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忠实
小说评论 2008年04期
之五：难忘1985，打开自己
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我今天回望的感受里，是在这年发生的。
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事，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这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10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此置备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我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自我端详也自我欣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出蓝袍先生来。这是我在一月前刚刚写成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的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细节，他穿了许多年的蓝色长袍，从解放前的教书先生一直穿到走进人民共和国的一所新式教师进修学校，在同学的讥笑声中脱下了作为封建残余标志的蓝袍，换上了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的“列宁装”。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我以蓝袍先生为参照，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肓点和误区，目的很单纯也很专注，打开自己。
人生的每一个年轮都会发生大大小小许多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无论好事或者挫折的事，对人尔后的经验积累和人生体验，都有益处。而几件难忘的事完全是毫无意识地凑到一起，事后回嚼起来发现如此的奇妙。正当我以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希求打开自己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随团访问泰国。到泰国首都曼谷机场时已是傍晚，在机场完成礼仪性会见仪式再乘车驶上高速公路，我被河流一样的汽车车灯吓得不知所措。不仅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看到这奇观异景，随团的北京几位作家也连连发出惊叹。还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参观曼谷一家超市时，郑万隆让我和他合作做一项社会调查，他数往这边过来的顾客40人，让我数往那边走去的顾客也数40人，有男也包括女，看看能有几个人穿着相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结果是他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服装完全一样的两个人。这个细节之所以比泰国那些保存完美的古典宫殿还要深刻地保持记忆，在于太富于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标征了。大约就在1985年前一年，胡耀邦在某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把他穿戴整齐的西装领带示范给与会的各位党政领导人，身体力行倡导穿西装。西装和中山装已经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保守的时代性标志。我的《蓝袍先生》，就是在这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正在发生的激烈而又广泛的深层冲突过程中，引发思考触动灵魂也产生创作欲望的。我那时候把这种过程称作“精神剥离”。
我生活周围的乡村人有一句自我嘲弄的卑称，相对见多识广也富裕文明的城市人，把自己称作“乡棒”，由此演绎出许多“乡棒”进城的笑话。我在曼谷超市大楼上被五颜六色的各种式样的服装搞得眼花缭乱的那一刻，确凿意识到，不仅我是“乡棒”，教我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胡耀邦倡导各级党政领导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应该是换一种思想也换一种思维方式的符号，强烈地要改变中国“乡棒”的形象，进入世界充当角色。作为作家，我在泰国看到的生活世象，恰好吻合着我当时的心态，这儿的人是以这样的形态生活着，这就足以让我开了眼界了——打开自己。
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这肯定与我业已发生的新的创作内容有关系，即在此前两三个月产生的长篇小说的内容。1986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藉。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我曾在14年前与评论家李星的对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惊悚引发的思考，不再重述，倒是这种惊悚之后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进入一种较为理性的沉静，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我在惊悚之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已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获，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理性境界。另一部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深度的这本书。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同样在与李星的对话里也谈到这一点，“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感受，是给我以可靠感觉的阅读文本，帮我打开了禁封的自己。
