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爱平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运动，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它们分别出现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和后期，各自反映出封建社会在其产生、发展乃至衰亡过程中所出现的剧烈矛盾和变动。而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的一场挽救危机的运动。
改革背景：“势不容于不变”
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在延续了一百多年之后，至明代中叶，已经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大厦，干疮百孔，破败剥落，呈现出末世之相。土地集中，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外患频仍，这一连串的问题纠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力，动摇着明朝江山的基石。
明代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阶级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侵吞大片的土地。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直接占据土地，不断扩大皇庄，而且还把大量的上地作为赏赐之物，分送皇亲国戚，河南开封的周王府曾经一次就得到赏田五十余万亩。
豪强势力则在各地巧取豪夺，霸占土地，致使土地高度集中。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加剧了阶级矛盾，而且还严重影响到国家税收。那些皇亲国戚、勋臣官绅，依仗特权不纳赋税，豪门富户、不法地主则勾结官府，瞒田逃税，使得“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家财政收入每况愈下。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增加。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加重了政府财政的负担。有增无减的皇室开支，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
军费支出也十分庞大，北方的蒙古，沿海的倭寇，时常骚扰内地，每有战事，军费开支便直线上升。嘉靖二十九年，蒙古土默部发兵南侵，一路杀掠，直逼京师，史称“庚戍之变”。这一年明朝的军费开支高达六百万两，超过岁入白银的两倍。出多入少，国库空虚，当时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不捉襟也具时的地步。国家的状况如此糟糕，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更是日益穷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或外出流亡，所谓“到处灾伤，四方盗起”。整个社会如同布满了干柴，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面对这种情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一个个浑浑噩噩，居危而不知危。这些在优裕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帝王，既无处理政务的实际经验，也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只知吃喝玩乐，骄奢淫逸，视国事如同儿戏。
眼看明朝统治江河日下，愈益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相继提出除弊兴利的主张，解决当时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嘉靖年间，大臣海瑞首先上《治安疏》，直言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要求实行变革。其后，内阁首辅徐阶、高拱也在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相对于当时沉病难起的官场痼疾和社会弊病，要求变革的呼声和某一方面的整顿，犹如杯水车薪，远未能解决问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日趋严重。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改革初起：“谋定而后发”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怀有治国抱负的张居正，十分关心当时的社会状况，嘉靖二十八年，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就写了《论时政疏》，尖锐地指出当时朝政存在的五大弊病，即宗室恣意横行，官吏素质低下，办事因循拖拉，边防不被重视，以及财政入不敷出。并大胆提出，要去除这些弊病，就必须皇帝亲理国政，接近大臣，广开言路，上下一心。这表明年青的张居正对实行改革已经有了初步的考虑。由于当时世宗一意修炼，不问政事，朝中大权掌握在奸臣严嵩之手，张居正的抱负无法施展，于是，他闭门读书，研究典故，探索治国兴邦之道，等待时机来临。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去世，穆宗（隆庆）继位。张居正由徐阶的引荐进入内阁，这为他日后掌握大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再上《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具体的改革方案：一、少发议论，多做实事；二、整顿纲纪，严明法令；三、有令必行，有法必依；四、考核人才，赏罚分明；五、安定民生，与民休息；六、整场武备，激励士气。这些主张大都切中时弊，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皇帝昏庸无能，内阁大臣又多因循守旧，所以张居正的建议仍然是一纸空文，未能得到实施。
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要想施展抱负，就必须掌握大权。因此，张居正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内阁首辅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隆庆六年（1572），穆宗去世，临终前，他嘱托内阁首辅高拱以及大学士张居正等人辅佐年仅十岁的嗣皇帝，以维持大明江山。高拱是一个老臣，在隆庆年间的内阁斗争中屡屡获胜，权势炙手可热。但是穆宗死后，他和内廷太监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大太监冯保与之早有仇隙，此时双方为争权夺利，冲突更加激烈。不管结果如何，二者必去其一，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张居正当时在内阁位居第二，与高拱也不相和睦。在神宗及其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与冯保联合，挤走了高拱。于是，张居正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实际上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一场蕴蓄已久的大规模改革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
改革措施：兴利除弊 匡世救时
