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茅盾，我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个大作家，很少人能将他与“历险”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他经历的险境还不止一次，而且每一次都很惊心动魄。 1927年，病因庐山险被捉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开始北伐。年底，原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自立政府；5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国民党军官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形势越来越险峻。7月8日，茅盾在写完一篇名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的社论后，即辞去了《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工作，当天就与《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民一起转入了地下。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3日，茅盾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去九江找一个人，并交给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抬头支票是指支票上有收款人姓名的一种支票，收款人执此支票，仍须经过铺保或本人有钱存到银行，方可转账。这种支票可确保支票万一遗失，拾者不能取钱)，让他带去交给那人。 和茅盾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他们去九江，是为了在那儿换船回上海。他们乘日本轮“襄阳丸”号抵达九江后，找了个客栈住下，然后，茅盾就去接头地点找人了。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茅盾走进屋里，看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说是中间有一段铁路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也不必再来了。” 茅盾想把支票交给董必武。董必武说：“还是你带到目的地去吧!” 翌日，他们一早动身，下午两三点到达庐山，住进位于半山腰的庐山大旅社。看时候还早，茅盾便打算到离旅社二三里远的牯岭大街打探一下情况，他走着走着，竟然碰到了夏曦。夏对他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去了。” “啊，那南昌就去不了啦!”茅盾十分焦虑地问。 “要不你明天再来找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随后，夏曦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 第二天，茅盾又去找夏曦。夏曦说：“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吧。我也马上要走了。”南下既已无望，茅盾就准备回九江了。不料，晚上茅盾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泻了七八次，第二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此时，山上已无医生，只好吃茶房送来的八卦丹。茅盾在床上一连躺了五天，才稍能起身走动。此时宋云彬他们已回了上海。 8月初的一天，茅盾听人议论“南昌出事了”，便溜出去打听。一出门竟碰到在武汉的同事范志超。她原在武汉国民政府海外部任职，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同志，而且长得也美，所以在武汉三镇可谓大名鼎鼎。 “你怎么还在这里?”范志超惊奇地问，茅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接着又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去你住的地方吧。” 回到旅社后，范志超便把南昌起义的大致情况跟茅盾讲了。茅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党让他去南昌是参加起义的，他却因道路阻塞和生病耽搁在了庐山。 “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要来庐山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昨晚已经上山，他们之中认识你的人很多，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如有什么消息，我会来告诉你的。”范志超在叮嘱了茅盾一番后，就走了。 两天以后，范志超再来，茅盾对她说：“看来南昌我是去不了了，我想回上海去，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张船票?” “好吧，我去想办法。我们就一起走吧，大家也有个照应。”范志超说。 8月中旬，茅盾和范志超一起下山，直接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住的是两人一间的舱房，茅盾觉得有点别扭。见到他那拘束的样子，范志超解释道：“这里不是始发站，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舱房的票，与其同陌生男客在一起，还不如跟你同一间房。” 茅盾担心在上海码头碰到熟人，计划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就只能托范志超带回上海了，范表示同意。第二天下午，船到镇江，茅盾就把自己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了她，随后就上了岸。镇江码头上有军警在盘查过往的旅客。一军警从茅盾身上搜出那张两千元的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便怀疑起来。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军警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那军警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让茅盾走了。 茅盾在镇江站排队上车，正待走进车厢，突然从车厢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朝车厢内一瞥，原来是故友吴开先。茅盾在汉口时，就知道吴开先已投靠了蒋介石，于是，他便没有走进车厢，而是在车厢口站到无锡，就提前下车了。他在无锡某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坐夜车回到上海。 不日，茅盾把支票的事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再由中共地下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做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钱。 1940年，进新疆容易出新疆难 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于日寇之手，时在香港的茅盾，因香港物价飞涨，越来越感到在香港难以立足。此时，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东北同乡、实业家杜重远一再邀请茅盾去新疆，盛世才也给他发采了邀请电。因为盛世才在其执政前期，推行的是“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积极邀请中共党员入疆开展工作。茅盾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决定去新疆了。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在苏联的支持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延安先后派了毛泽民、陈潭秋、邓发、孟一鸣等去新疆工作。时在香港的茅盾也应爱国民主人士、盛世才的东北同乡杜重远之邀，于1939年3月11日举家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与茅盾一家同来的还有张仲实等人。在他们到达迪化时，盛世才还亲自出城20公里迎接。