我集中阅读了一批文学书藉，主要是长篇小说，意图也很明确，需要更进一步在艺术上打开自己。实际上我的艺术视野在新时期以来是不断扩展的，每一本有独到性的小说乃至某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都在起着打开艺术眼界的效果。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标志性的1978年的夏天，我确信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要求从行政部门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这年秋天，我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房子支了一张床，把墙上用粗笔写的“打倒”、“砸烂”之类的黑墨字用报纸糊起来，把吊在空中的顶棚重新搭好，我就开始坐下读书。1978年冬天还找不见新翻译小说，我在文化馆图书馆把所有的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搜出来，坐在那间只有一张旧桌子一把旧椅子和一张床的房子里阅读。这大约是我一生读书经历中心境最好的一次。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此时确定下来一个尚不敢张扬的人生志愿，要当一个作家。我在“文革”前一年刚刚发表散文处女作，到“文革”摧毁一切的时候，仅仅发表过六、七篇散文，还有诗歌、快板。那时候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业余作者远远比不得现在这样多，尽管我自己很鼓舞，却也能掂出自己那些小散文的分量，确凿还不敢确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柳青和王汶石就在离我不远的西安，是我顶礼膜拜的人，他们才是作家，等不得我有创作的新发展，也等不得我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产生，“文革”把我最切实也最平庸的能发点文章就不错的好梦也打碎了。到“文革”后几年，被赶出作家协会院子的作家和编辑得到指令，从陕南陕北关中几处劳动改造的乡村回到西安，组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不许复旧作协名称），创办一本文学杂志《陕西文艺》（不许复旧《延河》），老作家惊魂未定，大多数没有动手写作，用心偏重于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我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解放”的4年里，写了4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第一个短篇小说处女作被改编为电影，后来留下笑柄。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当时颇得好评。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产生当作家的梦，依旧认真地在当时的西安郊区一个公社里“学大寨”。我把这几年的写作自嘲为“过瘾”，大约只有我深知自己的这种写作感受。我真喜欢写作，如同酒鬼的酒瘾和烟民的烟瘾，我一年写一个短篇外加几篇生活速写或散文，就是要过一过文字表述的“瘾”，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杂志和报纸发表出来的时候，看着被铅印的自己的名字，有某种自我欣赏的愉悦。那时候取消了稿酬，没有一分钱的实际利益，写作又是最冒风险的事，一句话写不好就会有“帽子”扣过来，就形成只想“过瘾”不做作家梦的清醒而又矛盾的状态。
现在想当作家了，我当时能想到的切实举措就是读书。我那时想从短篇起步，就读契诃夫和莫泊桑。我一边关注着新的文学观点，重心却在这两位大家的作品阅读感受，是驱逐排解以往接受的极左到可笑的非文学因素的最有效的办法。我在契诃夫与莫泊桑之间又选定莫泊桑，把他小说集里我最喜欢的十数篇作为精读的范本。房子里生着火炉，我熬着最廉价的砖茶，从秋天读到冬天直读到春节，整个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没有物质要求，也不看左凉右热的脸，是一种最好的读书心境。到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敏感到春的骚动，开始涌动起写作的欲望。这一年，我写了近十篇小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前一年冬天围着火炉的阅读，不仅从极左的文艺禁锢下得到拯救和重生，而且开始形成自己，也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记忆。现在看，当是第一次打开自己。
我在七、八年后又发生了这种迫切的阅读欲望。我在《白鹿原》创作苗头发生以后，突然意识到以往阅读长篇小说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留心解读它们的结构。《白》的主要人物重大情节和一些自以为得意的重要细节基本确定以后，如何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合理地表述出来，结构就成为横在眼前的首要难题。我尊敬的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老师，得知我想写长篇小说之后，十分关切，不止一次郑重告诫我，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各种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人意所可类比。阅读以开阔眼界，同时也在完成心理调整，排除畏怯心理，涨起自信来。
我先后选择了十多部长篇作为范本阅读。我记得有《百年孤独》，是郑万隆寄给我的《十月》杂志上刊发的文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科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粘不混，清清白白。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这是那两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深得好评的长篇小说。在我的印象里，是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开端的长篇小说创作，一出手就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一个标志性的高度。我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我在《古船》的阅读中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古船》和《活动变人形》对近代和当代生活的叙述，就显示着张炜和王蒙的不同质地和个性，这且不多论。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如何找到合理结构的途径；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需再次审阅我的人物。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粱，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我自喜欢上文学创作，就知道现实主义的至为神圣的创作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在作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我曾经想过，中国古典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Q和孔乙己。我自然想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写出来，如果给读者不能留下一两个性格显明的人物，读者读完便什么都忘了，我写它的必要性还有多大？且不敢妄想“典型性”。我在以偷得天机的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我已树立起一个信念，把自以为对这些人物的心灵轨迹心理脉象把准了，还能有恰切恰当的叙述文字，这些人物的内在气质和个性应当是立体的。为了实现从这条途径刻画人物的目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限制，不写人物的外貌肖像，看看能否达到写活人物的目的。