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师生在展示湘绣党旗。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资料图片）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华诞前夕，西方多位政党领导人和知名专家学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领导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中国崛起得到世界广泛认同，但西方目前尚难理性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随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压力增加，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执政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发展的发动机
欧洲左翼党前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说，90岁的中国共产党依旧生机勃勃，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 “第一政党”。历史上，中共善于学习和把握自己的未来，她没有跟随、盲从苏联模式，而是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斯基认为，中共是中国发展的发动机，只要中共继续不断学习，作出正确的发展决策，鼓励各行业的创造性，就将一直保持其引擎地位。
欧盟智库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的格林• 福特教授说，中共做到了与时俱进，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甚至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尽管中国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也还会面临诸多挑战，但英国共产党委员会中央委员基斯•贝内特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像过去90年总能战胜危险和困难那样，在未来有能力破解各种难题，继续引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保加利亚前驻华大使顿乔•顿切夫说，中国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同时还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且能提出很多新思想的国家，正在并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所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兰表示：“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最近20多年在教育、大学、科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因为这些象征着未来。”
法兰西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士、汉学家玛丽安娜•巴斯蒂一布吕吉埃也认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勇于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省。她总结中共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大国身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二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普及了初等教育，推广高等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素质；四是广泛传播科技知识，使科学技术为群众所知、为社会所用；五是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增加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六是发展信息技术，开放互联网，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知识传播。 开创自己的模式和道路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帕乌诺夫认为，中共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所以才会在经济领域取得如此成就，“看看过去20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开创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通过推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有效克服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惯常遇到的问题，发展成就显而易见”。
帕乌诺夫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失败的经济试验”。实践告诉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改革，都必须有稳定的政治体制。中共在经济方面所做的事情世所罕见，在政治经济学课本上是学不到的。
对比中国与前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塞尔维亚共产党主席、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孙子约瑟普•约什卡•布罗兹介绍了他的认知和感悟。他说，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发展壮大，而南斯拉夫却衰落、分裂；“今天，我们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民主并非万能的药方，如果盲目地照搬别国的民主，到头来只会陷入政治混乱，甚至是无政府状态”。
约瑟普说，中共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中共是为了人民而非小集体或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中共的执政经验将更加丰富和完善．这值得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党学习。
保加利亚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亚纳基•斯托伊洛夫说，中国发展的连续性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把发展、改革与稳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试验，实现的是一种渐进、浪潮式的发展，此种模式以政策的连贯性和平衡性见长。
斯托伊洛夫分析说，中国模式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共有望完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丰富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精神文明的完美结合。
在多极化世界发挥独特作用
德国政治学家、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认为，在多极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中国发挥着独立自主的、增长迅速的作用，是一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一股制衡力量。美国、欧盟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一个公平、合作的秩序，没有霸权，相互理解。中国崛起对构建多极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欧盟著名智库马达里亚加一欧洲学院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皮埃尔-德弗雷涅说，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需要更多时间才能适应和接受。
欧洲学院院长保罗•德马雷说，如果中共要在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与时俱进，希望中国今后更加虚怀纳言，倾听人民的心声，当然来自人民的批评并非没有边界，批评本身也要遵循一定规则。
挪威工党总书记雷蒙德•约翰森以挪威工党自身经验向中共建言：为了真正建成一个开放包容的政党，中共宜加强与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交流与互动，时刻密切关注基层民众的动向。
帕乌诺夫建议中共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更多地介绍自己的经验。他说，今年年底将在希腊雅典举办第13届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希望中共届时能更多讲述自己政策的细微之处，特别是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相关政策。此外，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中共自身建设问题等，也都是外界感兴趣的话题。
核心挑战是跟上社会发展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未来学家雅克•阿塔利认为，中国需着力解决社会基础设施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使国家机构运作更加透明和民主。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沈大伟表示，中共领导集体已从“第三代”过渡到“第四代”，党政军系统已经完成了系统的更替。党政机构正在吸收年轻官员，实施了提高干部能力和忠诚度的各类在职培训计划，并已基本取得成功。但腐败等问题仍长期存在。中共领导人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使中共作为执政党跟上社会发展，以及启发和带领国家走上新的方向。
托马斯•迈尔认为，一党执政最重要的是，执政党须努力做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党内都能发挥作用，公共讨论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洛塔尔•比斯基对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表示认同。他表示，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解决更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从不将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思维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比斯基称，中共的未来在于吸取以往教训，继续保持经济良好发展势头，以人民福祉为准则进行体制改革。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经济学家裴天士表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贫富差距的加大。中国在保持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同时，每年需解决20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政府只能提供900万到10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的平衡，中国同时需要在农村创造20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
