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十七八岁娃娃一大片——悍将余天云——“张主席”的绝对权威——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个性鲜明的部队。就打仗亡命凶狠而言，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无出其右。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归纳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而他尤其看重的“首先是狠。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生活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狠”的前提是不怕死。怕死这个词，在这支队伍里是不存在的。不怕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也没有什么比怕死更令人不齿和屈辱的了。在这种团队氛围下，他们根本就不把死当成回事，并引以为自豪。他们把在战场上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是红军战士的神圣归宿，是最大的光荣。指挥员尤其不怕死。打起仗来，各级干部乃至团长师长都冲在最前头，干部往往因为只顾冲杀而指挥不力，甚至冲得脱离了部队挨批评。被扣上畏敌怕死罪名，一定是栽赃陷害。
到那时为止的辉煌战绩和队伍的迅速壮大，造就了这支部队强烈的荣誉感和凝聚力，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一种不容置喙的自尊心和优越感，一种战无不胜的求战欲望。徐向前说，部队从上到下“巴不得天天打仗，如果一两各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工作”。内部之间争的是打头阵战强敌，否则就觉得窝囊要闹情绪。团队被人贬议是不能容忍的，真的打了败仗上上下下都觉得是天大的屈辱，有的指挥员甚至因此自戕。
上下之间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是这支队伍又一大特色。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两军会合时发现，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在懋功见的第一个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30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富的饭了！”（《杨尚昆回忆录》）十几个背篓当然不会是指挥员自己背，这在提倡官兵一致的红军中是少见的。同时，打骂士兵、草菅人命的现象也不鲜见。
时仍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
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使这支虎狼之师，在面对内部的清洗残杀时犹如沉默的羔羊。肃反冤杀在整个红军中都有，而杀人之多，手段之残暴，尤以四方面军为烈。1931年底三个月的“百雀园大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处决。但这种冤杀并没有动摇过军心和意志：指挥员正在指挥打仗，几个手持驳壳枪的保卫局的人闯进指挥部就把人押走，剩下的继续指挥，事后也不打听被捕人罪名下落；团、营、连、排的干部几乎杀光了，就忙着提拔新干部补充，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莫名其妙的被抓、闻所未闻的罪名、生不如死的酷刑、朝为高官暮为囚徒背夫的沉浮、亡命于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枪口大刀之下，不生反叛之心甚至无言声辩。尽管也有恐惧和不平，却没有发生重要人物叛变，更没有中央苏区福田事变那样的集体内乱。
白雀园“大肃反”烈士殉难地——河南光山白雀园镇东门外河滩。张国焘就是在此杀掉了2500名红军将士。
连年无休止的恶战和内部清洗，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损失惨重。以4军正师以上干部为例，便有：11师师长张子清1930年5月负伤不治；11师师长周维炯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政委姜镜堂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师长耿凯1931年11月阵亡；12师政委张赤男1932年2月阵亡；10师师长陈奇1932年3月肃反被杀；军政治部主任高静山1933年肃反被杀；10师师长王有钧1935年8月阵亡。在这8人中，死于打仗和死于内部杀害各占一半，其中1931年10月到1932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死了5位师长师政委。
干部的大量损失和部队的迅速扩编，使四方面军的干部比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都年轻。徐向前说“军师两级干部20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干部十七、八岁的娃娃一大片”。到1935年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除了方面军领导徐向前34岁，陈昌浩31岁，王树声30岁，军、师两级都是20多岁年轻人。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
4军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王建安28岁，10师师长王近山20岁，11师师长陈再道26岁、政委陈锡联20岁，12师师长张贤约24岁、政委胡奇才21岁；9军军长孙玉清26岁、政委陈海松22岁，25师师长韩东山30岁；30军军长陈世才23岁、政委李先念25岁，88师师长熊厚发21岁、政委郑维山20岁，89师师长邵烈昆25岁；31军军长余天云“20出头”（生年不详）、政委詹才芳28岁，91师师长徐深吉25岁、政委桂干生24岁，93师师长陈友寿24岁、政委叶成唤22岁……。别看他们年纪轻轻，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战功累累。
