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史上,带有“牛虻”特征的学者,孙冶方可谓是典型中的典型。 早在半个世纪前,孙冶方就认识到中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主张。只是,在那个“左”的思潮和政策甚嚣尘上的时代,孙冶方的“先知先觉”非但不被认可,反而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扣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 颇令人佩服的是,就在蹲监牢的七年间,孙冶方依旧以“牛虻”式的激情,在与旧体制的对垒中开辟出了一个新战场――“撰写”出一部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论》――共计二十一章一百八十三节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从而与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起,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掀起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准备。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牛虻”孙冶方淡出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快三十年了,但他绝对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不该被忘却的人。 仗义执言陈弊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冶方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几年下来,在实际工作中,孙冶方慢慢地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了:有好多经济学家和主抓经济工作的官员,竟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 “这怎么可能呢?”孙冶方摇头苦笑,“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挥着作用,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于是,他口出直言: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依次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眼见一些人依旧置若罔闻,孙冶方心里不禁隐隐作痛。 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找了过来,说:“有一项任务,由你、薛暮桥和于光远,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如何?”沉吟了片刻,孙冶方喜上眉梢:中国人向来喜欢列宁说的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倘若写出来一本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读物,不就解决了大伙儿的思想认识问题了吗?遂满口答应下来。 于是,在工作之余,孙冶方见缝插针地做起准备工作来:搭班子,研讨,探索。 七年牢狱炼佳作 1957年,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从此有了充分的酝酿与构思的时间和空间。 转眼,两年过去了。 1959年12月,或许是久久不见动静吧,国家主席刘少奇把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等经济学家召集一起开座谈会,刘少奇开门见山地问道:“怎么回事儿,你们不会是光顾着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忘记了陆定一同志的吩咐吧?”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孙冶方首先做了汇报:“主席,我们经济研究所正准备编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听后,刘少奇很是赞赏,鼓励道:“既然有谱儿了,那就要抓紧时间写出来哟,也好让同志们学习一下!要知道,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不独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也重重点着头。 回来之后,孙冶方立刻抽调了二十九位得力人员,专事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埋头苦干了半年多,孙冶方带领大家写出了一百一十万字的初稿,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分组和集中讨论起来,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初步设想》。 为了聆听更多的意见,孙冶方捧着厚厚的初稿意见和二稿设想,先南下上海、南京,后北上呼和浩特、哈尔滨,组织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除此之外,还给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班学生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学论》,以倾听年青一代学子的看法和提议。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孙冶方就有了新的轮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的逻辑,《社会主义经济论》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先分析生产过程,再讲解流通过程,后叙述整个生产过程。只是,在欣喜之余,孙冶方也有为难之处:时下,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流通”。因而,“流通篇”成了个十足的难点! 犹豫,徘徊,孙冶方来回地斟酌着。 1963年1月,孙冶方终于下定了决心,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因此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一方面奋笔疾书撰写了一系列分析经济体制弊端和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比如:针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写出《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多年来人们奉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奈,在当时“左”的思潮和政策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这些思想和主张很显然又是“不合时宜”的。 1964年10月,孙冶方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在外人看来,孙冶方这下子应该“老实”了。但谁也没有想到,还没过多久呢,他就再度“口无遮拦”起来:有一次,在参加《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座谈会时,他先发表了一通关于“价格不能背离价值”的演说,然后当着大伙儿的面说道:“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又有一次,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即兴发表了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当有人好心劝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时,他一甩袖子回答道:“你要知道,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没研究过那玩意儿。”还有一次,在被指定去参加讨论一篇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的会议时,他当众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性,然后不留情面地严正声明:“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但我今天还是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眼见孙冶方越来越“不守规矩”,所谓的“拥党分子”恼羞成怒,对他的打击也就一步步升级。 1968年4月4日夜,伸手不见五指。一伙造反派冲进孙冶方的住所,以“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把他五花大绑抓走,投进了北京秦城监狱。 即便是坐了牢房,孙冶方还是“闲不住”,一天到晚都在琢磨着:“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掉,我要为真理而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做客观公正的判决。”于是,入狱才几天,他就兀自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大脑里回忆和思考起了先前写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来。 琢磨久了,头脑就格外清晰起来。孙冶方乐了:“好,从现在起,开工干活了!”只是,牢房里没有笔和纸。 趁着吃饭和放风的时候,孙冶方跟牢房管理员套起近乎来:“哎,伙计,给俺找些笔和纸来,好吧?”谁知,牢房管理员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好大一会儿才淡淡地扔过来一句:“要笔和纸做什么?”孙冶方满脸堆笑:“嘿嘿,不做什么,就是想写点东西罢了。”这下子,牢房管理员警觉起来,喝道:“该不是又写你的‘反党文字’吧?想要笔和纸,门儿都没有!”就这样,磨破了嘴皮子,孙治方还是没要来笔和纸。无奈,孙冶方只好另想他法。
