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历时三年研制的“汉语能力测试”率先在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试点实施。作为我国第一个全面考查听、说、读、写能力的汉语母语语言评价系统，“汉语能力测试”是在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下，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研制并实施。
思维的无声状态在语言出现后，逐步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变。人，开口说话，并且说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他的母语。人，其实都活在母语的目光里。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文化气质，我们的精神资源，都来自我们的母语。母语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实在，母语是一条浩瀚深邃的河流。她流过原始，流过褴褛，流过石头，流过荒芜，流过黎明，流过行走，流过太阳，流过星光，流过文明，流过现代。母语的河流其实裹挟了一切，涵盖了一切，决定了一切。她是家园，是故土，是依傍，是根，是开始，也是归宿。一个人只要不全部忘掉他的母语――哪怕是几个悲伤的字眼，哪怕是几个简单的字母，他就可能因一滴水的拯救而找回全部的河流。
母语更是特色，是这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的特色。肤色、相貌、服装、饮食、生存的自然环境……都会决定一个民族的特色。然而，只有发轫于一个民族根芽时期的语言才是这个民族命脉一般的特色。一个民族如果将自己的语言（甚至是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域的方言）舍弃了，这个民族的特色也就如一串从里到外都被漂白了的紫葡萄，她的外部形象还是葡萄，但她的内涵和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蜕变，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紫葡萄了。
母语虽然不怕风吹雨打顽强地流布在人群中，但她却精贵得如同储存在金罐中的水滴。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储存自己的语言一定要用金罐，不要用瓦罐、陶罐――瓦罐和陶罐是多么容易被打破。人们应该永远地牢记，是一个词一个词把本民族连结起来的，组装起来，成型下来，固定下来。一个民族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民族可能会拥有更多，可母语却是绝对的基础。如果词的水滴散落，干枯，消逝，连结这个民族的经线和纬线也就全部地断裂了。黑夜就此来临，记忆就此消失，某些东西就此在心灵上中断了。
语言活在嘴巴上，语言却自己没有嘴巴。
当然，失掉了母语的人不会死去，暴风雨过后，安然无恙的云仍然在天上飘拂，阴影的口把你吃掉，反复咀嚼后，还会把你吐出来。在新的语言环境里，蔓生着的新的词语，它会以飞快的速度盘踞在你的喉头，驰骋在你的舌尖上。一种陌生的文化气质入侵了，你的相貌没有变，服饰没有变，饮食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其实是什么都变了，民族精神已失去了寄托的场所，对往昔的文化记忆，只能作为一种落叶对根的渐行渐远的回想。渐渐地连这种回想由于没有新的刺激的导入，也会彻底地消亡。
人是很容易忘记的。
然而，只要那个储存母语的金罐还在，即便是那里面的水只剩下一滴了，它还会拯救你的记忆，拯救你的文化之源，让你再生。威塞尔在他一九八六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所作的“受奖答辞及演说”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伟大的拉比巴尔・谢姆・托布，美名大师，他也被称为贝希特，承担了一项紧迫而危险的使命：加速弥赛亚的到来。犹太民族，所有的人类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被太多的邪恶所困扰。他们必须被拯救，而且要快。因试图干涉历史，贝希特受到了惩罚，带着他的仆人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岛上。流放生活开始之日，更大的不幸发生了，贝希特失掉了一切：他的魔力，他的记忆。其中最为致命的是他忘掉了自己的母语。他的仆人虽然也忘掉了一切，但却唯独记住了字母表。字母表――那金罐里的最后一滴水，它像一叶芳香的轻舟，驶过贝希特黑暗的失忆的河流，直达他的脑际。贝希特与他的仆人在阒无人烟的荒凉小岛上，开始顽强地背诵字母表，一遍又一遍。渐渐地，一条光明的路径在眼前展开，遗忘的荒草一株一株被刈除，黑暗的浓雾一层一层被驱散，混沌的大脑被字母表这滴清水冲洗得乒乓作响，奇迹出现了，贝希特与他的仆人全部恢复了记忆。母语――仅仅一个字母表――在荒凉遗忘和被抛弃中拯救了他们，让他们在黑暗的海底重新高高升起。”
这其实是一个寓言，一株开在沙漠上的花，雨水永远浇不到它的身上，它靠什么浇灌自己，它靠自己捧在怀中金水罐中的最后一滴水浇灌自己。亲历奥斯威辛集中营炼狱般的苦难，母亲、妹妹、父亲分别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威塞尔，唯有靠记忆才能拯救自己。二战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演说家，他要用他的记忆来警省这个世界。
一些流亡国外的作家，为了不切断和祖国的根，他们大都会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写作。这并不仅仅因为是语言障碍问题，这是语言血脉问题。米沃什在美国、法国生活多年，但他仍然用自己的母语――波兰语写作。被迫离开祖国的布罗茨基在美国也还是坚持用俄语和英语同时写作。
