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主次因素
菲吕伯顿和瑞切特《制度和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定义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
科斯：制度对交易成本影响水平的重要作用；
制度就像是一个过滤器，它决定了决策者所能得到的机会；
难以获得的机会被附加了“制度税”，这种税在某些情况下高得使这类机会不可能得到。
制度的变化能产生新的机会组合。
制度的变迁在一些情况下源于政治力量的变化。除了政治因素，要解释制度安排的兴起与衰落必须求诸于非制度因素。
资源禀赋在塑造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
资源禀赋：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资源、天气、地质、水文和 其他地理条件；
制度：人们为方便合作而做出的安排。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要高于以后的发展阶段的 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众多的上下层制度安排以引导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这些安排，使得资源禀赋的作用突出。 制度从原始状态诞生的时间和地点。
古典经济学：没有忽视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系统、综合的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
新古典经济学：不太提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占据经济学家思想的是，成熟市场在解决资源分配和收入问题中的作用；
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的通论（为什么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会发生大萧条这样的事件？），本身不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着重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总储蓄与总投资、以及它们与总收入之间的联系），以说明经济波动而不是实际增长。
哈罗德和多马：试图理解充分就业条件下导致国民收入和劳动供给增长的因素。没有考虑制度上的差异以及其他资源禀赋的变化。
他们将经济的增长建立在劳动和资本的供给上，采用了经济绩效的资源禀赋的观点。
1． 劳动的增长是由人口决定的变量，而人口的增长却被简单的假
定而为解释。
2． 资本的增长认为部分是外生的，部分是内生的。
（1） 内生部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阐明的GNP对投资的作用；
（2） 外生部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假定固定储蓄的边际投资倾向和收
入的边际储蓄倾向。
但是，他们忽略了因技术、制度以及其他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 企业家的作用就是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这部分取决于制度变迁。 熊彼特：
将制度安排看作是时间过程中的一些事实，并在其分析中认为它们是外生的，只具有短暂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随着人口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没有费力对制度的作用进行清晰分析和实证检验。
刘易斯：注重研究在追求增长时增长源泉和不同社会之绩效的差异。他讨论了产权对激励的重要性，富裕对人口变化的重要性。
刘易斯和熊彼特的著作都赋予制度性的增长源泉以更大的作用，但都未能对发展理论的实质产生重大的影响。
索罗：
强化了资本和劳动供应不足以解释总产出的看法，他指出，总产出的增长比土地和劳动供应的增长要快。因此，增长还存在其他的源泉。 索罗认为技术是一个重要的但容易被忽视的变量。技术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索罗没有讨论。（技术与投资无关）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将技术变化速度的重要差异归因于制度。提出了两个引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制度特征）。
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经济绩效随技术的快速变化而提高，技术变化又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制度成为了主导的决定力量。
技术，也即专业化的分工引起了大规模的市场，大规模的市场又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变化，但是技术变化容易被复制，所以有效地产权制度的改进是必须的。
非制度因素在诺斯强调的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
市场规模和产权不是外生的，而是由其他因素（非制度因素）引起的。 循环论证：
运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技术变化——运输成本降低
财富和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市场刺激了技术的变化——技术变化通过影像财富和人口导致了技术变化
要做出一般的解释，注意力应放在自身不被定义为技术进步的产生技术进步的因素上，市场规模自身从根本上由技术变化决定。 分工以及其他的技术进步限制了市场的规模。（p92）
产权的改善能够增强人们将资源用于促进生产力的意愿。
诺思认为，界定清晰地产权制度使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 作者的观点：产权的产生和明晰化是对创造和改变产权的预期收益所做的反应。（例子，土著美国人的土地家庭所有制）
非制度因素（资源禀赋）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为重要的源泉。
究竟哪一个源泉（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产生了技术变化或经济变化，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其中重要的是制度和资源的相对可塑性，如果制度是高度可塑的，则制度更可能由非制度因素（如资源供应）内生决定。
通过改变制度安排，（在一定成本下）资源供应也可以增加或改变。 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相互影响。
经济发展的早期（抛开原始需要的差异并且制度和技术还未开始），发展速度存在地理差异的原因探索：
初始禀赋是一个真正的解释经济发展过程差异的外在原因，打破了循环因果关系。
一旦经济开始发展并持续时，初始禀赋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就会减弱，原因：
1． 人类行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智慧传递、科学创
造和物质投资来增加禀赋，禀赋的增多和改变使持续的
经济发展模式更少依赖初始禀赋和原始需要，从而提高
了经济中内生因素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2． 经济发展的持续会减少将物质禀赋从产地搬运出来的真
实成本，减弱禀赋的来源对禀赋的使用地区和使用者的
控制。
经济发展只有在消费高于生存水平时才具有可能性。
制度变迁与他预期能产生的回报相关，资源禀赋只是影响预期回报的一个因素。案例，动物的流动性、耕种的方式、捍卫土地和生活必需品与产权的建立 。
戴蒙德的观点：地理纬度对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传播的影响（欧亚大陆和美洲的比较）。人口、财富的均匀分布与产权的产生发展（西欧）。 总结：
1． 制度确实很重要，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是在非制度
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
