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蔑视名教、崇尚个性解放、冥于自然三个方面来阐述《世说新语》所反映魏晋士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推崇自由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世说新语；自由； 人文精神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三国混战、司马氏夺权、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王敦起兵、桓玄纂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纠错相纷，无法排解。生活在火山口上的魏晋士人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极端恐怖的生存环境，把老庄哲学作为他们的精神依归，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和逃避残酷的现实。因此士人们饮酒服药，寻仙访道，举止飘逸，崇尚清淡，热衷玄理。有“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之称的《世说新语》以一千余个异彩纷呈的小片断对魏晋风度进行了描述，着力渲染了名士们睿智的谈吐，率真的品行，旷达的情怀，自由的精神等等，充分昭示了魏晋人文精神。本文试图从蔑视名教、崇尚个性解放、冥于自然三个方面来阐述魏晋士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的推崇自由的人文精神。 一、蔑视名教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动摇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释、道等思想开始渗透，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自由化的趋势，但统治阶级仍以“名教”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极力维护尊卑长幼的封建礼法制度，然而名士们却敢于冲破名教的藩蓠，任情放达，嵇康在他的《释弘论》中明确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魏晋士人不拘礼法，卓立不群，阮籍是很具代表性的，《世说新语》对其人其事有多处记载。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世说新语，任诞》十一，以下引《世说新语》，只注篇名））。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三斗，然后临诀……（《任诞》九）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二） 礼教认为孝子丧亲，“好器泣悲哀，击胸伤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颡触地无容，哀之至也”（《礼记・问丧》），不能饮酒吃酒。阮籍母丧后，其行为与礼教极为不符。 《礼记・曲礼》云：“嫂叔不通问”。阮籍不受约束，我行我素：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七） 男女授受不亲。阮籍邻家酒店女老板长得漂亮，他常携友去喝酒，并醉卧其侧（《任诞》七）。邻家女子有美色，阮籍与她并不相识，当其未嫁而卒时，他却“往哭，尽哀而去”。 阮籍敢于蔑视权贵，把晋文王司马昭也不放在眼里：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十四） 对人们视作金科玉律的封建礼教不屑一顾的例子，《世说》中还有不少。 王献之听说顾辟疆家里有名园，“池馆林泉之盛，号关中第一”，他与主人并不相识，“径往其家”，也不管主人正在大宴宾客，游览结束之后，他还“指摩好恶，傍若无人”。顾辟疆见王献之如此无礼，勃然大怒，训斥道：“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命令家人把他赶出门，王献之并不在意，“怡然不屑”。（《简傲》十七） 王澄被选为荆州刺史，走马上任之时，其兄太尉王衍及时贤为他送行者倾路盈途，“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性之所发，他竟然脱去衣巾，爬树取鹊子，下而弄之，“神色自若，傍若无人。”（《简傲》六） 谢鲲挑逗邻家有美色之女，邻女投梭折其两齿，他仍傲然长啸，“犹不废我啸歌。” 王徽之久闻左将军桓温善吹笛，在出都途中的船上，他看到桓温从岸上过，便令人告诉桓温：“闻君善听笛，试为我一奏”，二人从未谋面，王徽之提出的是无理要求，而桓温全不在乎，立即下车，“踞故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宾主不交一言。”（《任诞》四十九）主客二人都不守礼节，不讲客套，任性而为。 阮咸不管自己的身份和时值母丧，公然与鲜卑女结合，在盛行门阀制度的时代令人难以置信：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阮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任诞》十五） 《任诞》十四条还记载了翁婿同室的事： 裴成公妇，王戎晨往裴许，不通经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翁婿同室，“了无异色”，对礼法的挑战不可谓不大胆。 魏晋士人善玩语言斗智游戏，在调侃中取乐，只图口舌之快，不必恪守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等级规则，甚至尊者、长者的名号也不避讳。《排调》三十六：“张吴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排调》第八条：“王浑与妇钟乐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中慰人意，’妇答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唐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挑调》二十一）韩康伯体胖，时人讥之“似肉鸭”。胡毋畏至酣醉，常直呼其父之字。这些极其不敬的行为遭到了后世封建卫道士的非议，李慈铭斥之曰：“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涂堪疾忿” 在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是女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否则就会被人们所不齿，在《世说》中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的举止与礼教所规定的淑女标准是有很大差距的。谢道韫“以柳絮因风”来比喻“白雪纷纷”（《言语》），得到了叔父谢安的高度赞扬，她敢公开表示对丈夫的鄙夷，居然说出了“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这样刻薄的话：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别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对这样一个背离礼教的女性，《世说》称其具有“林下之风”，视为贤媛。 二、崇尚个性解放 宗白华先生认为晋人之美，“美在神韵”，而神韵可以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滞于物的自由精神。他还认为“晋人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界。”