30军军长程世才
9军军长陈海松
4军军长许世友
徐向前承认，干部文化程度偏低，是这支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这和张国焘卖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有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部队轻视文化知识，视有文化者为异己蔚然成风。两军会合时有人议论说，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理由是，“一方面军讲究衣着，许多人口袋里还别着一支笔”。文雅为负粗鲁自然为正。男性的睾丸和女性生殖器一样，是中国民间的“话把子”，各地叫法不一，湖北人叫“卵儿”，发音“罗儿”，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开口闭口不离“罗儿的”，甚至成了战友之间亲密无间的代称。以至许多人建国后当了老大的官还口不离“罗儿的”，老战友见面不“罗儿的”就不亲热。
如果说四方面军是一支长处和短处都十分突出的部队，31军军长余天云则是集二者为一身的典型。余天云，湖北黄安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基本是个文盲，性情彪悍，打仗勇猛，数负战创，以战功由普通战士逐级提拔到师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被提拔为30军军长，搭档是政委李先念，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编，改任31军军长。整编时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建制团共3800人充实到一方面军；一方面军抽调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到31军任参谋长的李聚奎回忆余天云说：
“此人性情蛮横，不懂什么是军事、政治，只有一股凶恶的牛劲，杀人如杀鸡，特别草率。有一天，炊事员给他做了面条，他发现有一根牛毛（因面粉是牛毛袋子装的），就说炊事员要害死他，立即暴跳如雷，要警卫员把那个炊事员枪毙了。警卫员把枪拿出来要杀那个炊事员时，我把他拦住了。可一转身，余天云亲自用手枪把炊事员打死了，真是蛮横之极。”“余天云想要我的望远镜、一只手枪、一匹骡子。他准备用擦枪走火的办法把我打死。当时，93师师长陈友寿、政委叶成焕劝阻他说“不能这样干”，但他还是派人把我的望远镜偷走了。这是37年我从西路军又回到31军当参谋长时，叶成焕告诉我才知道的。”
55年授予上将的李聚奎
张国焘对他手下这批悍将的短处还是有数的。当了红军总政委后，在原中央红军学校基础上成立红军大学，让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校长，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留过苏的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把余天云等一批四方面军干部送去学习，以提高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水平。遵义会议后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贬到红军大学讲课的李德对余天云的印象是：
“他随身带了自己的机枪排，他直率的告诉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经常亲自带这个排参加战斗。在他身上至少有六处伤疤，这是他勇猛善战的证明。他对训练不关心，对现代指挥和参谋工作，显然懂得也不多。他认为，一个指挥员必须亲自参加战斗，作出榜样。他的卫队行动准确无误，然而总是不大与人接近，只服从他的指挥。”
余天云显然对正规的理论和训练不感兴趣，李聚奎说，“他在学校里自己不学，还煽动别人不好好学。有一次，郭天民去讲课，还没有讲，余天云就问：‘教员，今天讲什么课？’郭说：‘讲防空问题。’余说：‘不要讲了，我们见过飞机的，不像你们一方面军那样怕死。’郭无办法，只得悄悄地离开课堂。”他甚至连张国焘都不得不服的刘伯承也不放在眼里，以至发生后来的结局。
在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眼中，张国焘“这个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这个“面无表情”的人也有失态的时候，刘伯承回忆说，当张国焘知道中央秘密北上的消息后，向朱德大喊大叫：“他们这样搞法，使革命受到损失，何以对先烈于地下！”说完就流着眼泪痛哭起来。（刘统：《北上》）
学生时代的张国焘
长征到陕北的张国焘
此人时年37岁，论起在中共的资历，长征队伍里无人可及。他出身江西萍乡一个书香世家，1916年考入北大，是五四运动头号学生领袖——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创建者——1920年和李大钊、张申府三人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是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一大产生的中央局三人核心领导成员、中央局代理书记；是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国际性会议的第一人，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是唯一一位列宁接见过的中共领导人；是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门领导人，领导了南昌起义；除了“三大”外，一直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四方面军官兵眼中，张国焘是个偶像化的人物，他们叫他“张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更大的主席。他就是党，他说谁错谁就一定是错了，谁说他错谁就一定错了，他说谁该杀就一定该杀。据说他手中有宝，能掐会算料敌如神。杨尚昆说这个“宝”实际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曾钟圣）搞出来的（后被张国焘秘密处决）。