这样，我的思路明晰了，也单纯，就是从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下笔，《白》书的结构框架也脉络清晰水到渠成了。我在和李星的对话里说过：“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我至今记着1985年的一个细节。这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我在赴京的火车上和由北京赴涿县的汽车上，看到河北平原寒凝大地的凋残景象，一望无际的越冬小麦的垅畦里，看不到一缕绿色，贴在冻结的地皮上的麦苗的叶子，一抹被冻死风干的黄色，我顿然意识到不同于我的家乡关中冬天的严酷了。在关中，在我的祖居和现居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即使数九天里，小麦的叶子只不过稍微变成深灰，却仍然是绿的底色。三月的河川和原坡，已经是一派葱茏的返青的麦苗了，柳树已蓬勃着一派嫩绿浅黄的柔和诗意。我第一次领略到河北平原的三月，是这样一番不堪的景致，虽然颇多惊诧，却毫不影响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兴致。我感动中国作协对以农村题材写作为主的作家的关心，召开这样一个专题研讨会，起码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取那些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的经验，也可以了解新时期在农村题材创作上出手不凡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思路，还有涉及农村题材创作诸多话题的种种见解，我可以开阔眼界扩展思路和视角，对往后的创作肯定只有益处。我只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虔诚的聆听者，这是我起程赴会时就自我确定的姿态和心态。我一次不缺参加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都是倾心真诚地聆听各路新老作家的见解，即使完全相对相背的看法，我都认真听取，在我的思想里过滤，判断和选择。我至今留下的印象，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到整个文学创作，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那个时候刚刚引进来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地区素来习惯养羊，是陕西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却没有挑明直说；他只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然而，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这从近两年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变数。1985年早春的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我随后便以自觉的意识回看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这是1985年最活跃的文学创作氛围冲击下获得的自觉。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文革”中的1974年我到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规定要带的《毛泽东选集》，我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在窑洞里渡过了半年，那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性阅读。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能让评论家和读者产生这种阅读感觉，起码标志着不低不俗的起步的基点。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段经历，概括为一句话说，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句决绝的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这是我那段时间反省的结论。在之后酝酿构思《白》书的两年时间里，想要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已经稳固确立，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人物的方法，有的是全知的叙述或描写，有的则是作家自己的视角和口吻，等等。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作出自己的反应。我曾经一直实验着这种方法。我在1985年获得并决定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的跃跃欲试的兴奋情境里，似乎很自然地把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联想起来。我较长时月里虽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总是苦于把握不准“人物角度”，或者留下生硬的痕迹，难得如柳青那样自然熨贴。我这时才意识到，“人物角度”只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谁都可以用，用得好用得不好，或者说能否显示这种写作方法独具的艺术效力，关键还在作家对自己要写的人物深度理解上，一个本身没有多少思想负载的人物，单凭某种写作方法是无法为其增加分量和深度的。我也就豁然开朗，我可以使用“人物角度”的写作方法，而关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只能由自己发生，这是无法借助或教授所能获得。关于上世纪前50年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自以为是新鲜的独自的；对那些已经酝酿着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把握，顿然确信获得了“人物角度”写法的自由。在后来的写作中，自我感觉果然比较自如，在人物直接出场的行为中，我以“人物角度”描写他们；在人物不直接出场纯由作者叙述的篇章，我也能比较自如地以“人物角度”进行叙述；描写和叙述都从“人物角度”得以实现，我以为真正的要领在于“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令人难忘的思想和学术的活跃氛围里，似乎还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大约是学术味太偏浓的缘故，我却有幸领教了也接纳了，而且直接进入创作试验了。我便想到，谁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也是因谁的具体个案而决定取舍的。我说不请我为什么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要说还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觉得它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以信赖，就对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以及正在努力着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自然就信服了。而我确切地感知到这是一次重要的非同一般的启示。
