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心理学案例解析：云南红塔集团诸时健案例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营销心理学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合作中的利益捆绑，利益分配等制度。特别是对今天中国的80%的中小企业来说，很关键。这里我们进行一些分享，未必深刻，仅供参考。
云南红塔集团诸时健案例
褚时健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解放前参加过游击队。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10月，51岁时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而他的工资，不到人民币1000元/月，出现了“庙富方丈穷”的现象。
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也正因此，很多人为褚时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从营销心理学（可以扩大到管理心理学范畴）对褚时健贪污问题的分析：
尽管褚时健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路辉煌，但褚时健的腐败问题在红塔集团的史册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为褚时健自己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变成阶下囚？又为什么有人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有人曾经进行如下探讨：
1． 价值观的转变——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福
利待遇都在统一的模式下运行，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企业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和政府脱离，企业开始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从计划经济时期按计划生产转向了以盈利为目的，按市场需求而生产。同时国家对民营经济也从限制转为鼓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民营资本市场，公民的个人财富都飞速增长。在这个转形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人生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被“向钱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质的诱惑，私欲的膨胀使人们更加现实、更加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有人钻法律漏洞获取不义之财，而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心理不平衡，开始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出现了大量的腐败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的结果。
2． 监督不力—— 计划经济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企业的角色也变了，而相应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则显得滞后和多变，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没有退去，政府从企业领导地位退出，企业应该按照公司法规定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各司其职，企业的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企业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执行机构，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的监督，而现实中的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几乎成了无人监管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独尊，褚时健的下属对其称呼都是“老板”，“老爷子”，可见其在企业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3． 分配和激励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却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改革，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农民种田有了积极性，产量大幅提升，使我国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地区还实现了小康生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使私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大量的民营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中，民营资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营业主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实现了资本积累，出现了大批民间富豪；作为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是举步维艰，在摸索中前进，效果却并未象预想的有效，国企改革也成了个沉重的话题，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自主经营，接着是破产重组，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国企改革的步伐差别很大，不同企业里职工的待遇也参差不齐，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别，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龙）的老总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年薪可拿到几百万，TCL老总李东升资产则高达12亿人民币，相反象红塔集团年上交利税百亿元的企业老总褚时建18年收入不足百万，而类似规模的国外企业年薪则也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１.９６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认为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回报。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褚时建这一步偏离了跑道，滑出的太远，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
4． 社会评价不一 —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怀有这种心情的人绝不在少数。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则认为，是国家给了褚时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
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定位不正确，这是郎教授的观点。
褚时健曾经是位英雄，他担任一家小厂的厂长后，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用18年光阴的拼搏，使这家小厂成长为每年利税数百亿元的大型集团。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1994年，他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按照我们的设想，他在老家能颐养天年，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了。
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建立了金泰公司。这时，2009年凤凰卫视曾子墨有一期节目，说的是这个81岁老人的果园情况。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刚经历过泥石流的洗礼，一片狼藉，当地的村都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诸多困难并没有阻他的“疯狂”行为，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脱下西装，穿上农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奇怪的是，在昆明，街上的橙子10块钱4公斤，而他种的冰糖脐橙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而且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上海等城市，在云南根本见不到踪影。
他的果园效益好得惊人。有一年，爱好爬山的王石来到了云南，特意抽时间专程去看望他，他没有看到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而是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他们俩在一起交谈没有一句言及企业管理，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气，果苗的长势。言谈之间，他自然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两千亩的荒山如何管理？
