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Vol. 29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7
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
王吉鹏，韩 旭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从文化精神角度来看，鲁迅与新历史主义作家都秉持着“历史循环论”的基本观点，对正史的叙述强烈的质疑，进而在野史轶闻中寻找历史本真; 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两者都认同历史仅为文学提供了言说的舞台，文学为了揭示精神实质，完全可以砸碎时空的局限，使传统与现代并置于同一写作空间。从艺术手法上看，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作品与新历史主义的小说都采用了反讽和虚构的言说手法。
关键词：鲁迅；新历史主义文学；历史观；时间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6-0010-04
新历史主义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简单阶级论、庸俗的认识论观念的瓦解，知识分子以理性的目光追寻历史本真为直接动因，在人类文化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催化下形成的文学思潮。就其内涵而言，该思潮作家把历史只是视为写作的背景；写作的内容由传统历史小说的战争、政变、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转变为边缘化的野史稗闻，村落、家族、个人在历史其中的兴衰沉浮；关注的对象也由原来的帝王将相转变为细民俗子。就外延而言，新历史主义也不再停留于历史规律的探寻，而是潜入主体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空间进行历史与现代的对话，更多的是非功利性的生命体验的再现。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迷舟》、《敌人》，余华的《活着》，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等等。
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20世纪初的鲁迅时，惊讶地发现作为思想型的文学大师，就是以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交错形成高屋建瓴、敏感独到的生命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表现为独到的历史见地和艺术的言说手法，而这些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那里得到辉映。
一
经历时代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却是一脉相承，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使命感，皱起眉头目视曲折多艰的民族历史，从中寻找民族能够坚实繁盛之魂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鲁迅在其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了极为凝重和深刻的“神情”。相形之下，新历史主义文
构的游戏，但笔者认为，作者在砸碎传统历史话语权威性的背后，显现着建构的渴望，换句话说，解构本身就是建构的开端，而且这一派作家由关注民族的命运更进一步关切到个体“人”的生存质量。由此可见，无论是文学大师鲁迅，还是当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家，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这也是对于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家进行比较的重要基石。
首先，鲁迅与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历史观以及对待过往历史所表现出的质疑等方面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秉持着“历史循环论”的的基本观点。从创作背景角度比较，鲁迅屹立于传统与现代的思想转型时期，目睹了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洋军阀统治等政治势力走马灯式的起伏更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这条线性的历史脉络不过是一次次虚无的轮回。于是，他把自己脚下的历史放入更宽广的时空中，“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南宋，是明季”[1]。鲁迅还曾穿透时空把中国的历史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见，在如此纷乱的政治变革和文化振荡中，鲁迅形成并坚定了他“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基点。
相形之下，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也具有相似的创作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文学至到十七年文学写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大写”的历史，是以“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为理论支撑的线性政治化的历史，是以书写大人物、大事件为核心的“正史”书写。在经历文革的劫难
后，人们回归理性的认识视角，摒弃对重大事件思考与把握，学作品似乎是“嬉皮笑脸”的“语言狂欢”，完全肆意的解──────────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01JA750.11—44031） 收稿日期：2007-04-12
作者简介：王吉鹏（1944-）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10 -
王吉鹏，韩 旭：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
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再加上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催化，最终形成了追寻历史本真，复线书写个体生存境况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流派。可见，这一流派的创作背景也是由于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多元文化的激发，使人的思想观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产物。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作品透露出历史宿命感和循环论的意识，与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相遇。在陈忠实的《 白鹿原》中，朱先生以“鏊子”比喻白鹿原上各种轮番上演的权力斗争，留给世人一句“折腾到何时为止”精辟的感叹。张炜的《古船》书写了从清末到改革开放近百年的历史，隋、李、三家在洼狸镇权力争斗，给人留下的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的宿命感。还有苏童“枫杨树系列”，余华的《活着》等作品，都流露出宏大的争战、改朝换代等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小人物被历史蹂躏的灰色人生。这样，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历史循环论”的麾下。
