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越来越会玩了，也越来越玩得起了。 娱乐？是的。电视、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短信、餐桌、会议桌，都是娱乐场；电视节目、抗日剧、文学、历史、社会问题、恶性事件、男女关系、官员腐败、坏天气，都是娱乐对象；匿名网民、法师、教授、经济学家、房地产商、艺人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公务员，都是娱乐运动员。 在中国人对幸福指数满意之前，中国人的娱乐指数率先爆表了。 但全民娱乐、全线娱乐化是一种假嗨。娱乐不是问题，问题本身才是问题——梦想诱人，现实骨感，娱乐化貌似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却很容易让社会错过正视和解决根本问题全局问题的机会。 假装在娱乐，其实在干嘛？在各种麻痹、满足、自我实现的背后，更多的是被掩饰的焦虑和不加掩饰的自渎。若无勇气直面真实问题，勿谈解决问题的智慧。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如何自处？选择假装在娱乐，还是选择直面真实，请抉择。 “高度的商业化把最能体现中国人勇气的一个项目，已经征服了世界的一个项目，变成一项纯娱乐的游戏。这是一个国家娱乐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明星体操、明星拳击、明星击剑……整个奥运会都可以用一种娱乐明星参与的方式搬上电视屏幕。”对于不久前风靡一时的明星跳水节目，英国体育记者安德鲁·雷默如是说。 “因为跳水可以让粉丝们看到明星的胸肌美腿和起跳时展现出的勇气，还可以让普通百姓在看到明星频出窘态时哈哈大笑释放压力，甚至还可以鉴定明星身上的各种零部件是否为原装货，谁会不想看这样的节目？”微博网友如是说。 有在日本已成名的娱乐明星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中国最强音》，皆因要让中国观众熟悉，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跳水，要么唱歌。中国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则认为，娱乐化的跳水节目更能吸引观众，进而起到推广跳水的作用。 在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法师成为典礼嘉宾，教授成为艳照门主角，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微电影导演，女性成为被围观的绿茶婊。娱乐是一条曲线，它将大众带到了需要关注的现场；娱乐也是一条虚线，它有时让社会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最不会娱乐的中国人，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娱乐化的社会的？ 总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娱乐化有七种武器：八卦、解构、恶搞、戏仿、无厘头、冷笑话、自我矮化。似乎世界上已没有不能被娱乐化的事物。例如，过度娱乐化的戏说型抗战剧——“《利箭行动》飞刀杀鬼子，俨然武侠片；《向着炮火前进》生死交织，爱泪浸染，就如琼瑶剧；《举起手来》，把日本人拍成整天喊着‘八格牙鲁、花姑娘、咪西咪西’的弱智低能儿”。 娱乐化经常被认为能赋予严肃事物市场价值。例如，历史教授孙立群就说，历史学者不能钻进象牙塔里，对娱乐化解读历史的种种现象置若罔闻，拱手让出市场。 但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娱乐化。至少涉及公众事务的领域，尤其需要认真，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连一个完整的提案都还没有，却感觉“实在是太闹了”，因为一众明星、娱记也要跑“两会”了。 连追逃也被娱乐化。当公安部门的微博用凡客体、咆哮体、淘宝体，萌萌地说：“亲，还要跑么？再跑我可要开枪了哦……”看来是误解了亲民的意思。 一篇《“泛娱乐化”时代法院如何应对媒体》的文章则说，“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告诉法院，新闻媒体的干预或多或少地可以影响法院的裁决。所以，法院需要“及时、坦诚而彻底的信息公开”。 不过，也有不靠谱的主意：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元元设计了“法官卡通形象”和“独角兽卡通形象”，就遭网友吐槽。 我们参与过的郭美美事件、京城二少枪战、方韩之争、官员艳照，最后都被八卦化。“水越来越浑”的时候，也是大众眼花缭乱、反而看不清事实的时候。当网民热衷于谩骂郭美美而不是探究红会架构、只顾调侃艳照而不反思反腐败机制，娱乐化所带来的关注，就失去了最有价值的作用。 改变社会需要公民素质的提升，而不是娱乐化带来的点击量 最早提出“泛娱乐化”概念的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担心的是，在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这很像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的“一种漩涡式的幻觉效应”。针对西方，麦克卢汉还这样说过：“暴君搞独裁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把自己伪装成市场调研人。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把羔羊赶上崎岖的小道。”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说过：“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本是吃苦耐劳，不善“娱乐”。但如今，是什么让我们变浮躁，这个社会的痛感又到哪里去了？ 一篇文章则这样写道：“广告、花边新闻、畅销读物、低俗小说以及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填充人们越来越不乐于思考的脑细胞，似乎人们正在走向《美丽新世界》和《娱乐至死》两部书为我们所描述的麻醉世界之中。” 中国人讲究“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其实是一句无奈之语。历史上，王公大臣必须学会娱乐，因为皇帝不需要你忧国忧民；至于平民百姓，也只能自娱自乐，国家兴亡跟他们没有关系。 至于今天，平民需要娱乐，大部分被解读为压力太大或缺少心灵救赎。雷格斯曾发布调查结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压力到底来自哪里？“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无非就是“钱”字。 娱乐未必能为每个疲惫的中国人减压。“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作家刘震云如是说。 想通过娱乐增加社会关注，曲线地改变社会，需要公民素质的提升，而不是娱乐化带来的点击量。 也许，我们现在只是假装在娱乐——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今朝有酒今朝醉。
