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贤家庭教育精粹
“国学”当有精粗之分，教育、教化之别。精者学术也，粗者社会生活也，教育者，学习之次第，教化者，道德之感知。此二者不可不明，其次当明背景，近年的“国学热”不能仅从现象上看，表面来说它与1980年代以来的气功热、宗教热、培训热等有共同的原因，又有区别。共同的原因主要是对1950年代以来精神需求单一的反弹，区别是潜意识中对民族文化、国家历史的回归。
辜鸿铭曾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只是教育人要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多，儒教教育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关于“好的公民”的教育，近代主要转向了学教教育，但普遍缺乏人文精神，上世纪初美国开始重视学校里的“通识教育”即是有效的改良，从韩、日、台的成功借鉴，亦能说明，中国大陆目前尚无明显改观。所以有人戏言当今社会，好人不多，好公民更少。
以下则摘历代对蒙教有系统归纳的文章段落如下：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宜，皆所当知。
————朱子《童蒙须知》
蒙学宜择严师，故以师儒之教为先。师虽言，父母溺爱不可也，故父母之教次之。教在父师，学在己，故勤学又次之。然学莫大于明伦，故列五者之伦，而于父子加详焉！
————元·胡炳文《纯正蒙求》
家之兴由子弟之贤，子弟之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可作圣。叙蒙规三篇，第十二。（蒙规一）童蒙以养心为本，心正则聪明······（蒙规二）一曰孝亲。二曰弟长。三曰尊师。四曰敬友。······（蒙规三）一曰诵读。二曰字画。三曰咏歌。四曰习礼······
凡子侄，多忌农作，不知幼事农业，则不知栗入艰难。······故子侄不可不力农作。汉取士，设孝弟力田科，敦实务本也。
————明·霍韬《霍谓厓家训》
而养正莫先于礼。···是故朱子《小学》必先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明·屠羲时《童子礼》
子弟读书，大则名就功成，小则识字明理，世间第一好事。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受、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
————明·吕得胜《小儿语》
《幼学琼林》，别称幼学求源、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以骈文写成，当时有言，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
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礼乐，所以德性气质易于成就。凡人有记性，有悟性······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然歌诗近于鼓舞，习礼便有简束的意在。近日人才之坏，皆由子弟早习时文。
教小儿，不但是初就外傅谓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见人家养子，当其知识乍开时，即戏教以打人、骂人及玩以声色玩好之具。此等气习，沁入心腑，人才何缘得成就？
————清·陆世仪《陆桴亭论小学》
孔子于伯鱼，亦有学诗、学礼之训。今怠忽之父兄，不能设立善法教其子弟，又不购觅好书与之诵读，事事委之于师。故先生教学功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 字之识者过半则读之易。且其目之所视，亦知属意在书，而不抑天口诵矣······《四书》与之逐字、逐句讲，如俗语一般。不可唯期能背而已，若尽力一时强记，苟且塞责，及过数日，茫然不知，读有何益？
————清·唐彪《父师善诱法》
今人流俗，不知意有深浅、雅俗，而书无二本。另幼年至少时，琳琅满目以各种知识，欲开其眼耳，或教以某艺，岂不知，拔苗助长，本不培原，皆先声夺人，
长大何益？又辩言，外国人都这样，某某怎么说。笑话，外国人亦有高低，世家哪是这般，又哪个卖东西的不说自家的好。又本立而行，某（父母、外人盲从商家之言）不耕己田而言人过，所担忧者，均是妄想、浮云，孩童长大斯知其害，晚矣！若《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之贤，成年后亦有斯悔，今人思之。
未读经时功夫有暇，当与调声叶韵，讲解故事，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
心法吟→作人诗七章：立志、顺亲、诚身、识羞、谨慎、真读书、经传，讲日记故事等→读书三要：字句清朗、遍数满足、常常自背→读书五则：背不可早、读不可少、经文熟读成诵而后讲、诗文则先讲而后读也。→作人二大要：敬、信。 ————清·潘德舆《示儿长语》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自称帝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意。追昔所行，多不是。（第一个以太牢之礼祭孔的就是刘邦）
————刘邦《手敕太子（刘盈）》
从曾祖父那里，我明白了不要时常光顾公共学校，而是要延请好的家庭教师，并且懂得了在与求学相关的事情上，一个人要不吝钱财。
———马可·奥德留《沉思录》，罗马皇帝，斯多亚学派后期代表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
————苏格拉底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一
