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11月 Vol. 28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6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李 生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的衰落、统治者与富商大贾的扶植与引导、交通事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加以分析论述。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业发展；社会根源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6-0095-04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流入市场的产品日益增多，商铺店肆鳞次栉比，还出现了很多专业化的富商大贾。商业如此繁荣，究其原因，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具体说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井田制度的瓦解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等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原来那种因生产力低下所必需的集体生产已不再需要，小家庭个体生产已成为可能，这就势必导致村社井田制的瓦解。然而，井田制的瓦解并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同时在各地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自西周后期宣王时，一年一度的籍礼就被废除，“不籍千亩”[1](P15)标志着井田制开始瓦解。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和管仲实施“相地而衰征”[1](P236)，则标志着实物地租开始实行。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2](P766)则公开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尔后，中原各国都采用了按亩征税的制度。到了公元前359年和350年，商鞅在秦的两度改革，“终于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完整地从法权方面宣布了井田制度——农村公社或其次生形态田土形式的正式废除”[3](P241)。井田制废除的直接政治结果是动摇了周天子的权威，周天子失去了封国胙土的资格和能“夷王遂弱，力。“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4](P140)，荒服不朝”[5](P2871)，类似的违礼之举至春秋时期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周王这个天下大宗日渐失去了控制全局的能力，周室统一王权的衰落和新的统一王权的暂时空缺，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二、宗法制瓦解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井田制被废除，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上的宗法制也随之瓦解了。西周以来的由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
在了。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向在与宴子互述国内情况时，就曾说晋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2](P1236-1237)。宴子也指出，齐
[2](P1234)
国田氏逐渐强大，“此季氏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
看来各国情况都类似。如此动荡的环境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当时人员的流动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荀子曾在稷下之宫做祭酒，后又奔赴秦国，最后定居于楚兰陵著书立说。张仪则在列国游说，推行“合纵”政策。西周时那种“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2](P1480)的礼制宗法社会被完全改观了。此外，民众从业也有了一定的选择，有的从游学、事诗书；有的做游侠，弃农商；更有赵女郑姬“设形容，挟鸣琴”[6](P3271)而为倡优。当时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如白圭，以贩运粮谷、丝、漆、茧为业；宣曲任氏、桥姚贩运粮食、牲畜；乌氏倮贩牲畜、缯棉，财产多至用量牛马；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猗顿，以盐铁起家；刁间，逐鱼盐之利；师史长途贩运，转毂以百数，有财产七千万。较为自由的迁徙和择业的宽松环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得以迅猛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工商食官制度渐趋瓦解
西周及春秋前期，社会等级森严，社会秩序繁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
[2](P1284)
。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被束缚在这个繁文缛节、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就连从业也给予诸多的限制。当时，工商业处于官府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之下，工商行业的所有权、经营权都属于国家。工贾们在官府的监督、控制下劳动。由官府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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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4-04 作者简介：李生（1974-），男，吉林梅河口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先秦史。 - 95 -
第2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6期
衣食等菲薄的生活资料。他们的生产与流通，不是为了增殖，而是为了供统治者享用，这就是“工商食官”制度。此外，政府对市场上出售的物品也有很多限制，《礼记·王制》说：“圭璧金璋，不粥（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
[7](P47-48)
有些物品虽然准许出售，但仍有很多限制，粥于市。”
商人的活动。《左传·昭公十六年》还记载了一个晋国权臣韩起请求郑国国君替他向郑商索要玉环却遭到郑国大夫子产拒绝的故事。由此可见，郑国把商人的利益和发展本国商业看得是十分重要的。
卫国本是周初的重要封国。春秋初期，卫被狄人所破，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卫文公制定了“务财、训农、通商、惠工”[2](P273)政策，使卫国经济很快复苏，并走上了国家富裕之路。中兴后的卫国自此把发展工商业定为国策，商业遂成为卫国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支柱。
晋国在春秋是一个强国，这与晋国一向重视商贸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即位之初，采取了“通商，宽农，利器”[1](P371)等措施，壮大了本国的经济实力。晋悼公时，又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2](P972)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让人民经营，晋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楚国也非常重视商业活动。许多达官贵人都经营商业。1957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其商队在陆路以五十乘为限，水陆以一百五十艘大船为限，在楚国境内可以不纳税。可以说这种待遇还是很高的。[11](P340)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还在会盟中订立了一些保障商贸活动的条款。如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中的“毋忘宾旅”和“毋遏籴”[2](P327)；公元前579年，晋楚会盟中的“交贽往来，
[2](P856)
道路无雍”；公元前562年，在亳会盟中的“毋蕴年”、
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中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7](P47-48)由此可见，西周对商品买卖的限制是极其苛刻的，尽管如此，西周的工商食官制度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不严格的。
首先，私商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据说周文王时就发布“蚤过鼓励外来商人的告示：要他们“所至如归”[8](P78)，暮”[8](P78)都可贸易，物价贵贱“平均”[8](P78)，以便“利民”[8](P78)。这些外来商人显然都是私商。而《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出售“檿弧箕服”[1](P519)的夫妇则当为私营的个体工商户。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本身的弊端也日益突显出来。一方面，工商食官制下的百工、商贾都衣食于官，费用很大，使得统治者无法包揽管理，他们宁愿收取赋税，让给民间去办。另一方面，百工、商贾倍受压迫却生活贫困，因而消极怠工，使官方无利可图。官府中的百工甚至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王子朝因“百工之“百工叛”[2](P1435)，并“伐单氏之丧职秩者”[2](P1435)作乱，
