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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青少年”,但在中国,虽然在2000年底就已经达到两千多家的博物馆,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却与民众有着一段遥远的距离。由于被政府垄断又缺乏有保证的资金支持,管理上条块分割厉害,中国的博物馆已面目模糊,基本上已丧失了公共服务的性质,更淡化了教化的功能。
在国外,公共服务产生与管理都很成熟,主要依靠公共资源的支持。选民会主动要求政府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受到选民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因为选民关系到选票,而选票则决定着当局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在这种压力下,政府自然不敢懈怠,想的自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反观中国,博物馆等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指令性建造、搜集藏品,没有动力更没有压力,更没有人监管其效果如何。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此后两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建之时,中宣部、文化部曾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全国范围征调文物,已知的名器直接开单调拨,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查访搜检。四羊方尊,1938年在湖南由农家两兄妹上山取土时无意发掘后,一直存放湖南省博物馆。“它们和1973年在河北挖防空洞挖出的金缕玉衣一样,都是调令一到、立马送京。”上海当时仅有两大镇馆之宝,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二选一送到北京。广西,博物馆库门洞开,堆积如山的文物随挑任选。听闻国家征宝,北京古玩店主找上门作揖,上海钱币藏家设盛宴相求,就为了“交给国家最光荣。”“那尊著名的唐三彩‘骑驼乐舞俑’,干脆是从陈列室里直接撤下支援中央的。”当年奔赴西安征集的杨文和感叹:“陕西省博物馆的同志还主动推荐一尊全身纯蓝的骡俑,说蓝釉彩是唐三彩中最难得,一块儿拿去吧。”在这样全国性的调集下,历史博物馆在1958年冬起的短短半年内,奇迹般汇集全国二十万件文珍。
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
如此全民动员地大调动,其结果如何呢?据报道,合并后的国家博物馆目前已门可罗雀。即便是馆藏最精粹的173件“珍宝特展”,也是乏人问津。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并不是个案。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博物馆总数为1384座,加上其他部门和民间兴办的特色博物馆,全国各类博物馆已达两千余座,博物馆藏品超过两千余万件,而年举办展览则只有八千余个,平均每个博物馆每年仅举办四个展览。
究其原因,原因不外如是:公共服务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一手掌控其协会等部门的成立;对于公共服务最重要的资金又得不到保证,没有资金保证的公共服务又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其质量如何,不言而喻;另外,中国政府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公共服务战略,更没有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如博物馆归文化部管理,医院则归卫生部管理,如此条块分割管理的方式,其效率不容乐观。
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公共服务大多与市场之间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于是我们就在展览馆里看到家具展销,在博物馆看到服装展览等等。
在藏品与展品的处理上,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是藏而不展。卢浮宫将镇馆之宝悉数陈列出来供游人瞻仰,故宫却很难使人想起哪几件展品可作为标志性的宝物。卢浮宫的藏品共有42万件,展出的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卢浮宫都是将最好、最有价值的藏品展示给民众看。而珍藏着占全国文物六分之一近百万件文物的中国故宫博物院,截止到1998年,藏品总数是994747件,其中一级品8288件,二级品619069件,三级品367390件,但展出的藏品却少得可怜。
卢浮宫博物馆中的阿波罗长廊
藏而不展也就罢了,由于资金来源不能得到保证,作为公共资源的博物馆向民众收取门票,而且价格也并不低。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旺季为80元,就这样故宫还曾酝酿将门票上涨40元。公共服务,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行为的总称。只要是公共服务,就应当是免费的,或者只象征性的收取一些费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公共服务。在国外,这一点显得非常明晰,如卡耐基艺术博物馆、克林顿图书馆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即便是收费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每年门票收入才区区几百个美金,而其主要营业收入却放在了参观者购买纪念品等上,这方面的销售收入达到了每年五亿美元的水平。
作为公共设施,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在文化传承、审美情操、道德教化、礼仪风尚、民俗蕴含等多方面都肩负着社会责任,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知识给养与人格塑造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博物馆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资源,它混淆了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区别与分野。政府掌握公共资源却不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则是一种公权的腐败。而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教化的结果,也必然是没有教化。
