰当的。尽管前者是以诗歌名达于身后,后者是以辉煌剧作名显于生前,可他们之间仍有一定的可比性。佩索阿之追攀卡蒙斯,正如莎士比亚之凌越于乔叟。作为各自民族文学之巨擘,他们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说起莎翁人物创作的特点,英国19世纪大批评家赫兹列特曾有一段精彩的点评: 他不像什么人,但又什么人都像。他是最彻底的非自我中心主义者,他没有自身的特点,但别人已有的他都有,别人可能有的他也有。……他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自身,不仅与别人截然不同,也与作者本人不同,似乎他们本来就是活生生的真人,而不是什么虚构的形象。 换言之,莎翁擅长“去个性”,在虚构人物时,能将对象同自己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佩索阿在创作托名人物时,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个人的情绪,这种“融个性”的倾向在像《受教的斯多葛信徒》这样的后期散文中尤为突出。在去世前不久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我没有个性:我已经将我所有的人格分配给那些托名者,我只是他们的文学执行人。现在我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聚集地,他们归属于我。……这简直就是我戏剧化脾性极端化后的结果。我内心的戏剧不是被分成充满动作的几幕,而是被分成一系列的灵魂。”作为最后一部托名之作,《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以它深刻的灵魂意识,折射出佩索阿晚期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韩少功在《惶然录》的译序里,认为佩索阿是“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究诘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这番言语同样适用于这本新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本散文集也会跟《惶然录》一样,成为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又一经典读本。 (梅申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