宫”[2](P1435)；《左传·哀公十七年》又记卫国的“石圃因匠氏攻公”[2](P1711)；《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卫诸大夫“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2](P1725)。官营工商的反抗使当时一些诸侯国统治者无法再拘泥于“工商食官”的传统，开始对工商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在各诸侯国君的大力扶植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四、封建国家的政策激励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于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需要，都制定了许多鼓励商业发展的开明政策，对当时的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齐国自立国以来就把商业视为国家根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9](P1480)是太公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其后的管仲本人就是商人出身，他的商业贸易原则是“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10](P141)。为了鼓励商业，管仲采取了四民分业定居、开设市场、减轻税收、修缮道路、优惠商贾等措施，使得“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6](P3255)。齐国因此强大起来，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6](P3255)，成为春秋霸主。
郑国也十分重视商业。建国之初，桓公就与商人订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2](P1380)是说只要商人对国家忠诚，国家就不干涉- 96 -
“毋雍利”[2](P989)等内容，都在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正常的商贸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水陆交通的开发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逐渐推广、各国政治军事联系的不断加强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交通也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策·魏一》载魏国“车马之多日夜行不
[12](P787)[13](P205)
，《管子·八观》也称有“粟行于五百里”休已”
者，可见当时陆路交通的发展程度。到了战国时期，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业已形成，既有横贯东西和纵贯南北的陆上交通线，也有水上交通网络。其中水路交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运河开凿，这条运河开凿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吴王夫差修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载：夫差“城邗，沟通江淮”[2](P1652)，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接着夫差又把这条运河向北修建，接通沂水、济水，同时也接通泗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粮草。由于泗水入淮，所以吴国的舟师能深入到今河南的中部的黄池与晋国争霸。第二段是开凿鸿沟。鸿沟是战国时魏惠王在魏国境内的天然湖泊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的一条渠道，引圃田泽水通淮河。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这样便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联系起来，为当时商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工商业者因此能够“服牛轺马，以周四方”[1](P227)。
李 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六、金属货币大量发行。
春秋以前，黄金作为抽象的等价交换品被逐渐认识和接受，开始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据说楚庄王曾欲更改币值，“市乱”[14](P3100)，后不因“百姓不便，皆去其业”[14](P3100)，
得不“令复如故”[14](P3100)。《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称：范蠡次子因杀人被囚于楚，范蠡“装黄金千溢”[14](P1735)，贿赂楚王幸臣。黄金而外，大量流通的是铜铸币，《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废小钱而铸大钱的事便是明证[1](P118-122)。此外，银、锡等金属货币也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已有“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1](P119)的说法，说明金属货币的使用已有相当的普遍性。金属货币的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由于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春秋时代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
七、经商之道对商业发展的指导
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也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经营理论，对当时积极从商的人们给予了理论上的指导。
如陶朱公范蠡就认为在商品的经营上应遵守“待乏”的原则，即“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1](P631)。他还提出做生意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6](P3256)，意思说，当某种商品价格贵时，应把它当作粪土一样，立即抛售出去；当某种商品价格便宜时，应把它当作珠玉一般快速收购进来。此外，他还提出“务完物”[6](P3256)、
[6](P3256)[6](P3256)“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等观点。“务
当然，除了范蠡、白圭的理论之外，还有子贡的“物以稀为贵”理论，《管子》的国有专卖理论等等众多的经营理论。此外象猗顿、吕不韦等也是十分著名的大商人，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思想。这些理论给人们提供了致富的经验和方法，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经商欲望，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趋利从商，进而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发展。
八、“求利”“趋利”的社会风气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由于西周以来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一大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富商大贾纷纷涌现出来，他们家有千金、“结驷连骑”[6](P3258)、甚至“与王者同乐”[6](P3283)，成为“礼抗万乘”[6](P3260)、名扬天下的富贵阶层。这对当时物质缺乏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人们看到“商贾可以富家，技艺足以糊口”[15](P37)，而
[6](P3274)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于是纷纷通财鬻货。自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6](P3256)，谋利之风席卷整个社会。
当时，求富趋利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目标，并将求富趋利看成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6](P3271)，逐利“若水之趋下”[6](P3254)。在当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能够致富，便被人刮目相看。正如司马迁所言：“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6](P3282)在求富趋利经商理论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为追逐财富或弃官经商、弃农经商、弃学经商、或既官又商、亦农亦商，纷纷兼营商贾业，从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旧有的井田制遭到破坏，从而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西周宗法制度和“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又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加之各诸侯国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鼎力支持，一大批成功的富商大贾现身说法以及交通事业的发展、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激发了社会深层次的活力，从而推动了商业的蓬勃发展。