与历史循环论观念相伴而生的，是对于政治强势威慑下正史书写的质疑。这是鲁迅关于历史的另一个独到见解，即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中对帝王将相的记载有很大的欺骗性：“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 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的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2]在另一篇杂文《文学上的折扣》中，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3]对于正史叙述强烈质疑的同时，鲁迅表现出了对于稗官野史的亲近，“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 倒不如去读野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必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野史和杂说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4]鲁迅敏锐的思维和冷静深刻的视阈，形成了他与同时代作家卓而不群的历史见地，同时也在无形中开辟了现代文学写作的另一视角，即民间视阈。
其实，“小说与历史一开始就同体，但仔细看，小说实际与野史关系更暧昧，与正史更疏离。正史思路不合小说思路，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后已被集体创作的野史，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更合小说意味”[5]。这一点从更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小说那里就显露端倪。比如《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是超越道德评判层面之上的，旨在说明“天下
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认识，可见其跳出“正史”话语立场之外的明显的民间视角。而这种对于野史轶闻的偏爱是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创作实践表现出对于民间叙事的强烈兴趣，作品中的人物多以“土匪、地主、娼妓、姬妾以及一切凡夫俗子”等边缘化人物为“正面描写之列”[6]。同时，民间文化表现出与精英叙事话语相区别的旁观性和偶然性。如《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虽然在民生疾苦时挺身而出，但面对国共合作破裂，他视为“公婆之争”，当各种政治势力在白鹿原发生争夺时，朱先生的评价为“折腾”。可见其“袖手旁观”的话语立场和与政治的距离感。再有，格非的《迷舟》中，萧是北伐战争中孙传芳所部旅长，侦察敌情时神秘失踪，失踪前几天的命运被一系列偶然的人和事所摆布。偶然性成为小说发展的推动力量。还有李晓的《相会在K 市》，爱国大学生因为一场误会被革命队伍处决。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回归到鲁迅所珍视的民间语境中，表现出肆意的虚构热情和对传统的单一评判标准的质疑。同时他们拒绝胸有成竹的线性历史叙事，强调偶然性。这种近似极端的历史书写背后是对“正史”强烈质疑，从而急于撕裂历史的表层，从野史中发掘历史和人性的本真。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说：“历史境遇并没有内在的悲剧性喜剧性或传奇性。……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喜剧境遇。”[7]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正是转换了认识历史的视角，从而显现出宿命循环的历史观和对过往历史的质疑，进而向民间视阈开掘。由此，鲁迅审慎敏锐极具前瞻性的历史见地在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得以复活。
其次，历史是我们介入人类过去的一种方式，也是过去与现代对话的桥梁。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8]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关系时，发现“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学家和他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9]。文学艺术表现了丰富的历史原素，并且剥开历史的表层再现人性的更坚实、更普遍的实质，我们接受的价值也并不在于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人类从古至今的生存经验。鲁迅与当代新历史主义作家正是参透历史浮云之后，表现出对一脉相承民族根性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个体人生存的重大主题的反思。因此，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以再现探讨精神实质为旨归，拒绝了文学写作的时空逻辑，呈现出历史与现代并置的景观。
鲁迅作为极具现代生命意识的文学大师，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实质中去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从而写就了传统与现代语境共时呈现的小说《故事新编》。鲁迅把现代人的语言，人物嫁接到古代语境中，清醒的指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停滞不前，并从中挖掘国民的心灵痼疾。《补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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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的“古衣冠的小丈夫”手持竹片口诵“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与复古派鼓吹礼教节烈何其相似。再有，文化山上的学者“ok ”、“莎士比亚”、“维他命W ”等高谈阔论，与鼓吹性灵不切实际的学者如出一辙。《出关》用琐碎的生活细节漫画了出世无为的老子形象，辛辣讽刺了道家避世的思想。《采薇》中插入伯夷斤斤计较饼子的大小，叔齐想吃鹿肉等现代感的细节，对儒家虚伪“王道”思想的揭示。在《奔月》中，写作重心由后羿射日转移到农耕生活的遭际，被老婆子纠缠，为“乌鸦炸酱面”看嫦娥脸色等生活细节的介入，使长期埋藏于鲁迅心中“民众享用先驱者牺牲”的思想随即爆发。可见，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将传统的神话、传说、历史内容与现代感的生活细节，语言人物并置，从而挖掘传统的文化基因，更加清晰的展露传统文化的痼疾，从而进行彻底的文化批判。