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族群流动人口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0YJA840029。 收稿日期：2013-08-20 作者简介： 马建春（1962-），男，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民族史与社会人类学研究。 褚 宁（1989-），男，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研究。 摘 要：伊斯兰教在珠三角地区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其发展的重要依托是以穆斯林人口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社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地穆斯林族群离开故土，进入珠三角城市群寻求新的生计。由于其族群语言、文化风俗保持相对稳定，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使之凝聚于一起，乃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交际圈。加之其已具群体规模，遂促成珠三角各城市清真寺的修建，从而推动了当地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关键词：珠三角；穆斯林移民；文化认同；寺院修建；宗教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64-06 Muslim Population in Mainland and Islam’s New Developing In Pearl River Delta MA Jian-chun CHU Ning Abstract： Islam has had great influences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it mainly depends on the Muslim population. As the deepening of open and reform policy，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ore and more Muslim groups leave their hometown and come to Pearl River Delta for living. A particular social circle has been formed among them for their same language，manners and customs and deeply rooted religious belief which firmly connects them .The population size is big enough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s of mosques come true and it promotes a new developing of Islam at local place.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Muslim Immigrant；Culture Recognition；Religion Development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和枢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均在这块土地上传播、交流、渗透，对岭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得这里的宗教文化一直比较发达。就伊斯兰教而言，广州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其传入历史悠久，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且留存的伊斯兰文化遗产亦很丰富。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珠三角成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大量内地人口为了寻求发展机会纷纷涌入当地，穆斯林族群因供职、经商、务工留居于此者亦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春秋两季广交会规模的日益扩大，珠三角与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联系愈来愈频繁，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珠三角设有商务公司，广交会上前来进行贸易洽谈的国外商人中，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亦占有相当比例，乃使得珠三角地区伊斯兰教拥有众多的信众，宗教活动十分活跃。 一、人口资源是珠三角伊斯兰教 发展的重要依托 伊斯兰教在珠三角地区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其发展的重要依托是以穆斯林人口为基础。中唐以来，经五代、两宋，伊斯兰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广州，并得以发展，来自大食诸地的蕃客、胡商是这时穆斯林人口的主流。元代建立，大量西域东迁回回人经政府调遣进入珠三角，伊斯兰教获得继续发展。明初，与南海诸国频繁的贸易互动，使广州穆斯林人口进一步增加。可以说，自唐至明，广州是中国诸多沿海港口城市中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贸易交往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传统政治格局下的特殊经济关系，使伊斯兰教在广州长期处于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中，虽然期间尝有因改朝换代，或族群汉化而导致的穆斯林人口减少，但由于有北方南下，或南海登岸的中外穆斯林人口源源不断地补充，其宗教长期处于兴旺发展状态。如明永宣之后，随着明廷闭关绝贡政策的实施，广州对外贸易趋于衰落，穆斯林人口乃随之下降，但随着内附回回的安置，及韩雍所率回回达官兵的进驻，伊斯兰教遂得以复兴。清朝初建，大军南下，广州因有誓死抗清保明的“教门三忠”，回回人口锐减，但随之入粤的汉八旗军中的回回军士，又逐渐弥补了这一损失。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广州口岸的开放，及岭南社会政治的活跃，依然有不少内地穆斯林各种人士南下，从而又为广州伊斯兰教的发展增加了人口资源。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加之计划经济的束缚，以往自由松散的人口流动难再继续，又因广州不少穆斯林纷纷进入本地工厂、企业、机关就业工作，原本围寺坊而居的穆斯林族群的聚居格局发生改变，一些回族人逐步汉化，穆斯林人口呈下降趋势，伊斯兰教一度乃处于低迷状态，其发展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社会的迅速发展，致使越来越多的城乡剩余劳动力离开故土，寻求新的生计，沿海各地流动人口数量遂得以迅猛增长。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是中国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内地人口由农村、边远城镇走向这里，于此务工、创业、居住，以求得发展机会。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大陆总流动人口中约有65%于省内流动，跨省流动者则达35%。时广东户籍人口为7900万人，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已高达3100多万，占总人口1.1亿的28%。时间进入21世纪，广东亦已成为容纳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广州常住人口数为700万左右，登记流动人口逾300万人。至2012年，其常住人口数增长为800多万，而流动人口则达到500余万。深圳流动人口更是已达800多万，超出常住人口数（近400万）一倍以上。 在珠三角庞大的流动人口中，不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仅深圳一地少数民族人口就已达到22，4688人，内含54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是外来务工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又带有“少数民族”这一身份印记，乃使得其生存状态的群体行为涉及到族群互动、文化传承、族群关系等相对抽象的深层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等内地穆斯林族群，是基于伊斯兰教信仰的国内不同的族群共同体，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成员。由于多具有重商传统，他们的足迹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遍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据初步调查统计，现居珠三角的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已达16万左右，仅青海化隆、循化、民和等县回族、撒拉族在珠三角从事拉面生意者就达5～6万余人，开设店铺4000多家，其中广州中心城区1300余家，深圳1000余家，东莞1000余家。而在珠三角从事烤羊肉串和葡萄干、杏干买卖的维吾尔族亦有数万人。此外，尚有不少内地穆斯林人口在珠三角合资、外资企业务工，一些人则专门服务于中东、东南亚、中亚地区驻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商务机构，从事商务中介和翻译工作。而以“散工”和街头小贩身份流动于珠三角各城市的穆斯林人口亦不在少数。如此众多的内地穆斯林人口涌入珠三角，从业复杂，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但他们大多数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信仰，虽然其自身因面临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巨大反差需角色转换和社会适应，但他们的居留对珠三角伊斯兰教的复兴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伊斯兰教于此呈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目前，这些来自内地的穆斯林族群的活动业已成为珠三角社会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珠三角穆斯林人口数大约仅为2.5万左右。至2012年底，则已达到22万余人，增长近10倍。其居住地也从早期的广州、肇庆两市，延伸至深圳、珠海，又进一步发展到东莞、中山、佛山、惠州、江门等城市。