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辨证法》读书报告 通过自然辨证法课程的学习，我逐步地发现科学技术对人类思想的深刻影响。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看，人类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时候，一般对大自然的认识也是朴素简单的，同时唯心主义思想也占据了很长时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有其历史的渊源。从I. 康德于 1755年和P.-S. 拉普拉斯于1796年提出星云说，试图揭示天体演化的历史开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被恩格斯称之为自然科学中彻底动摇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三大发现。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充分展示了整个自然科学从经验到理论、从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说，它依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始于19 世纪40年代。他们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也产生于这一时期。系统地研究、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进行的。在《反杜林论》哲学篇和《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描绘了整个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运用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研究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他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辩证法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研究，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认识的辩证法是客观的辩证法的反映，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提出18世纪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等著名论断。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技术史，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的产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宇宙、自然及自我的认识范围及深度也不断拓展，正如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特别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已经把很多先前认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事情变得成本微乎其微了。从斯诺登曝光的美国全球监控事件来看，未来的信息处理及加工技术也在逐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已经来临，以前认为遥远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慢慢地有空想变为可能。
每个时代的社会都有其独特的变化印迹，自然辩证法也象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本身是科学。科学是让人研究的，而不是要让人供奉起来膜拜的。
它来源于实践，并且随时受着实践的检验。它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实际的行动的指南。它是要使人扩大眼界，活跃思想，而不是要使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它是自然科学的前哨和后卫，并且要不断地从自然科学吸取养料，不断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爱因斯坦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阅读完毕后曾做出这样的评价：“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人类从诞生起，便拥有了两件武器：科技与人文。从最早的钻木取火和刻石凿壁，到现今的计算机技术和日益发达的人文科学和人类文化，人类从中不断受益，并借着这两件武器产生的强大助动力，从茹毛饮血来到了信息时代。两者的作用不言而喻，而两者的关系也就如天平的两端不能偏废，缺一不可。尤其对于现今的形势来说，科技与人文的比翼齐飞更显重要
科技的巨大力量使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也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图腾。对科技的崇拜导致人们对于科技力量的误解，以为享用那些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新科技产品，就能获得莫大的快乐，但事实上，享受科技与获得幸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科技产品的确能够带来感官快乐，但人的幸福观的真正来源还是他本人的人文素养，也就是他所接触的人文文化的熏陶。对于人类的幸福而言，科技与人文，二者缺一不可。关键在于把二者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和位置。如果只重视科技发展，忽视人文建设，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远不止如此，现代机器对人性的异化，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戕害，核子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还有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粮食不足、生态失衡，等等。人类似乎越来越不能在这个数字化的地球上奢谈什么诗意地栖居了，生活中的真善美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了。一切似乎都在应验英国科学家皮尔逊的责难：科学的成长消灭了生活的美和诗意。正是在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的20世纪，人类也品尝到人文失落的苦涩。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的现代都市人，尽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烦恼与焦虑没有丝毫减少，有时反而更多。一些人文学者悲观地预测，人最终将完全臣服于技术。还有未来学家这样描绘将来的人类：四肢由于运动减少而将退化，大脑由于过度思考而异常发达，大脑重量将占到体重的1/3左右，所有的饮食需求将通过一根插到胃部的营养输送管来提供，而人类的双脚将退化成鹰爪状，以便能站在一根钢制的横梁上。
当今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现代科技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娱乐享受，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伴随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消费文化，已经变成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多数大众性娱乐最终会沦落为‘反生活’的东西„„它们最终会导致这样一种世界观：进步就是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平等就是大家都向低的道德水准看齐，自由就是无止境地但又不负责任地追求快乐。”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对片面追求科技发达带来的负效应作了深入
的分析和批判。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科技在不断提供消费可能的同时，也在消耗着人类的生命力，科技让你疲于奔命，科技让你冷漠疏离、抑郁疯狂，科技带来了具有潜在的毁灭人性的危险。”他把科技比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在生活中，为了从科技的重压中解脱出来、逃离开来，我们又求助于科技，要它提供最方便的速成方案。
科技和艺术都包含着人性的因素。从本质上说，科技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都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物质享受更加舒适，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对科学家而言，自然科学是一种人为的事业；对艺术家而言，人文科学是一项为人的事业。
