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读书笔记
政管学院1001班 [1**********]3 吕娴
一个学期的社会保险学，看了老师列的一些参考文献以及一本参考书目，即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下面主要是对该书的介绍。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他与那些热衷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我们都不会否认下面的观点：饥饿是指一个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这与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饥荒则是指某个区域的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要研究饥荒，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森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贫困与饥荒的，得出的结论：饥荒是由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在森看来，贫困就是一种权利失败。接下来，我想回到文本，简要理顺一下作者的思路。
与大部分著作的书写方式一样，森也是先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引入分析问题的方法——权利方法，然后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饥荒案例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权利方法。作者在阐释书本将要探讨的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倾向性观点。
第1章，作者谈贫困与权利，焦点集中在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上。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既然饥饿与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那么与什么相关呢？作者认为是权利，饥饿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食物的能力（权利）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权利体系分析方法能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和饥荒分析。权利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权利归为一点的话，就是“交换权利”。它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禀赋转换为另一组商品的这样一种能力集合。接下来，自然就要探讨生产方式、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因为这都与交换权利相关。生产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等级和社会地位，这也会影响到实际的交换权利，以及对产出品的实际控制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尤为重要”；第三个方面，就是粮食供给与饥饿的关系，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说，我们传统思维总让我们产生幻觉，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却忽视了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第2章，作者极力描述贫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坚持贫困概念只与穷人有关。把贫困概念仅与穷人挂钩，旨在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贫困
概念有很多方法，生物学方法注重人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标准，但其应用存在明确的三个问题，却不影响其中的确存在的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平等方法则为转移收入提供了依据，相对贫困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但森还认为，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补充，而不能是替代，因为饥荒的存在，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确证。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看法，贫困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这种观点主观成分很大；还有些学者认为贫困是一个政策性定义，因为贫困的度量标准一般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森总结说，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但是“贫困的标准”以及对“贫困的加总”这些总体描述，又具有随意性和含糊性，所以在选择实际做法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
第3章，作者探讨如何识别贫困，以及如何对贫困加总。首先，作者提到了“特性”这一个概念，例如，鸡肉和大豆这两种商品都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作为一种“特性”，还可以从其他商品食物中获得。如果我们把对商品的需求改成对“特性”的需求，那么供给来源会更加多样、丰富。广义分析“特性”的话，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读写能力”与“小学教育”，我们发现，相比“小学教育”这一个商品服务，“读写能力”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当然，“特性”来源或许会多样化，但社会偏好的存在又使得某些特性只能从特定商品中获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给分析问题一个新视角。谈贫困的加总，森从两种方法入手：一种是直接方法，即只考察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称为基本需求集合；另一种是收入法，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转化成货币形式，再考察实际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之下。“直接法”不取决于特殊的消费行为假设，森认为更具优越性。后面的内容都在讨论加总贫困的一些指数化标准问题，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忽视了收入差距，而收入缺口比率I则忽视了贫困人数，所以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引入了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从而推导出了贫困度量P。森比较赞成这种“多元主义”标准，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贫困的总评价中，我们必须关注有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特征的各种思想”。
第4章，这一章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对饥饿和饥荒的几点补充性说明。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饥荒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层，谁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谁就更可能避免受到饥荒的影响，即食物总量的短缺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的能力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
第5章，作者主要在介绍权利分析方法。所谓的权利分析方法，与国际贸易理论类似，主要集中在交换。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得到对“我”需要的东西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权利方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权利不容易界定，具有模糊性；二是权利关系受到既定法律制度的限制，若在可能遭到破坏秩序的社会中，就不适用了。由此，饥饿便是由权利失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两方面。
第6至9章，森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四个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不同阶级对商品的实际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在粮食总量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而且不同阶级的命运也相差很大。森用自己的权利分析方法对几次饥荒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更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
造成的。权利，特别是贸易权利的保障，可能对饥荒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官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囤积”造成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这也足见FAD方法的局限性。森本人对过度倚重FAD方法来分析饥荒现象这一做法深恶痛绝。
第10章，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再次回到了权利与贫困主题上。森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粮食问题，即在权利关系的意义上，把粮食问题当作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问题。”权利方法注重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这可能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说明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权力路径理论，权力结构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的基本权利即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系统建立之后，失业者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老年人可以领到养老金，贫困人口则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贫困救济金’”，“社会保障系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
社会保障是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阿玛蒂亚森指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系统尤为重要。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的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平均高收入，也不是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的最低交换权利。同时，他还以中国为例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得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由此可见，饥荒虽不是社会保障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当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最基本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它的存在与否却会直接影响饥荒乃至贫困的发生，从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社会保障应该以平等为原则。在社会保障原则方面，森旗帜鲜明地主张一种平等保护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则是严重不平等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体现在社会保障上，便是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变成城里人的一项特权。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体制内的人拥有更多的交换权利，而体制外的人则明显没有收到这种好处。虽然我们已经或正在为农村居民建立养老保险、新农合，并致力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建立适合其群体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但长期的理念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问题重重，且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进而给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添加了新的障碍。这一系列问题不由得我们不去反思。因此，应当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社会保障体系。
慈善事业是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当土地的保障能力下降，甚至是失去土地时（如失地农民），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便无以保障，其结果只能是出卖劳动力；当劳动的权利都因种种原因而丧失或被剥夺时，他们又该如何去实现最为基础的交换权呢？陷入贫困成为不可避免的。根据作者的权力结构理论，这部分人只能是寻求继承和转移的权利。当继承几乎是不可能的时候，接受转移支付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寻得政府的转移支付，如社会救济外，还要发挥社会第三方的作
用，如以捐赠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慈善事业。因此，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外，慈善事业也是需要发扬的。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读书笔记