每年参加开斋节、古尔邦节会礼的穆斯林已高达4万左右。穆斯林世居地广州，参加清真寺各种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人数逐年增加。1997年，怀圣、濠畔两座清真寺主麻聚礼人数仅有300～400人。2012年，清真寺增加为4座，聚礼人数也已达1.5～2万人，圣纪、白拉提夜、盖德尔夜等活动参与人数亦不断上升。 二、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 一般以为，所谓流动人口城市社会适应，是指在城市居住或停留一定时间的无本市户籍的外省市人口与本地城市居民相互配合、相互适应并彼此认可的过程。如何在珠三角陌生的环境中逐步适应并寻求生存与发展，也是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基本需要。进入珠三角的内地穆斯林人口，多数来自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华北的河南、山东、河北，以及西南的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由于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汉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在适应都市生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他们的社会适应不仅包含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自然环境变化、气候差异、语言、居住、饮食等外在的适应，还应存在着文化信仰、族群认同等内在的适应，故而内地穆斯林族群的社会适应性，多具有文化适应的特殊性。如何适应、融入珠三角城市生活，是其能否得以立足于当地社会的关键所在。 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族群主要来自西北、西南及北方经济不发达省（区），面对珠三角高速运转的社会生活、湿热多雨的气候，起初势必多有不适应，尤其对于务工者、小本经营者等生活于底层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其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较差，长期处于高温劳作及蚊虫叮咬的湿热环境，身体和心理难以忍受。但因他们多来自贫困地区，皆能吃苦耐劳，加之多有坚定的信仰，精神世界充实，故而居住时间久了，多数人均能克服环境与气候条件的不适问题。然而，由于族群语言、饮食禁忌等特质的坚持，使文化适应成为珠三角穆斯林人口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正是随着这些文化特征的逐步适应，乃促生了其族群认同、族际互动和更多穆斯林人口的进入，带动了当地伊斯兰教的活跃。 （一）语言差异与穆斯林内部认同的强化 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包含了回、东乡、撒拉、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等10个穆斯林民族。这些穆斯林流动人口多数不以汉语为母语，语言使用复杂，其中东乡语和保安语属于蒙古语族；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属于突厥语族；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而回族虽多数使用汉语，但来自青海化隆的不少人则使用藏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交流群体和范围。即使是他们中很多人在族际交流中均能够使用汉语，但基本亦以西北家乡方言为主，来到珠三角粤方言区，依然存在普通话和粤语难懂的困境。 珠三角穆斯林族群流动人口比例显示，回族人数占到珠三角地区穆斯林人口数的89.89%左右，他们大部分通用汉语，但其普通话掌握不好，多带地方口音，与当地民众沟通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早期来珠三角从事拉面馆生意的青海回族，因多无照经营，当工商、城管人员介入调查时，因语言交流不畅，不明究理，乃往往与之激烈碰撞；与顾客因语言不清、难辨，亦常有冲突发生，并使之失去不少顾客，对其生意产生较大影响。 维吾尔族作为新疆主体民族，其语言在较大范围得以使用。大多数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及社会底层，他们大都仅能使用简单的汉语交流，或会听不会说，或会说不会读，或会读不会写，少有人熟通汉语。在对珠三角街头摆摊设点从事烤羊肉串、馕、杏干、葡萄干买卖的维吾尔族访谈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不能讲汉语，也难解其意，约有近40%的人只会简单的买卖用语，其日常语言基本仍以维吾尔语为主。 来自甘肃、青海的撒拉族、东乡族虽人数不多，但依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尽管他们一些人曾在校学习汉语，但因多生活于民族聚居区，其内部常使用本族群语言，故也仅懂甘青汉语方言，普通话表达能力较低。来到珠三角地区后，不仅需要进一步掌握汉语普通话，尚需了解粤方言，即广府白话。这使其感觉压力较大，与外族交流时，他们往往反复组织语言，生怕说错或别人听不懂。调研表明，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中仅有少数人掌握一些简单的粤语词汇，或曰在其工作、生活中，只听得懂个别口语，多数人对于粤语基本不通。 显然，语言的差异对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带来许多不便，使其能够接触的人不多，生活较为单一。他们除工作外，在其少有的闲暇时间多于出租屋休息，或与本族群同胞聚集一起。只有在族群内部，他们方可自如、畅快的进行语言交流。也正因语言差异，致使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呈现小聚居格局。如在广州，来自西北宁夏、甘肃的穆斯林多聚居于越秀环市一带；不少西北回族、撒拉族则集中居于天河东圃；而来自河南的回族则聚居于白云瑶台地段。同一族群基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乡土情结，“抱团”聚集，这是穆斯林流动人口寻求文化认同和自我保护，以适应新的城市环境的必然选择。当然，穆斯林诸族群的交往、互动，不限于单一族群内。由于具有共同的信仰，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域的穆斯林诸族群，在文化上有着高度的认同感。无论使用汉语的回族，还是具有本族群语言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东乡、撒拉、保安族，其在宗教生活中却使用统一语言——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这使得他们之间互动频繁，交往甚密，从而弥补了其普通话不精、白话不通的不足与尴尬，乃得以在复杂的都市社会中获得文化交往的的空间。 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因为共同的文化渊源最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社会群体。可以说，珠三角流动穆斯林族群的交友圈基本上局限于本族群和穆斯林族类。他们以亲戚、朋友、老乡为主要交往对象，间或以地缘、业缘和文化信仰为基础，建立起穆斯林诸族群间的关系网络。这种文化同质性关系的加强，意味着穆斯林人口资源的相对增加，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居留城市的社会适应。 （二）职业局限与文化传统的保持 对于大多数由农村走出的内地穆斯林群体来说，当他们面临陌生的都市环境，由于不会讲粤语，普通话也说不好，很容易被当地主体民族边缘化，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职业的选择。综观其职业结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颇为单一，基本以开饭馆、做街头小贩、从事商业贸易为主要生计渠道。 自20世纪末以来，陆陆续续不断有来自青海化隆、循化、民和、大通等地的穆斯林经政府培训、贷款，来到珠三角从事小饭馆经营。至今，据青海省化隆县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提供数字，青海穆斯林仅在广州一地开设拉面店达1400多家，从业人员近2万人。小饭馆、小餐厅外，亦有来自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穆斯林所开中高档饭店，如广州三元里青海穆斯林饭店、天河北新粤穆斯林饭店和环市小北的色俩目饭店，以及深圳穆斯林宾馆餐厅、中发源饭店等。而内地穆斯林专职“走鬼”生意者，其数量亦颇为可观。“烤肉串”、卖发菜、出售果干及买卖外汇等，在珠三角内地穆斯林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河南籍穆斯林多在广州新濠畔皮具城做皮毛生意，并成立有河南穆斯林商会，在广州人口亦达5000多人。尚有一些内地穆斯林则从事国际贸易，他们开设贸易公司、办事处、海运公司等，与海外市场颇有联系。此外，由于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珠三角建有贸易代办处，国外穆斯林于广州、深圳等地开设贸易公司的亦数量不少，乃使得懂阿拉伯语、英语的穆斯林人才需求量增大。于是，许多内地穆斯林阿拉伯语、英语人才南下珠三角从事翻译工作，仅在广州从事这项职业者就有约5000人。而集体务工于珠三角各类企业的穆斯林人口，相对较少。他们一般通过家乡政府所开展的扶贫渠道，经培训有组织的在珠三角企业从事加工与制造。 由此可见，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在珠三角主要从事商业买卖与服务业。这些行业具有鲜明的穆斯林文化特征，特别是餐饮服务和食品买卖是其最重要的传统职业。究其原因，由于穆斯林族群自身的文化制约，多数内地穆斯林人口汉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城市生存的基本知识和社会竞争力，加之普通话、粤语交流有限，技能掌握较少，因而只能从事与本族群文化相关的、较为熟悉的清真饮食业。而这一特征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融入主流社会，亦限制了其职业的选择空间，但却促成了其从业结构的内卷化现象。 文化信仰，被视为是族群精神的内核，它赋予人生以意义，为人们提供心理或感情上的支持和慰籍，并可强化和维持文化的价值体系。内地穆斯林诸族群因宗教信仰凝聚而成的内部认同，印证了文化信仰的基本价值。从珠三角一般市民角度看，内地穆斯林族群多有“抱团”现象，穆斯林族群似乎自成一个小世界，他们相互见面道一声“色俩目”，即显亲近，拥抱交谈，如同旧识。维吾尔族小摊小贩，基本以集体性、一体化的生计方式过活，除食物销售，与穆斯林以外其他族群少有联系。遇有困难，则求助于老乡或清真寺院，处于较为狭小的族群内部人际关系中。他们一起出摊赚钱，一起做饭，一起租房，也一起去做礼拜。因不懂汉语，乃基本不看电视节目，加之收入少，除去房租、吃饭，所剩无几，故也不打牌、玩麻将，少有娱乐生活[1]。只是通过清真寺宗教礼仪活动的平台，不断强化族群内部的联系纽带，寻求穆斯林族群间的认同和交往。