古代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宗法制，唐朝前以士族为代表，唐朝后以乡绅为代表，古人教育主要分两个阶段，15—20岁之前为小学，此后为大学，小学乃修身立德之本，大学乃治世立功之要，小学多在族中或乡里，大学多在府学或国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早年即设教于家中，以诗、书、礼、乐教子弟，这也是当时贵族的常规教学，大约在中年以后，因学生的出路大多是做官，才涉及到春秋（历史）、周易（社会、哲学）的教学，晚年游历归来已68岁，才着手六经的删述，
从此知，六艺是科别，六经是文本，就象数学与数学课本的差别，随着历史的推进，六经（后失《乐经》）及儒家圣人的四书上升为大学、国学之教，而六艺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小学阶段，从历代的编撰就能体现出来，礼乐属于演练范畴，那文本就主要体现在诗与书了，至于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属于具体课程的安排，着重于用，附于大六艺，亦属于小学的范畴。《文选》、《诗品》、《千家诗》、《古文观止》、《八大家文选》、《十八家诗抄》等就反映了这种精神，但前后期的着重点有差异，礼作为儒家的核心，贯穿始终，从对联“诗礼传家”、“知书达礼”中就看的出来，理学定型前以诗为主，此后以文为主，这是历史的演变，但从历史的全局来看，南宋以后中国的文化是走下坡路的，从文人的数量及著作上来看，就知大概了，这一时期，文人为读书考功各为主要，人文精神下降，反过来亦影响了社会的质量。
孔子的教学大纲主要有三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前两条属于次第，后一条属于总结。马浮老曰：“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莫急于礼。礼者，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心为德，行之为礼。故敦诗说礼，即是蹈德履仁。”言为心声，又曰“心之专直为志，言之精纯为诗，行之节为礼，德之和为乐。”
孔子曰：“本立而道生。”今日欲行中华复兴之志，必从根本做起，所以，不管当务之急是何，而本不能丢，中华文化的根底在诗，诗是塑造中国人精神的灵魂，子曰：“可与言《诗》，卒以学《易》。”董子曰：“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志在春秋，其志为王心，而《诗》载三王之道。韵文、散文都是从文字的诗发展而来的，而内在的诗就是志，“诗言志，文载道”、“志于道”，所以孔子崇诗教，孟子亦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子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一言以敝之，诗无邪。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引言多为诗。当代诗人、学者王少农先生有言：“《诗经》寓含中国人的信仰，《颂》是对中华民族保护神昊天上帝的颂赞，兼及列祖列宗。《雅》是帝国风度。《风》是帝国子民应有的美好生活。”中华文化的传承诗是主脉，虽有盛衰，历代不绝，从《诗经》、《楚辞经》、汉魏两晋诗赋、唐诗宋词元曲至明清的戏剧民歌。即便是在佛道两家，禅诗、丹诗亦是两家的精华，
另及易、医，歌诀不衰。到民国时期，即便是新文化干将鲁迅、胡适、郭沫若、朱自清、郁达夫等亦是精于诗歌，共和国的领导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董必武等亦好诗，且毛润之大有成绩，今者江泽民、温家宝等亦是自作、引用不绝。旁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其唱颂赞歌亦是造就其精神的动力，盖古今中外一切民族，诗为文化、文明之滥觞，即便是其他文明，如印之泰戈尔，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藏地之《戈萨尔王》，英之莎士比亚，俄罗斯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美日亦如是，西方哲学家的最终理想就是“诗意的安居在大地之上。”中华民族若丢掉了诗歌的教化，精神就会散漫，思想杂芜，即缺乏创造力，也不能好好的延续过去的精粹，原因就是失掉了灵魂，当今社会的现状以及促成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当有会心之感。不真无诗，不真乃乱，真不但是诗，也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根本的底蕴，征之古今中外亦然。 二
古人教子书最早的有两例，一者《周易·蒙卦》，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从此可知，至少在3000年前，师道已立，“天地国亲师”已备。“我”者“师”也，非师其人，乃师其德。“求”，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小儿涉世而知善恶，然“性相近，习相远，”当知“止”，《大学》经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以《彖》接下来又说“蒙以养正，圣功也。”3000年后，辜翁鸿铭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过着同时具有成年人的理智以及孩童的单纯心灵的生活的人，这种灵魂和理性的巧妙组合正是中国人的精神。”“《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孟子曰：“凡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二者，元圣周公《戒伯禽》书，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集大成者，封地在鲁，孔子即继承其文化而后发展了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集大成者，大约在唐中期以前，“周孔”多是合祭的。伯禽是其长子，代其受封鲁
