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时，杨勇总会很警惕，认真盯着你的眼睛想要了解你的意图；但是当熟悉之后，眼中满是笑意，嘴角上翘，络腮胡子都在抖动。杨勇的名片上是这样写的：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独立科学家。1992年杨勇离开了体制内单位，现在在内心深处，他更多会把自己看做一名NGO。一些NGO组织越来越需要杨勇这样的科研学者型的人来发言，并且需要理性和科研成果来支撑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同时交际能力不强的杨勇也需要NGO的帮助。 永远怀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 20多年前的那次著名的长江漂流，付出了11名队员的生命，而10多年前的雅鲁藏布江漂流让杨勇背上了50多万元的沉重债务，直到2004年才还清。20多年来，杨勇用漂流、徒步、攀登、自驾等各种方式对长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汉江、塔里木河等江河进行了实地考察。 杨勇认为自己只要在户外运气就会特别好，别人认为是绝境，而他认为“绝处逢生的机会恰恰在那里”。“也许是因为我对自然的敬畏，上帝给了我们绝处逢生的机会……而越是这样，越要敬畏自然。”每次当杨勇要去一个未知地进行科考的时候，他会找来尽量多的相关资料，按照自己的经验相应做一些准备再启程。然而，危险和困难总是未知的。 杨勇不是个迷信运气的人，他知道，在户外，你越冷静，越淡然，越可能在绝望时找到希望，找到转机。长距离长时间深入无人区，风险巨大，翻车、陷车、断油、断粮、团队内部的分歧等等，一个细节可能就会决定生死。 有次为了考察黄河上游的第一个沙漠雅娘沙漠，考察队的三辆车相互施救中纷纷陷入一个泥潭，几辆车全部无法动弹，后来求到一位当地牧民的摩托，把队员带到有信号的地方报信。一天后救援车和器材才到。沙漠千斤顶、沙漠脱困板均对深陷的车辆无效，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随救援车送到的几块木板……“这几块木板一直跟随着我们，不舍得扔掉。数十次救我们于困境。”木板一直绑在车顶上。 还有一次，在黄河白银段大峡水电站，因为路面陡峭甚至无路可行，一辆车在强行通过一狭窄路段时差点翻倒，让队员心有余悸。而地图上显示，这里有一条公路存在。而在之前的祁连山冰川之行，因为能上冰川的4条路全部被堵死，他们历经危险，最后终于在崩塌的峡谷中翻过了祁连山。“我敬畏自然，怀着敬畏的心去探险。大自然对我来说是有灵性的。我看到山只有亲近的念头，没有征服的念头。在无人区，时刻都处在亢奋中，我带着萝卜和土豆，就在草地或者沙地里捡牛粪做饭，野驴都跑来看着我们。在这时候，我比度假还轻松。” 上阵父子兵 杨勇的儿子杨帆，现在是旅游卫视《行者》栏目的编导，这几年经常跟随杨勇拍摄冰川科考活动。“我也没有想着特别去锻炼他，这是他的工作。”父子俩就这样互相鼓励着，在最困难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杨勇说，今年10月，儿子与旅游卫视的合同期满后会回到成都，继续从事电视纪录片拍摄方面的工作。我问杨勇这是他的建议吗?杨勇回答，杨帆已经具备了户外工作、生存的能力，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说这话时，我明显感觉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希望。 去大西北找水时，为了拍到冰川退缩的照片，有个队员离开大部队，向远处的冰川走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杨勇意识到可能他迷路了。他立刻叫来随行考察的杨帆，让他和另外一个人去找人。时间随着风雪疾速，等待随着分秒越发焦虑，谁也不知道下一刻等回来的将是什么。快到凌晨4点的时候，他们才回来。一个也不少!后来有人悄悄问杨勇，派自己儿子去找人，就不怕出意外?杨勇平静地说：“这种时候我只能派他去。” 在战友生命攸关之时，杨勇内心深处不为人了解的全部情感，没有用语言表达、而是用行动，完完全全地进发出来，岩浆般火热、白雪般真诚。这时的杨勇，不再是平日人们眼中不大合群、不好合作的“独行侠”。在战友危机的时刻，他方显现出一个真实的杨勇。 青藏高原最缺水 “为中国找水”是杨勇自2006年以来持续进行的野外考察活动。他要全方位揭示中国水现状，尤其是到那些大江大河的源头，去看看冰川、湿地、湖泊，是不是还可能供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杨勇的话说，这叫“地毯式考察”。 从2006年夏天开始，杨勇率领的考察队就出发了。他们沿着国家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进行了两次考察，后来把项目延伸向西北干旱地区，再后来，又延伸向青藏高原发育的国际河流，像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狮泉河、象泉河。如今，他用所见所闻以及拍摄的大量照片，向人们展示了对中国水资源的忧虑。 杨勇说：“现在的青藏高原最缺水。”大江大河有可能从源头断流。很多冰川开始解体，快速融化，较20年前，退缩了300米到500米，和全球冰川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的很多候鸟栖息地这两年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候鸟开始留恋当地，不按期迁徙了，或者走得比较晚。