如上所述，回族、撒拉族等多从事饭馆生意，由于实行24小时服务，难有闲暇时间与外族交流，其交往圈也基本限定在清真寺内的穆斯林诸族群。调研表明，在走进珠三角大都市前，来自内地的穆斯林族群基本生活在农村，传统信仰在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故而参加每周五的主麻礼拜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归宿，清真寺亦成为他们心灵世界最重要的停泊地，或曰安全的港湾。只有在寺院，朋友、老乡、教友相见，共同的信仰使之彼此顾惜，相互认同，从而亦增强了宗教凝聚力。 （三）饮食”环境”与穆斯林群体的南下 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往往成为区分“我们”与“他们”的重要符号，穆斯林族群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一群体于宗教文化的特征。“入口”问题是穆斯林坚持其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则，无论身处何方何地，穆斯林均须食用符合伊斯兰经义规定的食物，亦即具有“哈俩里”（意为合法）标识的食物。按伊斯兰教义要求，所食动物应为牛、羊、驼、鸡、鸭、鹅等温和、食草类，宰时须诵念“太斯米”（义为：奉普慈特慈真主之名），并要切断其食管、血管、气管。否则，所宰牛、羊、鸡、鸭等不能视为清真。由于来自内地的穆斯林多信仰虔诚，他们在饮食上严格遵守禁忌，非清真食物不食用，故每至一地，有无清真饭馆，饮食是否方便，是决定其驻足、留居的重要参考系数。改革开放前，珠三角地区除广州、肇庆因有回族世居，乃有个别回民餐厅外，其他城市基本没有清真饭馆、食堂存在。故改革开放初期，由内地前来珠三角务工从业的穆斯林人口较少。自21世纪以来，许多内地清真餐饮经营者进入，珠三角清真饮食业获得蓬勃发展。 大量清真餐馆的开设，方便了穆斯林大众的生活，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经营者，他们亲帮亲，邻帮邻，逐渐形成规模化。其经营方式多为家族式，丈夫为店老板，妻子负责炒菜，子侄辈负责拉面，再请几个亲戚负责杂务，租赁20至50平方米不等的店面即可开张。而其消费人群中除学生、打工者，甚或都市白领外，最主要的常客是来此创业，或寻求发展机遇的内地穆斯林人口。十数年来，珠三角各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呈大幅增长的态势，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星罗棋布的大小清真餐馆的开设相关联。现今珠三角4000多家清真拉面馆每年的总营业额近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业份额的16.5%。且随着拉面馆的快速发展，其本身带动了更多相关行业从业者，并已经形成一个涵盖面粉加工、肉牛养殖、餐具消毒、原料生产与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清真饮食产业链[2]。 目前，清真拉面馆已经较好地融入了珠三角城市群。广州市越秀区东兴南路，这条不到500米的小街上已有两家清真拉面馆；而天河区陶育路方圆一百米左右，尽然开设有4家清真拉面店。而且拉面馆的地理位置选择，常会考虑穆斯林就餐的需要，一般多与汉族餐饮店相隔离，以适应穆斯林就餐的心理要求。此外，多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摊贩，基本多在回族、撒拉族开设的面馆附近设置相对固定的羊肉串、烤馕和果干摊档，方便穆斯林饮食。以致“在地理空间上，就形成了以兰州拉面馆为中心，四周遍布维族摊贩的局面。虽然兰州拉面和维族流动摊贩两个群体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在他乡的生存使他们的关系就像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生物链。”[3]但更为重要的是，遍布珠三角城市群的清真拉面馆、饮食摊点，大大解决了进入当地从业的内地穆斯林的“入口”问题。 清真拉面馆基本解决了穆斯林人口的外出就餐，但“吃饭”以外的清真肉食、副食品购买，依然困难。随着南下珠三角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清真副食品、肉食品以及其他穆斯林特殊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满足其日常需求的供应场所也随之出现，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清真超市。如广州光塔街、深圳文锦南路等，均已有了销售内地各种清真肉食品和副食品的超市，方便了穆斯林群体，清真食品需要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在珠三角清真食品的加工和零售亦已成为很大的产业，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广州乃有了如塞俩目食品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这样专职于清真餐饮生产的大型产业。该企业采取冷链方式生产盒式快餐、菜式料理包、方便菜等产品，为城市穆斯林白领和小摊小贩提供安全、放心的清真半成品、快餐等，一站式解决其饮食难题。 总之，饮食清洁是穆斯林族群所遵守的重要习俗，有所谓“一口不洁，废四十日之功”之说，中国穆斯林甚至视其为是否坚守文化信仰的基本底线。长期以来，穆斯林诸族群中乡村人口因受到饮食禁忌的束缚，少有人走出故土，自由流动于都市中。而随着珠三角大小不一、层次有别的清真饭馆的出现，以及一些中小型清真超市的开张营业，各种清真食物的供给增加，解决了困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吃饭”，或“入口”问题，乃使得严格遵从伊斯兰教义生活的穆斯林群体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生存条件亦获得较大改善，遂引领了更多的内地穆斯林人口进入珠三角，使之逐渐形成群体规模，成为穆斯林族类的中坚力量，并推动了珠三角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三、珠三角清真寺、聚礼点的开放与兴建 一些学者将珠三角穆斯林人口分为精英模式和平民模式两种，其中“平民模式主要是指在经济力量的‘推拉’作用下进入珠三角务工经商的穆斯林。”他们占据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穆斯林出门之前大多在单一文化中生活，与异文化相处时间短，文化排斥心理较强，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在社会底层打拼，尝尽漂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对珠三角城市的适应历程较为曲折。”[4]但正是这些身处底层的穆斯林平民，使珠三角伊斯兰教得以再度兴盛与发展。 如前所述，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流动群体，有着广泛的伊斯兰教信仰认同，它突破了穆斯林族类各自单一的族群界限。在珠三角回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撒拉族、东乡族的社会交往中，信仰因素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因入寺礼拜是伊斯兰教功修之一，凡穆斯林均有到清真寺礼拜的义务，特别是主麻日的聚礼和开斋节、古尔邦节的会礼，尤为其所重视。而每年斋月期间的清真寺，更是穆斯林大众精神生活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场域。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中，以回族为最多，约占89.89%，其次是维吾尔族，占9.14%，其余8个穆斯林族类人数则不足1%。历史上，伊斯兰教对回、维吾尔、撒拉、东乡等穆斯林族群的形成、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其意识已渗透到这些族群的思想、道德、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甚至他们日常的起居饮食、婚姻丧葬等风俗习惯也无不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故在一定意义上，流动于珠三角的不同穆斯林族类的文化特征是泛文化的，即使在族群个性表现中也多具有泛文化性质。因有基于此，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内地穆斯林族类交往特征乃随之自然形成。 宗教是族群文化认同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它与族群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族群主观心理归属的反映。进入珠三角务工创业的穆斯林宗教意识浓厚，信仰虔诚，由于语言、职业及居住等各种社会不适应，乃使之将清真寺视为其文化信仰的重要归宿，他们于此礼拜、斋戒，这里成为他们远离故土的重要精神家园。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仅有广州、肇庆两地3座清真寺开放，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穆斯林新移民集中的地方则没有礼拜场所。寺院不足、礼拜拥挤、入斋犯难已成为珠三角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困境。至21世纪，随着内地穆斯林族群南下人口的增多，经济能力的提升，及其群体规模的形成，恢复、扩建旧有清真寺院，兴建新的礼拜场所，就成为珠三角穆斯林人口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举动。与此同时，内地穆斯林人口大量进入寺院，无疑也触发了世居穆斯林的宗教感情，许多原淡于信仰、很少礼拜的本地回民，逐渐思想回归，纷纷进入寺院，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珠三角伊斯兰教事业乃获得新的发展。 （一）原礼拜寺院的开放与重建 广州原有清真寺院5所，改革开放后仅开放怀圣寺1所，后逐渐又有濠泮寺的开放。自新世纪以来，大量穆斯林南下，每逢主麻、节日，两座寺院已远远不能满足穆斯林信众的礼拜需要，大殿内外拥挤不堪，即使寺院腾出所有空间，依然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穆斯林大众。于是在多方努力下，又促成东营清真寺和先贤古寺的重修与开放。先贤古墓原有一小礼拜殿，仅作为临时礼拜场所，以缓解怀圣寺、濠泮寺的主麻礼拜压力，但不久小礼拜殿不但不能解决穆斯林礼拜的需要，其本身也面临着重修扩建的问题。每至主麻，先贤古墓院内所有空旷地均跪满了前来礼拜的穆斯林群众，人数多时达1000余人。故从2004年始，广州伊协乃动议兴建礼拜殿，经反复努力，直2010年获政府批准开建，同年9月10日完工。新的先贤古墓礼拜殿占地面积1077.8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995平方米，能容纳数千人同时礼拜。政府拨款外，珠三角和国内外穆斯林踊跃捐款900多万元，目前该寺成为珠三角地区最大的穆斯林活动场所。现广州已开放清真寺院4所，主麻礼拜拥挤的现象稍有缓解。每年斋月封斋人数亦不断增加，仅在斋月期间，每晚来寺开斋的穆斯林就在1500人左右，先贤古墓清真寺最多时达800多人。