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载于今日发行的1810期《作家文摘》 1953年12月27日到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住在杭州。毛走后，与之同来的江青继续留在这里。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由上海发出、写明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的匿名信，看后非常恼火。次日上午，江青约见负责保卫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让他看匿名信。王芳不敢看，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据王芳说，这封信主要涉及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在这次谈话中，江青提出扬帆和覃晓晴两个可疑的人。
江青
对江青来说，扬帆当然可疑。扬帆原名殷杨，1930年代在上海“左联”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对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事及其在生活上的一些传闻比较了解。扬帆后在新四军工作，当时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在得知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后，出于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由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收到报告后，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江结婚没有因此受到妨碍。1949年，江青在苏联疗养时偶遇扬帆，知道他就是过去认识的殷杨，此时在上海公安局工作。
覃晓晴时任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也是1930年代上海的地下党员。覃回忆自己1934年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所以覃晓晴被捕而她没有被捕。粉碎“四人帮”后，覃晓晴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两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王芳与扬帆在华东从事公安工作，与覃晓晴又同在浙江工作，所以王芳告诉江青，他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江青听后神态很不自然，她怀疑王芳也了解她过去那段历史。回京后，江青将匿名信一事报告毛泽东，在毛的支持下，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年轻时的江青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陈毅出席，王芳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上海市文化局原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王芳回忆录》）
毛泽东亲自关注的“18号案”，当时却没有侦破，可见写信者的身份特殊而隐秘。直到1961年，因一件偶然的小事，才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老革命家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林伯渠和夫人朱明
朱明（1917-1961），原名王钧璧，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7年赴延安，1939年加入共产党。整风期间，朱明的反省材料《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以其对自我的严厉鞭笞以及“做无产阶级的牛”的坚定决心而成为当时同类材料的代表作，朱明本身也被认为是被改造好的正面典型。
1943年，已经脱胎换骨的朱明与年长自己33岁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结婚，成为延安的高干夫人之一。1949年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就职于中央组织部，后调到中央纺织工业部监察室。1954年3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朱明，以通过中间人向江青投递匿名信的方式，指控她在上海的政治问题、作风问题。
林伯渠位高望重，是党内“五老”之一，没有人会想到他的夫人是匿名信的作者。1960年林伯渠去世，次年，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遗留问题。经有关部门查对笔迹，确认匿名信为朱明所写。朱明承认后即自杀。1967年，朱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
应当说，覃晓晴1976年12月18日写的材料证据并不充分，与此事关系更密切的另一个人物，农业部原副部长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回忆：“我获悉李云鹤（江青当时的名字）被捕的消息后，就向教联汇报，因为她是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和教联的成员，又是进步的共青团员，组织上决定对她营救。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一个月以后，据李云鹤后来自己说，特务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找到干事钟绍琴，证明她是小沙渡女工补习学校教师，警察才放了她。”
解放前，朱明与江青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对江青的私生活有所耳闻。从朱明后来嫁给林伯渠看，她也有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抱负。延安时期，来自大后方的女青年嫁给高干的有不少，她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为重要干部，但她们在思想感情上，还不能说都达到了理想的革命者的境界。
林伯渠与前妻的女儿林利多年在苏联生活，后来4次为江青服务，两人相处基本正常。在其回忆录中，林利也提到江青收到匿名信一事：
在刘庄还碰到一桩怪事。江青接到一封匿名信，她也给我看了。信的内容对江极尽辱骂之能事，却没有讲任何具体的事实。江青为此和主席通过多次电话，和我也谈过不止一次。据她分析，此信可能是上海的贺子珍所写，但也没有根据。信的笔迹异常拙劣，看来是故意造假，当时没有查出其来历。
林利在写回忆录时，当然知道“18号案件”已破，写信者即其继母朱明。但她没有说明这一点，而且对这封信的内容与字迹都十分鄙视，说明她对朱明没有好感。林利在回忆录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朱明。
（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2期 单世联文）