语言（这是广义上讲，其实对一个民族来说，就是他的母语），“是处在一种基础位置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只有通过它才能被认知。语言在这里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是因为它在某种本体上的缠结中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在文艺复兴时那样），而是因为它是对世界的表现中的某种秩序的最初的草样，因为它是表现各种事物的最初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全部普遍性正在它那里形成”。所以铲除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最阴毒的手段就是铲除她处于“基础位置上”的语言。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应该在此时登场了。这是当母语（法语）遭到铲除和消亡的黑暗时刻降临之际，韩麦尔先生最后一节法语课隐藏着的巨大的伤感、不甘、无奈和追悼之情。还有记忆，高贵的记忆，刻在石头般心灵上的对于母语――法语的记忆。
言之凿凿，还是举一个东北黑土地上的例子吧。日本侵略东北十四年，除掉军事侵占、经济掠夺、政治高压外，一项最重要的策略便是文化侵略。体现在教育上，则是强制学校普遍要开日语课。“一九三五年一月，日伪政府宣布，日本语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之一，与‘满语’（汉语）具有同等地位。《新学制》更明确规定：‘日本语依日满一心一德之精神作为国语之一而重视之。’因此，从小学校开始，各学校一律开设日本语，而且课时远远超过语文、数学等主科。据记载，在小学校里，日本语授课时间占全部课时的四分之一，中等学校则占二分之一以上，甚至明确规定，‘满语’可以挤占，‘以增加日本语的教学课时’。”日语，作为日本人的母语，她是温暖的、亲和的；日语作为中国人在掌握了自己的母语后，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的一门外语，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语言。但在此处，它却深深地打上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的烙印，这种作法使人厌恶。
夺心之术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而改变人的语言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会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裂变）。用汉语思维的人不同于用日语思维的人，用德语思维的人也不同于用希伯来语思维的人，用西班牙语思维的人也不同于用印第安某个部落语言思维的人……在人都是高级动物这一点上（自然属性），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在思维方式上会有相同的地方。但作为不同语言哺育出来的人群（文化属性上），他们思维不同的方面也许更多，否则，就不会有文化的傲慢、文化的歧视、文化的偏激与文化的自卑。早期的侵略者皆谙此道，夺心先夺其语，夺其语必从青少年开始，其语被夺，文化之根就已断裂，这样的人，不必被流放到遥远的小岛上，他就是踏在自家的门槛上，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径了。家是故土，家更是语言。
母语是抚摸我们的最永久最慈祥最温暖的目光，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此处最为吃紧，“我们的文化之根”。那一个个词，在大脑里思维的，在嘴唇上流转的，在耳边响起的，是属于我们的，那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顽固文化气质。那些词，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反复吟诵过的，大地上所有的麦苗听到它们，都会在阳光下受孕开花。我们可以接受外来文化，但黄河与长江不论怎样地流淌，也不会流成其他河流的模样，比如说密西西比河。当然，密西西比河也不会流成黄河和长江的样子。
有些事情应该引起警惕。战争摧毁人的记忆，但也能强化人的记忆，身体的恐惧与心灵的伤痛都会强化人的记忆。因战争而流失的母语，在以后的日子里往往会加倍地反弹――只要这个民族还有反弹的能力――从而复活茂盛起来。文化记忆倒是在和平环境里，在甜甜软软的商业之风的吹拂下，一国向另一国输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流失得最为惨重。当母语遭遇资本、财富、金钱、流水线作业、市场运作、好莱坞大片、网络、可口可乐、汉堡包、星巴克……这些表面上非强权的物体时，母语，这种古老的生命物体比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倒更显得无能为力。资本的同化力量，远远高于枪炮的同化力量。早期侵略者所使用的侵略一个民族便强迫这个民族学习自己语言的低级夺心术已经没有人再使用了。学习还是不学习我的语言，和资本说去；你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和资本说去。资本具有无限的号召力，无限的权威，资本有多少暧昧，多少不洁，多少阴暗，多少怪味，人们已不再追问，全球一体化就是资本的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在无情地消解着文化的多样性，属于某个民族特有的语言、思想、诗意、风俗，都可能成为资本的牺牲品。异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会逐渐淡化一个民族原有的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向心力，有时体制与意识形态在故意地强化着什么，但那作用还是抵消不了这种“淡化”，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让新一代人“积累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记忆” 。
母语，这无限的“能量颗粒”到底能抵御住什么呢？