我想到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是在《十月》上读到这部名著的。这部小说和作家马尔科斯风靡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任何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的作家和作品，都无法与其相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我随后看到中国个别照猫画虎式的某些模仿，庆幸我在当初阅读时的感受和判断，尚未发昏到从表面上去模仿，我感受到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谁都无法模仿的，模仿的结果只会是表层的形式的东西，比如人和动物的互变。就我的理解，人变甲虫人变什么东西是拉美民间土壤里诞生的魔幻传说，中国民间似乎倒不常见。马尔科斯对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企望能发生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尚无把握能否进入生命体验的自由境地。在形式上，我也清醒地谢辞了“魔幻”，仍然定位自己为不加“魔幻”的现实主义。这道理很简单，我所感知到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似乎没有人变甲虫的传闻却盛传鬼神。我如果再在中国仿制出人变狗或变虾鱼的细节来，即使硬撑着顶住别人的讥讽，独处时也会为这种低能而羞愧的。我确信中国民间的鬼神传闻在本质上不同于魔幻，不单是一句批判意义上的迷信，尽管其发生和传播的一条原因在于科学的缺失，然而仍蕴含着不尽的文化，也应是中国某些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根构件，即使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件。我自幼接受的第一件恐惧事象不是狼而是鬼。天黑之后我不敢去茅房，四周似乎都有鬼的影子。即使在我已经作了乡村教师，还是在路过有孤坟的一段村路时由不得起鸡皮疙瘩。我在未识字前的最丰富生动的想象力，就集中体现在对鬼的千姿百态的描绘上。我对神却是一片迷糊，从来没有想象出一幅神的图像来。在《白》书的构思里，有几处写到闹鬼情节，却不是为了制造神秘魔幻，而是出于人物自身的特殊境遇下的心理异常。鹿三杀死小娥后就发生了行为举止失措的变化，这是仅仅出于鹿三这个人独具的文化心理结构，按他的道德信奉和善恶观，无法容忍小娥的存在；然而出于同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杀人毕竟不是拔除一根和庄稼争水肥的野草，在一时义举之后就陷入矛盾和压迫，顺理成章就演绎出小娥鬼魂附体的鬼事来……我少年和青年时期，不下十回亲自看见乡人用桃条抽打附着鬼魂的人身上的簸箕，连围观的我都一阵阵头皮发紧发凉。有论家说我在《白》书中的这些情节是“魔幻”，我清楚是写实，白鹿原上关于鬼的传说，早在“魔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传入之前几千年就有了，以写鬼成为经典的蒲松龄，没有人给他“魔幻”称谓；鲁迅的《祝福》里的祥林嫂最后也被鬼缠住了，似乎没有人把它当作“魔幻”，更不必例举传统戏剧里不少的鬼事了；我写的几个涉及鬼事的情节，也应不属“魔幻”，是中国传统的鬼事而已……
真是难忘的1985。我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新潮的涌动里，接纳并试验了我以为可以信赖的学说，打开了自己；我在见识各种新论的时候，吸收了不少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作者介绍：陈忠实，陕西省作家协会
作者：陈忠实
小说评论 2008年04期
之五：难忘1985，打开自己
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我今天回望的感受里，是在这年发生的。
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事，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这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10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此置备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我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自我端详也自我欣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出蓝袍先生来。这是我在一月前刚刚写成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的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细节，他穿了许多年的蓝色长袍，从解放前的教书先生一直穿到走进人民共和国的一所新式教师进修学校，在同学的讥笑声中脱下了作为封建残余标志的蓝袍，换上了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的“列宁装”。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我以蓝袍先生为参照，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肓点和误区，目的很单纯也很专注，打开自己。
人生的每一个年轮都会发生大大小小许多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无论好事或者挫折的事，对人尔后的经验积累和人生体验，都有益处。而几件难忘的事完全是毫无意识地凑到一起，事后回嚼起来发现如此的奇妙。正当我以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希求打开自己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随团访问泰国。到泰国首都曼谷机场时已是傍晚，在机场完成礼仪性会见仪式再乘车驶上高速公路，我被河流一样的汽车车灯吓得不知所措。不仅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看到这奇观异景，随团的北京几位作家也连连发出惊叹。还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参观曼谷一家超市时，郑万隆让我和他合作做一项社会调查，他数往这边过来的顾客40人，让我数往那边走去的顾客也数40人，有男也包括女，看看能有几个人穿着相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结果是他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服装完全一样的两个人。这个细节之所以比泰国那些保存完美的古典宫殿还要深刻地保持记忆，在于太富于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标征了。大约就在1985年前一年，胡耀邦在某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把他穿戴整齐的西装领带示范给与会的各位党政领导人，身体力行倡导穿西装。西装和中山装已经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保守的时代性标志。我的《蓝袍先生》，就是在这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正在发生的激烈而又广泛的深层冲突过程中，引发思考触动灵魂也产生创作欲望的。我那时候把这种过程称作“精神剥离”。