完物”是要求所掌握的商品质量要好。“无息币”是说不要使货币资本停滞在手中，要加快货币资本的流通，“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说商品货币只有在快速的流通中才能带来经济效益。
战国时的白圭则主张“乐观时变”[6](P3258)。主张要时刻把握有利时机，准确预测商情变化。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中，他又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6](P3258)的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为许多经营者所遵奉。另外，他还提倡薄利多销。他说：“欲长钱，取下谷”[6](P3259)，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但成交量大，能以多取胜，不必抬高价格即可获利。
参考文献：
[1]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赵俪生. 中国土地制度史[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4. [4] 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黄侃.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9] 司马迁. 史记·齐太公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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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守正. 管子注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11] 郭沫若. 文史论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2] 战国策·魏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 郭沫若. 管子集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4] 司马迁.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高亨. 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
Cause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I 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rom the aspec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change of land system, the falling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support and instruction the ruler gave to the big mercha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urrency economy, etc.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reason of business develop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上接第52页）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in Thunderstorm
XIAO Ben-ji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Felicity and common ground, which are essential to utterance understanding, are often attributable to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Other properties, notably unidirectionality, subjectiveness and latency, are equally important. Proper exploitation of these features may help to construct the literary discour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understorm , the literary function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are revealed.
Key word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Thunderstorm ; literary functions
责任编辑、校对：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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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李 生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的衰落、统治者与富商大贾的扶植与引导、交通事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加以分析论述。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业发展；社会根源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6-0095-04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流入市场的产品日益增多，商铺店肆鳞次栉比，还出现了很多专业化的富商大贾。商业如此繁荣，究其原因，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具体说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井田制度的瓦解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等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原来那种因生产力低下所必需的集体生产已不再需要，小家庭个体生产已成为可能，这就势必导致村社井田制的瓦解。然而，井田制的瓦解并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同时在各地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自西周后期宣王时，一年一度的籍礼就被废除，“不籍千亩”[1](P15)标志着井田制开始瓦解。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和管仲实施“相地而衰征”[1](P236)，则标志着实物地租开始实行。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2](P766)则公开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尔后，中原各国都采用了按亩征税的制度。到了公元前359年和350年，商鞅在秦的两度改革，“终于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完整地从法权方面宣布了井田制度——农村公社或其次生形态田土形式的正式废除”[3](P241)。井田制废除的直接政治结果是动摇了周天子的权威，周天子失去了封国胙土的资格和能“夷王遂弱，力。“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4](P140)，荒服不朝”[5](P2871)，类似的违礼之举至春秋时期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周王这个天下大宗日渐失去了控制全局的能力，周室统一王权的衰落和新的统一王权的暂时空缺，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二、宗法制瓦解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井田制被废除，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上的宗法制也随之瓦解了。西周以来的由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
在了。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向在与宴子互述国内情况时，就曾说晋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2](P1236-1237)。宴子也指出，齐
[2](P1234)
国田氏逐渐强大，“此季氏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
看来各国情况都类似。如此动荡的环境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当时人员的流动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荀子曾在稷下之宫做祭酒，后又奔赴秦国，最后定居于楚兰陵著书立说。张仪则在列国游说，推行“合纵”政策。西周时那种“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2](P1480)的礼制宗法社会被完全改观了。此外，民众从业也有了一定的选择，有的从游学、事诗书；有的做游侠，弃农商；更有赵女郑姬“设形容，挟鸣琴”[6](P3271)而为倡优。当时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如白圭，以贩运粮谷、丝、漆、茧为业；宣曲任氏、桥姚贩运粮食、牲畜；乌氏倮贩牲畜、缯棉，财产多至用量牛马；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猗顿，以盐铁起家；刁间，逐鱼盐之利；师史长途贩运，转毂以百数，有财产七千万。较为自由的迁徙和择业的宽松环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得以迅猛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工商食官制度渐趋瓦解