(文/ 星岛环球网 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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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青少年”,但在中国,虽然在2000年底就已经达到两千多家的博物馆,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却与民众有着一段遥远的距离。由于被政府垄断又缺乏有保证的资金支持,管理上条块分割厉害,中国的博物馆已面目模糊,基本上已丧失了公共服务的性质,更淡化了教化的功能。
在国外,公共服务产生与管理都很成熟,主要依靠公共资源的支持。选民会主动要求政府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受到选民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因为选民关系到选票,而选票则决定着当局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在这种压力下,政府自然不敢懈怠,想的自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反观中国,博物馆等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指令性建造、搜集藏品,没有动力更没有压力,更没有人监管其效果如何。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此后两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建之时,中宣部、文化部曾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全国范围征调文物,已知的名器直接开单调拨,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查访搜检。四羊方尊,1938年在湖南由农家两兄妹上山取土时无意发掘后,一直存放湖南省博物馆。“它们和1973年在河北挖防空洞挖出的金缕玉衣一样,都是调令一到、立马送京。”上海当时仅有两大镇馆之宝,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二选一送到北京。广西,博物馆库门洞开,堆积如山的文物随挑任选。听闻国家征宝,北京古玩店主找上门作揖,上海钱币藏家设盛宴相求,就为了“交给国家最光荣。”“那尊著名的唐三彩‘骑驼乐舞俑’,干脆是从陈列室里直接撤下支援中央的。”当年奔赴西安征集的杨文和感叹:“陕西省博物馆的同志还主动推荐一尊全身纯蓝的骡俑,说蓝釉彩是唐三彩中最难得,一块儿拿去吧。”在这样全国性的调集下,历史博物馆在1958年冬起的短短半年内,奇迹般汇集全国二十万件文珍。
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
如此全民动员地大调动,其结果如何呢?据报道,合并后的国家博物馆目前已门可罗雀。即便是馆藏最精粹的173件“珍宝特展”,也是乏人问津。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并不是个案。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博物馆总数为1384座,加上其他部门和民间兴办的特色博物馆,全国各类博物馆已达两千余座,博物馆藏品超过两千余万件,而年举办展览则只有八千余个,平均每个博物馆每年仅举办四个展览。
究其原因,原因不外如是:公共服务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一手掌控其协会等部门的成立;对于公共服务最重要的资金又得不到保证,没有资金保证的公共服务又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其质量如何,不言而喻;另外,中国政府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公共服务战略,更没有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如博物馆归文化部管理,医院则归卫生部管理,如此条块分割管理的方式,其效率不容乐观。
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公共服务大多与市场之间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于是我们就在展览馆里看到家具展销,在博物馆看到服装展览等等。
在藏品与展品的处理上,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是藏而不展。卢浮宫将镇馆之宝悉数陈列出来供游人瞻仰,故宫却很难使人想起哪几件展品可作为标志性的宝物。卢浮宫的藏品共有42万件,展出的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卢浮宫都是将最好、最有价值的藏品展示给民众看。而珍藏着占全国文物六分之一近百万件文物的中国故宫博物院,截止到1998年,藏品总数是994747件,其中一级品8288件,二级品619069件,三级品367390件,但展出的藏品却少得可怜。
卢浮宫博物馆中的阿波罗长廊
藏而不展也就罢了,由于资金来源不能得到保证,作为公共资源的博物馆向民众收取门票,而且价格也并不低。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旺季为80元,就这样故宫还曾酝酿将门票上涨40元。公共服务,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行为的总称。只要是公共服务,就应当是免费的,或者只象征性的收取一些费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公共服务。在国外,这一点显得非常明晰,如卡耐基艺术博物馆、克林顿图书馆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即便是收费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每年门票收入才区区几百个美金,而其主要营业收入却放在了参观者购买纪念品等上,这方面的销售收入达到了每年五亿美元的水平。
作为公共设施,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在文化传承、审美情操、道德教化、礼仪风尚、民俗蕴含等多方面都肩负着社会责任,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知识给养与人格塑造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博物馆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资源,它混淆了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区别与分野。政府掌握公共资源却不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则是一种公权的腐败。而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教化的结果,也必然是没有教化。
(文/ 星岛环球网 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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