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1582）六月因病去世，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在全国上下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一、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当时官场废弛已久，朝廷选拔官员只重资格，惟看年限，而不问能力，不讲才干，官吏大都无心任事，更不思进取，只知假公济私，敷衍塞责。针对这种现象，张居正首先加强中央权力，严肃法纪政令。他明确规定，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必须听命于内阁，各省督抚巡按必须听命于中央六部、各地知府县令则必须听命于督抚巡按，一级服从一级，使内阁能够有效地控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构。为有效地扭转官场积淀已久的颓废风气，张居正又制定考成法，把中央要求办理的事情一一登记在案，规定期限，限令完成，并逐月考核，每年总结。失职者罢官降级，尽责者奖励升迁。在大力整顿吏治，加强集权的同时，张居正还果断摒弃以往论资排辈的用人方法，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人才。
二、节省开支，去除浮费。明中叶以来，皇帝大都追求享乐，挥霍无度。武宗喜好游玩，世宗醉心营造，穆宗也经常动用库银购置珍宝，致使皇室开支无限增加，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张居正深悉此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年幼的神宗皇帝反复灌输治理国家应该节俭去奢的道理，并将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呈报神宗，力戒其随意挥霍。万历五年，神宗原打算重修太后的宫室，即因张居正的劝阻而作罢。在尽可能节省宫廷费用的同时，张居正还十分注意裁革弊政，堵塞漏洞。明代初年，为方便官员因公出行，政府在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来往官员吃、住等一应费用及所需交通工具均由当地就近向百姓摊派。本来驿站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但随着法度的松弛和吏治的腐败，许多官员公为私用，大量的非公差人员频繁使用驿站，而一些办理公事的官员，也讲究排场，随意勒索，搞得地方民穷财尽，不少驿站难以维持，名存实亡。张居正重申了使用驿站的各种规定，严禁非公差者使用驿站，对公差者的用度标准也作了限制。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亲属外出，都自雇车马，不用驿站。这一改革，不仅恢复了全国的交通系统，而且大大减轻了地方负担，深受民众的欢迎。
三、抑制兼并，改革赋税。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革。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田赋历来是国家赋税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的耕地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高，明朝政府也是如此。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很多土地集中到了豪门富户手中，使得国家所控制的耕地数字由明初的八亿五千余万亩，下降到正德年间的四亿五千余万亩，减少几近一半。明代的徭役又是按人丁分派的，占有着大量土地的豪门和缺田少地的农民都据人丁数承担徭役，这在事实上已经很不平等，更何况许多有钱有势的地主还利用各种手段，把赋税徭役转嫁到小农的头上。这就造成了社会赋役不均，国家税收锐减的严重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居正不顾豪强士绅的阻挠和反对，力排众议，坚持清理丈量全国的土地，结果查出了二亿多亩隐漏的土地，从而严厉打击了豪强地主，扭转了财政亏损。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进而实行了全面的赋税改革，把各种名目的赋税徭役全部归结在一起，按田核算，统一征收，并允许农民以交纳银两的方式来代替服役，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占田多的就要多交赋税，占田少的或无田者大大少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不均的问题，同时，这一以银两为主要结算单位的征税方法，扩大了货币的功能和流通范围，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整饬武备，安定边境。张居正十分清楚，一个安定和睦的周边环境，对改革而言，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当时，明代的两大边患已基本平息，北方的蒙古自隆庆议和后，已息兵止戈，双方转而开始贸易活动；沿海的倭寇经过儿次大的扫荡，气势已失，只剩一些余部时而骚扰海疆。但东北土蛮和女真，仍经常侵入边关。张居正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东北一线，任用戚继光、谭纶等著名将领镇守北部边防，大力修缮边墙城关，加强边防守备系统，在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对边境少数民族实行招抚。与此同时，继续实行与蒙古的和好政策，扩大相互间的贸易关系。张居正实施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出现了军民乐业的安定环境，进一步保障和发展了改革的成果。
张居正所领导的十年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政治局面有所更新，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财政收入趋于好转，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业已走下坡路的明朝统治政权，一段时间内又出现了转机。
改革失败：十年经营 付诸东流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病逝，晚明这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很快成了落花流水。朝廷上下出现了一股清算改革的风潮，张居正所赏识、任用的官员，相继遭到罢职、降级的处罚，而一批原被撤换，排挤掉的官员，又纷纷掌握了实权。不久，清算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居正。先是赠官被夺，谥号被除，接着家又被抄，亲属也遭到牵连，他的兄弟和儿子，有的入狱自杀，有的发配充军，处境都很悲惨。而张居正殚精竭虑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都遭到废除，可谓人亡政息，“身后一败涂地”。一度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为什么顷刻之间就夭折了呢？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凡改革，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规章制度加以修改调整，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张居正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吏治腐败等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庸官贪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触和反对。因此，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也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那样，始终伴随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