他以长江为例来说明：“通俗的说法是长江有三个源头，分别是正源的沱沱河，南源的当曲和北源的楚玛尔河。楚玛尔河作为长江北源，考察发现，有大面积的荒漠化迹象。昆仑山北坡，一些常流河正演变成季节性河流……” 最让杨勇不安的还有“产业集群重叠”。“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大小河流上正在建设一些水电群、矿业群，与生态旅游区、生态脆弱区发生了‘产业差异’现象。这边规划要做保护，那边又在大力发展各种粗放型的经济产业……特别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水源地，江源地带，破坏性的采金面积很广，点很多，没有复垦措施，对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横断山区域更脆弱。青藏高原的一些采矿活动，近几年来也比较普遍，玉树地震以后，我们去考察所看到的采矿，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由于缺乏深度的地质工作和有效的管理，对水源和环境的破坏非常大。” 探险不是目的，科考才是关键 尽管每次探险活动都会受到经济的困扰，但杨勇还是要出去，探险不是目的，科学考察才是关键。“我几乎没有都市生活，不喝酒，也不像成都人那样喜欢泡茶馆。在城市里我是很孤独的，每天看到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信息，也还是产生不来激情。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浮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远，城市空气是污浊的，在城市里，我多半会困在斗室里看书或是苦思冥想，怎样尽快把探险考察搜集的东西迅速消化整理。我跑了这么多地方，拿到了这么多生态环境资料，都是目前国家开发西部所需要的，我所想的是这些成果怎样尽快和现实结合。我老是觉得事很多，时间不够。对我来说，城市只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高原对我永远是诱惑。” 现在的杨勇拥有很多头衔，对这些杨勇大都看得很淡，因为他更愿意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江河的守望者。在年复一年的考察中，他会为河谷江岸上新长出的一片嫩绿，为又发现了一处清澈的溪流与湖泊而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更会为江源冰川的每一寸退缩和每一条河流的被污染而辗转反侧。无疑，这份情愫已深刻地融进了他的身体和血液中。
初次见面时，杨勇总会很警惕，认真盯着你的眼睛想要了解你的意图；但是当熟悉之后，眼中满是笑意，嘴角上翘，络腮胡子都在抖动。杨勇的名片上是这样写的：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独立科学家。1992年杨勇离开了体制内单位，现在在内心深处，他更多会把自己看做一名NGO。一些NGO组织越来越需要杨勇这样的科研学者型的人来发言，并且需要理性和科研成果来支撑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同时交际能力不强的杨勇也需要NGO的帮助。 永远怀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 20多年前的那次著名的长江漂流，付出了11名队员的生命，而10多年前的雅鲁藏布江漂流让杨勇背上了50多万元的沉重债务，直到2004年才还清。20多年来，杨勇用漂流、徒步、攀登、自驾等各种方式对长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汉江、塔里木河等江河进行了实地考察。 杨勇认为自己只要在户外运气就会特别好，别人认为是绝境，而他认为“绝处逢生的机会恰恰在那里”。“也许是因为我对自然的敬畏，上帝给了我们绝处逢生的机会……而越是这样，越要敬畏自然。”每次当杨勇要去一个未知地进行科考的时候，他会找来尽量多的相关资料，按照自己的经验相应做一些准备再启程。然而，危险和困难总是未知的。 杨勇不是个迷信运气的人，他知道，在户外，你越冷静，越淡然，越可能在绝望时找到希望，找到转机。长距离长时间深入无人区，风险巨大，翻车、陷车、断油、断粮、团队内部的分歧等等，一个细节可能就会决定生死。 有次为了考察黄河上游的第一个沙漠雅娘沙漠，考察队的三辆车相互施救中纷纷陷入一个泥潭，几辆车全部无法动弹，后来求到一位当地牧民的摩托，把队员带到有信号的地方报信。一天后救援车和器材才到。沙漠千斤顶、沙漠脱困板均对深陷的车辆无效，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随救援车送到的几块木板……“这几块木板一直跟随着我们，不舍得扔掉。数十次救我们于困境。”木板一直绑在车顶上。 还有一次，在黄河白银段大峡水电站，因为路面陡峭甚至无路可行，一辆车在强行通过一狭窄路段时差点翻倒，让队员心有余悸。而地图上显示，这里有一条公路存在。而在之前的祁连山冰川之行，因为能上冰川的4条路全部被堵死，他们历经危险，最后终于在崩塌的峡谷中翻过了祁连山。“我敬畏自然，怀着敬畏的心去探险。大自然对我来说是有灵性的。我看到山只有亲近的念头，没有征服的念头。在无人区，时刻都处在亢奋中，我带着萝卜和土豆，就在草地或者沙地里捡牛粪做饭，野驴都跑来看着我们。在这时候，我比度假还轻松。” 上阵父子兵 杨勇的儿子杨帆，现在是旅游卫视《行者》栏目的编导，这几年经常跟随杨勇拍摄冰川科考活动。