政管学院1001班 [1**********]3 吕娴
一个学期的社会保险学，看了老师列的一些参考文献以及一本参考书目，即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下面主要是对该书的介绍。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他与那些热衷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我们都不会否认下面的观点：饥饿是指一个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这与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饥荒则是指某个区域的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要研究饥荒，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森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贫困与饥荒的，得出的结论：饥荒是由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在森看来，贫困就是一种权利失败。接下来，我想回到文本，简要理顺一下作者的思路。
与大部分著作的书写方式一样，森也是先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引入分析问题的方法——权利方法，然后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饥荒案例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权利方法。作者在阐释书本将要探讨的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倾向性观点。
第1章，作者谈贫困与权利，焦点集中在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上。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既然饥饿与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那么与什么相关呢？作者认为是权利，饥饿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食物的能力（权利）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权利体系分析方法能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和饥荒分析。权利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权利归为一点的话，就是“交换权利”。它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禀赋转换为另一组商品的这样一种能力集合。接下来，自然就要探讨生产方式、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因为这都与交换权利相关。生产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等级和社会地位，这也会影响到实际的交换权利，以及对产出品的实际控制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尤为重要”；第三个方面，就是粮食供给与饥饿的关系，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说，我们传统思维总让我们产生幻觉，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却忽视了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第2章，作者极力描述贫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坚持贫困概念只与穷人有关。把贫困概念仅与穷人挂钩，旨在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贫困
概念有很多方法，生物学方法注重人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标准，但其应用存在明确的三个问题，却不影响其中的确存在的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平等方法则为转移收入提供了依据，相对贫困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但森还认为，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补充，而不能是替代，因为饥荒的存在，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确证。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看法，贫困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这种观点主观成分很大；还有些学者认为贫困是一个政策性定义，因为贫困的度量标准一般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森总结说，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但是“贫困的标准”以及对“贫困的加总”这些总体描述，又具有随意性和含糊性，所以在选择实际做法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
第3章，作者探讨如何识别贫困，以及如何对贫困加总。首先，作者提到了“特性”这一个概念，例如，鸡肉和大豆这两种商品都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作为一种“特性”，还可以从其他商品食物中获得。如果我们把对商品的需求改成对“特性”的需求，那么供给来源会更加多样、丰富。广义分析“特性”的话，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读写能力”与“小学教育”，我们发现，相比“小学教育”这一个商品服务，“读写能力”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当然，“特性”来源或许会多样化，但社会偏好的存在又使得某些特性只能从特定商品中获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给分析问题一个新视角。谈贫困的加总，森从两种方法入手：一种是直接方法，即只考察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称为基本需求集合；另一种是收入法，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转化成货币形式，再考察实际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之下。“直接法”不取决于特殊的消费行为假设，森认为更具优越性。后面的内容都在讨论加总贫困的一些指数化标准问题，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忽视了收入差距，而收入缺口比率I则忽视了贫困人数，所以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引入了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从而推导出了贫困度量P。森比较赞成这种“多元主义”标准，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贫困的总评价中，我们必须关注有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特征的各种思想”。
第4章，这一章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对饥饿和饥荒的几点补充性说明。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饥荒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层，谁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谁就更可能避免受到饥荒的影响，即食物总量的短缺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的能力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
第5章，作者主要在介绍权利分析方法。所谓的权利分析方法，与国际贸易理论类似，主要集中在交换。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得到对“我”需要的东西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权利方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权利不容易界定，具有模糊性；二是权利关系受到既定法律制度的限制，若在可能遭到破坏秩序的社会中，就不适用了。由此，饥饿便是由权利失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两方面。
第6至9章，森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四个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不同阶级对商品的实际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在粮食总量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而且不同阶级的命运也相差很大。森用自己的权利分析方法对几次饥荒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更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
造成的。权利，特别是贸易权利的保障，可能对饥荒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官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囤积”造成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这也足见FAD方法的局限性。森本人对过度倚重FAD方法来分析饥荒现象这一做法深恶痛绝。
第10章，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再次回到了权利与贫困主题上。森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粮食问题，即在权利关系的意义上，把粮食问题当作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问题。”权利方法注重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这可能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说明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权力路径理论，权力结构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的基本权利即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系统建立之后，失业者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老年人可以领到养老金，贫困人口则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贫困救济金’”，“社会保障系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
社会保障是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阿玛蒂亚森指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系统尤为重要。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的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平均高收入，也不是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的最低交换权利。同时，他还以中国为例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得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由此可见，饥荒虽不是社会保障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当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最基本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它的存在与否却会直接影响饥荒乃至贫困的发生，从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社会保障应该以平等为原则。在社会保障原则方面，森旗帜鲜明地主张一种平等保护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则是严重不平等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体现在社会保障上，便是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变成城里人的一项特权。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体制内的人拥有更多的交换权利，而体制外的人则明显没有收到这种好处。虽然我们已经或正在为农村居民建立养老保险、新农合，并致力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建立适合其群体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但长期的理念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问题重重，且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进而给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添加了新的障碍。这一系列问题不由得我们不去反思。因此，应当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社会保障体系。
慈善事业是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当土地的保障能力下降，甚至是失去土地时（如失地农民），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便无以保障，其结果只能是出卖劳动力；当劳动的权利都因种种原因而丧失或被剥夺时，他们又该如何去实现最为基础的交换权呢？陷入贫困成为不可避免的。根据作者的权力结构理论，这部分人只能是寻求继承和转移的权利。当继承几乎是不可能的时候，接受转移支付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寻得政府的转移支付，如社会救济外，还要发挥社会第三方的作
用，如以捐赠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慈善事业。因此，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外，慈善事业也是需要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