曾中生，中共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创始人之一，中共36个军事家之一。
而且他还是杀不死的。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悬赏10万大洋收买张国焘的人头，一次张国焘路经一个小乡场，埋伏的杀手从楼上扔出手榴弹，他的两个贴身卫士当场炸死，自己竟毫发无损。一次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潜入通江城红四方面军总部，深夜摸到张住的木楼，被起床小解的参谋邱世岳撞见，杀手挥枪将邱面部打得血肉模糊后逃走，张又躲过一劫。最惊险的一幕是张国焘看戏时发生的。打退刘湘的六路围攻后，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召开祝捷大会，邀请当地著名的川剧洪祥戏班助兴。刘湘的武术教官贺朝正等四个武艺高强的杀手买通班主，化装成演员寻机行刺。张国焘坐在离戏台咫尺之遥的前排，他不懂川剧，当夜又在下雨，看了一会就起身走人。刺客仓促忙动手，顿时灯灭人呼，枪声大作，张在警卫的团团簇拥下安全脱险，刺客当场三死一俘，逃跑的戏班班主也在清晨被擒，张闻讯大呼“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这位堪称高级知识分子的北大教师对文化人深恶痛绝，肃反时将有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全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除总部留下几个必须办文件的，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看中一个抬滑竿的农民熊国炳，立刻就叫他当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结果只是个摆设，实际工作还是他的秘书黄超干。这套越穷越没文化越革命的哲学，对又穷又没文化不见出头之日的人很有吸引力，不论他莫名其妙地杀了多少自己人。事实是，张国焘1931年初到鄂豫皖时红军兵力2万余人，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8万余人，扩编为四方面军；1932年底四方面军退据川北时剩下不到一万五千人，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打了无数的胜仗，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作为一支由穷苦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不能不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当他们颇为失望地见到衣衫褴褛、实力不济的中央红军后——陈昌浩告诉他们的是“迎接三十万伟大的中央红军”，这位领袖的形象就更高大了。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部队的荣誉。
【未完待续】
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十七八岁娃娃一大片——悍将余天云——“张主席”的绝对权威——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个性鲜明的部队。就打仗亡命凶狠而言，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无出其右。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归纳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而他尤其看重的“首先是狠。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生活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狠”的前提是不怕死。怕死这个词，在这支队伍里是不存在的。不怕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也没有什么比怕死更令人不齿和屈辱的了。在这种团队氛围下，他们根本就不把死当成回事，并引以为自豪。他们把在战场上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是红军战士的神圣归宿，是最大的光荣。指挥员尤其不怕死。打起仗来，各级干部乃至团长师长都冲在最前头，干部往往因为只顾冲杀而指挥不力，甚至冲得脱离了部队挨批评。被扣上畏敌怕死罪名，一定是栽赃陷害。
到那时为止的辉煌战绩和队伍的迅速壮大，造就了这支部队强烈的荣誉感和凝聚力，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一种不容置喙的自尊心和优越感，一种战无不胜的求战欲望。徐向前说，部队从上到下“巴不得天天打仗，如果一两各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工作”。内部之间争的是打头阵战强敌，否则就觉得窝囊要闹情绪。团队被人贬议是不能容忍的，真的打了败仗上上下下都觉得是天大的屈辱，有的指挥员甚至因此自戕。
上下之间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是这支队伍又一大特色。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两军会合时发现，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在懋功见的第一个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30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富的饭了！”（《杨尚昆回忆录》）十几个背篓当然不会是指挥员自己背，这在提倡官兵一致的红军中是少见的。同时，打骂士兵、草菅人命的现象也不鲜见。
时仍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