同时，传统与现代并置的写作手法，也提供了多元的解读视角。如《出关》中“关”喻示了知识分子想拥有自由的话语权，又在生存的现实中左右维艰的尴尬境地。再有，如墨子大禹这些脊梁式的人物，作品中除了描写他们埋头苦干的精神，《非攻》的结尾也写到墨子遭劫，不被民众理解的困境，《理水》结尾处大禹被奢华生活的腐蚀等等。正是这种古今杂糅的手法，显现着鲁迅独特的生命意识，《故事新编》也给我们留下多元开放的的接受视角。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诱发下，也秉持着鲁迅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立场，即历史只是文学言说的舞台，甚至表现出作者肆意穿梭于历史与现代的写作空间，进行时间空间化的写作。他们排斥“旧”历史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对非连续性的历史切片进行发掘和重组，构建多元的认识视角。如莫言《红高粱家族》叙述方式上，出现了两个层次的的叙述视角，一是父亲以儿童的目光看“爷爷”、“奶奶”的生活，具有“亲历者”切近感，同时又留下非全知的叙述空白。第二层次叙述人“我”以远景全知叙述的身份，隔岸观火的平和姿态面对传统精神，表现出无限的追慕。这样的叙事手段，把历史与现代巧妙的糅合于一个叙事空间，呈现种性退化的清晰印迹。再有，如《活着》、《白鹿原》、《丰乳肥臀》等这些从民国到文革跨度近百年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彰显历史的线性脉络，而是袒露动荡的政治变革对个体生命的挤压，是一曲曲关于生存、死亡、命运、暴力等人性主题的慷慨悲歌。
可见，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正是暗合了鲁迅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立场，在创作实践上再次与鲁迅相遇，用历史与现代并置的写作视角，表达了其亘古的主题。
二
新历史主义作家正是秉持了与鲁迅相近的历史文化意识，以挖掘民族、个体“人”的精神实质为写作目的，所以在语言技巧上也出现了暗合。 - 12 -
首先表现在反讽手法的运用。“反讽原是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是的聪明人面前故意说些傻话，但却是最后的胜利者。”[10]这个形象与中国戏曲中跳出戏剧情节向观众指斥“主子”丑恶嘴脸的“二花脸”角色很相似。王瑶先生就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鲁迅受“二丑”角色的启发洞悉历史的本质，在调侃嘻笑间颠覆神圣与崇高。如《采薇》中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采薇充饥，但阿金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轰毁了“义士”的“义举”。再有，满腹虚无，非是非关的庄子，当面对“赤条条”的汉子的要求时就捉襟见肘逃之夭夭了。还有《奔月》中的后羿，面对妻子独自升天，愤然射月，此时的姿态越神圣就越富有反讽的意味。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也是旨在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和颠覆中，运用了大量的反讽。如刘恒的《冬之门》中谷世财卑琐窝囊，却喜欢上了抗日女战士顺英，顺英曾经讥讽他“你也配说自己杀了人”。于是谷生出了变态的疯狂，他要让羞辱他的顺英向他求饶，终于用豆腐干菜加砒霜毒死大批日军，之后踏入雷区殉难，成为抗日英雄。再如《罂粟之家》的陈茂，“干遍了枫杨树村的女人”，却当上了农会主任，甚至被工作组长称为“最为自觉的农民革命者”，这一形象是对朱老忠式的阶级斗争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的反讽。还有《红粉》借小萼之口讲出，做妓女的原因是“怕吃苦”，而妓院被封妓女被改造时，抱怨道“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除了死我没有办法”。这种前后的比较，尖锐地指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难以缝合的膈膜，是对建国初“一边倒”式的颂歌的反讽。
其次，鲁迅与新历史主义作家为了揭示最本质的民族性和个体生存的诸多问题，进行历史与现代的对话，就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虚构这一写作手法。鲁迅认为：“艺术的真实即非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1]在鲁迅看来，小说创作实现的是艺术的真实，而非历史的真实。为了反映思想的需要，情节的虚构是无可非议的。如《起死》中死去五百年的骷髅复活，赤条条的汉子要剥庄子的衣服，满口“衣服时刻有是可无”的“无是非论”显得不堪一击，从而表明鲁迅对于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的辛辣嘲讽。再有，如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的官吏、小丙崽、阿金等虚构形象的插入都起到了服务主题的作用，使历史故事散发出生动的现实批判的光芒。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作品表现出更为肆意的虚构热情，如苏童所说：“……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祥的状态，人物似真似幻，……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人与历史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12]可见，他
王吉鹏，韩 旭：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
们直率的表明了虚构的欲望，在《我的帝王生涯》中，作品以“我”为叙述视角，讲述了在遥远的“莫须有”的燮国为国王的一生，实质是对历代宫廷权力斗争与刀光剑影的浓缩，挥洒的是纯粹的自己的历史认知。再有《故乡相处流传》更为夸张的虚构了曹操因和寡妇睡觉而随便派一个人假扮自己检阅新军的情节。小说中，甚至还虚构了曹操和袁绍一千年后转世的对话，提及曹操对抗袁绍的历史，两人不好意思地说：“鸡巴，因为一个寡妇。”刘震云就是用荒诞的虚构，颠覆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叙述秩序。
综上，新历史主义文学家之所以在创作中显露的写作技巧与鲁迅如此相似，就是因为他们相通的极具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见地。再有，当他们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时，表现出的独到精辟的看法。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3]。可见，文学的意义在于揭示深刻的哲学意蕴，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历史叙述，鲁迅与新历史主义作家都做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华盖集·忽然想到[A].鲁迅全集(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