登载于今日发行的1810期《作家文摘》 1953年12月27日到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住在杭州。毛走后，与之同来的江青继续留在这里。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由上海发出、写明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的匿名信，看后非常恼火。次日上午，江青约见负责保卫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让他看匿名信。王芳不敢看，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据王芳说，这封信主要涉及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在这次谈话中，江青提出扬帆和覃晓晴两个可疑的人。
江青
对江青来说，扬帆当然可疑。扬帆原名殷杨，1930年代在上海“左联”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对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事及其在生活上的一些传闻比较了解。扬帆后在新四军工作，当时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在得知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后，出于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由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收到报告后，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江结婚没有因此受到妨碍。1949年，江青在苏联疗养时偶遇扬帆，知道他就是过去认识的殷杨，此时在上海公安局工作。
覃晓晴时任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也是1930年代上海的地下党员。覃回忆自己1934年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所以覃晓晴被捕而她没有被捕。粉碎“四人帮”后，覃晓晴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两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王芳与扬帆在华东从事公安工作，与覃晓晴又同在浙江工作，所以王芳告诉江青，他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江青听后神态很不自然，她怀疑王芳也了解她过去那段历史。回京后，江青将匿名信一事报告毛泽东，在毛的支持下，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年轻时的江青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陈毅出席，王芳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上海市文化局原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王芳回忆录》）
毛泽东亲自关注的“18号案”，当时却没有侦破，可见写信者的身份特殊而隐秘。直到1961年，因一件偶然的小事，才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老革命家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林伯渠和夫人朱明
朱明（1917-1961），原名王钧璧，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7年赴延安，1939年加入共产党。整风期间，朱明的反省材料《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以其对自我的严厉鞭笞以及“做无产阶级的牛”的坚定决心而成为当时同类材料的代表作，朱明本身也被认为是被改造好的正面典型。
1943年，已经脱胎换骨的朱明与年长自己33岁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结婚，成为延安的高干夫人之一。1949年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就职于中央组织部，后调到中央纺织工业部监察室。1954年3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朱明，以通过中间人向江青投递匿名信的方式，指控她在上海的政治问题、作风问题。
林伯渠位高望重，是党内“五老”之一，没有人会想到他的夫人是匿名信的作者。1960年林伯渠去世，次年，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遗留问题。经有关部门查对笔迹，确认匿名信为朱明所写。朱明承认后即自杀。1967年，朱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
应当说，覃晓晴1976年12月18日写的材料证据并不充分，与此事关系更密切的另一个人物，农业部原副部长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回忆：“我获悉李云鹤（江青当时的名字）被捕的消息后，就向教联汇报，因为她是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和教联的成员，又是进步的共青团员，组织上决定对她营救。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一个月以后，据李云鹤后来自己说，特务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找到干事钟绍琴，证明她是小沙渡女工补习学校教师，警察才放了她。”
解放前，朱明与江青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对江青的私生活有所耳闻。从朱明后来嫁给林伯渠看，她也有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抱负。延安时期，来自大后方的女青年嫁给高干的有不少，她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为重要干部，但她们在思想感情上，还不能说都达到了理想的革命者的境界。
林伯渠与前妻的女儿林利多年在苏联生活，后来4次为江青服务，两人相处基本正常。在其回忆录中，林利也提到江青收到匿名信一事：
在刘庄还碰到一桩怪事。江青接到一封匿名信，她也给我看了。信的内容对江极尽辱骂之能事，却没有讲任何具体的事实。江青为此和主席通过多次电话，和我也谈过不止一次。据她分析，此信可能是上海的贺子珍所写，但也没有根据。信的笔迹异常拙劣，看来是故意造假，当时没有查出其来历。
林利在写回忆录时，当然知道“18号案件”已破，写信者即其继母朱明。但她没有说明这一点，而且对这封信的内容与字迹都十分鄙视，说明她对朱明没有好感。林利在回忆录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朱明。
（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2期 单世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