国人越来越会玩了，也越来越玩得起了。 娱乐？是的。电视、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短信、餐桌、会议桌，都是娱乐场；电视节目、抗日剧、文学、历史、社会问题、恶性事件、男女关系、官员腐败、坏天气，都是娱乐对象；匿名网民、法师、教授、经济学家、房地产商、艺人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公务员，都是娱乐运动员。 在中国人对幸福指数满意之前，中国人的娱乐指数率先爆表了。 但全民娱乐、全线娱乐化是一种假嗨。娱乐不是问题，问题本身才是问题——梦想诱人，现实骨感，娱乐化貌似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却很容易让社会错过正视和解决根本问题全局问题的机会。 假装在娱乐，其实在干嘛？在各种麻痹、满足、自我实现的背后，更多的是被掩饰的焦虑和不加掩饰的自渎。若无勇气直面真实问题，勿谈解决问题的智慧。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如何自处？选择假装在娱乐，还是选择直面真实，请抉择。 “高度的商业化把最能体现中国人勇气的一个项目，已经征服了世界的一个项目，变成一项纯娱乐的游戏。这是一个国家娱乐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明星体操、明星拳击、明星击剑……整个奥运会都可以用一种娱乐明星参与的方式搬上电视屏幕。”对于不久前风靡一时的明星跳水节目，英国体育记者安德鲁·雷默如是说。 “因为跳水可以让粉丝们看到明星的胸肌美腿和起跳时展现出的勇气，还可以让普通百姓在看到明星频出窘态时哈哈大笑释放压力，甚至还可以鉴定明星身上的各种零部件是否为原装货，谁会不想看这样的节目？”微博网友如是说。 有在日本已成名的娱乐明星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中国最强音》，皆因要让中国观众熟悉，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跳水，要么唱歌。中国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则认为，娱乐化的跳水节目更能吸引观众，进而起到推广跳水的作用。 在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法师成为典礼嘉宾，教授成为艳照门主角，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微电影导演，女性成为被围观的绿茶婊。娱乐是一条曲线，它将大众带到了需要关注的现场；娱乐也是一条虚线，它有时让社会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最不会娱乐的中国人，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娱乐化的社会的？ 总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娱乐化有七种武器：八卦、解构、恶搞、戏仿、无厘头、冷笑话、自我矮化。似乎世界上已没有不能被娱乐化的事物。例如，过度娱乐化的戏说型抗战剧——“《利箭行动》飞刀杀鬼子，俨然武侠片；《向着炮火前进》生死交织，爱泪浸染，就如琼瑶剧；《举起手来》，把日本人拍成整天喊着‘八格牙鲁、花姑娘、咪西咪西’的弱智低能儿”。 娱乐化经常被认为能赋予严肃事物市场价值。例如，历史教授孙立群就说，历史学者不能钻进象牙塔里，对娱乐化解读历史的种种现象置若罔闻，拱手让出市场。 但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娱乐化。至少涉及公众事务的领域，尤其需要认真，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连一个完整的提案都还没有，却感觉“实在是太闹了”，因为一众明星、娱记也要跑“两会”了。 连追逃也被娱乐化。当公安部门的微博用凡客体、咆哮体、淘宝体，萌萌地说：“亲，还要跑么？再跑我可要开枪了哦……”看来是误解了亲民的意思。 一篇《“泛娱乐化”时代法院如何应对媒体》的文章则说，“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告诉法院，新闻媒体的干预或多或少地可以影响法院的裁决。所以，法院需要“及时、坦诚而彻底的信息公开”。 不过，也有不靠谱的主意：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元元设计了“法官卡通形象”和“独角兽卡通形象”，就遭网友吐槽。 我们参与过的郭美美事件、京城二少枪战、方韩之争、官员艳照，最后都被八卦化。“水越来越浑”的时候，也是大众眼花缭乱、反而看不清事实的时候。当网民热衷于谩骂郭美美而不是探究红会架构、只顾调侃艳照而不反思反腐败机制，娱乐化所带来的关注，就失去了最有价值的作用。 改变社会需要公民素质的提升，而不是娱乐化带来的点击量 最早提出“泛娱乐化”概念的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担心的是，在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这很像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的“一种漩涡式的幻觉效应”。针对西方，麦克卢汉还这样说过：“暴君搞独裁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把自己伪装成市场调研人。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把羔羊赶上崎岖的小道。”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说过：“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本是吃苦耐劳，不善“娱乐”。但如今，是什么让我们变浮躁，这个社会的痛感又到哪里去了？ 一篇文章则这样写道：“广告、花边新闻、畅销读物、低俗小说以及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填充人们越来越不乐于思考的脑细胞，似乎人们正在走向《美丽新世界》和《娱乐至死》两部书为我们所描述的麻醉世界之中。” 中国人讲究“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其实是一句无奈之语。历史上，王公大臣必须学会娱乐，因为皇帝不需要你忧国忧民；至于平民百姓，也只能自娱自乐，国家兴亡跟他们没有关系。 至于今天，平民需要娱乐，大部分被解读为压力太大或缺少心灵救赎。雷格斯曾发布调查结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压力到底来自哪里？“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无非就是“钱”字。 娱乐未必能为每个疲惫的中国人减压。“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作家刘震云如是说。 想通过娱乐增加社会关注，曲线地改变社会，需要公民素质的提升，而不是娱乐化带来的点击量。 也许，我们现在只是假装在娱乐——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今朝有酒今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