国，上任前，周公说了这番话，这也是中国家训中最早的诫子文章。其所说的道理至今都是常理、至理，如：不怠慢亲族，不可求备于一人，不可恃才与有专长的人争胜，以恭、险、卑、畏、愚、浅为守成之法，不可骄于人等。特别是“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 “对当代的学人最有裨益。
仅次于上两例的就是2500年前的管子与孔子。《弟子职》是管仲为稷下学官制定的学生守则，内容齐备，开中国书院教学之先河，清人赞其为“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记述了弟子事师、受业、饮食、洒扫、待客、休息等诸多礼仪规则。《论语》中则记载了孔子教子的《庭训》，古人称父教为庭训、家训即源于此，开中国诗礼传家之先河。
至此，中国蒙教（父教子、师教徒）洋洋洒洒，为中华文化的传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千年之后，周兴嗣为梁武帝教子作《千字文》，颜子后人颜之推著《颜氏家训》，此书入于子部笔记类，对中国的家庭教育影响甚大，文中以立身、治家为旨，广泛涉及社会众多领域而以儒家教育为主，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教、历史、训诂、社会、民俗、伦理、养生等方面见解独到。此为蒙教第一个高峰期。到宋张载作《正蒙》、程颐撰《四箴》、《神童诗》、朱熹作《童蒙须知》、《小学》、王应麟作《三字经》，蒙教框架已备，课本、方法渐全，为蒙教第二个高峰期。至明清，大户有家塾，小村有私塾，蒙教遍及乡里，蔚然成风。这一时期，蒙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增强，文人学士关于教学方法、目的的文章增多，这是有别于前二期的士族之教、文人之教，当然流弊相随，教育不醇、世俗化、功利化、狭隘固化现象也随之而产生。至此，蒙教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入于四库子部，蒙教有类于今天的中小学教育及成人通识教育。《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的出现也是其发展的结果，而今即便是大学生、专业研究者亦莫能废。民国时期，蒙学又转换成为国文、修身二科。近年，民国老课本备受人重视，而知其历史当为爱好者所明。
古代圣贤家庭教育精粹
“国学”当有精粗之分，教育、教化之别。精者学术也，粗者社会生活也，教育者，学习之次第，教化者，道德之感知。此二者不可不明，其次当明背景，近年的“国学热”不能仅从现象上看，表面来说它与1980年代以来的气功热、宗教热、培训热等有共同的原因，又有区别。共同的原因主要是对1950年代以来精神需求单一的反弹，区别是潜意识中对民族文化、国家历史的回归。
辜鸿铭曾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只是教育人要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多，儒教教育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关于“好的公民”的教育，近代主要转向了学教教育，但普遍缺乏人文精神，上世纪初美国开始重视学校里的“通识教育”即是有效的改良，从韩、日、台的成功借鉴，亦能说明，中国大陆目前尚无明显改观。所以有人戏言当今社会，好人不多，好公民更少。
以下则摘历代对蒙教有系统归纳的文章段落如下：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宜，皆所当知。
————朱子《童蒙须知》
蒙学宜择严师，故以师儒之教为先。师虽言，父母溺爱不可也，故父母之教次之。教在父师，学在己，故勤学又次之。然学莫大于明伦，故列五者之伦，而于父子加详焉！
————元·胡炳文《纯正蒙求》
家之兴由子弟之贤，子弟之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可作圣。叙蒙规三篇，第十二。（蒙规一）童蒙以养心为本，心正则聪明······（蒙规二）一曰孝亲。二曰弟长。三曰尊师。四曰敬友。······（蒙规三）一曰诵读。二曰字画。三曰咏歌。四曰习礼······
凡子侄，多忌农作，不知幼事农业，则不知栗入艰难。······故子侄不可不力农作。汉取士，设孝弟力田科，敦实务本也。
————明·霍韬《霍谓厓家训》
而养正莫先于礼。···是故朱子《小学》必先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明·屠羲时《童子礼》
子弟读书，大则名就功成，小则识字明理，世间第一好事。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受、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
————明·吕得胜《小儿语》
《幼学琼林》，别称幼学求源、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以骈文写成，当时有言，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