2． 如果以年代而不是世纪来衡量的话，制度因素的刚性可能很大，
它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模式。在开始阶段，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很小，但是在现在和以后（尤其是中短期），他们的
作用可能更大。
3． 非制度因素仍具有重要的作用，产业的区域化反映了源于非制
度因素的优势，这些因素包括气候、河流和港口，和利于商业的矿产和植物之分布。
马歇尔：非制度因素在制度变迁的激励和引导方面的力量。
第11章：新大陆经济中的不平等制度和不同增长途径
本文主要讲述了新大陆经济中，各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因为初始禀赋的不同导致了生产经营和发展的不同，所引起的财富的分配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各个经济体系的平等制度的差异。
美国和加拿大典型的平等制度，因为其资源禀赋的分配较为均匀，没有产生精英阶层和平民的分化，所以走上了一条民主平等的发展道路，而南美的大多数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因为耕种作物的特征，产生可精英阶层和平民的分化，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精英阶层具有较大的发言权，所以会出台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及财富的拥有和维护有利的政策和措施。
而美国和加拿大由于没有财富的集中，财富是均匀的分布，所以权力也没有集中，人们对于政策和法律的出台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会有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政策和法规。
例如，投票权的分布以及教育的普及，美国和加拿大较早的实行了秘密投票，并且不分阶层；而南美的一些国家则没有，在教育水平和识字方面也是如此，美加会建立许多公共的学校来帮助人们接受教
育，而南美的一些精英阶层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则很少有，这也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续化。
由于初始禀赋的不同而引起的财富的不均匀分布而带来的不平等，会由于制度的偏差而长期存在。
在我国其实也存在有这样的情况，教育不公平，医疗卫生不公平，不平等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尽管有相关政策的出台，但是由于初始禀赋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究竟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
东中西部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的差异所造成的经济水平的差异，财富没有分布到中西部大多数人的手中，进而大多数人是贫困的，初始的贫困也造成了制度不利于他们的，虽然现今有良好的政策来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但长期以来的落后，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很难，例如教育的支持，国家目前对中西部的教育投资力度很大，但是在现实中，当地的人们并不鼓励孩子上学，也许这并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同时，国家的投资重在资金上，师资力量对于提高教育水平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而优秀的教师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就拿211等工程来说，西部的学校被国家冠以“211”“985”的帽子，但实力并不强，优秀的学生也不愿意去西部的“211”“985”读书，而宁愿在东部读一非“211”“985”，人才难以进入中西部，制度在积极的改革，但是效果好像不是那么显著。
经济发展中的主次因素
菲吕伯顿和瑞切特《制度和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定义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
科斯：制度对交易成本影响水平的重要作用；
制度就像是一个过滤器，它决定了决策者所能得到的机会；
难以获得的机会被附加了“制度税”，这种税在某些情况下高得使这类机会不可能得到。
制度的变化能产生新的机会组合。
制度的变迁在一些情况下源于政治力量的变化。除了政治因素，要解释制度安排的兴起与衰落必须求诸于非制度因素。
资源禀赋在塑造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
资源禀赋：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资源、天气、地质、水文和 其他地理条件；
制度：人们为方便合作而做出的安排。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要高于以后的发展阶段的 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众多的上下层制度安排以引导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这些安排，使得资源禀赋的作用突出。 制度从原始状态诞生的时间和地点。
古典经济学：没有忽视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系统、综合的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
新古典经济学：不太提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占据经济学家思想的是，成熟市场在解决资源分配和收入问题中的作用；
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的通论（为什么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会发生大萧条这样的事件？），本身不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着重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总储蓄与总投资、以及它们与总收入之间的联系），以说明经济波动而不是实际增长。
哈罗德和多马：试图理解充分就业条件下导致国民收入和劳动供给增长的因素。没有考虑制度上的差异以及其他资源禀赋的变化。
他们将经济的增长建立在劳动和资本的供给上，采用了经济绩效的资源禀赋的观点。
1． 劳动的增长是由人口决定的变量，而人口的增长却被简单的假
定而为解释。
2． 资本的增长认为部分是外生的，部分是内生的。
（1） 内生部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阐明的GNP对投资的作用；
（2） 外生部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假定固定储蓄的边际投资倾向和收
入的边际储蓄倾向。
但是，他们忽略了因技术、制度以及其他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 企业家的作用就是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这部分取决于制度变迁。 熊彼特：
将制度安排看作是时间过程中的一些事实，并在其分析中认为它们是外生的，只具有短暂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随着人口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没有费力对制度的作用进行清晰分析和实证检验。
刘易斯：注重研究在追求增长时增长源泉和不同社会之绩效的差异。他讨论了产权对激励的重要性，富裕对人口变化的重要性。
刘易斯和熊彼特的著作都赋予制度性的增长源泉以更大的作用，但都未能对发展理论的实质产生重大的影响。
索罗：