我生活周围的乡村人有一句自我嘲弄的卑称，相对见多识广也富裕文明的城市人，把自己称作“乡棒”，由此演绎出许多“乡棒”进城的笑话。我在曼谷超市大楼上被五颜六色的各种式样的服装搞得眼花缭乱的那一刻，确凿意识到，不仅我是“乡棒”，教我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胡耀邦倡导各级党政领导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应该是换一种思想也换一种思维方式的符号，强烈地要改变中国“乡棒”的形象，进入世界充当角色。作为作家，我在泰国看到的生活世象，恰好吻合着我当时的心态，这儿的人是以这样的形态生活着，这就足以让我开了眼界了——打开自己。
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这肯定与我业已发生的新的创作内容有关系，即在此前两三个月产生的长篇小说的内容。1986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藉。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我曾在14年前与评论家李星的对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惊悚引发的思考，不再重述，倒是这种惊悚之后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进入一种较为理性的沉静，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我在惊悚之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已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获，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理性境界。另一部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深度的这本书。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同样在与李星的对话里也谈到这一点，“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感受，是给我以可靠感觉的阅读文本，帮我打开了禁封的自己。
我集中阅读了一批文学书藉，主要是长篇小说，意图也很明确，需要更进一步在艺术上打开自己。实际上我的艺术视野在新时期以来是不断扩展的，每一本有独到性的小说乃至某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都在起着打开艺术眼界的效果。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标志性的1978年的夏天，我确信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要求从行政部门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这年秋天，我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房子支了一张床，把墙上用粗笔写的“打倒”、“砸烂”之类的黑墨字用报纸糊起来，把吊在空中的顶棚重新搭好，我就开始坐下读书。1978年冬天还找不见新翻译小说，我在文化馆图书馆把所有的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搜出来，坐在那间只有一张旧桌子一把旧椅子和一张床的房子里阅读。这大约是我一生读书经历中心境最好的一次。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此时确定下来一个尚不敢张扬的人生志愿，要当一个作家。我在“文革”前一年刚刚发表散文处女作，到“文革”摧毁一切的时候，仅仅发表过六、七篇散文，还有诗歌、快板。那时候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业余作者远远比不得现在这样多，尽管我自己很鼓舞，却也能掂出自己那些小散文的分量，确凿还不敢确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柳青和王汶石就在离我不远的西安，是我顶礼膜拜的人，他们才是作家，等不得我有创作的新发展，也等不得我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产生，“文革”把我最切实也最平庸的能发点文章就不错的好梦也打碎了。到“文革”后几年，被赶出作家协会院子的作家和编辑得到指令，从陕南陕北关中几处劳动改造的乡村回到西安，组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不许复旧作协名称），创办一本文学杂志《陕西文艺》（不许复旧《延河》），老作家惊魂未定，大多数没有动手写作，用心偏重于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我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解放”的4年里，写了4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第一个短篇小说处女作被改编为电影，后来留下笑柄。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当时颇得好评。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产生当作家的梦，依旧认真地在当时的西安郊区一个公社里“学大寨”。我把这几年的写作自嘲为“过瘾”，大约只有我深知自己的这种写作感受。我真喜欢写作，如同酒鬼的酒瘾和烟民的烟瘾，我一年写一个短篇外加几篇生活速写或散文，就是要过一过文字表述的“瘾”，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杂志和报纸发表出来的时候，看着被铅印的自己的名字，有某种自我欣赏的愉悦。那时候取消了稿酬，没有一分钱的实际利益，写作又是最冒风险的事，一句话写不好就会有“帽子”扣过来，就形成只想“过瘾”不做作家梦的清醒而又矛盾的状态。
现在想当作家了，我当时能想到的切实举措就是读书。我那时想从短篇起步，就读契诃夫和莫泊桑。我一边关注着新的文学观点，重心却在这两位大家的作品阅读感受，是驱逐排解以往接受的极左到可笑的非文学因素的最有效的办法。我在契诃夫与莫泊桑之间又选定莫泊桑，把他小说集里我最喜欢的十数篇作为精读的范本。房子里生着火炉，我熬着最廉价的砖茶，从秋天读到冬天直读到春节，整个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没有物质要求，也不看左凉右热的脸，是一种最好的读书心境。到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敏感到春的骚动，开始涌动起写作的欲望。这一年，我写了近十篇小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前一年冬天围着火炉的阅读，不仅从极左的文艺禁锢下得到拯救和重生，而且开始形成自己，也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记忆。现在看，当是第一次打开自己。