但是吴国林博士认为，当代科技的发展日益表明，仅通过科学文化并不能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发现灵魂——知识时代的人性与诗意》) 。近代以来出现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给人类自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坚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科学精神，还应包括为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奋斗精神。理性精神、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最基本方面。人文精神是指人文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粹部分，而不包含人文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人文精神关注人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而有意义，当今科技发展存在着人性的失落等严重问题，亟需人文关怀。 实现科技的人性化，是当代众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共识。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文学界和大学讲坛的“新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就打出过用“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的旗号。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大力倡导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科学和文化结合起来，使科学人文主义化，进而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他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要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是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协调发展，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
艺术具有教育机能和娱乐机能，但艺术的根本机能是使被现代技术所压抑的人性复归。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关于美》中指出，美是艺术的理念。“艺术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艺术并没有遭到现存技术社会的破坏，反而依靠技术的发展，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非人化倾向，发生着抵抗作用。”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学技术是人化了的科学技术。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主体和对象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技的力量在于取消个别，发现、寻找、重塑一般，而文学艺术正好相反。科技强调实用性，而艺术正是要抵御现实中的这种实用性。科技的发展，使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技术化、秩序化、条理化，而技术化、秩序化、条理化的日常生活毫无新意，使人丧失快乐，是艺术之大敌。文学艺术正是要在技术中挖掘美，在秩序中寻找新意，在标准中塑造个性。在艺术作品中，世界被描绘为人所创造的世界。艺术鉴赏者真正理解艺术作品时，他个人就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他的精神、意志、情感都在审美愉悦中得到熏陶。
吸收了最新科技手段的艺术作品，可以在塑造真与美统一的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个人的人格美，标志着他在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人格是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内在凝聚，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最高体现。好的艺术品，恰恰可以用真善美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感情，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从而弘扬人文理想，为实现科技的人性化发挥更大作用。
《自然辨证法》读书报告 通过自然辨证法课程的学习，我逐步地发现科学技术对人类思想的深刻影响。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看，人类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时候，一般对大自然的认识也是朴素简单的，同时唯心主义思想也占据了很长时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有其历史的渊源。从I. 康德于 1755年和P.-S. 拉普拉斯于1796年提出星云说，试图揭示天体演化的历史开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被恩格斯称之为自然科学中彻底动摇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三大发现。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充分展示了整个自然科学从经验到理论、从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说，它依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始于19 世纪40年代。他们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也产生于这一时期。系统地研究、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进行的。在《反杜林论》哲学篇和《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描绘了整个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运用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研究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他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辩证法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研究，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认识的辩证法是客观的辩证法的反映，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提出18世纪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等著名论断。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技术史，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的产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宇宙、自然及自我的认识范围及深度也不断拓展，正如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特别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已经把很多先前认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事情变得成本微乎其微了。从斯诺登曝光的美国全球监控事件来看，未来的信息处理及加工技术也在逐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已经来临，以前认为遥远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慢慢地有空想变为可能。
每个时代的社会都有其独特的变化印迹，自然辩证法也象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本身是科学。科学是让人研究的，而不是要让人供奉起来膜拜的。
它来源于实践，并且随时受着实践的检验。它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实际的行动的指南。它是要使人扩大眼界，活跃思想，而不是要使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它是自然科学的前哨和后卫，并且要不断地从自然科学吸取养料，不断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爱因斯坦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阅读完毕后曾做出这样的评价：“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人类从诞生起，便拥有了两件武器：科技与人文。从最早的钻木取火和刻石凿壁，到现今的计算机技术和日益发达的人文科学和人类文化，人类从中不断受益，并借着这两件武器产生的强大助动力，从茹毛饮血来到了信息时代。两者的作用不言而喻，而两者的关系也就如天平的两端不能偏废，缺一不可。尤其对于现今的形势来说，科技与人文的比翼齐飞更显重要