肇庆原有清真寺2所，改革开放初，重开了清真东寺，但由于穆斯林新移民的不断进入，一座寺院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信教群众的需要，近年肇庆西寺又在穆斯林的努力下重新获得开放。 （二）新清真寺、礼拜点的修建 珠三角新兴城市深圳、珠海，以及惠州、东莞、中山、江门等地，原来均无穆斯林人口居住，故也没有清真寺修建。佛山虽于清代建有清真寺，但随着回民人口的迁移和汉化，寺院亦随之消失。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使这些城市成为内地人口重要的移入地，穆斯林族群也不例外，亦基本集中留居于以上城市。这些有着虔诚信仰的穆斯林人口，虽远离故土，但依然严格遵守着伊斯兰教礼仪，初入珠三角，没有礼拜场所的生活使之有诸多的不适应。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是其获取知识的课堂，也是他们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对漂流在外的穆斯林看来，当面对陌生的环境，遭遇诸多困难时，清真寺往往是他们心灵的港湾，他们于此可获取心理的慰藉。故寻求宗教场所乃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也促使穆斯林个人及群体开始着手解决其宗教活动场地问题。于是，清真寺的修建日益成为珠三角外来穆斯林人口迫切的要求。 起初，一些穆斯林只是在各自的出租屋里相约礼拜，但因伊斯兰教重视每周五穆斯林大众的主麻聚礼，一些热心宗教、经营餐厅的清真饭馆老板，往往乃在其餐厅开辟一室，以供大家共同礼拜之用，逐渐这些礼拜室乃发挥着聚礼点的功能。随着参加聚礼的穆斯林不断增多，这些礼拜室已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口，乃有了后来大家集资租赁房屋、延聘阿訇，建立礼拜场所的举动。这样的礼拜场所在珠三角许多城市涌现，致使当地政府开始重视穆斯林人口的宗教需要，新的清真寺于是随之修建。 珠三角最早以餐厅为依托的礼拜室设在深圳，它是改革开放后来深圳的第一代内地穆斯林建立的宗教礼拜点。1986年，由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创办、开业不久的深圳穆斯林宾馆，特意将顶层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阁楼设为礼拜堂，以方便穆斯林在深圳的礼拜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迎来领跑全国经济的黄金10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创业者、淘金者，擅于商贸的内地穆斯林开始活跃于深圳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至1996年，深圳穆斯林人口达到5000多人，穆斯林宾馆的小礼拜堂已远远无法满足大家主麻聚礼的要求。1997年2月，应穆斯林族群要求，深圳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同年，深圳市在寸土寸金的市政中心区上梅林划拨3120平方米土地作为深圳清真寺建设用地，穆斯林自筹资金很快建起了一座简易礼拜殿。而自2000年以来，深圳清真拉面馆大量出现，这些来自青海的穆斯林非常重视周五聚礼，他们乃在各自开设饭馆的地段，共同合资租用民房，以作聚礼场所。这种现象不断演进，至目前在深圳聘有阿訇，颇具规模，且称为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场所就有宝安清真寺、沙井清真寺、观澜清真寺、龙岗清真寺、南山清真寺和石岩清真寺等。据统计，至2012年，深圳穆斯林群体已近10万。2012年4月27日，深圳市梅林清真寺工程勘探正式开工，它标志着深圳伊斯兰教已进入新的发展里程。 珠三角其他城市清真寺的修建，亦基本沿着深圳的模式在发展。对许多清真餐厅老板来说，主麻聚礼能使很多穆斯林聚于自己的餐厅，为餐厅带来良好的口碑和声誉，并因此为其引来更多的顾客，带来丰厚的回报，故而只要条件允许，大多老板均愿意在自己餐厅开辟一室，兼做临时聚礼点。而多数拉面馆经营者，也在开店获利后愿意出资租赁房屋以作为礼拜场所，租金基本由各店老板共同承担。珠海、惠州、中山、佛山、东莞、江门等地清真寺、聚礼点皆照此样方式发展而来。 东莞于2002年，仅有6家拉面馆，穆斯林人口不多。因当地没有清真寺，开斋节时，几家拉面馆的穆斯林协商集中于东莞人民公园，共同做节日会礼，结果引来警察盘问[5]。随着东莞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来自青海的马吾买日以每月租金3800元，租下万江街道莞穗大道阳光家具城600平方米室内用地，作为东莞穆斯林临时聚礼点，后经当地民宗局同意，这一聚礼点正式挂上“东莞清真寺”的牌匾。与此同时，东莞各街镇拉面馆数量增多，且已形成规模经营，“东莞清真寺”已不能容纳众多穆斯林主麻聚礼。于是，常平镇、厚街镇、长安镇等地的拉面馆经营者，各自创立了新的礼拜点。至2010年底，东莞已有穆斯林人口约1万余人，建立1个清真寺，5个礼拜点，且各自都延请了专职阿訇[6]。在“东莞清真寺”，参加主麻日礼拜的穆斯林达300人以上，其他各礼拜点亦均在100人左右，重大节日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则高达2千人左右。目前，在东莞穆斯林，特别是拉面馆老板努力下，已租到一所约100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新的清真寺。该场所位于万江区莞穗大道东风楼四楼，内设礼拜殿、水房、阿訇室、接待室等，可容纳一千余人礼拜，并已投入使用。经民主协商，东莞穆斯林已成立清真寺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主要为清真拉面馆经营者。 惠州原亦无穆斯林人口世居，现绝大部分穆斯林是改革开放后陆续迁入的。目前，在惠州工作、学习、经商、生活的穆斯林，约有3千人。为能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一些清真拉面馆老板乃联合出资在惠城区斑璋湖路一巷11号2楼租到一套约120平方米的房屋，作为聚礼点。经改造现内设有礼拜殿、水房、阿訇室等，可容纳100人礼拜。并经官方验收合格，已投入使用，主麻日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常在百人左右。但因开斋节、古尔邦节前来参加会礼人数达千人以上，届时惠州穆斯林尚需向政府申请，以借用公园空地进行礼拜活动。为此，惠州亦已成立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小组，其成员亦基本有来自青海的拉面馆经营者担任。 不难看出，新清真寺、礼拜点的倡建者，多来自西部基层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信众，尤以青海拉面馆经营者出力为多。当然，有人在言及这一现象时，亦多谈到国外穆斯林的作用。毋庸置疑，外籍穆斯林人口的留居，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珠三角伊斯兰教的发展。但这些国外穆斯林，主要居于广州、深圳两地，其数量远低于国内穆斯林，且他们既无“公民”身份，又多属“匆匆过客”，不具备申请寺院建设的资格，故难以有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年4月21日）第八条即云：“宗教活动场所在登记前，应当由筹备组织负责，民主协商成立该场所的管理组织。管理组织应当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主持宗教活动的其他人员和设立地信教公民代表等组成。”因此，来自内地的穆斯林族群是珠三角新寺院建设的真正推动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移入，乃形成新的群体规模，加之其思想信仰上的主观能动作用，乃使珠三角伊斯兰教获得长足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珠三角地区伊斯兰教的新发展，也与这里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开明、包容的思想心态不无关系。各城市清真寺的开放、重修、兴建，得益于他们给予的关怀和支持。江门政府即颇为重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生活，每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市民宗局主动联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市内体育馆以方便穆斯林参加会礼。广州、深圳等地相关部门亦为穆斯林礼拜场所的批建、经费的划拨付出了很大努力。 总之，移民文化在迁入地的生存方式多样，其中移民本身原文化形态融入迁入地主流文化中，是其常态。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移民在进入较为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后，保持其原生文化，与迁入地文化形成文化多元社会。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取决于移民群体迁入当地社会的规模大小和数量多少。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得流动于珠三角的内地穆斯林人口迥异于当地汉人主流社会和其他少数民族，更多地表现出其文化特质。以科学、客观的态度研究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伊斯兰教于珠三角的发展态势，无论对保持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势头，社会的稳定，还是为新时期宗教工作提供借鉴，建立和谐社会，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注释： ①以上数据，参考张志湘《共处和谐社会，共建幸福广东——关于广东省穆斯林状况的调查》一文（《广东穆斯林通讯2012年第2期》），并综合个人调研资料所制。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其统计数实际仅为一概数，难以精确；户籍人口数（2，8219）中则含有居住证人口643人。 参考文献： [1]于静.在穗新疆维族的生活状况[A]//族群互动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梅州）[C].内部刊印，2011：12. [2]雷辉，徐林.珠三角拉面馆调查一碗拉面：城市民族工作之匙[N].南方日报，2009-12-17. [3]张成.都市边缘者的生存策略与实践逻辑——以GZ市街头流动维吾尔族摊贩为例[A]//族群互动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梅州）[C].内部刊印，2011，12. [4]陈晓毅.珠江三角洲中国籍穆斯林的文化适应[A]//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宗教和谐——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文集（中国·昆明）[C].内部刊印，2009：7. [5][6]加米拉·纪冬梅.启航·东莞——东莞清真寺建立侧记[J].南方穆斯林，2011：2.