清丈土地开始后，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贿赂官府，隐瞒土地，还攻击清丈会导致农户逃亡。张居正不为所动，坚持清丈，规定凡有阻挠清丈者，一律从重处罚。山西代王宗室等人，就是为此而受到严厉处置的。考成法推行后，又有人指责“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张居正针锋相对，把反对改革的主要官员，相继撤职、查办。可以说，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造成改革的对立面。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张居正与神宗的矛盾，即相权与君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神宗十岁登基，还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张居正大权在握，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实际上代行着皇帝的权力。但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其独立意识和帝王思想也逐渐滋长起来，日益不满张居正操纵一切的局面，特别是当他追求奢侈挥霍的欲望和要求因张居正的劝阻而得不到满足时，积怨更深。这种不满与怨恨，当张居正独揽大权时，神宗只能隐忍不发，一旦人去楼空，君权不再受到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为所欲为。因此，张居正去世不久，神宗就借机发难，直接纵容并推动了那些改革反对派掀起的否定张居正及其改革措施的风潮。
如果说反对派和神宗帝的反攻清算是造成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那么张居正本人的某些局限和品行，也对改革的失败产生了一种加速作用。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张居正自然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特征。他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人行政，不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神宗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受到张居正排挤甚至迫害的官员，有的倒还坦诚正直。曾经因激烈抨击张居正而遭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就敢于在他人纷纷落井下石之时，肯定改革的作用，并为张居正的平反昭雪积极呼喊。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还比较廉洁，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责任的。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后人评论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上末路的时代，历史留给张居正的活动舞台实在过于狭小了。张居正的改革，虽然给明王朝带来了短暂的生机，但却无法改变其衰亡的历史命运。改革最终失败的同时，也奏响了明朝政权的挽歌。
○ 黄爱平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运动，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它们分别出现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和后期，各自反映出封建社会在其产生、发展乃至衰亡过程中所出现的剧烈矛盾和变动。而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的一场挽救危机的运动。
改革背景：“势不容于不变”
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在延续了一百多年之后，至明代中叶，已经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大厦，干疮百孔，破败剥落，呈现出末世之相。土地集中，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外患频仍，这一连串的问题纠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力，动摇着明朝江山的基石。
明代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阶级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侵吞大片的土地。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直接占据土地，不断扩大皇庄，而且还把大量的上地作为赏赐之物，分送皇亲国戚，河南开封的周王府曾经一次就得到赏田五十余万亩。
豪强势力则在各地巧取豪夺，霸占土地，致使土地高度集中。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加剧了阶级矛盾，而且还严重影响到国家税收。那些皇亲国戚、勋臣官绅，依仗特权不纳赋税，豪门富户、不法地主则勾结官府，瞒田逃税，使得“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家财政收入每况愈下。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增加。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加重了政府财政的负担。有增无减的皇室开支，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
军费支出也十分庞大，北方的蒙古，沿海的倭寇，时常骚扰内地，每有战事，军费开支便直线上升。嘉靖二十九年，蒙古土默部发兵南侵，一路杀掠，直逼京师，史称“庚戍之变”。这一年明朝的军费开支高达六百万两，超过岁入白银的两倍。出多入少，国库空虚，当时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不捉襟也具时的地步。国家的状况如此糟糕，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更是日益穷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或外出流亡，所谓“到处灾伤，四方盗起”。整个社会如同布满了干柴，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面对这种情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一个个浑浑噩噩，居危而不知危。这些在优裕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帝王，既无处理政务的实际经验，也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只知吃喝玩乐，骄奢淫逸，视国事如同儿戏。
