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石原慎太郎在今年4月高调宣称东京都将从私人手中购置钓鱼岛，可能也不会引发两岸三地民间人士新一轮高调保钓，或许不会有中日关系瞬间降温。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石原的购岛闹剧激起了中国成都、广州、深圳、长春等地部分民众自发的反日群聚活动；在北京甚至还出现个别人自行拦截日本驻华大使车辆、夺取车头日本国旗的意外行为——这些民间过激交锋，令中日两国政府都被逼到难以回旋的境地。 中日有关钓鱼岛的争议并不复杂，但历史纠结却难以瞬间化解。由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探测和利用意识稍晚，海上的领土争端较之陆地更多，全球有超过一半的海上边境处于未明确划界的状态。但综观全球，很少有如东亚这般频繁激发民情，动辄剑拔弩张，引发外交争端。 出现这一情势的根源在于，东亚各国的历史心结仍然没有解开。极端主义者一句言论，随时可能引发人们对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史的回忆，以及对日本政府在道歉问题上的反感。其间恩怨情仇之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民族和国家冲突略有不同。 德国与法国曾经的历史积怨，并不亚于亚洲各国：德国与法国从19世纪30年代的战争开始，到普法战争，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战”、“二战”，一直为德法边境上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归属打个不停，双方结下几百年的世仇。 而现在，该地区及整个德法国境线上都没有任何驻军。在2004年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时，法国还邀请了德国首脑参加，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论及德法和解的“秘方”是：“仇恨没有未来，而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在诺曼底绵延的海滩边，有美军公墓、英军公墓、加拿大军公墓、波兰军公墓，也有侵略者德军的公墓，它们共同静静接受悼念和反思。 历史宿怨之外，东亚的感情方程式在近年来又增加了一个复杂的系数：日本在经历了失落的20年之后，表现出更强的不自信和对未来的迷茫。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滞胀期，年平均GDP增长徘徊在1％上下。自身前路不明，加之地区力量变化，加剧了日本素来的岛国危机感，理性思考的声音渐弱。与2005年中日关系降到冰点时相比，在此轮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本的精英层对于舆论的引领颇为负面，日本似乎失去了以往包容的态度，以及和平处理领土关系的平和心态。 由《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八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84.3％的日本人存在着对中国的厌烦心理；今年7月31日，日本公布新的《防务白皮书》，把防务重点转移到日本西南地区，这被外界理解为直接针对中国。中国如何审慎应对，外界颇为关注。 日本被不自信的负能量情绪笼罩，恰恰需要中国在战略上更加自信。德法摒弃前嫌的经验证明，经济上的互惠互存可以减弱双方的敌意，中日在这方面其实有较为坚实的基础。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3449亿美元，进一步超越日美贸易额（2670亿美元）；中国在环保、交通和城市治理等方面巨大的需求潜力，均是日本希望大有作为的出口优势所在。可以说，从经济关系上看，中国仍然需要日本，日本更离不开中国，双边彻底交恶的动机并不存在。 从长远看，东亚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将继续把东亚各国“粘”在一起。今年5月，中日韩三国决定在年底前开始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作为“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如今终于进入实质性加速阶段，表明互利合作仍然是东亚经济的主旋律。 但近一个月来，中日、韩日之间均出现领土争端，再次让这个计划出现变数。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此轮争端中，中日韩分别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若成为影响相关外交决策的主流倾向，则与东亚加强一体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不利于各方缓和矛盾。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和简单的外交强硬，只会加剧“中国威胁论”。 钓鱼岛问题说大也大，因为它关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说小也小，因为它并不是中日之间的核心问题或唯一问题，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间，仅纠缠于原则问题，可能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并对中日关系及亚洲和平稳定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可以说，钓鱼岛主权归属不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也是关乎东亚乃至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敏感问题。参与其中者事实上不仅限于本地区内的国家。中国需要在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东盟国家之间保持微妙的外交平衡，单纯的民族主义倾向，容易陷中国于孤立。 从长计议，中日双方的外交决策者都应冷静思考、审慎行动。强硬碰撞或诉诸武力，可能严重损害中日两国。而理智言行，则给双方以回转空间。邓小平1979年针对钓鱼岛问题而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在当前复杂现实条件下并不过时，应当继续坚持。而要避免舆论环境失控，搁置争议几乎是唯一、必须的选择。