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张海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族群流动人口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0YJA840029。 收稿日期：2013-08-20 作者简介： 马建春（1962-），男，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民族史与社会人类学研究。 褚 宁（1989-），男，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研究。 摘 要：伊斯兰教在珠三角地区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其发展的重要依托是以穆斯林人口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社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地穆斯林族群离开故土，进入珠三角城市群寻求新的生计。由于其族群语言、文化风俗保持相对稳定，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使之凝聚于一起，乃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交际圈。加之其已具群体规模，遂促成珠三角各城市清真寺的修建，从而推动了当地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关键词：珠三角；穆斯林移民；文化认同；寺院修建；宗教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64-06 Muslim Population in Mainland and Islam’s New Developing In Pearl River Delta MA Jian-chun CHU Ning Abstract： Islam has had great influences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it mainly depends on the Muslim population. As the deepening of open and reform policy，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ore and more Muslim groups leave their hometown and come to Pearl River Delta for living. A particular social circle has been formed among them for their same language，manners and customs and deeply rooted religious belief which firmly connects them .The population size is big enough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s of mosques come true and it promotes a new developing of Islam at local place.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Muslim Immigrant；Culture Recognition；Religion Development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和枢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均在这块土地上传播、交流、渗透，对岭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得这里的宗教文化一直比较发达。就伊斯兰教而言，广州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其传入历史悠久，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且留存的伊斯兰文化遗产亦很丰富。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珠三角成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大量内地人口为了寻求发展机会纷纷涌入当地，穆斯林族群因供职、经商、务工留居于此者亦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春秋两季广交会规模的日益扩大，珠三角与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联系愈来愈频繁，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珠三角设有商务公司，广交会上前来进行贸易洽谈的国外商人中，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亦占有相当比例，乃使得珠三角地区伊斯兰教拥有众多的信众，宗教活动十分活跃。 一、人口资源是珠三角伊斯兰教 发展的重要依托 伊斯兰教在珠三角地区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其发展的重要依托是以穆斯林人口为基础。中唐以来，经五代、两宋，伊斯兰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广州，并得以发展，来自大食诸地的蕃客、胡商是这时穆斯林人口的主流。元代建立，大量西域东迁回回人经政府调遣进入珠三角，伊斯兰教获得继续发展。明初，与南海诸国频繁的贸易互动，使广州穆斯林人口进一步增加。可以说，自唐至明，广州是中国诸多沿海港口城市中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贸易交往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传统政治格局下的特殊经济关系，使伊斯兰教在广州长期处于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中，虽然期间尝有因改朝换代，或族群汉化而导致的穆斯林人口减少，但由于有北方南下，或南海登岸的中外穆斯林人口源源不断地补充，其宗教长期处于兴旺发展状态。如明永宣之后，随着明廷闭关绝贡政策的实施，广州对外贸易趋于衰落，穆斯林人口乃随之下降，但随着内附回回的安置，及韩雍所率回回达官兵的进驻，伊斯兰教遂得以复兴。清朝初建，大军南下，广州因有誓死抗清保明的“教门三忠”，回回人口锐减，但随之入粤的汉八旗军中的回回军士，又逐渐弥补了这一损失。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广州口岸的开放，及岭南社会政治的活跃，依然有不少内地穆斯林各种人士南下，从而又为广州伊斯兰教的发展增加了人口资源。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加之计划经济的束缚，以往自由松散的人口流动难再继续，又因广州不少穆斯林纷纷进入本地工厂、企业、机关就业工作，原本围寺坊而居的穆斯林族群的聚居格局发生改变，一些回族人逐步汉化，穆斯林人口呈下降趋势，伊斯兰教一度乃处于低迷状态，其发展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社会的迅速发展，致使越来越多的城乡剩余劳动力离开故土，寻求新的生计，沿海各地流动人口数量遂得以迅猛增长。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是中国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内地人口由农村、边远城镇走向这里，于此务工、创业、居住，以求得发展机会。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大陆总流动人口中约有65%于省内流动，跨省流动者则达35%。时广东户籍人口为7900万人，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已高达3100多万，占总人口1.1亿的28%。时间进入21世纪，广东亦已成为容纳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广州常住人口数为700万左右，登记流动人口逾300万人。至2012年，其常住人口数增长为800多万，而流动人口则达到500余万。深圳流动人口更是已达800多万，超出常住人口数（近400万）一倍以上。 在珠三角庞大的流动人口中，不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仅深圳一地少数民族人口就已达到22，4688人，内含54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是外来务工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又带有“少数民族”这一身份印记，乃使得其生存状态的群体行为涉及到族群互动、文化传承、族群关系等相对抽象的深层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等内地穆斯林族群，是基于伊斯兰教信仰的国内不同的族群共同体，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成员。由于多具有重商传统，他们的足迹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遍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据初步调查统计，现居珠三角的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已达16万左右，仅青海化隆、循化、民和等县回族、撒拉族在珠三角从事拉面生意者就达5～6万余人，开设店铺4000多家，其中广州中心城区1300余家，深圳1000余家，东莞1000余家。而在珠三角从事烤羊肉串和葡萄干、杏干买卖的维吾尔族亦有数万人。此外，尚有不少内地穆斯林人口在珠三角合资、外资企业务工，一些人则专门服务于中东、东南亚、中亚地区驻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商务机构，从事商务中介和翻译工作。而以“散工”和街头小贩身份流动于珠三角各城市的穆斯林人口亦不在少数。如此众多的内地穆斯林人口涌入珠三角，从业复杂，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但他们大多数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信仰，虽然其自身因面临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巨大反差需角色转换和社会适应，但他们的居留对珠三角伊斯兰教的复兴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伊斯兰教于此呈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目前，这些来自内地的穆斯林族群的活动业已成为珠三角社会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珠三角穆斯林人口数大约仅为2.5万左右。至2012年底，则已达到22万余人，增长近10倍。其居住地也从早期的广州、肇庆两市，延伸至深圳、珠海，又进一步发展到东莞、中山、佛山、惠州、江门等城市。