“我也没有想着特别去锻炼他，这是他的工作。”父子俩就这样互相鼓励着，在最困难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杨勇说，今年10月，儿子与旅游卫视的合同期满后会回到成都，继续从事电视纪录片拍摄方面的工作。我问杨勇这是他的建议吗?杨勇回答，杨帆已经具备了户外工作、生存的能力，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说这话时，我明显感觉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希望。 去大西北找水时，为了拍到冰川退缩的照片，有个队员离开大部队，向远处的冰川走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杨勇意识到可能他迷路了。他立刻叫来随行考察的杨帆，让他和另外一个人去找人。时间随着风雪疾速，等待随着分秒越发焦虑，谁也不知道下一刻等回来的将是什么。快到凌晨4点的时候，他们才回来。一个也不少!后来有人悄悄问杨勇，派自己儿子去找人，就不怕出意外?杨勇平静地说：“这种时候我只能派他去。” 在战友生命攸关之时，杨勇内心深处不为人了解的全部情感，没有用语言表达、而是用行动，完完全全地进发出来，岩浆般火热、白雪般真诚。这时的杨勇，不再是平日人们眼中不大合群、不好合作的“独行侠”。在战友危机的时刻，他方显现出一个真实的杨勇。 青藏高原最缺水 “为中国找水”是杨勇自2006年以来持续进行的野外考察活动。他要全方位揭示中国水现状，尤其是到那些大江大河的源头，去看看冰川、湿地、湖泊，是不是还可能供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杨勇的话说，这叫“地毯式考察”。 从2006年夏天开始，杨勇率领的考察队就出发了。他们沿着国家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进行了两次考察，后来把项目延伸向西北干旱地区，再后来，又延伸向青藏高原发育的国际河流，像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狮泉河、象泉河。如今，他用所见所闻以及拍摄的大量照片，向人们展示了对中国水资源的忧虑。 杨勇说：“现在的青藏高原最缺水。”大江大河有可能从源头断流。很多冰川开始解体，快速融化，较20年前，退缩了300米到500米，和全球冰川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的很多候鸟栖息地这两年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候鸟开始留恋当地，不按期迁徙了，或者走得比较晚。他以长江为例来说明：“通俗的说法是长江有三个源头，分别是正源的沱沱河，南源的当曲和北源的楚玛尔河。楚玛尔河作为长江北源，考察发现，有大面积的荒漠化迹象。昆仑山北坡，一些常流河正演变成季节性河流……” 最让杨勇不安的还有“产业集群重叠”。“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大小河流上正在建设一些水电群、矿业群，与生态旅游区、生态脆弱区发生了‘产业差异’现象。这边规划要做保护，那边又在大力发展各种粗放型的经济产业……特别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水源地，江源地带，破坏性的采金面积很广，点很多，没有复垦措施，对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横断山区域更脆弱。青藏高原的一些采矿活动，近几年来也比较普遍，玉树地震以后，我们去考察所看到的采矿，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由于缺乏深度的地质工作和有效的管理，对水源和环境的破坏非常大。” 探险不是目的，科考才是关键 尽管每次探险活动都会受到经济的困扰，但杨勇还是要出去，探险不是目的，科学考察才是关键。“我几乎没有都市生活，不喝酒，也不像成都人那样喜欢泡茶馆。在城市里我是很孤独的，每天看到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信息，也还是产生不来激情。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浮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远，城市空气是污浊的，在城市里，我多半会困在斗室里看书或是苦思冥想，怎样尽快把探险考察搜集的东西迅速消化整理。我跑了这么多地方，拿到了这么多生态环境资料，都是目前国家开发西部所需要的，我所想的是这些成果怎样尽快和现实结合。我老是觉得事很多，时间不够。对我来说，城市只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高原对我永远是诱惑。” 现在的杨勇拥有很多头衔，对这些杨勇大都看得很淡，因为他更愿意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江河的守望者。在年复一年的考察中，他会为河谷江岸上新长出的一片嫩绿，为又发现了一处清澈的溪流与湖泊而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更会为江源冰川的每一寸退缩和每一条河流的被污染而辗转反侧。无疑，这份情愫已深刻地融进了他的身体和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