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杞人忧天吗？
近日，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坚持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观点，认为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并认定这是“走进了方法论的误区”，具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或职业局限性”。
笔者不同意王教授的观点，也不认为自己“日本正在形成军国主义的温床”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或职业局限性”。恰恰相反，笔者倒认为王教授“走进了方法论的误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一是从民族性格和心态上看部分日本国民的岛国心态，从历史上就向往大陆，人小鬼大，从来妄图蛇吞象。唐、明、清，日本不断侵犯中国(包括中国的近邻和番属国朝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只要国内统一、安定，经济发展，侵吞中国的野心就会很快膨胀起来。日本民族坚韧、狭隘、隐忍、忠诚，好学习、守纪律、讲礼貌，崇尚实力、尚武好斗，尊重强者、服从权威，极度自尊、漠视生命，形成了独特的岛国国民心态。一旦全民族动员起来，平时温文尔雅的日本国民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狂躁起
来。一个不大的局部战争甚至一个军事冲突，都是引燃军国主义的星星之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笔者就不列举了。
二是从对近现代军国主义的态度上看，日本历届当政者和国民普遍就没有对军国主义彻底反省过，只承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是战败而已，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道义上的彻底醒悟。只讲本国遭到原子弹打击的悲惨，不讲屠杀上千万中国人民和袭击珍珠港的罪恶。在靖国神社把战争罪犯当祖宗一样供奉着，伤害着别国的民族感情，每年频繁祭奠，刺痛别国国民的神经。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既使是正视这次惨案的有良心的日本学者，还纠缠于是30万、20万还是10万的数字上，难道10万就不是屠杀了吗？更何况还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在慰安妇问题上死不认账，在“731细菌战部队”问题上至今没有日本官方的说法。
不承认“二战”形成的战后体制和世界格局，对南千岛群岛四岛念念不忘。作为战败国，不仅要回了琉球群岛，甚至把战胜国中国的钓鱼岛也“国有化”。日本对军国主义没有最起码的认知，就是复活军国主义的前提条件。不知这些事实，王教授是否“实事求
是”地看到？
三是从现实看，日本的每一个具体动作，都在为复活军国主义作铺垫。
在政治上，要强行修改保证走和平道路的“和平宪法”;通过了“保密法”，在已经很一致的舆论环境中还要进一步统一媒体的右倾口径;想恢复“正常国家”，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在外交上，与美国互相利用，甘作美国亚洲战略再平衡的马前卒，用“意识形态外交”在中国周边围棋布点。
在经济上，本来中日两国几十年来合作得很好，特别在金融货币上即将绕开美元直接联系，实现新的更大的双赢，具有广阔的前景。
笔者不认为近几届日本政府看不到这样的前景，王教授提到的日本“经济需要，财政拮据”都可以在此迎刃而解。哪有阳光大道展现在眼前，偏偏要走独木桥的？宁愿自己不发展，也不让你发展。请问这是什么思维方式，什么思路？
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解禁“集体自卫权”，把自卫队上升为国家军队，取得战争开战权;建造准航母“出云”级和可以到远洋巡弋的大吨位潜艇“蒼龙”级;把主要战略方向转向西南，我军不得不设东海防空
区以应对，遭到日机频繁挑衅。日本这些军事动作，不仅很可能“造成严重局面”，而且不排除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可能。这决不是“反应过度”。
短期的访日和与日本平民百姓的交往，是很难看出右倾民族主义即“新军国主义”的复活的。日前，英国前驻日大使科塔齐认为“右翼极端主义威胁日本民主”，他对日本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对赞扬希特勒的书给予热情洋溢的支持，对安倍晋三把战犯称为“殉道者”都很不理解，“英国人民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人在英国是要下台的”。他认为国会中反对极右派接管政府的力量不仅弱小，而且一盘散沙。
旅日学者、《菊与刀》翻译者熊达云教授认为“中国‘换位思考’，日本不会投桃报李”，日本有93%的民众对中国恶感，原因是大量日本媒体的负面报道;畅销书《电视里放映的中国97%都是谎言》、《为什么中国连1%的希望都没有》、《中国崩溃的前夜》、《中国崛起的终结》等在日本热销。这说明日本民众正在潜移默化地接受新军国主义的思想。面对日本新闻出版界的叫嚣和65%以上日本民众对媒体的信任率，我们凭什么相信日本不会复活军国主义？
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在接受访谈时敦促日本“警惕过度的爱国主义和右
倾化”，战后日本奇迹般地经济复苏，是“得益于别国难以置信的宽大”，“尤其是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
上述这些官员和学者的认识，难道不比走马观花接触日本社会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吗?