强化了资本和劳动供应不足以解释总产出的看法，他指出，总产出的增长比土地和劳动供应的增长要快。因此，增长还存在其他的源泉。 索罗认为技术是一个重要的但容易被忽视的变量。技术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索罗没有讨论。（技术与投资无关）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将技术变化速度的重要差异归因于制度。提出了两个引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制度特征）。
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经济绩效随技术的快速变化而提高，技术变化又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制度成为了主导的决定力量。
技术，也即专业化的分工引起了大规模的市场，大规模的市场又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变化，但是技术变化容易被复制，所以有效地产权制度的改进是必须的。
非制度因素在诺斯强调的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
市场规模和产权不是外生的，而是由其他因素（非制度因素）引起的。 循环论证：
运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技术变化——运输成本降低
财富和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市场刺激了技术的变化——技术变化通过影像财富和人口导致了技术变化
要做出一般的解释，注意力应放在自身不被定义为技术进步的产生技术进步的因素上，市场规模自身从根本上由技术变化决定。 分工以及其他的技术进步限制了市场的规模。（p92）
产权的改善能够增强人们将资源用于促进生产力的意愿。
诺思认为，界定清晰地产权制度使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 作者的观点：产权的产生和明晰化是对创造和改变产权的预期收益所做的反应。（例子，土著美国人的土地家庭所有制）
非制度因素（资源禀赋）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为重要的源泉。
究竟哪一个源泉（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产生了技术变化或经济变化，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其中重要的是制度和资源的相对可塑性，如果制度是高度可塑的，则制度更可能由非制度因素（如资源供应）内生决定。
通过改变制度安排，（在一定成本下）资源供应也可以增加或改变。 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相互影响。
经济发展的早期（抛开原始需要的差异并且制度和技术还未开始），发展速度存在地理差异的原因探索：
初始禀赋是一个真正的解释经济发展过程差异的外在原因，打破了循环因果关系。
一旦经济开始发展并持续时，初始禀赋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就会减弱，原因：
1． 人类行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智慧传递、科学创
造和物质投资来增加禀赋，禀赋的增多和改变使持续的
经济发展模式更少依赖初始禀赋和原始需要，从而提高
了经济中内生因素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2． 经济发展的持续会减少将物质禀赋从产地搬运出来的真
实成本，减弱禀赋的来源对禀赋的使用地区和使用者的
控制。
经济发展只有在消费高于生存水平时才具有可能性。
制度变迁与他预期能产生的回报相关，资源禀赋只是影响预期回报的一个因素。案例，动物的流动性、耕种的方式、捍卫土地和生活必需品与产权的建立 。
戴蒙德的观点：地理纬度对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传播的影响（欧亚大陆和美洲的比较）。人口、财富的均匀分布与产权的产生发展（西欧）。 总结：
1． 制度确实很重要，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是在非制度
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
2． 如果以年代而不是世纪来衡量的话，制度因素的刚性可能很大，
它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模式。在开始阶段，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很小，但是在现在和以后（尤其是中短期），他们的
作用可能更大。
3． 非制度因素仍具有重要的作用，产业的区域化反映了源于非制
度因素的优势，这些因素包括气候、河流和港口，和利于商业的矿产和植物之分布。
马歇尔：非制度因素在制度变迁的激励和引导方面的力量。
第11章：新大陆经济中的不平等制度和不同增长途径
本文主要讲述了新大陆经济中，各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因为初始禀赋的不同导致了生产经营和发展的不同，所引起的财富的分配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各个经济体系的平等制度的差异。
美国和加拿大典型的平等制度，因为其资源禀赋的分配较为均匀，没有产生精英阶层和平民的分化，所以走上了一条民主平等的发展道路，而南美的大多数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因为耕种作物的特征，产生可精英阶层和平民的分化，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精英阶层具有较大的发言权，所以会出台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及财富的拥有和维护有利的政策和措施。
而美国和加拿大由于没有财富的集中，财富是均匀的分布，所以权力也没有集中，人们对于政策和法律的出台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会有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政策和法规。
例如，投票权的分布以及教育的普及，美国和加拿大较早的实行了秘密投票，并且不分阶层；而南美的一些国家则没有，在教育水平和识字方面也是如此，美加会建立许多公共的学校来帮助人们接受教
育，而南美的一些精英阶层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则很少有，这也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续化。
由于初始禀赋的不同而引起的财富的不均匀分布而带来的不平等，会由于制度的偏差而长期存在。
在我国其实也存在有这样的情况，教育不公平，医疗卫生不公平，不平等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尽管有相关政策的出台，但是由于初始禀赋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究竟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
东中西部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的差异所造成的经济水平的差异，财富没有分布到中西部大多数人的手中，进而大多数人是贫困的，初始的贫困也造成了制度不利于他们的，虽然现今有良好的政策来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但长期以来的落后，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很难，例如教育的支持，国家目前对中西部的教育投资力度很大，但是在现实中，当地的人们并不鼓励孩子上学，也许这并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同时，国家的投资重在资金上，师资力量对于提高教育水平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而优秀的教师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就拿211等工程来说，西部的学校被国家冠以“211”“985”的帽子，但实力并不强，优秀的学生也不愿意去西部的“211”“985”读书，而宁愿在东部读一非“211”“985”，人才难以进入中西部，制度在积极的改革，但是效果好像不是那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