每年参加开斋节、古尔邦节会礼的穆斯林已高达4万左右。穆斯林世居地广州，参加清真寺各种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人数逐年增加。1997年，怀圣、濠畔两座清真寺主麻聚礼人数仅有300～400人。2012年，清真寺增加为4座，聚礼人数也已达1.5～2万人，圣纪、白拉提夜、盖德尔夜等活动参与人数亦不断上升。 二、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 一般以为，所谓流动人口城市社会适应，是指在城市居住或停留一定时间的无本市户籍的外省市人口与本地城市居民相互配合、相互适应并彼此认可的过程。如何在珠三角陌生的环境中逐步适应并寻求生存与发展，也是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基本需要。进入珠三角的内地穆斯林人口，多数来自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华北的河南、山东、河北，以及西南的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由于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汉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在适应都市生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他们的社会适应不仅包含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自然环境变化、气候差异、语言、居住、饮食等外在的适应，还应存在着文化信仰、族群认同等内在的适应，故而内地穆斯林族群的社会适应性，多具有文化适应的特殊性。如何适应、融入珠三角城市生活，是其能否得以立足于当地社会的关键所在。 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族群主要来自西北、西南及北方经济不发达省（区），面对珠三角高速运转的社会生活、湿热多雨的气候，起初势必多有不适应，尤其对于务工者、小本经营者等生活于底层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其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较差，长期处于高温劳作及蚊虫叮咬的湿热环境，身体和心理难以忍受。但因他们多来自贫困地区，皆能吃苦耐劳，加之多有坚定的信仰，精神世界充实，故而居住时间久了，多数人均能克服环境与气候条件的不适问题。然而，由于族群语言、饮食禁忌等特质的坚持，使文化适应成为珠三角穆斯林人口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正是随着这些文化特征的逐步适应，乃促生了其族群认同、族际互动和更多穆斯林人口的进入，带动了当地伊斯兰教的活跃。 （一）语言差异与穆斯林内部认同的强化 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包含了回、东乡、撒拉、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等10个穆斯林民族。这些穆斯林流动人口多数不以汉语为母语，语言使用复杂，其中东乡语和保安语属于蒙古语族；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属于突厥语族；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而回族虽多数使用汉语，但来自青海化隆的不少人则使用藏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交流群体和范围。即使是他们中很多人在族际交流中均能够使用汉语，但基本亦以西北家乡方言为主，来到珠三角粤方言区，依然存在普通话和粤语难懂的困境。 珠三角穆斯林族群流动人口比例显示，回族人数占到珠三角地区穆斯林人口数的89.89%左右，他们大部分通用汉语，但其普通话掌握不好，多带地方口音，与当地民众沟通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早期来珠三角从事拉面馆生意的青海回族，因多无照经营，当工商、城管人员介入调查时，因语言交流不畅，不明究理，乃往往与之激烈碰撞；与顾客因语言不清、难辨，亦常有冲突发生，并使之失去不少顾客，对其生意产生较大影响。 维吾尔族作为新疆主体民族，其语言在较大范围得以使用。大多数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及社会底层，他们大都仅能使用简单的汉语交流，或会听不会说，或会说不会读，或会读不会写，少有人熟通汉语。在对珠三角街头摆摊设点从事烤羊肉串、馕、杏干、葡萄干买卖的维吾尔族访谈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不能讲汉语，也难解其意，约有近40%的人只会简单的买卖用语，其日常语言基本仍以维吾尔语为主。 来自甘肃、青海的撒拉族、东乡族虽人数不多，但依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尽管他们一些人曾在校学习汉语，但因多生活于民族聚居区，其内部常使用本族群语言，故也仅懂甘青汉语方言，普通话表达能力较低。来到珠三角地区后，不仅需要进一步掌握汉语普通话，尚需了解粤方言，即广府白话。这使其感觉压力较大，与外族交流时，他们往往反复组织语言，生怕说错或别人听不懂。调研表明，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中仅有少数人掌握一些简单的粤语词汇，或曰在其工作、生活中，只听得懂个别口语，多数人对于粤语基本不通。 显然，语言的差异对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带来许多不便，使其能够接触的人不多，生活较为单一。他们除工作外，在其少有的闲暇时间多于出租屋休息，或与本族群同胞聚集一起。只有在族群内部，他们方可自如、畅快的进行语言交流。也正因语言差异，致使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呈现小聚居格局。如在广州，来自西北宁夏、甘肃的穆斯林多聚居于越秀环市一带；不少西北回族、撒拉族则集中居于天河东圃；而来自河南的回族则聚居于白云瑶台地段。同一族群基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乡土情结，“抱团”聚集，这是穆斯林流动人口寻求文化认同和自我保护，以适应新的城市环境的必然选择。当然，穆斯林诸族群的交往、互动，不限于单一族群内。由于具有共同的信仰，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域的穆斯林诸族群，在文化上有着高度的认同感。无论使用汉语的回族，还是具有本族群语言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东乡、撒拉、保安族，其在宗教生活中却使用统一语言——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这使得他们之间互动频繁，交往甚密，从而弥补了其普通话不精、白话不通的不足与尴尬，乃得以在复杂的都市社会中获得文化交往的的空间。 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因为共同的文化渊源最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社会群体。可以说，珠三角流动穆斯林族群的交友圈基本上局限于本族群和穆斯林族类。他们以亲戚、朋友、老乡为主要交往对象，间或以地缘、业缘和文化信仰为基础，建立起穆斯林诸族群间的关系网络。这种文化同质性关系的加强，意味着穆斯林人口资源的相对增加，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居留城市的社会适应。 （二）职业局限与文化传统的保持 对于大多数由农村走出的内地穆斯林群体来说，当他们面临陌生的都市环境，由于不会讲粤语，普通话也说不好，很容易被当地主体民族边缘化，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职业的选择。综观其职业结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颇为单一，基本以开饭馆、做街头小贩、从事商业贸易为主要生计渠道。 自20世纪末以来，陆陆续续不断有来自青海化隆、循化、民和、大通等地的穆斯林经政府培训、贷款，来到珠三角从事小饭馆经营。至今，据青海省化隆县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提供数字，青海穆斯林仅在广州一地开设拉面店达1400多家，从业人员近2万人。小饭馆、小餐厅外，亦有来自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穆斯林所开中高档饭店，如广州三元里青海穆斯林饭店、天河北新粤穆斯林饭店和环市小北的色俩目饭店，以及深圳穆斯林宾馆餐厅、中发源饭店等。而内地穆斯林专职“走鬼”生意者，其数量亦颇为可观。“烤肉串”、卖发菜、出售果干及买卖外汇等，在珠三角内地穆斯林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河南籍穆斯林多在广州新濠畔皮具城做皮毛生意，并成立有河南穆斯林商会，在广州人口亦达5000多人。尚有一些内地穆斯林则从事国际贸易，他们开设贸易公司、办事处、海运公司等，与海外市场颇有联系。此外，由于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珠三角建有贸易代办处，国外穆斯林于广州、深圳等地开设贸易公司的亦数量不少，乃使得懂阿拉伯语、英语的穆斯林人才需求量增大。于是，许多内地穆斯林阿拉伯语、英语人才南下珠三角从事翻译工作，仅在广州从事这项职业者就有约5000人。而集体务工于珠三角各类企业的穆斯林人口，相对较少。他们一般通过家乡政府所开展的扶贫渠道，经培训有组织的在珠三角企业从事加工与制造。 由此可见，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在珠三角主要从事商业买卖与服务业。这些行业具有鲜明的穆斯林文化特征，特别是餐饮服务和食品买卖是其最重要的传统职业。究其原因，由于穆斯林族群自身的文化制约，多数内地穆斯林人口汉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城市生存的基本知识和社会竞争力，加之普通话、粤语交流有限，技能掌握较少，因而只能从事与本族群文化相关的、较为熟悉的清真饮食业。而这一特征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融入主流社会，亦限制了其职业的选择空间，但却促成了其从业结构的内卷化现象。 文化信仰，被视为是族群精神的内核，它赋予人生以意义，为人们提供心理或感情上的支持和慰籍，并可强化和维持文化的价值体系。内地穆斯林诸族群因宗教信仰凝聚而成的内部认同，印证了文化信仰的基本价值。从珠三角一般市民角度看，内地穆斯林族群多有“抱团”现象，穆斯林族群似乎自成一个小世界，他们相互见面道一声“色俩目”，即显亲近，拥抱交谈，如同旧识。维吾尔族小摊小贩，基本以集体性、一体化的生计方式过活，除食物销售，与穆斯林以外其他族群少有联系。遇有困难，则求助于老乡或清真寺院，处于较为狭小的族群内部人际关系中。他们一起出摊赚钱，一起做饭，一起租房，也一起去做礼拜。因不懂汉语，乃基本不看电视节目，加之收入少，除去房租、吃饭，所剩无几，故也不打牌、玩麻将，少有娱乐生活[1]。只是通过清真寺宗教礼仪活动的平台，不断强化族群内部的联系纽带，寻求穆斯林族群间的认同和交往。如上所述，回族、撒拉族等多从事饭馆生意，由于实行24小时服务，难有闲暇时间与外族交流，其交往圈也基本限定在清真寺内的穆斯林诸族群。