忽一日,一道灵光划过脑海,孙冶方兴奋得跳了起来:“对嘛,没有笔,没有纸,我就打腹稿呗。”于是,每天盘腿端坐在冰凉潮湿的土坯床上,孙冶方微闭着双眼,默默地“写”呀“写”,“写”完一节后再进行下一节,“写”完一章后再进行下一章。就这样,几个月后,《社会主义经济论》终于“写”完了。 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奇书”: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把剩余价值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一样,孙冶方也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了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而且,尤为有意思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开篇处,孙冶方还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了一个极富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兴奋过后,孙冶方很快又发愁了:“还是不行啊,时间久了会忘掉的……”没辙,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果实,他只得再度微闭着双眼端坐在冰凉潮湿的土坯床上默默地“写”开了。 就这样,在身陷绝境的七年间,孙冶方“默写”了一遍又一遍《社会主义经济论》,共八十五遍。 壮志未酬留遗憾 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出狱了。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自然的自由空气,孙冶方的心情立时愉悦到了极点――但也就在一瞬间,一股阴森森的凉意袭上了心头:七年,整整七年啊,大好的光阴就这么白白地逝去了…… 为了尽快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孙冶方不顾年老体弱,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一边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一边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孙冶方代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的薛暮桥一起,主持了盛况空前的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并做了《价值规律的内因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 散会后,孙冶方开始追记《社会主义经济论》。就在这个时候,已然高强度、超负荷地工作了多时的孙冶方,终于累倒了――经过诊断,竟是肝癌,且已开始扩散。 孙冶方顿时呆住了,不过,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就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只是心有不甘:“如此,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咋办呢?” 获悉了孙冶方的想法之后,正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孙尚清同志主动找上门来:“孙老,要不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协助您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如何?”想了想,孙冶方欣喜地点了点头。回来后,孙尚清立刻抽调人手,成立了由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尘、林泉水、林春松、霍建超组成的七人编写小组,来配合孙冶方。 1980年1月14日,七人编写小组进驻病房,开始记录然后整理孙冶方的一词一句,最终于当年夏天起草出了长达十五万多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 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大家慢慢地发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论》中,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阐述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也就是说,孙冶方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打开思想牢笼、为改革理论和实践做出铺垫。 1983年2月22日,北京首都医院。在肝癌的疼痛中,七十五岁的孙冶方恋恋不舍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他钟情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令有识之士扼腕叹息。 一代大师,在改革开放的和风细雨开始滋润华夏大地的时候,却永远地离开了为之奔走呼号了多年的经济改革阵地,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莫大的遗憾! 为了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1983年6月19日,由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徐雪寒等五十五位经济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专事表彰对经济科学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 (责任编辑/金 翎)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史上,带有“牛虻”特征的学者,孙冶方可谓是典型中的典型。 早在半个世纪前,孙冶方就认识到中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主张。只是,在那个“左”的思潮和政策甚嚣尘上的时代,孙冶方的“先知先觉”非但不被认可,反而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扣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 颇令人佩服的是,就在蹲监牢的七年间,孙冶方依旧以“牛虻”式的激情,在与旧体制的对垒中开辟出了一个新战场――“撰写”出一部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论》――共计二十一章一百八十三节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从而与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起,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掀起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准备。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牛虻”孙冶方淡出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快三十年了,但他绝对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不该被忘却的人。 仗义执言陈弊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冶方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几年下来,在实际工作中,孙冶方慢慢地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了:有好多经济学家和主抓经济工作的官员,竟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 “这怎么可能呢?”孙冶方摇头苦笑,“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挥着作用,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于是,他口出直言: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依次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眼见一些人依旧置若罔闻,孙冶方心里不禁隐隐作痛。 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找了过来,说:“有一项任务,由你、薛暮桥和于光远,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如何?”沉吟了片刻,孙冶方喜上眉梢:中国人向来喜欢列宁说的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倘若写出来一本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读物,不就解决了大伙儿的思想认识问题了吗?遂满口答应下来。 于是,在工作之余,孙冶方见缝插针地做起准备工作来:搭班子,研讨,探索。 七年牢狱炼佳作 1957年,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从此有了充分的酝酿与构思的时间和空间。 转眼,两年过去了。 1959年12月,或许是久久不见动静吧,国家主席刘少奇把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等经济学家召集一起开座谈会,刘少奇开门见山地问道:“怎么回事儿,你们不会是光顾着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忘记了陆定一同志的吩咐吧?”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孙冶方首先做了汇报:“主席,我们经济研究所正准备编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听后,刘少奇很是赞赏,鼓励道:“既然有谱儿了,那就要抓紧时间写出来哟,也好让同志们学习一下!要知道,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不独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也重重点着头。 回来之后,孙冶方立刻抽调了二十九位得力人员,专事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埋头苦干了半年多,孙冶方带领大家写出了一百一十万字的初稿,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分组和集中讨论起来,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初步设想》。 为了聆听更多的意见,孙冶方捧着厚厚的初稿意见和二稿设想,先南下上海、南京,后北上呼和浩特、哈尔滨,组织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除此之外,还给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班学生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学论》,以倾听年青一代学子的看法和提议。