《世说新语》刻画的士人们饮酒、赋诗、清淡，不关心江山社稷、黎民疾苦，只注重个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他们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考、把握和追求。”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里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寥寥数语，活现了刘真长充分肯定个人价值，洋溢着个性解放精神。 又如：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任诞》三十一）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言语》六十六） 从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看到名士们肯定自我到了不惜炫耀，毫不愧意的自我赞美的程度，令人惊诧。但是他们并非是胸无点墨的碌碌之辈在进行浅薄的自我陶醉，而是率真旷达，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主张。又如：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族久，宁作我。”（《品藻》三十五）
抚军问殷浩：“卿室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品藻》三十四）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文学》三十五） 魏晋士人的一个普遍行为准则就是维护自我独立的人格，当别人侵犯自己的言行甚至恶意攻击时，他们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孔融小时对中大夫陈韪的不客气便是一例：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即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亦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必未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躇。 《世说新语・方正》记载，王衍常以“君”称�子嵩，当�用“卿”称王衍时，王衍很不高兴，�回答说：“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突出、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又顾惜身体的不受约束。嵇康的简傲、阮藉的狂放、谢安的镇定等等。在风雨如晦的社会里，他们高扬自由大旗，不矫情，率性而为。因此宗白华认为汉魏六朝与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张翰见秋风肃肃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乃辞官归稳，他的座佑铭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王徽之大雪之夜访戴安道，乘兴而行，“经宿方至，造门不前”，兴尽而返。诸阮与群猪共饮而不觉惭。阮籍因军营厨中贮有美酒数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毕世茂坦言人生追求是“一手执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刘伶因滥饮而致病，其妻“捐酒毁器”。为了向妻子讨酒喝，他极尽欺骗之能事。他常纵酒放达，脱衣裸形于屋，人们讥笑他，他强辨，“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为何入�中。”在《酒德颂》中，刘伶把酣醉之后的极端自由描绘得淋漓尽致，“仄然而睡，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 三、冥于自然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名士们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合谐统一，物我不分的精神境界，在纵情山水中，体认着山水亲人之情，忘却了世俗、名利，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安宁。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九十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八十八）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六十一） 许洵“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栖逸》十六）；康僧渊在豫章时，“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栖逸》十一）；王胡之到吴兴印渚中看，叹道“非惟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八十一）；王徽之爱竹，每遇优雅竹林，必留连忘返，他声称“何可一日无此君”。 怡情自然，也怡情自然之物，推已及物，把自由精神之同情也投射到动物身上。支道林常养数十匹马，不是骑乘，而是“重其神骏”（《言语》六十三）。他喜欢鹤，有人送他双鹤，不久翅长欲飞，便剪掉羽毛，看到鹤沮丧的样子，他又有“懊丧意”，待鹤羽重新长成之后，又把它放归大自然。王羲之爱鹅，不重其美味，而是爱其鸣声。 品题是魏晋士人流行的文化活动之一，它主要是对人物的容止、风度、才能、品性等的评论和鉴赏。品评人物风姿，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有“高、爽、迈、旷、达、远、散、朗、疏、逸、清”等词语，但常与柳、松、日、月等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如人赞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容止》五）；山公谓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山之将崩”（《容止》五）；时人称夏侯玄“蒹葭倚玉树”，或谓“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容止》四）；王戎说太尉王衍“神姿交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十六）；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赏誉》）；和峤是“森森如千丈树”（《赏誉》）；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恭“濯濯如春月柳”；王衍评裴楷“双目闪闪，若岩下电”；人赞嵇绍是“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王衍把郭象清淡比作是“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张华谓陆机兄弟是“龙跃云津，”顾彦先是“凤鸣朝阳”。 《世说》以简约玄澹的笔墨描摹出了魏晋士人的心态言行，他们摆脱了道德和精神上的双重桎梏，超然尘外，不滞于物；风神潇洒，孤标傲世。魏晋士人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自由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宗白华.意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A].中国小说史略[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3]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李泽厚.