调研表明，在走进珠三角大都市前，来自内地的穆斯林族群基本生活在农村，传统信仰在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故而参加每周五的主麻礼拜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归宿，清真寺亦成为他们心灵世界最重要的停泊地，或曰安全的港湾。只有在寺院，朋友、老乡、教友相见，共同的信仰使之彼此顾惜，相互认同，从而亦增强了宗教凝聚力。 （三）饮食”环境”与穆斯林群体的南下 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往往成为区分“我们”与“他们”的重要符号，穆斯林族群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一群体于宗教文化的特征。“入口”问题是穆斯林坚持其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则，无论身处何方何地，穆斯林均须食用符合伊斯兰经义规定的食物，亦即具有“哈俩里”（意为合法）标识的食物。按伊斯兰教义要求，所食动物应为牛、羊、驼、鸡、鸭、鹅等温和、食草类，宰时须诵念“太斯米”（义为：奉普慈特慈真主之名），并要切断其食管、血管、气管。否则，所宰牛、羊、鸡、鸭等不能视为清真。由于来自内地的穆斯林多信仰虔诚，他们在饮食上严格遵守禁忌，非清真食物不食用，故每至一地，有无清真饭馆，饮食是否方便，是决定其驻足、留居的重要参考系数。改革开放前，珠三角地区除广州、肇庆因有回族世居，乃有个别回民餐厅外，其他城市基本没有清真饭馆、食堂存在。故改革开放初期，由内地前来珠三角务工从业的穆斯林人口较少。自21世纪以来，许多内地清真餐饮经营者进入，珠三角清真饮食业获得蓬勃发展。 大量清真餐馆的开设，方便了穆斯林大众的生活，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经营者，他们亲帮亲，邻帮邻，逐渐形成规模化。其经营方式多为家族式，丈夫为店老板，妻子负责炒菜，子侄辈负责拉面，再请几个亲戚负责杂务，租赁20至50平方米不等的店面即可开张。而其消费人群中除学生、打工者，甚或都市白领外，最主要的常客是来此创业，或寻求发展机遇的内地穆斯林人口。十数年来，珠三角各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呈大幅增长的态势，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星罗棋布的大小清真餐馆的开设相关联。现今珠三角4000多家清真拉面馆每年的总营业额近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业份额的16.5%。且随着拉面馆的快速发展，其本身带动了更多相关行业从业者，并已经形成一个涵盖面粉加工、肉牛养殖、餐具消毒、原料生产与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清真饮食产业链[2]。 目前，清真拉面馆已经较好地融入了珠三角城市群。广州市越秀区东兴南路，这条不到500米的小街上已有两家清真拉面馆；而天河区陶育路方圆一百米左右，尽然开设有4家清真拉面店。而且拉面馆的地理位置选择，常会考虑穆斯林就餐的需要，一般多与汉族餐饮店相隔离，以适应穆斯林就餐的心理要求。此外，多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摊贩，基本多在回族、撒拉族开设的面馆附近设置相对固定的羊肉串、烤馕和果干摊档，方便穆斯林饮食。以致“在地理空间上，就形成了以兰州拉面馆为中心，四周遍布维族摊贩的局面。虽然兰州拉面和维族流动摊贩两个群体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在他乡的生存使他们的关系就像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生物链。”[3]但更为重要的是，遍布珠三角城市群的清真拉面馆、饮食摊点，大大解决了进入当地从业的内地穆斯林的“入口”问题。 清真拉面馆基本解决了穆斯林人口的外出就餐，但“吃饭”以外的清真肉食、副食品购买，依然困难。随着南下珠三角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清真副食品、肉食品以及其他穆斯林特殊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满足其日常需求的供应场所也随之出现，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清真超市。如广州光塔街、深圳文锦南路等，均已有了销售内地各种清真肉食品和副食品的超市，方便了穆斯林群体，清真食品需要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在珠三角清真食品的加工和零售亦已成为很大的产业，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广州乃有了如塞俩目食品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这样专职于清真餐饮生产的大型产业。该企业采取冷链方式生产盒式快餐、菜式料理包、方便菜等产品，为城市穆斯林白领和小摊小贩提供安全、放心的清真半成品、快餐等，一站式解决其饮食难题。 总之，饮食清洁是穆斯林族群所遵守的重要习俗，有所谓“一口不洁，废四十日之功”之说，中国穆斯林甚至视其为是否坚守文化信仰的基本底线。长期以来，穆斯林诸族群中乡村人口因受到饮食禁忌的束缚，少有人走出故土，自由流动于都市中。而随着珠三角大小不一、层次有别的清真饭馆的出现，以及一些中小型清真超市的开张营业，各种清真食物的供给增加，解决了困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吃饭”，或“入口”问题，乃使得严格遵从伊斯兰教义生活的穆斯林群体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生存条件亦获得较大改善，遂引领了更多的内地穆斯林人口进入珠三角，使之逐渐形成群体规模，成为穆斯林族类的中坚力量，并推动了珠三角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三、珠三角清真寺、聚礼点的开放与兴建 一些学者将珠三角穆斯林人口分为精英模式和平民模式两种，其中“平民模式主要是指在经济力量的‘推拉’作用下进入珠三角务工经商的穆斯林。”他们占据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穆斯林出门之前大多在单一文化中生活，与异文化相处时间短，文化排斥心理较强，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在社会底层打拼，尝尽漂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对珠三角城市的适应历程较为曲折。”[4]但正是这些身处底层的穆斯林平民，使珠三角伊斯兰教得以再度兴盛与发展。 如前所述，珠三角内地穆斯林流动群体，有着广泛的伊斯兰教信仰认同，它突破了穆斯林族类各自单一的族群界限。在珠三角回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撒拉族、东乡族的社会交往中，信仰因素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因入寺礼拜是伊斯兰教功修之一，凡穆斯林均有到清真寺礼拜的义务，特别是主麻日的聚礼和开斋节、古尔邦节的会礼，尤为其所重视。而每年斋月期间的清真寺，更是穆斯林大众精神生活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场域。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珠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中，以回族为最多，约占89.89%，其次是维吾尔族，占9.14%，其余8个穆斯林族类人数则不足1%。历史上，伊斯兰教对回、维吾尔、撒拉、东乡等穆斯林族群的形成、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其意识已渗透到这些族群的思想、道德、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甚至他们日常的起居饮食、婚姻丧葬等风俗习惯也无不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故在一定意义上，流动于珠三角的不同穆斯林族类的文化特征是泛文化的，即使在族群个性表现中也多具有泛文化性质。因有基于此，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内地穆斯林族类交往特征乃随之自然形成。 宗教是族群文化认同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它与族群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族群主观心理归属的反映。进入珠三角务工创业的穆斯林宗教意识浓厚，信仰虔诚，由于语言、职业及居住等各种社会不适应，乃使之将清真寺视为其文化信仰的重要归宿，他们于此礼拜、斋戒，这里成为他们远离故土的重要精神家园。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仅有广州、肇庆两地3座清真寺开放，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穆斯林新移民集中的地方则没有礼拜场所。寺院不足、礼拜拥挤、入斋犯难已成为珠三角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困境。至21世纪，随着内地穆斯林族群南下人口的增多，经济能力的提升，及其群体规模的形成，恢复、扩建旧有清真寺院，兴建新的礼拜场所，就成为珠三角穆斯林人口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举动。与此同时，内地穆斯林人口大量进入寺院，无疑也触发了世居穆斯林的宗教感情，许多原淡于信仰、很少礼拜的本地回民，逐渐思想回归，纷纷进入寺院，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珠三角伊斯兰教事业乃获得新的发展。 （一）原礼拜寺院的开放与重建 广州原有清真寺院5所，改革开放后仅开放怀圣寺1所，后逐渐又有濠泮寺的开放。自新世纪以来，大量穆斯林南下，每逢主麻、节日，两座寺院已远远不能满足穆斯林信众的礼拜需要，大殿内外拥挤不堪，即使寺院腾出所有空间，依然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穆斯林大众。于是在多方努力下，又促成东营清真寺和先贤古寺的重修与开放。先贤古墓原有一小礼拜殿，仅作为临时礼拜场所，以缓解怀圣寺、濠泮寺的主麻礼拜压力，但不久小礼拜殿不但不能解决穆斯林礼拜的需要，其本身也面临着重修扩建的问题。每至主麻，先贤古墓院内所有空旷地均跪满了前来礼拜的穆斯林群众，人数多时达1000余人。故从2004年始，广州伊协乃动议兴建礼拜殿，经反复努力，直2010年获政府批准开建，同年9月10日完工。新的先贤古墓礼拜殿占地面积1077.8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995平方米，能容纳数千人同时礼拜。政府拨款外，珠三角和国内外穆斯林踊跃捐款900多万元，目前该寺成为珠三角地区最大的穆斯林活动场所。现广州已开放清真寺院4所，主麻礼拜拥挤的现象稍有缓解。每年斋月封斋人数亦不断增加，仅在斋月期间，每晚来寺开斋的穆斯林就在1500人左右，先贤古墓清真寺最多时达800多人。