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孙冶方就有了新的轮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的逻辑,《社会主义经济论》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先分析生产过程,再讲解流通过程,后叙述整个生产过程。只是,在欣喜之余,孙冶方也有为难之处:时下,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流通”。因而,“流通篇”成了个十足的难点! 犹豫,徘徊,孙冶方来回地斟酌着。 1963年1月,孙冶方终于下定了决心,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因此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一方面奋笔疾书撰写了一系列分析经济体制弊端和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比如:针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写出《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多年来人们奉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奈,在当时“左”的思潮和政策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这些思想和主张很显然又是“不合时宜”的。 1964年10月,孙冶方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在外人看来,孙冶方这下子应该“老实”了。但谁也没有想到,还没过多久呢,他就再度“口无遮拦”起来:有一次,在参加《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座谈会时,他先发表了一通关于“价格不能背离价值”的演说,然后当着大伙儿的面说道:“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又有一次,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即兴发表了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当有人好心劝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时,他一甩袖子回答道:“你要知道,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没研究过那玩意儿。”还有一次,在被指定去参加讨论一篇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的会议时,他当众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性,然后不留情面地严正声明:“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但我今天还是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眼见孙冶方越来越“不守规矩”,所谓的“拥党分子”恼羞成怒,对他的打击也就一步步升级。 1968年4月4日夜,伸手不见五指。一伙造反派冲进孙冶方的住所,以“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把他五花大绑抓走,投进了北京秦城监狱。 即便是坐了牢房,孙冶方还是“闲不住”,一天到晚都在琢磨着:“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掉,我要为真理而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做客观公正的判决。”于是,入狱才几天,他就兀自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大脑里回忆和思考起了先前写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来。 琢磨久了,头脑就格外清晰起来。孙冶方乐了:“好,从现在起,开工干活了!”只是,牢房里没有笔和纸。 趁着吃饭和放风的时候,孙冶方跟牢房管理员套起近乎来:“哎,伙计,给俺找些笔和纸来,好吧?”谁知,牢房管理员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好大一会儿才淡淡地扔过来一句:“要笔和纸做什么?”孙冶方满脸堆笑:“嘿嘿,不做什么,就是想写点东西罢了。”这下子,牢房管理员警觉起来,喝道:“该不是又写你的‘反党文字’吧?想要笔和纸,门儿都没有!”就这样,磨破了嘴皮子,孙治方还是没要来笔和纸。无奈,孙冶方只好另想他法。
忽一日,一道灵光划过脑海,孙冶方兴奋得跳了起来:“对嘛,没有笔,没有纸,我就打腹稿呗。”于是,每天盘腿端坐在冰凉潮湿的土坯床上,孙冶方微闭着双眼,默默地“写”呀“写”,“写”完一节后再进行下一节,“写”完一章后再进行下一章。就这样,几个月后,《社会主义经济论》终于“写”完了。 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奇书”: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把剩余价值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一样,孙冶方也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了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而且,尤为有意思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开篇处,孙冶方还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了一个极富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兴奋过后,孙冶方很快又发愁了:“还是不行啊,时间久了会忘掉的……”没辙,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果实,他只得再度微闭着双眼端坐在冰凉潮湿的土坯床上默默地“写”开了。 就这样,在身陷绝境的七年间,孙冶方“默写”了一遍又一遍《社会主义经济论》,共八十五遍。 壮志未酬留遗憾 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出狱了。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自然的自由空气,孙冶方的心情立时愉悦到了极点――但也就在一瞬间,一股阴森森的凉意袭上了心头:七年,整整七年啊,大好的光阴就这么白白地逝去了…… 为了尽快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孙冶方不顾年老体弱,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一边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一边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孙冶方代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的薛暮桥一起,主持了盛况空前的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并做了《价值规律的内因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 散会后,孙冶方开始追记《社会主义经济论》。就在这个时候,已然高强度、超负荷地工作了多时的孙冶方,终于累倒了――经过诊断,竟是肝癌,且已开始扩散。 孙冶方顿时呆住了,不过,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就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只是心有不甘:“如此,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咋办呢?” 获悉了孙冶方的想法之后,正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孙尚清同志主动找上门来:“孙老,要不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协助您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如何?”想了想,孙冶方欣喜地点了点头。回来后,孙尚清立刻抽调人手,成立了由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尘、林泉水、林春松、霍建超组成的七人编写小组,来配合孙冶方。 1980年1月14日,七人编写小组进驻病房,开始记录然后整理孙冶方的一词一句,最终于当年夏天起草出了长达十五万多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 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大家慢慢地发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论》中,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阐述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也就是说,孙冶方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打开思想牢笼、为改革理论和实践做出铺垫。 1983年2月22日,北京首都医院。在肝癌的疼痛中,七十五岁的孙冶方恋恋不舍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他钟情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令有识之士扼腕叹息。 一代大师,在改革开放的和风细雨开始滋润华夏大地的时候,却永远地离开了为之奔走呼号了多年的经济改革阵地,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莫大的遗憾! 为了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1983年6月19日,由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徐雪寒等五十五位经济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专事表彰对经济科学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