探寻语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摘要：本文从蔑视名教、崇尚个性解放、冥于自然三个方面来阐述《世说新语》所反映魏晋士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推崇自由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世说新语；自由； 人文精神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三国混战、司马氏夺权、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王敦起兵、桓玄纂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纠错相纷，无法排解。生活在火山口上的魏晋士人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极端恐怖的生存环境，把老庄哲学作为他们的精神依归，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和逃避残酷的现实。因此士人们饮酒服药，寻仙访道，举止飘逸，崇尚清淡，热衷玄理。有“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之称的《世说新语》以一千余个异彩纷呈的小片断对魏晋风度进行了描述，着力渲染了名士们睿智的谈吐，率真的品行，旷达的情怀，自由的精神等等，充分昭示了魏晋人文精神。本文试图从蔑视名教、崇尚个性解放、冥于自然三个方面来阐述魏晋士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的推崇自由的人文精神。 一、蔑视名教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动摇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释、道等思想开始渗透，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自由化的趋势，但统治阶级仍以“名教”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极力维护尊卑长幼的封建礼法制度，然而名士们却敢于冲破名教的藩蓠，任情放达，嵇康在他的《释弘论》中明确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魏晋士人不拘礼法，卓立不群，阮籍是很具代表性的，《世说新语》对其人其事有多处记载。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世说新语，任诞》十一，以下引《世说新语》，只注篇名））。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三斗，然后临诀……（《任诞》九）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二） 礼教认为孝子丧亲，“好器泣悲哀，击胸伤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颡触地无容，哀之至也”（《礼记・问丧》），不能饮酒吃酒。阮籍母丧后，其行为与礼教极为不符。 《礼记・曲礼》云：“嫂叔不通问”。阮籍不受约束，我行我素：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七） 男女授受不亲。阮籍邻家酒店女老板长得漂亮，他常携友去喝酒，并醉卧其侧（《任诞》七）。邻家女子有美色，阮籍与她并不相识，当其未嫁而卒时，他却“往哭，尽哀而去”。 阮籍敢于蔑视权贵，把晋文王司马昭也不放在眼里：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十四） 对人们视作金科玉律的封建礼教不屑一顾的例子，《世说》中还有不少。 王献之听说顾辟疆家里有名园，“池馆林泉之盛，号关中第一”，他与主人并不相识，“径往其家”，也不管主人正在大宴宾客，游览结束之后，他还“指摩好恶，傍若无人”。顾辟疆见王献之如此无礼，勃然大怒，训斥道：“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命令家人把他赶出门，王献之并不在意，“怡然不屑”。（《简傲》十七） 王澄被选为荆州刺史，走马上任之时，其兄太尉王衍及时贤为他送行者倾路盈途，“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性之所发，他竟然脱去衣巾，爬树取鹊子，下而弄之，“神色自若，傍若无人。”（《简傲》六） 谢鲲挑逗邻家有美色之女，邻女投梭折其两齿，他仍傲然长啸，“犹不废我啸歌。” 王徽之久闻左将军桓温善吹笛，在出都途中的船上，他看到桓温从岸上过，便令人告诉桓温：“闻君善听笛，试为我一奏”，二人从未谋面，王徽之提出的是无理要求，而桓温全不在乎，立即下车，“踞故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宾主不交一言。”（《任诞》四十九）主客二人都不守礼节，不讲客套，任性而为。 阮咸不管自己的身份和时值母丧，公然与鲜卑女结合，在盛行门阀制度的时代令人难以置信：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阮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任诞》十五） 《任诞》十四条还记载了翁婿同室的事： 裴成公妇，王戎晨往裴许，不通经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翁婿同室，“了无异色”，对礼法的挑战不可谓不大胆。 魏晋士人善玩语言斗智游戏，在调侃中取乐，只图口舌之快，不必恪守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等级规则，甚至尊者、长者的名号也不避讳。《排调》三十六：“张吴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排调》第八条：“王浑与妇钟乐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中慰人意，’妇答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唐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挑调》二十一）韩康伯体胖，时人讥之“似肉鸭”。胡毋畏至酣醉，常直呼其父之字。这些极其不敬的行为遭到了后世封建卫道士的非议，李慈铭斥之曰：“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涂堪疾忿” 在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是女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否则就会被人们所不齿，在《世说》中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的举止与礼教所规定的淑女标准是有很大差距的。谢道韫“以柳絮因风”来比喻“白雪纷纷”（《言语》），得到了叔父谢安的高度赞扬，她敢公开表示对丈夫的鄙夷，居然说出了“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这样刻薄的话：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别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对这样一个背离礼教的女性，《世说》称其具有“林下之风”，视为贤媛。 二、崇尚个性解放 宗白华先生认为晋人之美，“美在神韵”，而神韵可以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滞于物的自由精神。他还认为“晋人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界。”《世说新语》刻画的士人们饮酒、赋诗、清淡，不关心江山社稷、黎民疾苦，只注重个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他们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考、把握和追求。”