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一场毛毛细雨变成倾盆大雨之后，莫斯科这条平日繁忙的街道上没有了车辆，甚至连警察也没有了。
然而，在这样一个交通规则曾被视为可遵守可不遵守的城市，十几个行人仍然在人行道边，在雨中耐心地等待着红灯倒数完160秒再穿过马路。
为什么他们在根本没有被车辆撞到的危险、也不会因为乱穿马路遭到罚款的情况下，还愿意耐心等红灯？“我一直都尽量守规则。我想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被问到这个问题时，22岁的快递员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Aleksei Smirnov)回答说。
莫斯科的20世纪90年代是充满反抗、拥抱自由的10年，对于曾在那段时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斯米尔诺夫这种遵守良好行为规范的行为会让他们震惊地想到，自从弗拉迪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1999年掌权以来，俄罗斯，至少是它的首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尽管俄罗斯发生了那么多事，要想理解这种变化的本质方向，还是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普京：一个邪恶的前克格勃官员，一心把国家拖回苏联时代那种可怕的顺从之中，抑或只是一个强硬但拥有现代意识的执法者，致力于为混乱带来一点秩序？
人们愈来愈遵守讨厌的交通信号灯指示，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这是一种证据，表明不管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们怎样对缓慢推进的独裁专制充满抱怨，普京的铁腕统治，以及他亲手选择谢尔盖·S·索比亚宁(Sergei S. Sobyanin)来担任莫斯科市长，这一切都带来了一种早该到来的变化，让社会向更加温和守法的方向前进。
“人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交通规则和其他规则，”莫斯科交通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亚历山大·波利亚科夫(Alexander Polyakov)说道。这里是一套精密的交通监控系统的总部，管理着城区各地的4万个交通信号灯和15万个摄像头，它还有一套庞大的数据存储设施，用来保存所有街头传回来的视频。
莫斯科的交通管理者们在主控室里看着投影在大屏幕上的街景，监控着每天在市内流动的350万辆车辆，以及数量更多的步行者。
波利亚科夫说，西方人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充满残酷压迫的无法无天之地，这种观念让他吃惊。他坚持说，至少在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方面，人们遵守规则不是因为害怕罚款（最高可达500卢布，约合8美元），而是因为“现在他们尊敬自己，也互相尊重”。
他说，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莫斯科所盛行的那种胡干蛮干的风气，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人们再也不想冒险了”，因为他们明白，遵守规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他的观点同普京一再强调的更加严格的纪律与秩序不谋而合。掌权后不久，普京便发誓实行“法律的专政”，他说，它将适用于所有人，结束苏联1991年解体后的混乱状态。
但是很多人非常怀疑普京有没有履行这个承诺——甚至也许根本就没有兴趣履行这个承诺。执法机构和法院经常为小小事端或莫须有的罪名去迫害政府的批评者，却没什么心思去惩处人脉丰富的内部人士所犯下的更为严重的罪行。
莱昂·科萨尔斯(Leon Kosals)是一位社会学家，在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的法律系任教，他说，莫斯科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得到公正，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但他也说，人们愈来愈努力遵守交通规则和其他规则“是因为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体制很公平”。
科萨尔斯补充说，这样的行为与其说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倒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人们轻蔑地表示他们也渴望享受西方的现代性，这一政治与文化领域经常遭到国有新闻媒体的诋毁，西方被描绘为堕落的悲惨深渊，充满恐俄者和同性恋。
360doc
对于任何曾在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莫斯科的人来说，如今这种遵守良好行为规范的行为会让他们震惊地想到，这座城市，乃至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科萨尔斯说，莫斯科市政府控制住了交通警察中一度猖獗的腐败现象，斥巨资美化这座城市，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促成行人改变自身习惯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很多莫斯科人都渴望过上一种不一样的、更为文明的生活。
其结果，他说，“就是一个可惜非常罕有的俄罗斯成功故事。”
“在这个领域里，”他说，“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根据为全球交通状况编纂年度调查的荷兰公司TomTom的资料，莫斯科在交通高峰时期仍然会出现严重的拥堵，如今它是全世界第五大最拥堵城市。
但是这比起几年前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当时莫斯科击败墨西哥城、曼谷和其他以拥堵著称的地方，一举成为全球交通状况最差的城市。
莫斯科交通管理中心的波利亚科夫说，带来这一进步的原因包括新修道路，一套全新自动化的驾车罚款系统，以及司机和行人们变得更守规矩了。由于引入了新的交通信号灯，现在行人可以准确地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几秒才能过马路了。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用不着等很久，能看到走到街对面的希望，”波利亚科夫说。
