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数学家，他们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在捍卫一个黑白分明的初等数学问题。
这件事情可能就要这么结束了。现在让我们冷话冷说。
先从中学数学说起。进入中学课本的所谓数学问题，就是早已解决了的，现在用于中学生操练的数学问题。但是，谁能想到，就这样的问题，却考验了众多国人的“智慧”——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及格——多位数学家挺身质疑，有关部门已经动用了最高的组织程序，作出了“终审判决”，但江苏省高考数学题的争议并没有解决。
回溯一下事情的经过：先是有中学教师指出题目有问题，引起社会反响，“江苏省招办组织专家反复论证，并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部门确认”———没错。后来，一位数学家挺身而出（他必须一再申明，家里没有人高考，他只是出于正义）。再后来，多位数学家挺身而出，并准备上书教育部，要求有关方面组织专家听证（这已经有点浪费社会资源了，但出于无奈，要解决问题，这是正当程序，应该履行）。又后来，教育部考试中心就邀请了四位“与出题无关的专家”（三位来自原出题者同一个学校）来重新论证，结论是，“无科学错误”；但同时说：“如果在题目中……有更加明确的说明，将不致引起误解”。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结论”———到底是题目不该“有更加明确的说明”呢，还是别人不该“误解”，由你去猜吧。
可是，多位数学家还在“误解”。
事情就成了这样：有几位数学家，他们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在捍卫一个黑白分明的初等数学问题。
考试中心的一些人，他们当然不是法官，警察，或别的什么公务员，那样的话，我只说他们外行，而他们既然不幸做了这份“接近上帝的工作（人们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就应该有一点敬畏之心，免得佛头着粪。
然而，事情恰恰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数学问题，否则它在任何一个高中教室就解决了。所以，也不能在数学上找原因，中国人的数学能力没有问题，从小就该到国际奥数上去拿奖。现在，这是一个高考数学题，如果出了问题，就需要解决，要解决就需要启动一套社会程序———怎样解决，怎样负责，而我们如今就缺这样的程序。有人习惯在承担责任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是“牺牲数学”或是牺牲自己，就不是什么困难的选择。就是说，当一个人站在数学的立场，他会说数学的话，而面临社会责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乱讲了。
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它是一个寓言。其寓意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骑墙的初等问题，为什么全社会的资源似乎用完了都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有几位数学家，他们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在捍卫一个黑白分明的初等数学问题。
这件事情可能就要这么结束了。现在让我们冷话冷说。
先从中学数学说起。进入中学课本的所谓数学问题，就是早已解决了的，现在用于中学生操练的数学问题。但是，谁能想到，就这样的问题，却考验了众多国人的“智慧”——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及格——多位数学家挺身质疑，有关部门已经动用了最高的组织程序，作出了“终审判决”，但江苏省高考数学题的争议并没有解决。
回溯一下事情的经过：先是有中学教师指出题目有问题，引起社会反响，“江苏省招办组织专家反复论证，并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部门确认”———没错。后来，一位数学家挺身而出（他必须一再申明，家里没有人高考，他只是出于正义）。再后来，多位数学家挺身而出，并准备上书教育部，要求有关方面组织专家听证（这已经有点浪费社会资源了，但出于无奈，要解决问题，这是正当程序，应该履行）。又后来，教育部考试中心就邀请了四位“与出题无关的专家”（三位来自原出题者同一个学校）来重新论证，结论是，“无科学错误”；但同时说：“如果在题目中……有更加明确的说明，将不致引起误解”。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结论”———到底是题目不该“有更加明确的说明”呢，还是别人不该“误解”，由你去猜吧。
可是，多位数学家还在“误解”。
事情就成了这样：有几位数学家，他们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在捍卫一个黑白分明的初等数学问题。
考试中心的一些人，他们当然不是法官，警察，或别的什么公务员，那样的话，我只说他们外行，而他们既然不幸做了这份“接近上帝的工作（人们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就应该有一点敬畏之心，免得佛头着粪。
然而，事情恰恰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数学问题，否则它在任何一个高中教室就解决了。所以，也不能在数学上找原因，中国人的数学能力没有问题，从小就该到国际奥数上去拿奖。现在，这是一个高考数学题，如果出了问题，就需要解决，要解决就需要启动一套社会程序———怎样解决，怎样负责，而我们如今就缺这样的程序。有人习惯在承担责任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是“牺牲数学”或是牺牲自己，就不是什么困难的选择。就是说，当一个人站在数学的立场，他会说数学的话，而面临社会责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乱讲了。
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它是一个寓言。其寓意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骑墙的初等问题，为什么全社会的资源似乎用完了都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