说到茅盾，我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个大作家，很少人能将他与“历险”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他经历的险境还不止一次，而且每一次都很惊心动魄。 1927年，病因庐山险被捉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开始北伐。年底，原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自立政府；5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国民党军官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形势越来越险峻。7月8日，茅盾在写完一篇名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的社论后，即辞去了《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工作，当天就与《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民一起转入了地下。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3日，茅盾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去九江找一个人，并交给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抬头支票是指支票上有收款人姓名的一种支票，收款人执此支票，仍须经过铺保或本人有钱存到银行，方可转账。这种支票可确保支票万一遗失，拾者不能取钱)，让他带去交给那人。 和茅盾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他们去九江，是为了在那儿换船回上海。他们乘日本轮“襄阳丸”号抵达九江后，找了个客栈住下，然后，茅盾就去接头地点找人了。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茅盾走进屋里，看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说是中间有一段铁路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也不必再来了。” 茅盾想把支票交给董必武。董必武说：“还是你带到目的地去吧!” 翌日，他们一早动身，下午两三点到达庐山，住进位于半山腰的庐山大旅社。看时候还早，茅盾便打算到离旅社二三里远的牯岭大街打探一下情况，他走着走着，竟然碰到了夏曦。夏对他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去了。” “啊，那南昌就去不了啦!”茅盾十分焦虑地问。 “要不你明天再来找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随后，夏曦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 第二天，茅盾又去找夏曦。夏曦说：“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吧。我也马上要走了。”南下既已无望，茅盾就准备回九江了。不料，晚上茅盾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泻了七八次，第二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此时，山上已无医生，只好吃茶房送来的八卦丹。茅盾在床上一连躺了五天，才稍能起身走动。此时宋云彬他们已回了上海。 8月初的一天，茅盾听人议论“南昌出事了”，便溜出去打听。一出门竟碰到在武汉的同事范志超。她原在武汉国民政府海外部任职，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同志，而且长得也美，所以在武汉三镇可谓大名鼎鼎。 “你怎么还在这里?”范志超惊奇地问，茅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接着又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去你住的地方吧。” 回到旅社后，范志超便把南昌起义的大致情况跟茅盾讲了。茅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党让他去南昌是参加起义的，他却因道路阻塞和生病耽搁在了庐山。 “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要来庐山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昨晚已经上山，他们之中认识你的人很多，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如有什么消息，我会来告诉你的。”范志超在叮嘱了茅盾一番后，就走了。 两天以后，范志超再来，茅盾对她说：“看来南昌我是去不了了，我想回上海去，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张船票?” “好吧，我去想办法。我们就一起走吧，大家也有个照应。”范志超说。 8月中旬，茅盾和范志超一起下山，直接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住的是两人一间的舱房，茅盾觉得有点别扭。见到他那拘束的样子，范志超解释道：“这里不是始发站，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舱房的票，与其同陌生男客在一起，还不如跟你同一间房。” 茅盾担心在上海码头碰到熟人，计划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就只能托范志超带回上海了，范表示同意。第二天下午，船到镇江，茅盾就把自己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了她，随后就上了岸。镇江码头上有军警在盘查过往的旅客。一军警从茅盾身上搜出那张两千元的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便怀疑起来。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军警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那军警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让茅盾走了。 茅盾在镇江站排队上车，正待走进车厢，突然从车厢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朝车厢内一瞥，原来是故友吴开先。茅盾在汉口时，就知道吴开先已投靠了蒋介石，于是，他便没有走进车厢，而是在车厢口站到无锡，就提前下车了。他在无锡某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坐夜车回到上海。 不日，茅盾把支票的事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再由中共地下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做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钱。 1940年，进新疆容易出新疆难 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于日寇之手，时在香港的茅盾，因香港物价飞涨，越来越感到在香港难以立足。此时，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东北同乡、实业家杜重远一再邀请茅盾去新疆，盛世才也给他发采了邀请电。因为盛世才在其执政前期，推行的是“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积极邀请中共党员入疆开展工作。茅盾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决定去新疆了。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在苏联的支持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延安先后派了毛泽民、陈潭秋、邓发、孟一鸣等去新疆工作。时在香港的茅盾也应爱国民主人士、盛世才的东北同乡杜重远之邀，于1939年3月11日举家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与茅盾一家同来的还有张仲实等人。在他们到达迪化时，盛世才还亲自出城20公里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