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使这支虎狼之师，在面对内部的清洗残杀时犹如沉默的羔羊。肃反冤杀在整个红军中都有，而杀人之多，手段之残暴，尤以四方面军为烈。1931年底三个月的“百雀园大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处决。但这种冤杀并没有动摇过军心和意志：指挥员正在指挥打仗，几个手持驳壳枪的保卫局的人闯进指挥部就把人押走，剩下的继续指挥，事后也不打听被捕人罪名下落；团、营、连、排的干部几乎杀光了，就忙着提拔新干部补充，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莫名其妙的被抓、闻所未闻的罪名、生不如死的酷刑、朝为高官暮为囚徒背夫的沉浮、亡命于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枪口大刀之下，不生反叛之心甚至无言声辩。尽管也有恐惧和不平，却没有发生重要人物叛变，更没有中央苏区福田事变那样的集体内乱。
白雀园“大肃反”烈士殉难地——河南光山白雀园镇东门外河滩。张国焘就是在此杀掉了2500名红军将士。
连年无休止的恶战和内部清洗，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损失惨重。以4军正师以上干部为例，便有：11师师长张子清1930年5月负伤不治；11师师长周维炯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政委姜镜堂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师长耿凯1931年11月阵亡；12师政委张赤男1932年2月阵亡；10师师长陈奇1932年3月肃反被杀；军政治部主任高静山1933年肃反被杀；10师师长王有钧1935年8月阵亡。在这8人中，死于打仗和死于内部杀害各占一半，其中1931年10月到1932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死了5位师长师政委。
干部的大量损失和部队的迅速扩编，使四方面军的干部比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都年轻。徐向前说“军师两级干部20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干部十七、八岁的娃娃一大片”。到1935年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除了方面军领导徐向前34岁，陈昌浩31岁，王树声30岁，军、师两级都是20多岁年轻人。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
4军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王建安28岁，10师师长王近山20岁，11师师长陈再道26岁、政委陈锡联20岁，12师师长张贤约24岁、政委胡奇才21岁；9军军长孙玉清26岁、政委陈海松22岁，25师师长韩东山30岁；30军军长陈世才23岁、政委李先念25岁，88师师长熊厚发21岁、政委郑维山20岁，89师师长邵烈昆25岁；31军军长余天云“20出头”（生年不详）、政委詹才芳28岁，91师师长徐深吉25岁、政委桂干生24岁，93师师长陈友寿24岁、政委叶成唤22岁……。别看他们年纪轻轻，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战功累累。
30军军长程世才
9军军长陈海松
4军军长许世友
徐向前承认，干部文化程度偏低，是这支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这和张国焘卖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有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部队轻视文化知识，视有文化者为异己蔚然成风。两军会合时有人议论说，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理由是，“一方面军讲究衣着，许多人口袋里还别着一支笔”。文雅为负粗鲁自然为正。男性的睾丸和女性生殖器一样，是中国民间的“话把子”，各地叫法不一，湖北人叫“卵儿”，发音“罗儿”，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开口闭口不离“罗儿的”，甚至成了战友之间亲密无间的代称。以至许多人建国后当了老大的官还口不离“罗儿的”，老战友见面不“罗儿的”就不亲热。
如果说四方面军是一支长处和短处都十分突出的部队，31军军长余天云则是集二者为一身的典型。余天云，湖北黄安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基本是个文盲，性情彪悍，打仗勇猛，数负战创，以战功由普通战士逐级提拔到师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被提拔为30军军长，搭档是政委李先念，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编，改任31军军长。整编时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建制团共3800人充实到一方面军；一方面军抽调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到31军任参谋长的李聚奎回忆余天云说：
“此人性情蛮横，不懂什么是军事、政治，只有一股凶恶的牛劲，杀人如杀鸡，特别草率。有一天，炊事员给他做了面条，他发现有一根牛毛（因面粉是牛毛袋子装的），就说炊事员要害死他，立即暴跳如雷，要警卫员把那个炊事员枪毙了。警卫员把枪拿出来要杀那个炊事员时，我把他拦住了。可一转身，余天云亲自用手枪把炊事员打死了，真是蛮横之极。”“余天云想要我的望远镜、一只手枪、一匹骡子。他准备用擦枪走火的办法把我打死。当时，93师师长陈友寿、政委叶成焕劝阻他说“不能这样干”，但他还是派人把我的望远镜偷走了。这是37年我从西路军又回到31军当参谋长时，叶成焕告诉我才知道的。”
55年授予上将的李聚奎
张国焘对他手下这批悍将的短处还是有数的。当了红军总政委后，在原中央红军学校基础上成立红军大学，让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校长，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留过苏的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把余天云等一批四方面军干部送去学习，以提高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水平。遵义会议后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贬到红军大学讲课的李德对余天云的印象是：
