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2006-04-21 20:39:19)
分类：文化时评
“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悠久而坚固的联盟，终于面临大破裂的格局，而制造这一价值分裂的“祸首”，就是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该剧重塑郑成功麾下叛将施琅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陈明声言，策划《施琅大将军》的原因，乃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大陆新儒生据此展示了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亚细亚国家主义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也即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到元明清的王朝谱系。所有被纳入这一谱系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权，应当受到追穰，因为正是它们向现代国家提供了包括国土和人民在内的政治遗产。不仅如此，依据这个逻辑，传统国家（前朝）对国土和人民的维系（扩张或失落）状况，就成为政治评判的基本尺度。国家主义为此制订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对郑成功旧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
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也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这个从“他者”向“自者”转换的过程，国家主义者通常誉之为“民族融和”，因为它符合国家主义的空间信念：尽其可能地征服更为广阔的土地和获取大数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刘彻和康熙，都曾受到国家主义者的热烈讴歌，而那些丢失土地的皇帝，则成为无情嘲弄和抨击的丑角。国家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卖国贼”，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爱国主义者”。
有关吴三桂的政治鉴定就是这样出笼的。在国家主义看来，清兵入关和征服中原之前，吴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权力接管之后，他又举兵云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后。这是双料的国家叛徒，应当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两次。
但国家主义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据的是国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学逻辑，而第二定律却把政治权力接管（确立新国号和权力“合法化”）作为道德转换的分界线，据此分辨爱国和叛国，但这势必跟有关国家正义（侵略和被侵略、占领和被占领、屠杀和被屠杀等等）的公理性常识发生冲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民族主义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确认汉人作为统治者的唯一正统地位，而指认所有异族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转换为“自者”。“他者”永远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权力，它仍然是可耻的入侵者，必须给予坚决反抗和推翻。民族主义者是汉种族的强硬卫士，坚定地捍卫着汉族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并且把这种种族纯粹性当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汉奸”，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民族英雄”。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土想象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国家主义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义原则，但其第二定律却与之发生了激烈冲突。屈原、岳飞和史可法等人的抗争行为发生在政治分界线之前，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郑成功的抗争行为却发生于分界线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满族人建立清帝国之后，所以，对于郑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国家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必定会出现严重分歧。
由于国家主义史学家的暧昧立场，上述分歧曾经遭到长期的话语掩蔽。只要查一下历史文献便不难发现，主流史学家范文澜和郭沫若的叙事立场是非常暧昧的。基于政治统一战线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说。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总是含糊不清，而双方的专有语词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国家主义喜欢征用民族主义的“民族英雄”和“汉奸”两词来斥责国家叛徒，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借用“爱国主义”一词来赞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这种语词交换，只是官方史学价值混乱的冰山一角。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终于揭示了这个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痛斥民族主义者是“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闽籍教授和民族主义网民则联合起来，愤怒声讨国家主义者是“汉奸”。以拥郑（成功）派和拥施（琅）派为标志，一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内讧”，已经势不可挡。
中国的华侨社会的历史信念，建立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基础。南洋第一代华侨，是郑和舰队士兵和明帝国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华侨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闽粤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信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洪门”组织遍及全球，构筑着华侨社会的权力中心，并且为孙中山等近代革命党人的发育，提供了温暖的摇篮。
在厦门鼓浪屿海岸，郑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风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着来自当地民众的虔诚敬意。台湾的早期大陆移民，大多是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后裔，他们对郑氏和汉族祖先的缅怀，无疑是支撑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对郑氏叛将施琅的道德平反，不仅颠覆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会动摇整个台湾和海外民族主义者的核心价值，由此引发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第四代儒生发动的“电视劝战”运动，正在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作者：朱大可，写于2006年4月6日，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时有所删节，转载和引用，请以本博的版本为准）
“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2006-04-21 20:39:19)
分类：文化时评
“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悠久而坚固的联盟，终于面临大破裂的格局，而制造这一价值分裂的“祸首”，就是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该剧重塑郑成功麾下叛将施琅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陈明声言，策划《施琅大将军》的原因，乃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大陆新儒生据此展示了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亚细亚国家主义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也即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到元明清的王朝谱系。所有被纳入这一谱系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权，应当受到追穰，因为正是它们向现代国家提供了包括国土和人民在内的政治遗产。不仅如此，依据这个逻辑，传统国家（前朝）对国土和人民的维系（扩张或失落）状况，就成为政治评判的基本尺度。国家主义为此制订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对郑成功旧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
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也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这个从“他者”向“自者”转换的过程，国家主义者通常誉之为“民族融和”，因为它符合国家主义的空间信念：尽其可能地征服更为广阔的土地和获取大数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刘彻和康熙，都曾受到国家主义者的热烈讴歌，而那些丢失土地的皇帝，则成为无情嘲弄和抨击的丑角。国家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卖国贼”，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爱国主义者”。
有关吴三桂的政治鉴定就是这样出笼的。在国家主义看来，清兵入关和征服中原之前，吴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权力接管之后，他又举兵云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后。这是双料的国家叛徒，应当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两次。
但国家主义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据的是国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学逻辑，而第二定律却把政治权力接管（确立新国号和权力“合法化”）作为道德转换的分界线，据此分辨爱国和叛国，但这势必跟有关国家正义（侵略和被侵略、占领和被占领、屠杀和被屠杀等等）的公理性常识发生冲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民族主义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确认汉人作为统治者的唯一正统地位，而指认所有异族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转换为“自者”。“他者”永远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权力，它仍然是可耻的入侵者，必须给予坚决反抗和推翻。民族主义者是汉种族的强硬卫士，坚定地捍卫着汉族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并且把这种种族纯粹性当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汉奸”，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民族英雄”。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土想象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国家主义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义原则，但其第二定律却与之发生了激烈冲突。屈原、岳飞和史可法等人的抗争行为发生在政治分界线之前，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郑成功的抗争行为却发生于分界线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满族人建立清帝国之后，所以，对于郑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国家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必定会出现严重分歧。
由于国家主义史学家的暧昧立场，上述分歧曾经遭到长期的话语掩蔽。只要查一下历史文献便不难发现，主流史学家范文澜和郭沫若的叙事立场是非常暧昧的。基于政治统一战线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说。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总是含糊不清，而双方的专有语词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国家主义喜欢征用民族主义的“民族英雄”和“汉奸”两词来斥责国家叛徒，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借用“爱国主义”一词来赞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这种语词交换，只是官方史学价值混乱的冰山一角。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终于揭示了这个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痛斥民族主义者是“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闽籍教授和民族主义网民则联合起来，愤怒声讨国家主义者是“汉奸”。以拥郑（成功）派和拥施（琅）派为标志，一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内讧”，已经势不可挡。
中国的华侨社会的历史信念，建立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基础。南洋第一代华侨，是郑和舰队士兵和明帝国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华侨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闽粤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信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洪门”组织遍及全球，构筑着华侨社会的权力中心，并且为孙中山等近代革命党人的发育，提供了温暖的摇篮。
在厦门鼓浪屿海岸，郑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风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着来自当地民众的虔诚敬意。台湾的早期大陆移民，大多是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后裔，他们对郑氏和汉族祖先的缅怀，无疑是支撑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对郑氏叛将施琅的道德平反，不仅颠覆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会动摇整个台湾和海外民族主义者的核心价值，由此引发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第四代儒生发动的“电视劝战”运动，正在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作者：朱大可，写于2006年4月6日，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时有所删节，转载和引用，请以本博的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