裴天士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过度依赖外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若要继续保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中国还需要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逐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梅格德•弗朗茨认为，中国的核心领域和国家银行坚决不能对外开放，这是一项重要保证。从长远来看，中共要把一些重要的合资企业逐步“收归”国有，以巩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欧洲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艾伦•亨里克森也表示，一些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等地显示出较浓的 “重商主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修建铁路，还应该为世界作出更多实质性贡献，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认同。
保持稳定实施渐进式改革
雅克•兰认为，中国的体制与欧洲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单一政党，其组织形式也非常特别，无法与欧洲的任何政党进行比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有力和团结的政党，并渗透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当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非常特别，并不存在政治更替。
玛丽安娜•巴斯蒂一布吕吉埃认为，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人能力较强。中国社会的更多问题出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怨言较多。如何改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方法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央领导对地方进行短期视察，对于发现或敦促地方改正问题有一定帮助，但更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引入机制，建立相关机构，来监督制衡地方政府。特别是可考虑引入新的评价官员政绩机制。比如可引入 “群众满意指数”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以改变官员只对经济数据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
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共执政首先强调的是稳定，这一点应得到尊重。只有实现了稳定，才有发展、自由和进步。稳定也意味着融合包容，吸引和鼓励人们参与，社会越不同、越多样化，越能够赢得稳定。通过人们的参与和讨论，取得思想观念的认同，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要求公民参与。
迈尔表示，中共内部也在实行改革创新，如党内和政府一些重要职位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外部也有科学顾问或者智囊为中共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这些创新的因素将迸一步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受欢迎程度。
针对美国学者章家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谢淑丽等悲观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将出现西方式民主制度或制度崩溃的论凋，沈大伟表示，中国不会出现西式民主或制度崩溃，在未来10年或15年中，中国共产党可能需要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可能会采取两种途径：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地位，从而形成体制内的某种制衡，赋予“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中国其产党将会逐渐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民主空间”，尝试改善体制内外的沟通和协商。
关于政治改革的路径，沈大伟认为，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共最有可能实施渐进式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体制正在形成，中国将会成为“兼收并蓄型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将反映出各种各样的外国实践和本土实践，把它们综合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政治体制。
6月23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师生在展示湘绣党旗。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资料图片）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华诞前夕，西方多位政党领导人和知名专家学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领导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中国崛起得到世界广泛认同，但西方目前尚难理性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随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压力增加，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执政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发展的发动机
欧洲左翼党前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说，90岁的中国共产党依旧生机勃勃，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 “第一政党”。历史上，中共善于学习和把握自己的未来，她没有跟随、盲从苏联模式，而是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斯基认为，中共是中国发展的发动机，只要中共继续不断学习，作出正确的发展决策，鼓励各行业的创造性，就将一直保持其引擎地位。
欧盟智库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的格林• 福特教授说，中共做到了与时俱进，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甚至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尽管中国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也还会面临诸多挑战，但英国共产党委员会中央委员基斯•贝内特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像过去90年总能战胜危险和困难那样，在未来有能力破解各种难题，继续引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保加利亚前驻华大使顿乔•顿切夫说，中国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同时还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且能提出很多新思想的国家，正在并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所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兰表示：“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最近20多年在教育、大学、科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因为这些象征着未来。”
法兰西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士、汉学家玛丽安娜•巴斯蒂一布吕吉埃也认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勇于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省。她总结中共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大国身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二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普及了初等教育，推广高等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素质；四是广泛传播科技知识，使科学技术为群众所知、为社会所用；五是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增加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六是发展信息技术，开放互联网，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知识传播。 开创自己的模式和道路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帕乌诺夫认为，中共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所以才会在经济领域取得如此成就，“看看过去20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开创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通过推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有效克服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惯常遇到的问题，发展成就显而易见”。
帕乌诺夫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失败的经济试验”。实践告诉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改革，都必须有稳定的政治体制。中共在经济方面所做的事情世所罕见，在政治经济学课本上是学不到的。