眼看明朝统治江河日下，愈益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相继提出除弊兴利的主张，解决当时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嘉靖年间，大臣海瑞首先上《治安疏》，直言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要求实行变革。其后，内阁首辅徐阶、高拱也在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相对于当时沉病难起的官场痼疾和社会弊病，要求变革的呼声和某一方面的整顿，犹如杯水车薪，远未能解决问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日趋严重。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改革初起：“谋定而后发”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怀有治国抱负的张居正，十分关心当时的社会状况，嘉靖二十八年，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就写了《论时政疏》，尖锐地指出当时朝政存在的五大弊病，即宗室恣意横行，官吏素质低下，办事因循拖拉，边防不被重视，以及财政入不敷出。并大胆提出，要去除这些弊病，就必须皇帝亲理国政，接近大臣，广开言路，上下一心。这表明年青的张居正对实行改革已经有了初步的考虑。由于当时世宗一意修炼，不问政事，朝中大权掌握在奸臣严嵩之手，张居正的抱负无法施展，于是，他闭门读书，研究典故，探索治国兴邦之道，等待时机来临。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去世，穆宗（隆庆）继位。张居正由徐阶的引荐进入内阁，这为他日后掌握大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再上《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具体的改革方案：一、少发议论，多做实事；二、整顿纲纪，严明法令；三、有令必行，有法必依；四、考核人才，赏罚分明；五、安定民生，与民休息；六、整场武备，激励士气。这些主张大都切中时弊，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皇帝昏庸无能，内阁大臣又多因循守旧，所以张居正的建议仍然是一纸空文，未能得到实施。
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要想施展抱负，就必须掌握大权。因此，张居正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内阁首辅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隆庆六年（1572），穆宗去世，临终前，他嘱托内阁首辅高拱以及大学士张居正等人辅佐年仅十岁的嗣皇帝，以维持大明江山。高拱是一个老臣，在隆庆年间的内阁斗争中屡屡获胜，权势炙手可热。但是穆宗死后，他和内廷太监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大太监冯保与之早有仇隙，此时双方为争权夺利，冲突更加激烈。不管结果如何，二者必去其一，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张居正当时在内阁位居第二，与高拱也不相和睦。在神宗及其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与冯保联合，挤走了高拱。于是，张居正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实际上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一场蕴蓄已久的大规模改革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
改革措施：兴利除弊 匡世救时
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1582）六月因病去世，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在全国上下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一、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当时官场废弛已久，朝廷选拔官员只重资格，惟看年限，而不问能力，不讲才干，官吏大都无心任事，更不思进取，只知假公济私，敷衍塞责。针对这种现象，张居正首先加强中央权力，严肃法纪政令。他明确规定，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必须听命于内阁，各省督抚巡按必须听命于中央六部、各地知府县令则必须听命于督抚巡按，一级服从一级，使内阁能够有效地控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构。为有效地扭转官场积淀已久的颓废风气，张居正又制定考成法，把中央要求办理的事情一一登记在案，规定期限，限令完成，并逐月考核，每年总结。失职者罢官降级，尽责者奖励升迁。在大力整顿吏治，加强集权的同时，张居正还果断摒弃以往论资排辈的用人方法，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人才。
二、节省开支，去除浮费。明中叶以来，皇帝大都追求享乐，挥霍无度。武宗喜好游玩，世宗醉心营造，穆宗也经常动用库银购置珍宝，致使皇室开支无限增加，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张居正深悉此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年幼的神宗皇帝反复灌输治理国家应该节俭去奢的道理，并将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呈报神宗，力戒其随意挥霍。万历五年，神宗原打算重修太后的宫室，即因张居正的劝阻而作罢。在尽可能节省宫廷费用的同时，张居正还十分注意裁革弊政，堵塞漏洞。明代初年，为方便官员因公出行，政府在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来往官员吃、住等一应费用及所需交通工具均由当地就近向百姓摊派。本来驿站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但随着法度的松弛和吏治的腐败，许多官员公为私用，大量的非公差人员频繁使用驿站，而一些办理公事的官员，也讲究排场，随意勒索，搞得地方民穷财尽，不少驿站难以维持，名存实亡。张居正重申了使用驿站的各种规定，严禁非公差者使用驿站，对公差者的用度标准也作了限制。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亲属外出，都自雇车马，不用驿站。这一改革，不仅恢复了全国的交通系统，而且大大减轻了地方负担，深受民众的欢迎。