如果没有石原慎太郎在今年4月高调宣称东京都将从私人手中购置钓鱼岛，可能也不会引发两岸三地民间人士新一轮高调保钓，或许不会有中日关系瞬间降温。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石原的购岛闹剧激起了中国成都、广州、深圳、长春等地部分民众自发的反日群聚活动；在北京甚至还出现个别人自行拦截日本驻华大使车辆、夺取车头日本国旗的意外行为——这些民间过激交锋，令中日两国政府都被逼到难以回旋的境地。 中日有关钓鱼岛的争议并不复杂，但历史纠结却难以瞬间化解。由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探测和利用意识稍晚，海上的领土争端较之陆地更多，全球有超过一半的海上边境处于未明确划界的状态。但综观全球，很少有如东亚这般频繁激发民情，动辄剑拔弩张，引发外交争端。 出现这一情势的根源在于，东亚各国的历史心结仍然没有解开。极端主义者一句言论，随时可能引发人们对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史的回忆，以及对日本政府在道歉问题上的反感。其间恩怨情仇之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民族和国家冲突略有不同。 德国与法国曾经的历史积怨，并不亚于亚洲各国：德国与法国从19世纪30年代的战争开始，到普法战争，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战”、“二战”，一直为德法边境上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归属打个不停，双方结下几百年的世仇。 而现在，该地区及整个德法国境线上都没有任何驻军。在2004年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时，法国还邀请了德国首脑参加，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论及德法和解的“秘方”是：“仇恨没有未来，而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在诺曼底绵延的海滩边，有美军公墓、英军公墓、加拿大军公墓、波兰军公墓，也有侵略者德军的公墓，它们共同静静接受悼念和反思。 历史宿怨之外，东亚的感情方程式在近年来又增加了一个复杂的系数：日本在经历了失落的20年之后，表现出更强的不自信和对未来的迷茫。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滞胀期，年平均GDP增长徘徊在1％上下。自身前路不明，加之地区力量变化，加剧了日本素来的岛国危机感，理性思考的声音渐弱。与2005年中日关系降到冰点时相比，在此轮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本的精英层对于舆论的引领颇为负面，日本似乎失去了以往包容的态度，以及和平处理领土关系的平和心态。 由《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八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84.3％的日本人存在着对中国的厌烦心理；今年7月31日，日本公布新的《防务白皮书》，把防务重点转移到日本西南地区，这被外界理解为直接针对中国。中国如何审慎应对，外界颇为关注。 日本被不自信的负能量情绪笼罩，恰恰需要中国在战略上更加自信。德法摒弃前嫌的经验证明，经济上的互惠互存可以减弱双方的敌意，中日在这方面其实有较为坚实的基础。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3449亿美元，进一步超越日美贸易额（2670亿美元）；中国在环保、交通和城市治理等方面巨大的需求潜力，均是日本希望大有作为的出口优势所在。可以说，从经济关系上看，中国仍然需要日本，日本更离不开中国，双边彻底交恶的动机并不存在。 从长远看，东亚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将继续把东亚各国“粘”在一起。今年5月，中日韩三国决定在年底前开始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作为“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如今终于进入实质性加速阶段，表明互利合作仍然是东亚经济的主旋律。 但近一个月来，中日、韩日之间均出现领土争端，再次让这个计划出现变数。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此轮争端中，中日韩分别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若成为影响相关外交决策的主流倾向，则与东亚加强一体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不利于各方缓和矛盾。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和简单的外交强硬，只会加剧“中国威胁论”。 钓鱼岛问题说大也大，因为它关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说小也小，因为它并不是中日之间的核心问题或唯一问题，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间，仅纠缠于原则问题，可能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并对中日关系及亚洲和平稳定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可以说，钓鱼岛主权归属不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也是关乎东亚乃至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敏感问题。参与其中者事实上不仅限于本地区内的国家。中国需要在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东盟国家之间保持微妙的外交平衡，单纯的民族主义倾向，容易陷中国于孤立。 从长计议，中日双方的外交决策者都应冷静思考、审慎行动。强硬碰撞或诉诸武力，可能严重损害中日两国。而理智言行，则给双方以回转空间。邓小平1979年针对钓鱼岛问题而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在当前复杂现实条件下并不过时，应当继续坚持。而要避免舆论环境失控，搁置争议几乎是唯一、必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