俄罗斯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达成目标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一方面克里姆林宫谴责美国和欧洲恶意威胁，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与此同时，莫斯科这座城市却在品味、习惯与抱负这些方面变得愈来愈欧洲化了。
在地铁入口处扶一下大门，以防门打在后面的人脸上，这样的基本礼仪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城市职业人士当中。
“这真是个奇妙的现象——这是一场都市革命。”保护活动人士与城市规划专家谢尔盖·尼基丁(Sergei Nikitin)说，“我从来没想到莫斯科人会这样关心自己的城市，也彼此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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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莫斯科正在经历“真正的士绅化，因为它变得愈来愈温文尔雅”。
起带头作用的是斯米尔诺夫这样的莫斯科年轻人，他们没有苏联时代的记忆，也去过俄罗斯之外的各地旅行。但如今他们的长辈也大都愿意在过马路时等待信号灯了。
塔季扬娜·马科夫索娃(Tatiana Markovsova)是一位苏联时代曾在伦敦工作过的外交官的妻子，前不久下那场雨时，她就站在斯米尔诺夫旁边等待信号灯，但是她说，遵守信号灯指示不并不表明人们日渐接受欧洲方式，倒像是对苏联时代纪律性的一种健康回归。
“叶利钦掌权的时候，一切都乱糟糟的，”她说。“他总喝得醉醺醺的，没人守规矩。现在事态总算回归正轨了。”
她还补充说，她认为行人愿意等待信号灯，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罚款或者被车撞。
然而城市规划专家尼基丁却认为，许多莫斯科人愈来愈愿意遵守行人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这和苏联时期的心态正相反”，那时人们总得在商店外面排长队购买物品，从而培育出了听天由命的耐心，而且还总是担心受到惩罚。
“很多文化因素在这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只是罚款，”他说。“这关乎文明，而非纪律。”
尼基丁称赞莫斯科当局用各种项目美化这座城市——翻修破旧的建筑，重新铺路，拓宽人行道，增设自行车道。
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反对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的人士，抱怨这些在2011年莫斯科的大规模反普京抗议活动之后大张旗鼓展开的美化行动。这座城市外貌的变化成功地安抚或者至少是平息了中产阶级居民的不满，对骑自行车的人、行人以及推婴儿车的年轻父母们来说，尤其是那些在2011年上街抗议的社会地位在上升的人来说，莫斯科变得友好多了。
尼基丁说，虽然改变这座城市的外貌不会解决俄罗斯的很多深层问题，但它鼓励居民遵守新的更为文明的行为准则。
“美化是真实存在的。你不能否认它，”他说。“这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莫斯科——一场毛毛细雨变成倾盆大雨之后，莫斯科这条平日繁忙的街道上没有了车辆，甚至连警察也没有了。
然而，在这样一个交通规则曾被视为可遵守可不遵守的城市，十几个行人仍然在人行道边，在雨中耐心地等待着红灯倒数完160秒再穿过马路。
为什么他们在根本没有被车辆撞到的危险、也不会因为乱穿马路遭到罚款的情况下，还愿意耐心等红灯？“我一直都尽量守规则。我想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被问到这个问题时，22岁的快递员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Aleksei Smirnov)回答说。
莫斯科的20世纪90年代是充满反抗、拥抱自由的10年，对于曾在那段时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斯米尔诺夫这种遵守良好行为规范的行为会让他们震惊地想到，自从弗拉迪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1999年掌权以来，俄罗斯，至少是它的首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尽管俄罗斯发生了那么多事，要想理解这种变化的本质方向，还是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普京：一个邪恶的前克格勃官员，一心把国家拖回苏联时代那种可怕的顺从之中，抑或只是一个强硬但拥有现代意识的执法者，致力于为混乱带来一点秩序？
人们愈来愈遵守讨厌的交通信号灯指示，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这是一种证据，表明不管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们怎样对缓慢推进的独裁专制充满抱怨，普京的铁腕统治，以及他亲手选择谢尔盖·S·索比亚宁(Sergei S. Sobyanin)来担任莫斯科市长，这一切都带来了一种早该到来的变化，让社会向更加温和守法的方向前进。
“人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交通规则和其他规则，”莫斯科交通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亚历山大·波利亚科夫(Alexander Polyakov)说道。这里是一套精密的交通监控系统的总部，管理着城区各地的4万个交通信号灯和15万个摄像头，它还有一套庞大的数据存储设施，用来保存所有街头传回来的视频。
莫斯科的交通管理者们在主控室里看着投影在大屏幕上的街景，监控着每天在市内流动的350万辆车辆，以及数量更多的步行者。
波利亚科夫说，西方人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充满残酷压迫的无法无天之地，这种观念让他吃惊。他坚持说，至少在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方面，人们遵守规则不是因为害怕罚款（最高可达500卢布，约合8美元），而是因为“现在他们尊敬自己，也互相尊重”。