[2]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鲁迅全集(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3. [3] 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A].鲁迅全集(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 [4]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A].鲁迅全集(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8. [5] 曹文轩.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78. [6] 王岳川. 中国镜像—90年代文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64.
[7]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429. [9] 泰纳. 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 王瑛, 姜美珍. 双重叙事—论李洱小说中的反讽[J].当代文坛,2005,(4). [11] 鲁迅书信集·致徐懋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2] 苏童. 后宫·自序[M].江南文艺出版社,1994.
[13] 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 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8-29.
Lu Xun and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Literature
WANG Ji-peng, HAN Xu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 century, Lu Xun and the other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writers believed in the basic idea of
th
historical cycle. Meanwhile, Lu Xun expressed his view very skillfully, especially in new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story. All of these are taken on the literature of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in the 1980s. In the other aspects, there is a foundation to compare Lu Xun with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writers. In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iew, Lu Xun and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writers both persisted in the point of “historical cycle”. They also suspected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depiction and would like to find facts from unofficial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opinion, history only lends the background to literature. In order to express its essence, the works can put by-past and present story in same place. In compositional skill view, they were both good at irony and fiction.
Key words: Lu Xun;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literature; the view of history; specialization of time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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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Vol. 29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7
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
王吉鹏，韩 旭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从文化精神角度来看，鲁迅与新历史主义作家都秉持着“历史循环论”的基本观点，对正史的叙述强烈的质疑，进而在野史轶闻中寻找历史本真; 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两者都认同历史仅为文学提供了言说的舞台，文学为了揭示精神实质，完全可以砸碎时空的局限，使传统与现代并置于同一写作空间。从艺术手法上看，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作品与新历史主义的小说都采用了反讽和虚构的言说手法。
关键词：鲁迅；新历史主义文学；历史观；时间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6-0010-04
新历史主义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简单阶级论、庸俗的认识论观念的瓦解，知识分子以理性的目光追寻历史本真为直接动因，在人类文化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催化下形成的文学思潮。就其内涵而言，该思潮作家把历史只是视为写作的背景；写作的内容由传统历史小说的战争、政变、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转变为边缘化的野史稗闻，村落、家族、个人在历史其中的兴衰沉浮；关注的对象也由原来的帝王将相转变为细民俗子。就外延而言，新历史主义也不再停留于历史规律的探寻，而是潜入主体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空间进行历史与现代的对话，更多的是非功利性的生命体验的再现。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迷舟》、《敌人》，余华的《活着》，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等等。
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20世纪初的鲁迅时，惊讶地发现作为思想型的文学大师，就是以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交错形成高屋建瓴、敏感独到的生命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表现为独到的历史见地和艺术的言说手法，而这些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那里得到辉映。