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礼乐，所以德性气质易于成就。凡人有记性，有悟性······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然歌诗近于鼓舞，习礼便有简束的意在。近日人才之坏，皆由子弟早习时文。
教小儿，不但是初就外傅谓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见人家养子，当其知识乍开时，即戏教以打人、骂人及玩以声色玩好之具。此等气习，沁入心腑，人才何缘得成就？
————清·陆世仪《陆桴亭论小学》
孔子于伯鱼，亦有学诗、学礼之训。今怠忽之父兄，不能设立善法教其子弟，又不购觅好书与之诵读，事事委之于师。故先生教学功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 字之识者过半则读之易。且其目之所视，亦知属意在书，而不抑天口诵矣······《四书》与之逐字、逐句讲，如俗语一般。不可唯期能背而已，若尽力一时强记，苟且塞责，及过数日，茫然不知，读有何益？
————清·唐彪《父师善诱法》
今人流俗，不知意有深浅、雅俗，而书无二本。另幼年至少时，琳琅满目以各种知识，欲开其眼耳，或教以某艺，岂不知，拔苗助长，本不培原，皆先声夺人，
长大何益？又辩言，外国人都这样，某某怎么说。笑话，外国人亦有高低，世家哪是这般，又哪个卖东西的不说自家的好。又本立而行，某（父母、外人盲从商家之言）不耕己田而言人过，所担忧者，均是妄想、浮云，孩童长大斯知其害，晚矣！若《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之贤，成年后亦有斯悔，今人思之。
未读经时功夫有暇，当与调声叶韵，讲解故事，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
心法吟→作人诗七章：立志、顺亲、诚身、识羞、谨慎、真读书、经传，讲日记故事等→读书三要：字句清朗、遍数满足、常常自背→读书五则：背不可早、读不可少、经文熟读成诵而后讲、诗文则先讲而后读也。→作人二大要：敬、信。 ————清·潘德舆《示儿长语》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自称帝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意。追昔所行，多不是。（第一个以太牢之礼祭孔的就是刘邦）
————刘邦《手敕太子（刘盈）》
从曾祖父那里，我明白了不要时常光顾公共学校，而是要延请好的家庭教师，并且懂得了在与求学相关的事情上，一个人要不吝钱财。
———马可·奥德留《沉思录》，罗马皇帝，斯多亚学派后期代表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
————苏格拉底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一
古代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宗法制，唐朝前以士族为代表，唐朝后以乡绅为代表，古人教育主要分两个阶段，15—20岁之前为小学，此后为大学，小学乃修身立德之本，大学乃治世立功之要，小学多在族中或乡里，大学多在府学或国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早年即设教于家中，以诗、书、礼、乐教子弟，这也是当时贵族的常规教学，大约在中年以后，因学生的出路大多是做官，才涉及到春秋（历史）、周易（社会、哲学）的教学，晚年游历归来已68岁，才着手六经的删述，
从此知，六艺是科别，六经是文本，就象数学与数学课本的差别，随着历史的推进，六经（后失《乐经》）及儒家圣人的四书上升为大学、国学之教，而六艺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小学阶段，从历代的编撰就能体现出来，礼乐属于演练范畴，那文本就主要体现在诗与书了，至于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属于具体课程的安排，着重于用，附于大六艺，亦属于小学的范畴。《文选》、《诗品》、《千家诗》、《古文观止》、《八大家文选》、《十八家诗抄》等就反映了这种精神，但前后期的着重点有差异，礼作为儒家的核心，贯穿始终，从对联“诗礼传家”、“知书达礼”中就看的出来，理学定型前以诗为主，此后以文为主，这是历史的演变，但从历史的全局来看，南宋以后中国的文化是走下坡路的，从文人的数量及著作上来看，就知大概了，这一时期，文人为读书考功各为主要，人文精神下降，反过来亦影响了社会的质量。
孔子的教学大纲主要有三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前两条属于次第，后一条属于总结。马浮老曰：“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莫急于礼。礼者，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心为德，行之为礼。故敦诗说礼，即是蹈德履仁。”言为心声，又曰“心之专直为志，言之精纯为诗，行之节为礼，德之和为乐。”
孔子曰：“本立而道生。”今日欲行中华复兴之志，必从根本做起，所以，不管当务之急是何，而本不能丢，中华文化的根底在诗，诗是塑造中国人精神的灵魂，子曰：“可与言《诗》，卒以学《易》。”董子曰：“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志在春秋，其志为王心，而《诗》载三王之道。韵文、散文都是从文字的诗发展而来的，而内在的诗就是志，“诗言志，文载道”、“志于道”，所以孔子崇诗教，孟子亦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子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一言以敝之，诗无邪。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引言多为诗。当代诗人、学者王少农先生有言：“《诗经》寓含中国人的信仰，《颂》是对中华民族保护神昊天上帝的颂赞，兼及列祖列宗。《雅》是帝国风度。《风》是帝国子民应有的美好生活。”中华文化的传承诗是主脉，虽有盛衰，历代不绝，从《诗经》、《楚辞经》、汉魏两晋诗赋、唐诗宋词元曲至明清的戏剧民歌。即便是在佛道两家，禅诗、丹诗亦是两家的精华，