我在七、八年后又发生了这种迫切的阅读欲望。我在《白鹿原》创作苗头发生以后，突然意识到以往阅读长篇小说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留心解读它们的结构。《白》的主要人物重大情节和一些自以为得意的重要细节基本确定以后，如何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合理地表述出来，结构就成为横在眼前的首要难题。我尊敬的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老师，得知我想写长篇小说之后，十分关切，不止一次郑重告诫我，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各种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人意所可类比。阅读以开阔眼界，同时也在完成心理调整，排除畏怯心理，涨起自信来。
我先后选择了十多部长篇作为范本阅读。我记得有《百年孤独》，是郑万隆寄给我的《十月》杂志上刊发的文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科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粘不混，清清白白。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这是那两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深得好评的长篇小说。在我的印象里，是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开端的长篇小说创作，一出手就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一个标志性的高度。我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我在《古船》的阅读中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古船》和《活动变人形》对近代和当代生活的叙述，就显示着张炜和王蒙的不同质地和个性，这且不多论。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如何找到合理结构的途径；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需再次审阅我的人物。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粱，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我自喜欢上文学创作，就知道现实主义的至为神圣的创作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在作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我曾经想过，中国古典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Q和孔乙己。我自然想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写出来，如果给读者不能留下一两个性格显明的人物，读者读完便什么都忘了，我写它的必要性还有多大？且不敢妄想“典型性”。我在以偷得天机的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我已树立起一个信念，把自以为对这些人物的心灵轨迹心理脉象把准了，还能有恰切恰当的叙述文字，这些人物的内在气质和个性应当是立体的。为了实现从这条途径刻画人物的目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限制，不写人物的外貌肖像，看看能否达到写活人物的目的。这样，我的思路明晰了，也单纯，就是从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下笔，《白》书的结构框架也脉络清晰水到渠成了。我在和李星的对话里说过：“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我至今记着1985年的一个细节。这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我在赴京的火车上和由北京赴涿县的汽车上，看到河北平原寒凝大地的凋残景象，一望无际的越冬小麦的垅畦里，看不到一缕绿色，贴在冻结的地皮上的麦苗的叶子，一抹被冻死风干的黄色，我顿然意识到不同于我的家乡关中冬天的严酷了。在关中，在我的祖居和现居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即使数九天里，小麦的叶子只不过稍微变成深灰，却仍然是绿的底色。三月的河川和原坡，已经是一派葱茏的返青的麦苗了，柳树已蓬勃着一派嫩绿浅黄的柔和诗意。我第一次领略到河北平原的三月，是这样一番不堪的景致，虽然颇多惊诧，却毫不影响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兴致。我感动中国作协对以农村题材写作为主的作家的关心，召开这样一个专题研讨会，起码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取那些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的经验，也可以了解新时期在农村题材创作上出手不凡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思路，还有涉及农村题材创作诸多话题的种种见解，我可以开阔眼界扩展思路和视角，对往后的创作肯定只有益处。我只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虔诚的聆听者，这是我起程赴会时就自我确定的姿态和心态。我一次不缺参加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都是倾心真诚地聆听各路新老作家的见解，即使完全相对相背的看法，我都认真听取，在我的思想里过滤，判断和选择。我至今留下的印象，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到整个文学创作，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那个时候刚刚引进来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地区素来习惯养羊，是陕西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却没有挑明直说；他只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然而，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这从近两年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变数。1985年早春的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我随后便以自觉的意识回看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这是1985年最活跃的文学创作氛围冲击下获得的自觉。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文革”中的1974年我到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规定要带的《毛泽东选集》，我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在窑洞里渡过了半年，那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性阅读。