一
经历时代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却是一脉相承，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使命感，皱起眉头目视曲折多艰的民族历史，从中寻找民族能够坚实繁盛之魂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鲁迅在其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了极为凝重和深刻的“神情”。相形之下，新历史主义文
构的游戏，但笔者认为，作者在砸碎传统历史话语权威性的背后，显现着建构的渴望，换句话说，解构本身就是建构的开端，而且这一派作家由关注民族的命运更进一步关切到个体“人”的生存质量。由此可见，无论是文学大师鲁迅，还是当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家，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这也是对于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家进行比较的重要基石。
首先，鲁迅与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历史观以及对待过往历史所表现出的质疑等方面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秉持着“历史循环论”的的基本观点。从创作背景角度比较，鲁迅屹立于传统与现代的思想转型时期，目睹了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洋军阀统治等政治势力走马灯式的起伏更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这条线性的历史脉络不过是一次次虚无的轮回。于是，他把自己脚下的历史放入更宽广的时空中，“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南宋，是明季”[1]。鲁迅还曾穿透时空把中国的历史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见，在如此纷乱的政治变革和文化振荡中，鲁迅形成并坚定了他“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基点。
相形之下，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也具有相似的创作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文学至到十七年文学写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大写”的历史，是以“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为理论支撑的线性政治化的历史，是以书写大人物、大事件为核心的“正史”书写。在经历文革的劫难
后，人们回归理性的认识视角，摒弃对重大事件思考与把握，学作品似乎是“嬉皮笑脸”的“语言狂欢”，完全肆意的解──────────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01JA750.11—44031） 收稿日期：2007-04-12
作者简介：王吉鹏（1944-）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10 -
王吉鹏，韩 旭：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
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再加上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催化，最终形成了追寻历史本真，复线书写个体生存境况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流派。可见，这一流派的创作背景也是由于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多元文化的激发，使人的思想观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产物。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作品透露出历史宿命感和循环论的意识，与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相遇。在陈忠实的《 白鹿原》中，朱先生以“鏊子”比喻白鹿原上各种轮番上演的权力斗争，留给世人一句“折腾到何时为止”精辟的感叹。张炜的《古船》书写了从清末到改革开放近百年的历史，隋、李、三家在洼狸镇权力争斗，给人留下的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的宿命感。还有苏童“枫杨树系列”，余华的《活着》等作品，都流露出宏大的争战、改朝换代等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小人物被历史蹂躏的灰色人生。这样，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历史循环论”的麾下。
与历史循环论观念相伴而生的，是对于政治强势威慑下正史书写的质疑。这是鲁迅关于历史的另一个独到见解，即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中对帝王将相的记载有很大的欺骗性：“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 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的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2]在另一篇杂文《文学上的折扣》中，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3]对于正史叙述强烈质疑的同时，鲁迅表现出了对于稗官野史的亲近，“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 倒不如去读野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必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野史和杂说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4]鲁迅敏锐的思维和冷静深刻的视阈，形成了他与同时代作家卓而不群的历史见地，同时也在无形中开辟了现代文学写作的另一视角，即民间视阈。
其实，“小说与历史一开始就同体，但仔细看，小说实际与野史关系更暧昧，与正史更疏离。正史思路不合小说思路，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后已被集体创作的野史，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更合小说意味”[5]。这一点从更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小说那里就显露端倪。比如《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是超越道德评判层面之上的，旨在说明“天下