另及易、医，歌诀不衰。到民国时期，即便是新文化干将鲁迅、胡适、郭沫若、朱自清、郁达夫等亦是精于诗歌，共和国的领导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董必武等亦好诗，且毛润之大有成绩，今者江泽民、温家宝等亦是自作、引用不绝。旁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其唱颂赞歌亦是造就其精神的动力，盖古今中外一切民族，诗为文化、文明之滥觞，即便是其他文明，如印之泰戈尔，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藏地之《戈萨尔王》，英之莎士比亚，俄罗斯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美日亦如是，西方哲学家的最终理想就是“诗意的安居在大地之上。”中华民族若丢掉了诗歌的教化，精神就会散漫，思想杂芜，即缺乏创造力，也不能好好的延续过去的精粹，原因就是失掉了灵魂，当今社会的现状以及促成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当有会心之感。不真无诗，不真乃乱，真不但是诗，也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根本的底蕴，征之古今中外亦然。 二
古人教子书最早的有两例，一者《周易·蒙卦》，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从此可知，至少在3000年前，师道已立，“天地国亲师”已备。“我”者“师”也，非师其人，乃师其德。“求”，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小儿涉世而知善恶，然“性相近，习相远，”当知“止”，《大学》经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以《彖》接下来又说“蒙以养正，圣功也。”3000年后，辜翁鸿铭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过着同时具有成年人的理智以及孩童的单纯心灵的生活的人，这种灵魂和理性的巧妙组合正是中国人的精神。”“《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孟子曰：“凡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二者，元圣周公《戒伯禽》书，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集大成者，封地在鲁，孔子即继承其文化而后发展了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集大成者，大约在唐中期以前，“周孔”多是合祭的。伯禽是其长子，代其受封鲁
国，上任前，周公说了这番话，这也是中国家训中最早的诫子文章。其所说的道理至今都是常理、至理，如：不怠慢亲族，不可求备于一人，不可恃才与有专长的人争胜，以恭、险、卑、畏、愚、浅为守成之法，不可骄于人等。特别是“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 “对当代的学人最有裨益。
仅次于上两例的就是2500年前的管子与孔子。《弟子职》是管仲为稷下学官制定的学生守则，内容齐备，开中国书院教学之先河，清人赞其为“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记述了弟子事师、受业、饮食、洒扫、待客、休息等诸多礼仪规则。《论语》中则记载了孔子教子的《庭训》，古人称父教为庭训、家训即源于此，开中国诗礼传家之先河。
至此，中国蒙教（父教子、师教徒）洋洋洒洒，为中华文化的传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千年之后，周兴嗣为梁武帝教子作《千字文》，颜子后人颜之推著《颜氏家训》，此书入于子部笔记类，对中国的家庭教育影响甚大，文中以立身、治家为旨，广泛涉及社会众多领域而以儒家教育为主，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教、历史、训诂、社会、民俗、伦理、养生等方面见解独到。此为蒙教第一个高峰期。到宋张载作《正蒙》、程颐撰《四箴》、《神童诗》、朱熹作《童蒙须知》、《小学》、王应麟作《三字经》，蒙教框架已备，课本、方法渐全，为蒙教第二个高峰期。至明清，大户有家塾，小村有私塾，蒙教遍及乡里，蔚然成风。这一时期，蒙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增强，文人学士关于教学方法、目的的文章增多，这是有别于前二期的士族之教、文人之教，当然流弊相随，教育不醇、世俗化、功利化、狭隘固化现象也随之而产生。至此，蒙教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入于四库子部，蒙教有类于今天的中小学教育及成人通识教育。《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的出现也是其发展的结果，而今即便是大学生、专业研究者亦莫能废。民国时期，蒙学又转换成为国文、修身二科。近年，民国老课本备受人重视，而知其历史当为爱好者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