2011年10月，历时三年研制的“汉语能力测试”率先在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试点实施。作为我国第一个全面考查听、说、读、写能力的汉语母语语言评价系统，“汉语能力测试”是在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下，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研制并实施。
思维的无声状态在语言出现后，逐步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变。人，开口说话，并且说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他的母语。人，其实都活在母语的目光里。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文化气质，我们的精神资源，都来自我们的母语。母语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实在，母语是一条浩瀚深邃的河流。她流过原始，流过褴褛，流过石头，流过荒芜，流过黎明，流过行走，流过太阳，流过星光，流过文明，流过现代。母语的河流其实裹挟了一切，涵盖了一切，决定了一切。她是家园，是故土，是依傍，是根，是开始，也是归宿。一个人只要不全部忘掉他的母语――哪怕是几个悲伤的字眼，哪怕是几个简单的字母，他就可能因一滴水的拯救而找回全部的河流。
母语更是特色，是这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的特色。肤色、相貌、服装、饮食、生存的自然环境……都会决定一个民族的特色。然而，只有发轫于一个民族根芽时期的语言才是这个民族命脉一般的特色。一个民族如果将自己的语言（甚至是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域的方言）舍弃了，这个民族的特色也就如一串从里到外都被漂白了的紫葡萄，她的外部形象还是葡萄，但她的内涵和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蜕变，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紫葡萄了。
母语虽然不怕风吹雨打顽强地流布在人群中，但她却精贵得如同储存在金罐中的水滴。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储存自己的语言一定要用金罐，不要用瓦罐、陶罐――瓦罐和陶罐是多么容易被打破。人们应该永远地牢记，是一个词一个词把本民族连结起来的，组装起来，成型下来，固定下来。一个民族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民族可能会拥有更多，可母语却是绝对的基础。如果词的水滴散落，干枯，消逝，连结这个民族的经线和纬线也就全部地断裂了。黑夜就此来临，记忆就此消失，某些东西就此在心灵上中断了。
语言活在嘴巴上，语言却自己没有嘴巴。
当然，失掉了母语的人不会死去，暴风雨过后，安然无恙的云仍然在天上飘拂，阴影的口把你吃掉，反复咀嚼后，还会把你吐出来。在新的语言环境里，蔓生着的新的词语，它会以飞快的速度盘踞在你的喉头，驰骋在你的舌尖上。一种陌生的文化气质入侵了，你的相貌没有变，服饰没有变，饮食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其实是什么都变了，民族精神已失去了寄托的场所，对往昔的文化记忆，只能作为一种落叶对根的渐行渐远的回想。渐渐地连这种回想由于没有新的刺激的导入，也会彻底地消亡。
人是很容易忘记的。
然而，只要那个储存母语的金罐还在，即便是那里面的水只剩下一滴了，它还会拯救你的记忆，拯救你的文化之源，让你再生。威塞尔在他一九八六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所作的“受奖答辞及演说”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伟大的拉比巴尔・谢姆・托布，美名大师，他也被称为贝希特，承担了一项紧迫而危险的使命：加速弥赛亚的到来。犹太民族，所有的人类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被太多的邪恶所困扰。他们必须被拯救，而且要快。因试图干涉历史，贝希特受到了惩罚，带着他的仆人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岛上。流放生活开始之日，更大的不幸发生了，贝希特失掉了一切：他的魔力，他的记忆。其中最为致命的是他忘掉了自己的母语。他的仆人虽然也忘掉了一切，但却唯独记住了字母表。字母表――那金罐里的最后一滴水，它像一叶芳香的轻舟，驶过贝希特黑暗的失忆的河流，直达他的脑际。贝希特与他的仆人在阒无人烟的荒凉小岛上，开始顽强地背诵字母表，一遍又一遍。渐渐地，一条光明的路径在眼前展开，遗忘的荒草一株一株被刈除，黑暗的浓雾一层一层被驱散，混沌的大脑被字母表这滴清水冲洗得乒乓作响，奇迹出现了，贝希特与他的仆人全部恢复了记忆。母语――仅仅一个字母表――在荒凉遗忘和被抛弃中拯救了他们，让他们在黑暗的海底重新高高升起。”
这其实是一个寓言，一株开在沙漠上的花，雨水永远浇不到它的身上，它靠什么浇灌自己，它靠自己捧在怀中金水罐中的最后一滴水浇灌自己。亲历奥斯威辛集中营炼狱般的苦难，母亲、妹妹、父亲分别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威塞尔，唯有靠记忆才能拯救自己。二战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演说家，他要用他的记忆来警省这个世界。
一些流亡国外的作家，为了不切断和祖国的根，他们大都会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写作。这并不仅仅因为是语言障碍问题，这是语言血脉问题。米沃什在美国、法国生活多年，但他仍然用自己的母语――波兰语写作。被迫离开祖国的布罗茨基在美国也还是坚持用俄语和英语同时写作。