“他随身带了自己的机枪排，他直率的告诉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经常亲自带这个排参加战斗。在他身上至少有六处伤疤，这是他勇猛善战的证明。他对训练不关心，对现代指挥和参谋工作，显然懂得也不多。他认为，一个指挥员必须亲自参加战斗，作出榜样。他的卫队行动准确无误，然而总是不大与人接近，只服从他的指挥。”
余天云显然对正规的理论和训练不感兴趣，李聚奎说，“他在学校里自己不学，还煽动别人不好好学。有一次，郭天民去讲课，还没有讲，余天云就问：‘教员，今天讲什么课？’郭说：‘讲防空问题。’余说：‘不要讲了，我们见过飞机的，不像你们一方面军那样怕死。’郭无办法，只得悄悄地离开课堂。”他甚至连张国焘都不得不服的刘伯承也不放在眼里，以至发生后来的结局。
在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眼中，张国焘“这个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这个“面无表情”的人也有失态的时候，刘伯承回忆说，当张国焘知道中央秘密北上的消息后，向朱德大喊大叫：“他们这样搞法，使革命受到损失，何以对先烈于地下！”说完就流着眼泪痛哭起来。（刘统：《北上》）
学生时代的张国焘
长征到陕北的张国焘
此人时年37岁，论起在中共的资历，长征队伍里无人可及。他出身江西萍乡一个书香世家，1916年考入北大，是五四运动头号学生领袖——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创建者——1920年和李大钊、张申府三人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是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一大产生的中央局三人核心领导成员、中央局代理书记；是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国际性会议的第一人，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是唯一一位列宁接见过的中共领导人；是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门领导人，领导了南昌起义；除了“三大”外，一直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四方面军官兵眼中，张国焘是个偶像化的人物，他们叫他“张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更大的主席。他就是党，他说谁错谁就一定是错了，谁说他错谁就一定错了，他说谁该杀就一定该杀。据说他手中有宝，能掐会算料敌如神。杨尚昆说这个“宝”实际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曾钟圣）搞出来的（后被张国焘秘密处决）。
曾中生，中共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创始人之一，中共36个军事家之一。
而且他还是杀不死的。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悬赏10万大洋收买张国焘的人头，一次张国焘路经一个小乡场，埋伏的杀手从楼上扔出手榴弹，他的两个贴身卫士当场炸死，自己竟毫发无损。一次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潜入通江城红四方面军总部，深夜摸到张住的木楼，被起床小解的参谋邱世岳撞见，杀手挥枪将邱面部打得血肉模糊后逃走，张又躲过一劫。最惊险的一幕是张国焘看戏时发生的。打退刘湘的六路围攻后，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召开祝捷大会，邀请当地著名的川剧洪祥戏班助兴。刘湘的武术教官贺朝正等四个武艺高强的杀手买通班主，化装成演员寻机行刺。张国焘坐在离戏台咫尺之遥的前排，他不懂川剧，当夜又在下雨，看了一会就起身走人。刺客仓促忙动手，顿时灯灭人呼，枪声大作，张在警卫的团团簇拥下安全脱险，刺客当场三死一俘，逃跑的戏班班主也在清晨被擒，张闻讯大呼“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这位堪称高级知识分子的北大教师对文化人深恶痛绝，肃反时将有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全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除总部留下几个必须办文件的，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看中一个抬滑竿的农民熊国炳，立刻就叫他当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结果只是个摆设，实际工作还是他的秘书黄超干。这套越穷越没文化越革命的哲学，对又穷又没文化不见出头之日的人很有吸引力，不论他莫名其妙地杀了多少自己人。事实是，张国焘1931年初到鄂豫皖时红军兵力2万余人，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8万余人，扩编为四方面军；1932年底四方面军退据川北时剩下不到一万五千人，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打了无数的胜仗，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作为一支由穷苦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不能不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当他们颇为失望地见到衣衫褴褛、实力不济的中央红军后——陈昌浩告诉他们的是“迎接三十万伟大的中央红军”，这位领袖的形象就更高大了。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部队的荣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