他说，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莫斯科所盛行的那种胡干蛮干的风气，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人们再也不想冒险了”，因为他们明白，遵守规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他的观点同普京一再强调的更加严格的纪律与秩序不谋而合。掌权后不久，普京便发誓实行“法律的专政”，他说，它将适用于所有人，结束苏联1991年解体后的混乱状态。
但是很多人非常怀疑普京有没有履行这个承诺——甚至也许根本就没有兴趣履行这个承诺。执法机构和法院经常为小小事端或莫须有的罪名去迫害政府的批评者，却没什么心思去惩处人脉丰富的内部人士所犯下的更为严重的罪行。
莱昂·科萨尔斯(Leon Kosals)是一位社会学家，在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的法律系任教，他说，莫斯科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得到公正，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但他也说，人们愈来愈努力遵守交通规则和其他规则“是因为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体制很公平”。
科萨尔斯补充说，这样的行为与其说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倒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人们轻蔑地表示他们也渴望享受西方的现代性，这一政治与文化领域经常遭到国有新闻媒体的诋毁，西方被描绘为堕落的悲惨深渊，充满恐俄者和同性恋。
360doc
对于任何曾在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莫斯科的人来说，如今这种遵守良好行为规范的行为会让他们震惊地想到，这座城市，乃至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科萨尔斯说，莫斯科市政府控制住了交通警察中一度猖獗的腐败现象，斥巨资美化这座城市，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促成行人改变自身习惯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很多莫斯科人都渴望过上一种不一样的、更为文明的生活。
其结果，他说，“就是一个可惜非常罕有的俄罗斯成功故事。”
“在这个领域里，”他说，“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根据为全球交通状况编纂年度调查的荷兰公司TomTom的资料，莫斯科在交通高峰时期仍然会出现严重的拥堵，如今它是全世界第五大最拥堵城市。
但是这比起几年前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当时莫斯科击败墨西哥城、曼谷和其他以拥堵著称的地方，一举成为全球交通状况最差的城市。
莫斯科交通管理中心的波利亚科夫说，带来这一进步的原因包括新修道路，一套全新自动化的驾车罚款系统，以及司机和行人们变得更守规矩了。由于引入了新的交通信号灯，现在行人可以准确地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几秒才能过马路了。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用不着等很久，能看到走到街对面的希望，”波利亚科夫说。
俄罗斯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达成目标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一方面克里姆林宫谴责美国和欧洲恶意威胁，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与此同时，莫斯科这座城市却在品味、习惯与抱负这些方面变得愈来愈欧洲化了。
在地铁入口处扶一下大门，以防门打在后面的人脸上，这样的基本礼仪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城市职业人士当中。
“这真是个奇妙的现象——这是一场都市革命。”保护活动人士与城市规划专家谢尔盖·尼基丁(Sergei Nikitin)说，“我从来没想到莫斯科人会这样关心自己的城市，也彼此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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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莫斯科正在经历“真正的士绅化，因为它变得愈来愈温文尔雅”。
起带头作用的是斯米尔诺夫这样的莫斯科年轻人，他们没有苏联时代的记忆，也去过俄罗斯之外的各地旅行。但如今他们的长辈也大都愿意在过马路时等待信号灯了。
塔季扬娜·马科夫索娃(Tatiana Markovsova)是一位苏联时代曾在伦敦工作过的外交官的妻子，前不久下那场雨时，她就站在斯米尔诺夫旁边等待信号灯，但是她说，遵守信号灯指示不并不表明人们日渐接受欧洲方式，倒像是对苏联时代纪律性的一种健康回归。
“叶利钦掌权的时候，一切都乱糟糟的，”她说。“他总喝得醉醺醺的，没人守规矩。现在事态总算回归正轨了。”
她还补充说，她认为行人愿意等待信号灯，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罚款或者被车撞。
然而城市规划专家尼基丁却认为，许多莫斯科人愈来愈愿意遵守行人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这和苏联时期的心态正相反”，那时人们总得在商店外面排长队购买物品，从而培育出了听天由命的耐心，而且还总是担心受到惩罚。
“很多文化因素在这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只是罚款，”他说。“这关乎文明，而非纪律。”
尼基丁称赞莫斯科当局用各种项目美化这座城市——翻修破旧的建筑，重新铺路，拓宽人行道，增设自行车道。
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反对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的人士，抱怨这些在2011年莫斯科的大规模反普京抗议活动之后大张旗鼓展开的美化行动。这座城市外貌的变化成功地安抚或者至少是平息了中产阶级居民的不满，对骑自行车的人、行人以及推婴儿车的年轻父母们来说，尤其是那些在2011年上街抗议的社会地位在上升的人来说，莫斯科变得友好多了。
尼基丁说，虽然改变这座城市的外貌不会解决俄罗斯的很多深层问题，但它鼓励居民遵守新的更为文明的行为准则。
“美化是真实存在的。你不能否认它，”他说。“这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