对比中国与前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塞尔维亚共产党主席、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孙子约瑟普•约什卡•布罗兹介绍了他的认知和感悟。他说，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发展壮大，而南斯拉夫却衰落、分裂；“今天，我们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民主并非万能的药方，如果盲目地照搬别国的民主，到头来只会陷入政治混乱，甚至是无政府状态”。
约瑟普说，中共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中共是为了人民而非小集体或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中共的执政经验将更加丰富和完善．这值得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党学习。
保加利亚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亚纳基•斯托伊洛夫说，中国发展的连续性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把发展、改革与稳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试验，实现的是一种渐进、浪潮式的发展，此种模式以政策的连贯性和平衡性见长。
斯托伊洛夫分析说，中国模式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共有望完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丰富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精神文明的完美结合。
在多极化世界发挥独特作用
德国政治学家、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认为，在多极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中国发挥着独立自主的、增长迅速的作用，是一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一股制衡力量。美国、欧盟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一个公平、合作的秩序，没有霸权，相互理解。中国崛起对构建多极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欧盟著名智库马达里亚加一欧洲学院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皮埃尔-德弗雷涅说，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需要更多时间才能适应和接受。
欧洲学院院长保罗•德马雷说，如果中共要在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与时俱进，希望中国今后更加虚怀纳言，倾听人民的心声，当然来自人民的批评并非没有边界，批评本身也要遵循一定规则。
挪威工党总书记雷蒙德•约翰森以挪威工党自身经验向中共建言：为了真正建成一个开放包容的政党，中共宜加强与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交流与互动，时刻密切关注基层民众的动向。
帕乌诺夫建议中共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更多地介绍自己的经验。他说，今年年底将在希腊雅典举办第13届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希望中共届时能更多讲述自己政策的细微之处，特别是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相关政策。此外，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中共自身建设问题等，也都是外界感兴趣的话题。
核心挑战是跟上社会发展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未来学家雅克•阿塔利认为，中国需着力解决社会基础设施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使国家机构运作更加透明和民主。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沈大伟表示，中共领导集体已从“第三代”过渡到“第四代”，党政军系统已经完成了系统的更替。党政机构正在吸收年轻官员，实施了提高干部能力和忠诚度的各类在职培训计划，并已基本取得成功。但腐败等问题仍长期存在。中共领导人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使中共作为执政党跟上社会发展，以及启发和带领国家走上新的方向。
托马斯•迈尔认为，一党执政最重要的是，执政党须努力做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党内都能发挥作用，公共讨论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洛塔尔•比斯基对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表示认同。他表示，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解决更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从不将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思维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比斯基称，中共的未来在于吸取以往教训，继续保持经济良好发展势头，以人民福祉为准则进行体制改革。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经济学家裴天士表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贫富差距的加大。中国在保持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同时，每年需解决20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政府只能提供900万到10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的平衡，中国同时需要在农村创造20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
裴天士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过度依赖外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若要继续保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中国还需要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逐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梅格德•弗朗茨认为，中国的核心领域和国家银行坚决不能对外开放，这是一项重要保证。从长远来看，中共要把一些重要的合资企业逐步“收归”国有，以巩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欧洲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艾伦•亨里克森也表示，一些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等地显示出较浓的 “重商主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修建铁路，还应该为世界作出更多实质性贡献，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认同。
保持稳定实施渐进式改革
雅克•兰认为，中国的体制与欧洲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单一政党，其组织形式也非常特别，无法与欧洲的任何政党进行比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有力和团结的政党，并渗透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当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非常特别，并不存在政治更替。
玛丽安娜•巴斯蒂一布吕吉埃认为，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人能力较强。中国社会的更多问题出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怨言较多。如何改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方法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央领导对地方进行短期视察，对于发现或敦促地方改正问题有一定帮助，但更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引入机制，建立相关机构，来监督制衡地方政府。特别是可考虑引入新的评价官员政绩机制。比如可引入 “群众满意指数”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以改变官员只对经济数据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
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共执政首先强调的是稳定，这一点应得到尊重。只有实现了稳定，才有发展、自由和进步。稳定也意味着融合包容，吸引和鼓励人们参与，社会越不同、越多样化，越能够赢得稳定。通过人们的参与和讨论，取得思想观念的认同，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要求公民参与。
迈尔表示，中共内部也在实行改革创新，如党内和政府一些重要职位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外部也有科学顾问或者智囊为中共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这些创新的因素将迸一步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受欢迎程度。
针对美国学者章家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谢淑丽等悲观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将出现西方式民主制度或制度崩溃的论凋，沈大伟表示，中国不会出现西式民主或制度崩溃，在未来10年或15年中，中国共产党可能需要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可能会采取两种途径：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地位，从而形成体制内的某种制衡，赋予“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中国其产党将会逐渐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民主空间”，尝试改善体制内外的沟通和协商。
关于政治改革的路径，沈大伟认为，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共最有可能实施渐进式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体制正在形成，中国将会成为“兼收并蓄型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将反映出各种各样的外国实践和本土实践，把它们综合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