语言（这是广义上讲，其实对一个民族来说，就是他的母语），“是处在一种基础位置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只有通过它才能被认知。语言在这里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是因为它在某种本体上的缠结中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在文艺复兴时那样），而是因为它是对世界的表现中的某种秩序的最初的草样，因为它是表现各种事物的最初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全部普遍性正在它那里形成”。所以铲除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最阴毒的手段就是铲除她处于“基础位置上”的语言。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应该在此时登场了。这是当母语（法语）遭到铲除和消亡的黑暗时刻降临之际，韩麦尔先生最后一节法语课隐藏着的巨大的伤感、不甘、无奈和追悼之情。还有记忆，高贵的记忆，刻在石头般心灵上的对于母语――法语的记忆。
言之凿凿，还是举一个东北黑土地上的例子吧。日本侵略东北十四年，除掉军事侵占、经济掠夺、政治高压外，一项最重要的策略便是文化侵略。体现在教育上，则是强制学校普遍要开日语课。“一九三五年一月，日伪政府宣布，日本语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之一，与‘满语’（汉语）具有同等地位。《新学制》更明确规定：‘日本语依日满一心一德之精神作为国语之一而重视之。’因此，从小学校开始，各学校一律开设日本语，而且课时远远超过语文、数学等主科。据记载，在小学校里，日本语授课时间占全部课时的四分之一，中等学校则占二分之一以上，甚至明确规定，‘满语’可以挤占，‘以增加日本语的教学课时’。”日语，作为日本人的母语，她是温暖的、亲和的；日语作为中国人在掌握了自己的母语后，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的一门外语，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语言。但在此处，它却深深地打上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的烙印，这种作法使人厌恶。
夺心之术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而改变人的语言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会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裂变）。用汉语思维的人不同于用日语思维的人，用德语思维的人也不同于用希伯来语思维的人，用西班牙语思维的人也不同于用印第安某个部落语言思维的人……在人都是高级动物这一点上（自然属性），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在思维方式上会有相同的地方。但作为不同语言哺育出来的人群（文化属性上），他们思维不同的方面也许更多，否则，就不会有文化的傲慢、文化的歧视、文化的偏激与文化的自卑。早期的侵略者皆谙此道，夺心先夺其语，夺其语必从青少年开始，其语被夺，文化之根就已断裂，这样的人，不必被流放到遥远的小岛上，他就是踏在自家的门槛上，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径了。家是故土，家更是语言。
母语是抚摸我们的最永久最慈祥最温暖的目光，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此处最为吃紧，“我们的文化之根”。那一个个词，在大脑里思维的，在嘴唇上流转的，在耳边响起的，是属于我们的，那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顽固文化气质。那些词，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反复吟诵过的，大地上所有的麦苗听到它们，都会在阳光下受孕开花。我们可以接受外来文化，但黄河与长江不论怎样地流淌，也不会流成其他河流的模样，比如说密西西比河。当然，密西西比河也不会流成黄河和长江的样子。
有些事情应该引起警惕。战争摧毁人的记忆，但也能强化人的记忆，身体的恐惧与心灵的伤痛都会强化人的记忆。因战争而流失的母语，在以后的日子里往往会加倍地反弹――只要这个民族还有反弹的能力――从而复活茂盛起来。文化记忆倒是在和平环境里，在甜甜软软的商业之风的吹拂下，一国向另一国输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流失得最为惨重。当母语遭遇资本、财富、金钱、流水线作业、市场运作、好莱坞大片、网络、可口可乐、汉堡包、星巴克……这些表面上非强权的物体时，母语，这种古老的生命物体比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倒更显得无能为力。资本的同化力量，远远高于枪炮的同化力量。早期侵略者所使用的侵略一个民族便强迫这个民族学习自己语言的低级夺心术已经没有人再使用了。学习还是不学习我的语言，和资本说去；你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和资本说去。资本具有无限的号召力，无限的权威，资本有多少暧昧，多少不洁，多少阴暗，多少怪味，人们已不再追问，全球一体化就是资本的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在无情地消解着文化的多样性，属于某个民族特有的语言、思想、诗意、风俗，都可能成为资本的牺牲品。异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会逐渐淡化一个民族原有的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向心力，有时体制与意识形态在故意地强化着什么，但那作用还是抵消不了这种“淡化”，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让新一代人“积累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记忆” 。
母语，这无限的“能量颗粒”到底能抵御住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