科技的巨大力量使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也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图腾。对科技的崇拜导致人们对于科技力量的误解，以为享用那些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新科技产品，就能获得莫大的快乐，但事实上，享受科技与获得幸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科技产品的确能够带来感官快乐，但人的幸福观的真正来源还是他本人的人文素养，也就是他所接触的人文文化的熏陶。对于人类的幸福而言，科技与人文，二者缺一不可。关键在于把二者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和位置。如果只重视科技发展，忽视人文建设，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远不止如此，现代机器对人性的异化，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戕害，核子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还有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粮食不足、生态失衡，等等。人类似乎越来越不能在这个数字化的地球上奢谈什么诗意地栖居了，生活中的真善美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了。一切似乎都在应验英国科学家皮尔逊的责难：科学的成长消灭了生活的美和诗意。正是在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的20世纪，人类也品尝到人文失落的苦涩。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的现代都市人，尽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烦恼与焦虑没有丝毫减少，有时反而更多。一些人文学者悲观地预测，人最终将完全臣服于技术。还有未来学家这样描绘将来的人类：四肢由于运动减少而将退化，大脑由于过度思考而异常发达，大脑重量将占到体重的1/3左右，所有的饮食需求将通过一根插到胃部的营养输送管来提供，而人类的双脚将退化成鹰爪状，以便能站在一根钢制的横梁上。
当今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现代科技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娱乐享受，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伴随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消费文化，已经变成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多数大众性娱乐最终会沦落为‘反生活’的东西„„它们最终会导致这样一种世界观：进步就是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平等就是大家都向低的道德水准看齐，自由就是无止境地但又不负责任地追求快乐。”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对片面追求科技发达带来的负效应作了深入
的分析和批判。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科技在不断提供消费可能的同时，也在消耗着人类的生命力，科技让你疲于奔命，科技让你冷漠疏离、抑郁疯狂，科技带来了具有潜在的毁灭人性的危险。”他把科技比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在生活中，为了从科技的重压中解脱出来、逃离开来，我们又求助于科技，要它提供最方便的速成方案。
科技和艺术都包含着人性的因素。从本质上说，科技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都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物质享受更加舒适，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对科学家而言，自然科学是一种人为的事业；对艺术家而言，人文科学是一项为人的事业。
但是吴国林博士认为，当代科技的发展日益表明，仅通过科学文化并不能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发现灵魂——知识时代的人性与诗意》) 。近代以来出现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给人类自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坚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科学精神，还应包括为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奋斗精神。理性精神、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最基本方面。人文精神是指人文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粹部分，而不包含人文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人文精神关注人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而有意义，当今科技发展存在着人性的失落等严重问题，亟需人文关怀。 实现科技的人性化，是当代众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共识。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文学界和大学讲坛的“新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就打出过用“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的旗号。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大力倡导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科学和文化结合起来，使科学人文主义化，进而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他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要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是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协调发展，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
艺术具有教育机能和娱乐机能，但艺术的根本机能是使被现代技术所压抑的人性复归。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关于美》中指出，美是艺术的理念。“艺术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艺术并没有遭到现存技术社会的破坏，反而依靠技术的发展，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非人化倾向，发生着抵抗作用。”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学技术是人化了的科学技术。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主体和对象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技的力量在于取消个别，发现、寻找、重塑一般，而文学艺术正好相反。科技强调实用性，而艺术正是要抵御现实中的这种实用性。科技的发展，使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技术化、秩序化、条理化，而技术化、秩序化、条理化的日常生活毫无新意，使人丧失快乐，是艺术之大敌。文学艺术正是要在技术中挖掘美，在秩序中寻找新意，在标准中塑造个性。在艺术作品中，世界被描绘为人所创造的世界。艺术鉴赏者真正理解艺术作品时，他个人就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他的精神、意志、情感都在审美愉悦中得到熏陶。
吸收了最新科技手段的艺术作品，可以在塑造真与美统一的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个人的人格美，标志着他在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人格是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内在凝聚，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最高体现。好的艺术品，恰恰可以用真善美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感情，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从而弘扬人文理想，为实现科技的人性化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