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认识，可见其跳出“正史”话语立场之外的明显的民间视角。而这种对于野史轶闻的偏爱是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创作实践表现出对于民间叙事的强烈兴趣，作品中的人物多以“土匪、地主、娼妓、姬妾以及一切凡夫俗子”等边缘化人物为“正面描写之列”[6]。同时，民间文化表现出与精英叙事话语相区别的旁观性和偶然性。如《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虽然在民生疾苦时挺身而出，但面对国共合作破裂，他视为“公婆之争”，当各种政治势力在白鹿原发生争夺时，朱先生的评价为“折腾”。可见其“袖手旁观”的话语立场和与政治的距离感。再有，格非的《迷舟》中，萧是北伐战争中孙传芳所部旅长，侦察敌情时神秘失踪，失踪前几天的命运被一系列偶然的人和事所摆布。偶然性成为小说发展的推动力量。还有李晓的《相会在K 市》，爱国大学生因为一场误会被革命队伍处决。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回归到鲁迅所珍视的民间语境中，表现出肆意的虚构热情和对传统的单一评判标准的质疑。同时他们拒绝胸有成竹的线性历史叙事，强调偶然性。这种近似极端的历史书写背后是对“正史”强烈质疑，从而急于撕裂历史的表层，从野史中发掘历史和人性的本真。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说：“历史境遇并没有内在的悲剧性喜剧性或传奇性。……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喜剧境遇。”[7]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正是转换了认识历史的视角，从而显现出宿命循环的历史观和对过往历史的质疑，进而向民间视阈开掘。由此，鲁迅审慎敏锐极具前瞻性的历史见地在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得以复活。
其次，历史是我们介入人类过去的一种方式，也是过去与现代对话的桥梁。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8]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关系时，发现“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学家和他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9]。文学艺术表现了丰富的历史原素，并且剥开历史的表层再现人性的更坚实、更普遍的实质，我们接受的价值也并不在于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人类从古至今的生存经验。鲁迅与当代新历史主义作家正是参透历史浮云之后，表现出对一脉相承民族根性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个体人生存的重大主题的反思。因此，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以再现探讨精神实质为旨归，拒绝了文学写作的时空逻辑，呈现出历史与现代并置的景观。
鲁迅作为极具现代生命意识的文学大师，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实质中去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从而写就了传统与现代语境共时呈现的小说《故事新编》。鲁迅把现代人的语言，人物嫁接到古代语境中，清醒的指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停滞不前，并从中挖掘国民的心灵痼疾。《补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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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的“古衣冠的小丈夫”手持竹片口诵“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与复古派鼓吹礼教节烈何其相似。再有，文化山上的学者“ok ”、“莎士比亚”、“维他命W ”等高谈阔论，与鼓吹性灵不切实际的学者如出一辙。《出关》用琐碎的生活细节漫画了出世无为的老子形象，辛辣讽刺了道家避世的思想。《采薇》中插入伯夷斤斤计较饼子的大小，叔齐想吃鹿肉等现代感的细节，对儒家虚伪“王道”思想的揭示。在《奔月》中，写作重心由后羿射日转移到农耕生活的遭际，被老婆子纠缠，为“乌鸦炸酱面”看嫦娥脸色等生活细节的介入，使长期埋藏于鲁迅心中“民众享用先驱者牺牲”的思想随即爆发。可见，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将传统的神话、传说、历史内容与现代感的生活细节，语言人物并置，从而挖掘传统的文化基因，更加清晰的展露传统文化的痼疾，从而进行彻底的文化批判。同时，传统与现代并置的写作手法，也提供了多元的解读视角。如《出关》中“关”喻示了知识分子想拥有自由的话语权，又在生存的现实中左右维艰的尴尬境地。再有，如墨子大禹这些脊梁式的人物，作品中除了描写他们埋头苦干的精神，《非攻》的结尾也写到墨子遭劫，不被民众理解的困境，《理水》结尾处大禹被奢华生活的腐蚀等等。正是这种古今杂糅的手法，显现着鲁迅独特的生命意识，《故事新编》也给我们留下多元开放的的接受视角。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诱发下，也秉持着鲁迅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立场，即历史只是文学言说的舞台，甚至表现出作者肆意穿梭于历史与现代的写作空间，进行时间空间化的写作。他们排斥“旧”历史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对非连续性的历史切片进行发掘和重组，构建多元的认识视角。如莫言《红高粱家族》叙述方式上，出现了两个层次的的叙述视角，一是父亲以儿童的目光看“爷爷”、“奶奶”的生活，具有“亲历者”切近感，同时又留下非全知的叙述空白。第二层次叙述人“我”以远景全知叙述的身份，隔岸观火的平和姿态面对传统精神，表现出无限的追慕。这样的叙事手段，把历史与现代巧妙的糅合于一个叙事空间，呈现种性退化的清晰印迹。再有，如《活着》、《白鹿原》、《丰乳肥臀》等这些从民国到文革跨度近百年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彰显历史的线性脉络，而是袒露动荡的政治变革对个体生命的挤压，是一曲曲关于生存、死亡、命运、暴力等人性主题的慷慨悲歌。
可见，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正是暗合了鲁迅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立场，在创作实践上再次与鲁迅相遇，用历史与现代并置的写作视角，表达了其亘古的主题。
二
新历史主义作家正是秉持了与鲁迅相近的历史文化意识，以挖掘民族、个体“人”的精神实质为写作目的，所以在语言技巧上也出现了暗合。 - 12 -