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能让评论家和读者产生这种阅读感觉，起码标志着不低不俗的起步的基点。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段经历，概括为一句话说，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句决绝的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这是我那段时间反省的结论。在之后酝酿构思《白》书的两年时间里，想要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已经稳固确立，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人物的方法，有的是全知的叙述或描写，有的则是作家自己的视角和口吻，等等。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作出自己的反应。我曾经一直实验着这种方法。我在1985年获得并决定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的跃跃欲试的兴奋情境里，似乎很自然地把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联想起来。我较长时月里虽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总是苦于把握不准“人物角度”，或者留下生硬的痕迹，难得如柳青那样自然熨贴。我这时才意识到，“人物角度”只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谁都可以用，用得好用得不好，或者说能否显示这种写作方法独具的艺术效力，关键还在作家对自己要写的人物深度理解上，一个本身没有多少思想负载的人物，单凭某种写作方法是无法为其增加分量和深度的。我也就豁然开朗，我可以使用“人物角度”的写作方法，而关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只能由自己发生，这是无法借助或教授所能获得。关于上世纪前50年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自以为是新鲜的独自的；对那些已经酝酿着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把握，顿然确信获得了“人物角度”写法的自由。在后来的写作中，自我感觉果然比较自如，在人物直接出场的行为中，我以“人物角度”描写他们；在人物不直接出场纯由作者叙述的篇章，我也能比较自如地以“人物角度”进行叙述；描写和叙述都从“人物角度”得以实现，我以为真正的要领在于“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令人难忘的思想和学术的活跃氛围里，似乎还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大约是学术味太偏浓的缘故，我却有幸领教了也接纳了，而且直接进入创作试验了。我便想到，谁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也是因谁的具体个案而决定取舍的。我说不请我为什么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要说还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觉得它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以信赖，就对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以及正在努力着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自然就信服了。而我确切地感知到这是一次重要的非同一般的启示。
我想到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是在《十月》上读到这部名著的。这部小说和作家马尔科斯风靡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任何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的作家和作品，都无法与其相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我随后看到中国个别照猫画虎式的某些模仿，庆幸我在当初阅读时的感受和判断，尚未发昏到从表面上去模仿，我感受到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谁都无法模仿的，模仿的结果只会是表层的形式的东西，比如人和动物的互变。就我的理解，人变甲虫人变什么东西是拉美民间土壤里诞生的魔幻传说，中国民间似乎倒不常见。马尔科斯对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企望能发生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尚无把握能否进入生命体验的自由境地。在形式上，我也清醒地谢辞了“魔幻”，仍然定位自己为不加“魔幻”的现实主义。这道理很简单，我所感知到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似乎没有人变甲虫的传闻却盛传鬼神。我如果再在中国仿制出人变狗或变虾鱼的细节来，即使硬撑着顶住别人的讥讽，独处时也会为这种低能而羞愧的。我确信中国民间的鬼神传闻在本质上不同于魔幻，不单是一句批判意义上的迷信，尽管其发生和传播的一条原因在于科学的缺失，然而仍蕴含着不尽的文化，也应是中国某些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根构件，即使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件。我自幼接受的第一件恐惧事象不是狼而是鬼。天黑之后我不敢去茅房，四周似乎都有鬼的影子。即使在我已经作了乡村教师，还是在路过有孤坟的一段村路时由不得起鸡皮疙瘩。我在未识字前的最丰富生动的想象力，就集中体现在对鬼的千姿百态的描绘上。我对神却是一片迷糊，从来没有想象出一幅神的图像来。在《白》书的构思里，有几处写到闹鬼情节，却不是为了制造神秘魔幻，而是出于人物自身的特殊境遇下的心理异常。鹿三杀死小娥后就发生了行为举止失措的变化，这是仅仅出于鹿三这个人独具的文化心理结构，按他的道德信奉和善恶观，无法容忍小娥的存在；然而出于同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杀人毕竟不是拔除一根和庄稼争水肥的野草，在一时义举之后就陷入矛盾和压迫，顺理成章就演绎出小娥鬼魂附体的鬼事来……我少年和青年时期，不下十回亲自看见乡人用桃条抽打附着鬼魂的人身上的簸箕，连围观的我都一阵阵头皮发紧发凉。有论家说我在《白》书中的这些情节是“魔幻”，我清楚是写实，白鹿原上关于鬼的传说，早在“魔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传入之前几千年就有了，以写鬼成为经典的蒲松龄，没有人给他“魔幻”称谓；鲁迅的《祝福》里的祥林嫂最后也被鬼缠住了，似乎没有人把它当作“魔幻”，更不必例举传统戏剧里不少的鬼事了；我写的几个涉及鬼事的情节，也应不属“魔幻”，是中国传统的鬼事而已……
真是难忘的1985。我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新潮的涌动里，接纳并试验了我以为可以信赖的学说，打开了自己；我在见识各种新论的时候，吸收了不少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作者介绍：陈忠实，陕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