西周及春秋前期，社会等级森严，社会秩序繁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
[2](P1284)
。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被束缚在这个繁文缛节、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就连从业也给予诸多的限制。当时，工商业处于官府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之下，工商行业的所有权、经营权都属于国家。工贾们在官府的监督、控制下劳动。由官府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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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4-04 作者简介：李生（1974-），男，吉林梅河口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先秦史。 - 95 -
第2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6期
衣食等菲薄的生活资料。他们的生产与流通，不是为了增殖，而是为了供统治者享用，这就是“工商食官”制度。此外，政府对市场上出售的物品也有很多限制，《礼记·王制》说：“圭璧金璋，不粥（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
[7](P47-48)
有些物品虽然准许出售，但仍有很多限制，粥于市。”
商人的活动。《左传·昭公十六年》还记载了一个晋国权臣韩起请求郑国国君替他向郑商索要玉环却遭到郑国大夫子产拒绝的故事。由此可见，郑国把商人的利益和发展本国商业看得是十分重要的。
卫国本是周初的重要封国。春秋初期，卫被狄人所破，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卫文公制定了“务财、训农、通商、惠工”[2](P273)政策，使卫国经济很快复苏，并走上了国家富裕之路。中兴后的卫国自此把发展工商业定为国策，商业遂成为卫国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支柱。
晋国在春秋是一个强国，这与晋国一向重视商贸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即位之初，采取了“通商，宽农，利器”[1](P371)等措施，壮大了本国的经济实力。晋悼公时，又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2](P972)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让人民经营，晋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楚国也非常重视商业活动。许多达官贵人都经营商业。1957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其商队在陆路以五十乘为限，水陆以一百五十艘大船为限，在楚国境内可以不纳税。可以说这种待遇还是很高的。[11](P340)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还在会盟中订立了一些保障商贸活动的条款。如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中的“毋忘宾旅”和“毋遏籴”[2](P327)；公元前579年，晋楚会盟中的“交贽往来，
[2](P856)
道路无雍”；公元前562年，在亳会盟中的“毋蕴年”、
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中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7](P47-48)由此可见，西周对商品买卖的限制是极其苛刻的，尽管如此，西周的工商食官制度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不严格的。
首先，私商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据说周文王时就发布“蚤过鼓励外来商人的告示：要他们“所至如归”[8](P78)，暮”[8](P78)都可贸易，物价贵贱“平均”[8](P78)，以便“利民”[8](P78)。这些外来商人显然都是私商。而《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出售“檿弧箕服”[1](P519)的夫妇则当为私营的个体工商户。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本身的弊端也日益突显出来。一方面，工商食官制下的百工、商贾都衣食于官，费用很大，使得统治者无法包揽管理，他们宁愿收取赋税，让给民间去办。另一方面，百工、商贾倍受压迫却生活贫困，因而消极怠工，使官方无利可图。官府中的百工甚至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王子朝因“百工之“百工叛”[2](P1435)，并“伐单氏之丧职秩者”[2](P1435)作乱，
宫”[2](P1435)；《左传·哀公十七年》又记卫国的“石圃因匠氏攻公”[2](P1711)；《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卫诸大夫“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2](P1725)。官营工商的反抗使当时一些诸侯国统治者无法再拘泥于“工商食官”的传统，开始对工商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在各诸侯国君的大力扶植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四、封建国家的政策激励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于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需要，都制定了许多鼓励商业发展的开明政策，对当时的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齐国自立国以来就把商业视为国家根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9](P1480)是太公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其后的管仲本人就是商人出身，他的商业贸易原则是“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10](P141)。为了鼓励商业，管仲采取了四民分业定居、开设市场、减轻税收、修缮道路、优惠商贾等措施，使得“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6](P3255)。齐国因此强大起来，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6](P3255)，成为春秋霸主。
郑国也十分重视商业。建国之初，桓公就与商人订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2](P1380)是说只要商人对国家忠诚，国家就不干涉- 96 -
“毋雍利”[2](P989)等内容，都在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正常的商贸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水陆交通的开发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逐渐推广、各国政治军事联系的不断加强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交通也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策·魏一》载魏国“车马之多日夜行不
[12](P787)[13](P205)
，《管子·八观》也称有“粟行于五百里”休已”
者，可见当时陆路交通的发展程度。到了战国时期，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业已形成，既有横贯东西和纵贯南北的陆上交通线，也有水上交通网络。其中水路交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运河开凿，这条运河开凿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吴王夫差修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载：夫差“城邗，沟通江淮”[2](P1652)，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接着夫差又把这条运河向北修建，接通沂水、济水，同时也接通泗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粮草。由于泗水入淮，所以吴国的舟师能深入到今河南的中部的黄池与晋国争霸。第二段是开凿鸿沟。鸿沟是战国时魏惠王在魏国境内的天然湖泊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的一条渠道，引圃田泽水通淮河。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这样便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联系起来，为当时商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工商业者因此能够“服牛轺马，以周四方”[1](P227)。
李 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六、金属货币大量发行。
春秋以前，黄金作为抽象的等价交换品被逐渐认识和接受，开始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据说楚庄王曾欲更改币值，“市乱”[14](P3100)，后不因“百姓不便，皆去其业”[14](P3100)，