三、抑制兼并，改革赋税。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革。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田赋历来是国家赋税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的耕地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高，明朝政府也是如此。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很多土地集中到了豪门富户手中，使得国家所控制的耕地数字由明初的八亿五千余万亩，下降到正德年间的四亿五千余万亩，减少几近一半。明代的徭役又是按人丁分派的，占有着大量土地的豪门和缺田少地的农民都据人丁数承担徭役，这在事实上已经很不平等，更何况许多有钱有势的地主还利用各种手段，把赋税徭役转嫁到小农的头上。这就造成了社会赋役不均，国家税收锐减的严重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居正不顾豪强士绅的阻挠和反对，力排众议，坚持清理丈量全国的土地，结果查出了二亿多亩隐漏的土地，从而严厉打击了豪强地主，扭转了财政亏损。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进而实行了全面的赋税改革，把各种名目的赋税徭役全部归结在一起，按田核算，统一征收，并允许农民以交纳银两的方式来代替服役，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占田多的就要多交赋税，占田少的或无田者大大少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不均的问题，同时，这一以银两为主要结算单位的征税方法，扩大了货币的功能和流通范围，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整饬武备，安定边境。张居正十分清楚，一个安定和睦的周边环境，对改革而言，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当时，明代的两大边患已基本平息，北方的蒙古自隆庆议和后，已息兵止戈，双方转而开始贸易活动；沿海的倭寇经过儿次大的扫荡，气势已失，只剩一些余部时而骚扰海疆。但东北土蛮和女真，仍经常侵入边关。张居正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东北一线，任用戚继光、谭纶等著名将领镇守北部边防，大力修缮边墙城关，加强边防守备系统，在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对边境少数民族实行招抚。与此同时，继续实行与蒙古的和好政策，扩大相互间的贸易关系。张居正实施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出现了军民乐业的安定环境，进一步保障和发展了改革的成果。
张居正所领导的十年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政治局面有所更新，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财政收入趋于好转，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业已走下坡路的明朝统治政权，一段时间内又出现了转机。
改革失败：十年经营 付诸东流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病逝，晚明这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很快成了落花流水。朝廷上下出现了一股清算改革的风潮，张居正所赏识、任用的官员，相继遭到罢职、降级的处罚，而一批原被撤换，排挤掉的官员，又纷纷掌握了实权。不久，清算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居正。先是赠官被夺，谥号被除，接着家又被抄，亲属也遭到牵连，他的兄弟和儿子，有的入狱自杀，有的发配充军，处境都很悲惨。而张居正殚精竭虑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都遭到废除，可谓人亡政息，“身后一败涂地”。一度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为什么顷刻之间就夭折了呢？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凡改革，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规章制度加以修改调整，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张居正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吏治腐败等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庸官贪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触和反对。因此，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也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那样，始终伴随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
清丈土地开始后，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贿赂官府，隐瞒土地，还攻击清丈会导致农户逃亡。张居正不为所动，坚持清丈，规定凡有阻挠清丈者，一律从重处罚。山西代王宗室等人，就是为此而受到严厉处置的。考成法推行后，又有人指责“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张居正针锋相对，把反对改革的主要官员，相继撤职、查办。可以说，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造成改革的对立面。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张居正与神宗的矛盾，即相权与君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神宗十岁登基，还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张居正大权在握，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实际上代行着皇帝的权力。但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其独立意识和帝王思想也逐渐滋长起来，日益不满张居正操纵一切的局面，特别是当他追求奢侈挥霍的欲望和要求因张居正的劝阻而得不到满足时，积怨更深。这种不满与怨恨，当张居正独揽大权时，神宗只能隐忍不发，一旦人去楼空，君权不再受到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为所欲为。因此，张居正去世不久，神宗就借机发难，直接纵容并推动了那些改革反对派掀起的否定张居正及其改革措施的风潮。
如果说反对派和神宗帝的反攻清算是造成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那么张居正本人的某些局限和品行，也对改革的失败产生了一种加速作用。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张居正自然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特征。他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人行政，不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神宗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受到张居正排挤甚至迫害的官员，有的倒还坦诚正直。曾经因激烈抨击张居正而遭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就敢于在他人纷纷落井下石之时，肯定改革的作用，并为张居正的平反昭雪积极呼喊。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还比较廉洁，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责任的。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后人评论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上末路的时代，历史留给张居正的活动舞台实在过于狭小了。张居正的改革，虽然给明王朝带来了短暂的生机，但却无法改变其衰亡的历史命运。改革最终失败的同时，也奏响了明朝政权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