首先表现在反讽手法的运用。“反讽原是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是的聪明人面前故意说些傻话，但却是最后的胜利者。”[10]这个形象与中国戏曲中跳出戏剧情节向观众指斥“主子”丑恶嘴脸的“二花脸”角色很相似。王瑶先生就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鲁迅受“二丑”角色的启发洞悉历史的本质，在调侃嘻笑间颠覆神圣与崇高。如《采薇》中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采薇充饥，但阿金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轰毁了“义士”的“义举”。再有，满腹虚无，非是非关的庄子，当面对“赤条条”的汉子的要求时就捉襟见肘逃之夭夭了。还有《奔月》中的后羿，面对妻子独自升天，愤然射月，此时的姿态越神圣就越富有反讽的意味。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也是旨在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和颠覆中，运用了大量的反讽。如刘恒的《冬之门》中谷世财卑琐窝囊，却喜欢上了抗日女战士顺英，顺英曾经讥讽他“你也配说自己杀了人”。于是谷生出了变态的疯狂，他要让羞辱他的顺英向他求饶，终于用豆腐干菜加砒霜毒死大批日军，之后踏入雷区殉难，成为抗日英雄。再如《罂粟之家》的陈茂，“干遍了枫杨树村的女人”，却当上了农会主任，甚至被工作组长称为“最为自觉的农民革命者”，这一形象是对朱老忠式的阶级斗争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的反讽。还有《红粉》借小萼之口讲出，做妓女的原因是“怕吃苦”，而妓院被封妓女被改造时，抱怨道“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除了死我没有办法”。这种前后的比较，尖锐地指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难以缝合的膈膜，是对建国初“一边倒”式的颂歌的反讽。
其次，鲁迅与新历史主义作家为了揭示最本质的民族性和个体生存的诸多问题，进行历史与现代的对话，就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虚构这一写作手法。鲁迅认为：“艺术的真实即非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1]在鲁迅看来，小说创作实现的是艺术的真实，而非历史的真实。为了反映思想的需要，情节的虚构是无可非议的。如《起死》中死去五百年的骷髅复活，赤条条的汉子要剥庄子的衣服，满口“衣服时刻有是可无”的“无是非论”显得不堪一击，从而表明鲁迅对于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的辛辣嘲讽。再有，如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的官吏、小丙崽、阿金等虚构形象的插入都起到了服务主题的作用，使历史故事散发出生动的现实批判的光芒。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作品表现出更为肆意的虚构热情，如苏童所说：“……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祥的状态，人物似真似幻，……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人与历史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12]可见，他
王吉鹏，韩 旭：鲁迅与新历史主义文学
们直率的表明了虚构的欲望，在《我的帝王生涯》中，作品以“我”为叙述视角，讲述了在遥远的“莫须有”的燮国为国王的一生，实质是对历代宫廷权力斗争与刀光剑影的浓缩，挥洒的是纯粹的自己的历史认知。再有《故乡相处流传》更为夸张的虚构了曹操因和寡妇睡觉而随便派一个人假扮自己检阅新军的情节。小说中，甚至还虚构了曹操和袁绍一千年后转世的对话，提及曹操对抗袁绍的历史，两人不好意思地说：“鸡巴，因为一个寡妇。”刘震云就是用荒诞的虚构，颠覆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叙述秩序。
综上，新历史主义文学家之所以在创作中显露的写作技巧与鲁迅如此相似，就是因为他们相通的极具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见地。再有，当他们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时，表现出的独到精辟的看法。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3]。可见，文学的意义在于揭示深刻的哲学意蕴，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历史叙述，鲁迅与新历史主义作家都做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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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 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8-29.
Lu Xun and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Literature
WANG Ji-peng, HAN Xu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 century, Lu Xun and the other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writers believed in the basic idea of
th
historical cycle. Meanwhile, Lu Xun expressed his view very skillfully, especially in new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story. All of these are taken on the literature of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in the 1980s. In the other aspects, there is a foundation to compare Lu Xun with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writers. In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iew, Lu Xun and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writers both persisted in the point of “historical cycle”. They also suspected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depiction and would like to find facts from unofficial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opinion, history only lends the background to literature. In order to express its essence, the works can put by-past and present story in same place. In compositional skill view, they were both good at irony and fiction.
Key words: Lu Xun; new historical principle literature; the view of history; specialization of time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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