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里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寥寥数语，活现了刘真长充分肯定个人价值，洋溢着个性解放精神。 又如：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任诞》三十一）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言语》六十六） 从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看到名士们肯定自我到了不惜炫耀，毫不愧意的自我赞美的程度，令人惊诧。但是他们并非是胸无点墨的碌碌之辈在进行浅薄的自我陶醉，而是率真旷达，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主张。又如：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族久，宁作我。”（《品藻》三十五）
抚军问殷浩：“卿室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品藻》三十四）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文学》三十五） 魏晋士人的一个普遍行为准则就是维护自我独立的人格，当别人侵犯自己的言行甚至恶意攻击时，他们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孔融小时对中大夫陈韪的不客气便是一例：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即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亦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必未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躇。 《世说新语・方正》记载，王衍常以“君”称�子嵩，当�用“卿”称王衍时，王衍很不高兴，�回答说：“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突出、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又顾惜身体的不受约束。嵇康的简傲、阮藉的狂放、谢安的镇定等等。在风雨如晦的社会里，他们高扬自由大旗，不矫情，率性而为。因此宗白华认为汉魏六朝与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张翰见秋风肃肃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乃辞官归稳，他的座佑铭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王徽之大雪之夜访戴安道，乘兴而行，“经宿方至，造门不前”，兴尽而返。诸阮与群猪共饮而不觉惭。阮籍因军营厨中贮有美酒数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毕世茂坦言人生追求是“一手执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刘伶因滥饮而致病，其妻“捐酒毁器”。为了向妻子讨酒喝，他极尽欺骗之能事。他常纵酒放达，脱衣裸形于屋，人们讥笑他，他强辨，“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为何入�中。”在《酒德颂》中，刘伶把酣醉之后的极端自由描绘得淋漓尽致，“仄然而睡，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 三、冥于自然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名士们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合谐统一，物我不分的精神境界，在纵情山水中，体认着山水亲人之情，忘却了世俗、名利，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安宁。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九十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八十八）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六十一） 许洵“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栖逸》十六）；康僧渊在豫章时，“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栖逸》十一）；王胡之到吴兴印渚中看，叹道“非惟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八十一）；王徽之爱竹，每遇优雅竹林，必留连忘返，他声称“何可一日无此君”。 怡情自然，也怡情自然之物，推已及物，把自由精神之同情也投射到动物身上。支道林常养数十匹马，不是骑乘，而是“重其神骏”（《言语》六十三）。他喜欢鹤，有人送他双鹤，不久翅长欲飞，便剪掉羽毛，看到鹤沮丧的样子，他又有“懊丧意”，待鹤羽重新长成之后，又把它放归大自然。王羲之爱鹅，不重其美味，而是爱其鸣声。 品题是魏晋士人流行的文化活动之一，它主要是对人物的容止、风度、才能、品性等的评论和鉴赏。品评人物风姿，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有“高、爽、迈、旷、达、远、散、朗、疏、逸、清”等词语，但常与柳、松、日、月等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如人赞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容止》五）；山公谓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山之将崩”（《容止》五）；时人称夏侯玄“蒹葭倚玉树”，或谓“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容止》四）；王戎说太尉王衍“神姿交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十六）；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赏誉》）；和峤是“森森如千丈树”（《赏誉》）；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恭“濯濯如春月柳”；王衍评裴楷“双目闪闪，若岩下电”；人赞嵇绍是“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王衍把郭象清淡比作是“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张华谓陆机兄弟是“龙跃云津，”顾彦先是“凤鸣朝阳”。 《世说》以简约玄澹的笔墨描摹出了魏晋士人的心态言行，他们摆脱了道德和精神上的双重桎梏，超然尘外，不滞于物；风神潇洒，孤标傲世。魏晋士人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自由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宗白华.意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A].中国小说史略[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3]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李泽厚.探寻语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