得不“令复如故”[14](P3100)。《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称：范蠡次子因杀人被囚于楚，范蠡“装黄金千溢”[14](P1735)，贿赂楚王幸臣。黄金而外，大量流通的是铜铸币，《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废小钱而铸大钱的事便是明证[1](P118-122)。此外，银、锡等金属货币也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已有“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1](P119)的说法，说明金属货币的使用已有相当的普遍性。金属货币的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由于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春秋时代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
七、经商之道对商业发展的指导
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也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经营理论，对当时积极从商的人们给予了理论上的指导。
如陶朱公范蠡就认为在商品的经营上应遵守“待乏”的原则，即“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1](P631)。他还提出做生意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6](P3256)，意思说，当某种商品价格贵时，应把它当作粪土一样，立即抛售出去；当某种商品价格便宜时，应把它当作珠玉一般快速收购进来。此外，他还提出“务完物”[6](P3256)、
[6](P3256)[6](P3256)“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等观点。“务
当然，除了范蠡、白圭的理论之外，还有子贡的“物以稀为贵”理论，《管子》的国有专卖理论等等众多的经营理论。此外象猗顿、吕不韦等也是十分著名的大商人，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思想。这些理论给人们提供了致富的经验和方法，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经商欲望，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趋利从商，进而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发展。
八、“求利”“趋利”的社会风气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由于西周以来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一大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富商大贾纷纷涌现出来，他们家有千金、“结驷连骑”[6](P3258)、甚至“与王者同乐”[6](P3283)，成为“礼抗万乘”[6](P3260)、名扬天下的富贵阶层。这对当时物质缺乏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人们看到“商贾可以富家，技艺足以糊口”[15](P37)，而
[6](P3274)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于是纷纷通财鬻货。自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6](P3256)，谋利之风席卷整个社会。
当时，求富趋利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目标，并将求富趋利看成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6](P3271)，逐利“若水之趋下”[6](P3254)。在当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能够致富，便被人刮目相看。正如司马迁所言：“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6](P3282)在求富趋利经商理论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为追逐财富或弃官经商、弃农经商、弃学经商、或既官又商、亦农亦商，纷纷兼营商贾业，从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旧有的井田制遭到破坏，从而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西周宗法制度和“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又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加之各诸侯国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鼎力支持，一大批成功的富商大贾现身说法以及交通事业的发展、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激发了社会深层次的活力，从而推动了商业的蓬勃发展。
完物”是要求所掌握的商品质量要好。“无息币”是说不要使货币资本停滞在手中，要加快货币资本的流通，“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说商品货币只有在快速的流通中才能带来经济效益。
战国时的白圭则主张“乐观时变”[6](P3258)。主张要时刻把握有利时机，准确预测商情变化。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中，他又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6](P3258)的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为许多经营者所遵奉。另外，他还提倡薄利多销。他说：“欲长钱，取下谷”[6](P3259)，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但成交量大，能以多取胜，不必抬高价格即可获利。
参考文献：
[1]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赵俪生. 中国土地制度史[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4. [4] 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黄侃.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9] 司马迁. 史记·齐太公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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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6期
[10] 赵守正. 管子注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11] 郭沫若. 文史论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2] 战国策·魏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 郭沫若. 管子集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4] 司马迁.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高亨. 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
Cause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I 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rom the aspec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change of land system, the falling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support and instruction the ruler gave to the big mercha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urrency economy, etc.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reason of business develop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上接第52页）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in Thunderstorm
XIAO Ben-ji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Felicity and common ground, which are essential to utterance understanding, are often attributable to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Other properties, notably unidirectionality, subjectiveness and latency, are equally important. Proper exploitation of these features may help to construct the literary discour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understorm , the literary function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are revealed.
Key word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Thunderstorm ; literary functions
责任编辑、校对：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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