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以前他在管理烟厂的时候，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他采用由烟厂投资，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
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与烟农“双赢”的是烟厂，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而在果园，有一百多户农300多人忙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不以次充好。
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两千多元，一个农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
以前，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他管理果园，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这个已过80岁的老人，面对人生的沧桑，懊恼过痛苦过，但流过泪后，擦干泪水，又一次点燃希望之火，用心过日子，将日子过得红火，让周围的人幸福、快乐。
王石感慨地说：“我非常受启发。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 2000多亩（24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
二、云南红塔集团诸时健案例带给营销心理学的启示
了解案例只是知道，而不是亲身体验。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文章往往是间接经验的，未必深刻。但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
01．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问题。今天中国的企业中，以上海为例，88万家企业，有多少具备真正强大的制度和激励机制？有多少老板真正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具有远见或是见识？还是只顾眼前利益？曾国藩说，“凡办大事，见识为主，才能辅之”。远见首先是能看远，然后怎么保证实现目标，则管理很重要，包括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02．团队成员的心理需求满足和自我提升需求满足问题。团队成员是核心，以人为本，这是个核心。如何以人为本，如何进行对人的各种正当心理需求进行满足，及对其进步进行满足，则也是必须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03．核心是销售队伍管理问题。中国企业的小老板们，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从给别的老板打工时候销售负责人的位置上跳出来的，说造反也好，说独立也好，都是这么起来的。本质上，分配不公是一个核心因素。销售干的很好到一定程度，手里有了大客户，就存在一个问题，销售负责人“挟客户以令老板”，老子凭什么给你打工？凭什么挣钱百分之八九十被老板合法剥夺？然后自己干。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就绝对不是某一个两个人的个人品德问题，肯定有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而对许多SOHO起家或小规模起家的公司来说，销售是生命线，这一块如何弄，非常关键。
三、结束语
前几天，我的一个部下，一个运营总监找我，谈季度考核时候，谈了他的心理不平衡。事实上从另一个高度来分析，就是一个分配和激励机制的问题。2009年经济形势不好，许多很小的企业倒闭，老板都出来找工作，我接触了若干个，也招聘了其中一些。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他们许多人经营不下去，表面现象是现金流不能维持，深入看，还是分配制度，激励机制和销售队伍的问题。有的是没有强的销售，有的是销售流动太强，不行的老板看不上，行的自己去当老板，这些多发生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中，而这些人，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脊梁和支柱，不可不察。我有一个导师，我经常请教他关于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我曾经把某一个分公司的提成从毛利的15%改革到5%，这个导师就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他告诉我，在公司的运营和受理模式成立之前，在以单点销售为现金流和主要渠道的情况下，要注意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的平衡。今天，我也把这个导师的话送给读者。
营销心理学案例解析：云南红塔集团诸时健案例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营销心理学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合作中的利益捆绑，利益分配等制度。特别是对今天中国的80%的中小企业来说，很关键。这里我们进行一些分享，未必深刻，仅供参考。
云南红塔集团诸时健案例
褚时健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解放前参加过游击队。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10月，51岁时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而他的工资，不到人民币1000元/月，出现了“庙富方丈穷”的现象。
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也正因此，很多人为褚时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从营销心理学（可以扩大到管理心理学范畴）对褚时健贪污问题的分析：
尽管褚时健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路辉煌，但褚时健的腐败问题在红塔集团的史册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为褚时健自己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变成阶下囚？又为什么有人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有人曾经进行如下探讨：
1． 价值观的转变——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福
利待遇都在统一的模式下运行，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企业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和政府脱离，企业开始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从计划经济时期按计划生产转向了以盈利为目的，按市场需求而生产。同时国家对民营经济也从限制转为鼓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民营资本市场，公民的个人财富都飞速增长。在这个转形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人生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被“向钱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质的诱惑，私欲的膨胀使人们更加现实、更加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有人钻法律漏洞获取不义之财，而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心理不平衡，开始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出现了大量的腐败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的结果。
2． 监督不力—— 计划经济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企业的角色也变了，而相应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则显得滞后和多变，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没有退去，政府从企业领导地位退出，企业应该按照公司法规定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各司其职，企业的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企业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执行机构，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的监督，而现实中的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几乎成了无人监管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独尊，褚时健的下属对其称呼都是“老板”，“老爷子”，可见其在企业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3． 