肇庆原有清真寺2所，改革开放初，重开了清真东寺，但由于穆斯林新移民的不断进入，一座寺院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信教群众的需要，近年肇庆西寺又在穆斯林的努力下重新获得开放。 （二）新清真寺、礼拜点的修建 珠三角新兴城市深圳、珠海，以及惠州、东莞、中山、江门等地，原来均无穆斯林人口居住，故也没有清真寺修建。佛山虽于清代建有清真寺，但随着回民人口的迁移和汉化，寺院亦随之消失。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使这些城市成为内地人口重要的移入地，穆斯林族群也不例外，亦基本集中留居于以上城市。这些有着虔诚信仰的穆斯林人口，虽远离故土，但依然严格遵守着伊斯兰教礼仪，初入珠三角，没有礼拜场所的生活使之有诸多的不适应。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是其获取知识的课堂，也是他们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对漂流在外的穆斯林看来，当面对陌生的环境，遭遇诸多困难时，清真寺往往是他们心灵的港湾，他们于此可获取心理的慰藉。故寻求宗教场所乃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也促使穆斯林个人及群体开始着手解决其宗教活动场地问题。于是，清真寺的修建日益成为珠三角外来穆斯林人口迫切的要求。 起初，一些穆斯林只是在各自的出租屋里相约礼拜，但因伊斯兰教重视每周五穆斯林大众的主麻聚礼，一些热心宗教、经营餐厅的清真饭馆老板，往往乃在其餐厅开辟一室，以供大家共同礼拜之用，逐渐这些礼拜室乃发挥着聚礼点的功能。随着参加聚礼的穆斯林不断增多，这些礼拜室已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口，乃有了后来大家集资租赁房屋、延聘阿訇，建立礼拜场所的举动。这样的礼拜场所在珠三角许多城市涌现，致使当地政府开始重视穆斯林人口的宗教需要，新的清真寺于是随之修建。 珠三角最早以餐厅为依托的礼拜室设在深圳，它是改革开放后来深圳的第一代内地穆斯林建立的宗教礼拜点。1986年，由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创办、开业不久的深圳穆斯林宾馆，特意将顶层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阁楼设为礼拜堂，以方便穆斯林在深圳的礼拜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迎来领跑全国经济的黄金10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创业者、淘金者，擅于商贸的内地穆斯林开始活跃于深圳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至1996年，深圳穆斯林人口达到5000多人，穆斯林宾馆的小礼拜堂已远远无法满足大家主麻聚礼的要求。1997年2月，应穆斯林族群要求，深圳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同年，深圳市在寸土寸金的市政中心区上梅林划拨3120平方米土地作为深圳清真寺建设用地，穆斯林自筹资金很快建起了一座简易礼拜殿。而自2000年以来，深圳清真拉面馆大量出现，这些来自青海的穆斯林非常重视周五聚礼，他们乃在各自开设饭馆的地段，共同合资租用民房，以作聚礼场所。这种现象不断演进，至目前在深圳聘有阿訇，颇具规模，且称为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场所就有宝安清真寺、沙井清真寺、观澜清真寺、龙岗清真寺、南山清真寺和石岩清真寺等。据统计，至2012年，深圳穆斯林群体已近10万。2012年4月27日，深圳市梅林清真寺工程勘探正式开工，它标志着深圳伊斯兰教已进入新的发展里程。 珠三角其他城市清真寺的修建，亦基本沿着深圳的模式在发展。对许多清真餐厅老板来说，主麻聚礼能使很多穆斯林聚于自己的餐厅，为餐厅带来良好的口碑和声誉，并因此为其引来更多的顾客，带来丰厚的回报，故而只要条件允许，大多老板均愿意在自己餐厅开辟一室，兼做临时聚礼点。而多数拉面馆经营者，也在开店获利后愿意出资租赁房屋以作为礼拜场所，租金基本由各店老板共同承担。珠海、惠州、中山、佛山、东莞、江门等地清真寺、聚礼点皆照此样方式发展而来。 东莞于2002年，仅有6家拉面馆，穆斯林人口不多。因当地没有清真寺，开斋节时，几家拉面馆的穆斯林协商集中于东莞人民公园，共同做节日会礼，结果引来警察盘问[5]。随着东莞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来自青海的马吾买日以每月租金3800元，租下万江街道莞穗大道阳光家具城600平方米室内用地，作为东莞穆斯林临时聚礼点，后经当地民宗局同意，这一聚礼点正式挂上“东莞清真寺”的牌匾。与此同时，东莞各街镇拉面馆数量增多，且已形成规模经营，“东莞清真寺”已不能容纳众多穆斯林主麻聚礼。于是，常平镇、厚街镇、长安镇等地的拉面馆经营者，各自创立了新的礼拜点。至2010年底，东莞已有穆斯林人口约1万余人，建立1个清真寺，5个礼拜点，且各自都延请了专职阿訇[6]。在“东莞清真寺”，参加主麻日礼拜的穆斯林达300人以上，其他各礼拜点亦均在100人左右，重大节日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则高达2千人左右。目前，在东莞穆斯林，特别是拉面馆老板努力下，已租到一所约100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新的清真寺。该场所位于万江区莞穗大道东风楼四楼，内设礼拜殿、水房、阿訇室、接待室等，可容纳一千余人礼拜，并已投入使用。经民主协商，东莞穆斯林已成立清真寺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主要为清真拉面馆经营者。 惠州原亦无穆斯林人口世居，现绝大部分穆斯林是改革开放后陆续迁入的。目前，在惠州工作、学习、经商、生活的穆斯林，约有3千人。为能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一些清真拉面馆老板乃联合出资在惠城区斑璋湖路一巷11号2楼租到一套约120平方米的房屋，作为聚礼点。经改造现内设有礼拜殿、水房、阿訇室等，可容纳100人礼拜。并经官方验收合格，已投入使用，主麻日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常在百人左右。但因开斋节、古尔邦节前来参加会礼人数达千人以上，届时惠州穆斯林尚需向政府申请，以借用公园空地进行礼拜活动。为此，惠州亦已成立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小组，其成员亦基本有来自青海的拉面馆经营者担任。 不难看出，新清真寺、礼拜点的倡建者，多来自西部基层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信众，尤以青海拉面馆经营者出力为多。当然，有人在言及这一现象时，亦多谈到国外穆斯林的作用。毋庸置疑，外籍穆斯林人口的留居，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珠三角伊斯兰教的发展。但这些国外穆斯林，主要居于广州、深圳两地，其数量远低于国内穆斯林，且他们既无“公民”身份，又多属“匆匆过客”，不具备申请寺院建设的资格，故难以有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年4月21日）第八条即云：“宗教活动场所在登记前，应当由筹备组织负责，民主协商成立该场所的管理组织。管理组织应当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主持宗教活动的其他人员和设立地信教公民代表等组成。”因此，来自内地的穆斯林族群是珠三角新寺院建设的真正推动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移入，乃形成新的群体规模，加之其思想信仰上的主观能动作用，乃使珠三角伊斯兰教获得长足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珠三角地区伊斯兰教的新发展，也与这里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开明、包容的思想心态不无关系。各城市清真寺的开放、重修、兴建，得益于他们给予的关怀和支持。江门政府即颇为重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生活，每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市民宗局主动联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市内体育馆以方便穆斯林参加会礼。广州、深圳等地相关部门亦为穆斯林礼拜场所的批建、经费的划拨付出了很大努力。 总之，移民文化在迁入地的生存方式多样，其中移民本身原文化形态融入迁入地主流文化中，是其常态。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移民在进入较为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后，保持其原生文化，与迁入地文化形成文化多元社会。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取决于移民群体迁入当地社会的规模大小和数量多少。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得流动于珠三角的内地穆斯林人口迥异于当地汉人主流社会和其他少数民族，更多地表现出其文化特质。以科学、客观的态度研究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伊斯兰教于珠三角的发展态势，无论对保持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势头，社会的稳定，还是为新时期宗教工作提供借鉴，建立和谐社会，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注释： ①以上数据，参考张志湘《共处和谐社会，共建幸福广东——关于广东省穆斯林状况的调查》一文（《广东穆斯林通讯2012年第2期》），并综合个人调研资料所制。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其统计数实际仅为一概数，难以精确；户籍人口数（2，8219）中则含有居住证人口643人。 参考文献： [1]于静.在穗新疆维族的生活状况[A]//族群互动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梅州）[C].内部刊印，2011：12. [2]雷辉，徐林.珠三角拉面馆调查一碗拉面：城市民族工作之匙[N].南方日报，2009-12-17. [3]张成.都市边缘者的生存策略与实践逻辑——以GZ市街头流动维吾尔族摊贩为例[A]//族群互动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梅州）[C].内部刊印，2011，12. [4]陈晓毅.珠江三角洲中国籍穆斯林的文化适应[A]//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宗教和谐——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文集（中国·昆明）[C].内部刊印，2009：7. [5][6]加米拉·纪冬梅.启航·东莞——东莞清真寺建立侧记[J].南方穆斯林，2011：2.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张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