最后再一次强调，“新军国主义”形式上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国主义，当下在日本表现为右翼民族主义，与世界极端民族主义相呼应，与逐步保守右倾的整个日本政界相谐和，与日本民众焦躁不安的心理相契合。近日，中日关于改善双方关系的四点共识，并不能改变安倍政府和日本政界高度右倾化的趋势。透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静态看动向，这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根本要求。据此，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吗？
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杞人忧天吗？
近日，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坚持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观点，认为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并认定这是“走进了方法论的误区”，具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或职业局限性”。
笔者不同意王教授的观点，也不认为自己“日本正在形成军国主义的温床”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或职业局限性”。恰恰相反，笔者倒认为王教授“走进了方法论的误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一是从民族性格和心态上看部分日本国民的岛国心态，从历史上就向往大陆，人小鬼大，从来妄图蛇吞象。唐、明、清，日本不断侵犯中国(包括中国的近邻和番属国朝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只要国内统一、安定，经济发展，侵吞中国的野心就会很快膨胀起来。日本民族坚韧、狭隘、隐忍、忠诚，好学习、守纪律、讲礼貌，崇尚实力、尚武好斗，尊重强者、服从权威，极度自尊、漠视生命，形成了独特的岛国国民心态。一旦全民族动员起来，平时温文尔雅的日本国民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狂躁起
来。一个不大的局部战争甚至一个军事冲突，都是引燃军国主义的星星之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笔者就不列举了。
二是从对近现代军国主义的态度上看，日本历届当政者和国民普遍就没有对军国主义彻底反省过，只承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是战败而已，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道义上的彻底醒悟。只讲本国遭到原子弹打击的悲惨，不讲屠杀上千万中国人民和袭击珍珠港的罪恶。在靖国神社把战争罪犯当祖宗一样供奉着，伤害着别国的民族感情，每年频繁祭奠，刺痛别国国民的神经。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既使是正视这次惨案的有良心的日本学者，还纠缠于是30万、20万还是10万的数字上，难道10万就不是屠杀了吗？更何况还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在慰安妇问题上死不认账，在“731细菌战部队”问题上至今没有日本官方的说法。
不承认“二战”形成的战后体制和世界格局，对南千岛群岛四岛念念不忘。作为战败国，不仅要回了琉球群岛，甚至把战胜国中国的钓鱼岛也“国有化”。日本对军国主义没有最起码的认知，就是复活军国主义的前提条件。不知这些事实，王教授是否“实事求
是”地看到？
三是从现实看，日本的每一个具体动作，都在为复活军国主义作铺垫。
在政治上，要强行修改保证走和平道路的“和平宪法”;通过了“保密法”，在已经很一致的舆论环境中还要进一步统一媒体的右倾口径;想恢复“正常国家”，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在外交上，与美国互相利用，甘作美国亚洲战略再平衡的马前卒，用“意识形态外交”在中国周边围棋布点。
在经济上，本来中日两国几十年来合作得很好，特别在金融货币上即将绕开美元直接联系，实现新的更大的双赢，具有广阔的前景。
笔者不认为近几届日本政府看不到这样的前景，王教授提到的日本“经济需要，财政拮据”都可以在此迎刃而解。哪有阳光大道展现在眼前，偏偏要走独木桥的？宁愿自己不发展，也不让你发展。请问这是什么思维方式，什么思路？
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解禁“集体自卫权”，把自卫队上升为国家军队，取得战争开战权;建造准航母“出云”级和可以到远洋巡弋的大吨位潜艇“蒼龙”级;把主要战略方向转向西南，我军不得不设东海防空
区以应对，遭到日机频繁挑衅。日本这些军事动作，不仅很可能“造成严重局面”，而且不排除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可能。这决不是“反应过度”。
短期的访日和与日本平民百姓的交往，是很难看出右倾民族主义即“新军国主义”的复活的。日前，英国前驻日大使科塔齐认为“右翼极端主义威胁日本民主”，他对日本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对赞扬希特勒的书给予热情洋溢的支持，对安倍晋三把战犯称为“殉道者”都很不理解，“英国人民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人在英国是要下台的”。他认为国会中反对极右派接管政府的力量不仅弱小，而且一盘散沙。
旅日学者、《菊与刀》翻译者熊达云教授认为“中国‘换位思考’，日本不会投桃报李”，日本有93%的民众对中国恶感，原因是大量日本媒体的负面报道;畅销书《电视里放映的中国97%都是谎言》、《为什么中国连1%的希望都没有》、《中国崩溃的前夜》、《中国崛起的终结》等在日本热销。这说明日本民众正在潜移默化地接受新军国主义的思想。面对日本新闻出版界的叫嚣和65%以上日本民众对媒体的信任率，我们凭什么相信日本不会复活军国主义？
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在接受访谈时敦促日本“警惕过度的爱国主义和右
倾化”，战后日本奇迹般地经济复苏，是“得益于别国难以置信的宽大”，“尤其是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
上述这些官员和学者的认识，难道不比走马观花接触日本社会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吗?
最后再一次强调，“新军国主义”形式上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国主义，当下在日本表现为右翼民族主义，与世界极端民族主义相呼应，与逐步保守右倾的整个日本政界相谐和，与日本民众焦躁不安的心理相契合。近日，中日关于改善双方关系的四点共识，并不能改变安倍政府和日本政界高度右倾化的趋势。透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静态看动向，这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根本要求。据此，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