分配和激励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却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改革，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农民种田有了积极性，产量大幅提升，使我国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地区还实现了小康生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使私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大量的民营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中，民营资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营业主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实现了资本积累，出现了大批民间富豪；作为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是举步维艰，在摸索中前进，效果却并未象预想的有效，国企改革也成了个沉重的话题，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自主经营，接着是破产重组，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国企改革的步伐差别很大，不同企业里职工的待遇也参差不齐，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别，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龙）的老总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年薪可拿到几百万，TCL老总李东升资产则高达12亿人民币，相反象红塔集团年上交利税百亿元的企业老总褚时建18年收入不足百万，而类似规模的国外企业年薪则也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１.９６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认为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回报。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褚时建这一步偏离了跑道，滑出的太远，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
4． 社会评价不一 —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怀有这种心情的人绝不在少数。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则认为，是国家给了褚时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
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定位不正确，这是郎教授的观点。
褚时健曾经是位英雄，他担任一家小厂的厂长后，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用18年光阴的拼搏，使这家小厂成长为每年利税数百亿元的大型集团。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1994年，他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按照我们的设想，他在老家能颐养天年，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了。
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建立了金泰公司。这时，2009年凤凰卫视曾子墨有一期节目，说的是这个81岁老人的果园情况。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刚经历过泥石流的洗礼，一片狼藉，当地的村都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诸多困难并没有阻他的“疯狂”行为，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脱下西装，穿上农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奇怪的是，在昆明，街上的橙子10块钱4公斤，而他种的冰糖脐橙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而且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上海等城市，在云南根本见不到踪影。
他的果园效益好得惊人。有一年，爱好爬山的王石来到了云南，特意抽时间专程去看望他，他没有看到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而是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他们俩在一起交谈没有一句言及企业管理，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气，果苗的长势。言谈之间，他自然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两千亩的荒山如何管理？
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以前他在管理烟厂的时候，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他采用由烟厂投资，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
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与烟农“双赢”的是烟厂，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而在果园，有一百多户农300多人忙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不以次充好。
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两千多元，一个农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
以前，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他管理果园，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这个已过80岁的老人，面对人生的沧桑，懊恼过痛苦过，但流过泪后，擦干泪水，又一次点燃希望之火，用心过日子，将日子过得红火，让周围的人幸福、快乐。
王石感慨地说：“我非常受启发。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 2000多亩（24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
二、云南红塔集团诸时健案例带给营销心理学的启示
了解案例只是知道，而不是亲身体验。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文章往往是间接经验的，未必深刻。但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
01．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问题。今天中国的企业中，以上海为例，88万家企业，有多少具备真正强大的制度和激励机制？有多少老板真正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具有远见或是见识？还是只顾眼前利益？曾国藩说，“凡办大事，见识为主，才能辅之”。远见首先是能看远，然后怎么保证实现目标，则管理很重要，包括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02．团队成员的心理需求满足和自我提升需求满足问题。团队成员是核心，以人为本，这是个核心。如何以人为本，如何进行对人的各种正当心理需求进行满足，及对其进步进行满足，则也是必须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03．核心是销售队伍管理问题。中国企业的小老板们，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从给别的老板打工时候销售负责人的位置上跳出来的，说造反也好，说独立也好，都是这么起来的。本质上，分配不公是一个核心因素。销售干的很好到一定程度，手里有了大客户，就存在一个问题，销售负责人“挟客户以令老板”，老子凭什么给你打工？凭什么挣钱百分之八九十被老板合法剥夺？然后自己干。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就绝对不是某一个两个人的个人品德问题，肯定有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而对许多SOHO起家或小规模起家的公司来说，销售是生命线，这一块如何弄，非常关键。
三、结束语
前几天，我的一个部下，一个运营总监找我，谈季度考核时候，谈了他的心理不平衡。事实上从另一个高度来分析，就是一个分配和激励机制的问题。2009年经济形势不好，许多很小的企业倒闭，老板都出来找工作，我接触了若干个，也招聘了其中一些。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他们许多人经营不下去，表面现象是现金流不能维持，深入看，还是分配制度，激励机制和销售队伍的问题。有的是没有强的销售，有的是销售流动太强，不行的老板看不上，行的自己去当老板，这些多发生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中，而这些人，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脊梁和支柱，不可不察。我有一个导师，我经常请教他关于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我曾经把某一个分公司的提成从毛利的15%改革到5%，这个导师就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他告诉我，在公司的运营和受理模式成立之前，在以单点销售为现金流和主要渠道的情况下，要注意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的平衡。今天，我也把这个导师的话送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