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 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 土胜火, 金胜土, 水胜金, 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 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 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 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 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 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 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 依五行解人事, 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 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 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 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 从现实上来看, 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 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 这样,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 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 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 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 蛮虫早出, 雷早行；土干木, 胎夭卵毈, 鸟虫多伤；金干木, 有兵；水干木, 春下霜。土干火, 则多雷；金干火, 革木夷；水干火, 夏雹；木干火, 则地动。金干土, 则伤五谷, 有殃；水干土, 夏寒雨霜；木干土, 倮虫不为；火干土, 则大旱。水干金, 则鱼不为；木干金, 则草木再生；火干金, 则草木秋荣；土干金, 五谷不成。木干水, 冬蛰不藏；土干水, 则虫蛰冬出；火干水, 则星坠；金干水, 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 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 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 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提出了类应学说。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 董子还提出了气化学说。董子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包融中，就像鱼生活在水的包涵中一样，只是水有实物可见, 而气化之宇宙浩浩然难见而已。因此, 天地之间, 宇宙之中，虽虚而实（实即谓充满着气, 由气化而成）。在这一由气化成的宇宙中, 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 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相混合），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 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 天地之序即乱, 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子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 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董子是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 实有理据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 不 行仁义, 天就出现灾异, 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②“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 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 “阳为德，阴为刑”。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 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谶纬之学泛滥时，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中国国际易经风水研究和规划院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 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 土胜火, 金胜土, 水胜金, 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 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 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 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 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 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 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 依五行解人事, 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 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 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 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 从现实上来看, 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 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 这样,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 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 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 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 蛮虫早出, 雷早行；土干木, 胎夭卵毈, 鸟虫多伤；金干木, 有兵；水干木, 春下霜。土干火, 则多雷；金干火, 革木夷；水干火, 夏雹；木干火, 则地动。金干土, 则伤五谷, 有殃；水干土, 夏寒雨霜；木干土, 倮虫不为；火干土, 则大旱。水干金, 则鱼不为；木干金, 则草木再生；火干金, 则草木秋荣；土干金, 五谷不成。木干水, 冬蛰不藏；土干水, 则虫蛰冬出；火干水, 则星坠；金干水, 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 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 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 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提出了类应学说。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 董子还提出了气化学说。董子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包融中，就像鱼生活在水的包涵中一样，只是水有实物可见, 而气化之宇宙浩浩然难见而已。因此, 天地之间, 宇宙之中，虽虚而实（实即谓充满着气, 由气化而成）。在这一由气化成的宇宙中, 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 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相混合），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 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 天地之序即乱, 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子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 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董子是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 实有理据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 不 行仁义, 天就出现灾异, 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②“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 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 “阳为德，阴为刑”。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 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谶纬之学泛滥时，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中国国际易经风水研究和规划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