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五四时期文学：走向现代的伟大转折
目录
4.1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 2
4.1.1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 2
4.1.2 新文化运动声势的扩大 ................................................................................................. 3
4.1.3 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发展 ................................................................................................. 5
4.2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 6
4.2.1 倡导民主和科学 ............................................................................................................ 6
4.2.2 抨击孔教学说 ............................................................................................................... 8
4.2.3 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 9
4.3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 9
4.3.1 文学革命的兴起 ............................................................................................................ 9
4.3.2 文学革命的展开 ........................................................................................................... 11
4.3.3 文学革命的内容 ........................................................................................................... 12
4.3.4 文学革命的论战 ........................................................................................................... 13
4.4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 15
4.4.1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 .............................................................................................. 15
4.4.2 陈独秀：文学革命“三义” ........................................................................................... 16
4.4.3 周作人：人的文学 ...................................................................................................... 17
4.4.4 其他文学主张 ............................................................................................................... 18
4.5 文学革命的艺术实践 ............................................................................................................ 18
4.5.1 文学体式的解放 ......................................................................................................... 18
4.5.2 理性精神的张扬 ........................................................................................................... 20
4.5.3 感伤情调的弥漫 ........................................................................................................... 21
4.5.4 个性风格的追求 ........................................................................................................... 22
4.1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4.1.1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后移址北京）在上海创刊，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借助这份崭新的传播媒介开始了对“民主”、“科学”等新观念的倡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得以迅速发展。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自从鸦片战争打碎了清帝国的沉沉昏梦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渐渐解体，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素有了一定积累，但积弱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势进一步促使中国人努力寻求和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 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模仿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开矿筑路，以及介绍一些与此相关的声、光、电、化等技术和自然科学。维新志士认为“要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须“用西洋之术”，宣传民权思想，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输入民主共和观念，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结束，虽未改变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胜利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但为中国现代的社会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出卖国家主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建的“共和”政府实际上成为了一块空头招牌。
无论是科技引进的尝试还是体制革命的努力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失败境地。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给国人的刺激最为强烈，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清醒地意识到封建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基础并未动摇，中国民众依旧处于愚昧、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革命与群众存在着厚重的精神隔膜。于是，思想启蒙被推向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新型阶层的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在隙缝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统计，自1912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8年的发展超过了过去的50年。棉纺织厂1915年15家，1922年增至64家；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37家，1912到1921的10年间新建117家。而造纸、丝织、印刷、火柴、运输、钢铁、修配、采煤、机器制造等部门也快速增长，社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急剧上升。力量有显著增长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反帝特别是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据估计，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已经达到250-300万人之多，势力随之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也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自然会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
知识分子的独立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兴办了各类学堂，开始推广新式文化教育，而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的大量出现，使文学市场得以形成，稿费制度有了保障，从而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一
般认为中国报刊在19世纪下半期形成大潮，但1874-1895年自办的报刊也只有10种，而到1901年却达120种，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全国新兴的报纸约有500种之多，仅北京就有100家左右。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是1872年的《瀛寰杂记》，后来的25年中仅出现5种文学期刊，而1902-1916年间则大约有57种之多。文学不仅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出现了报纸文艺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这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自由发表言论的广阔天地。
大一统的封建思想统治局面已经土崩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言论出版相对比较自由的时期。因此，晚清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仕途之外就可以选择“思想”与“写作”作为体现自身价值和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混乱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新型知识分子开始张扬自我个性，发表独立言论，反省文化传统，吸纳外来思潮，拓展文化视野。新文化运动的条件基本成熟了，他们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尊孔复古的逆流 虽然“五四”前夜思想环境比较宽松，但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全国尊孔读经的声浪日盛。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就积极准备复辟帝制：一方面修改临时约法，解散国会，1913年完成的天坛宪法草案上居然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款；另一方面发表“整饬纲纪”的宣言，宣布恢复学校“祀孔”、“读经”的命令以及表彰“节烈”、“孝行”的条例，公开提倡“祭天祀孔”，鼓吹“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次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1914年北京政府的《教育纲要》竟然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封建余孽则大肆叫嚣“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组织，《孔教会》、《不忍》等鼓吹孔教主义的杂志也一一浮出水面，“孔子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中国之新命运系于孔教”等言论也风行一时。
在这股封建逆流面前，原来的维新志士、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倒戈，如康有为竟以当代孔子自居，严复滚入了封建复古思潮的逆流，许多介绍过新学的维新志士也偃旗息鼓成为了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资产阶级新文化伴随着辛亥革命政治上的失败已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所打退，旧文化旧思想严重束缚和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转型和新经济、新政治的发展，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潮的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以勇猛的姿态发起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更为猛烈的反封建、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
4.1.2 新文化运动声势的扩大
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7年，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人类社会伟大的转折性事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这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
其重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考察国家命运，他们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注意力开始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更加注意苏俄的革命和文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1918年7月以来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对科学社会主义予以宣传和论述，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选择。十月革命激荡起了在黑暗中摸索、苦闷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和信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正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形成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1918年底，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未获得丝毫利益，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不断壮大。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陆续出现了《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国民》等杂志。新文化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式”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将批判视野从政体革命向思想革命、从政治觉悟向伦理觉悟转移，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表反封建和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其左翼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坚力量。
在这些刊物的影响下，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新文化运动迅速蔓延开来，由此遭到了反对新文化的守旧人士刘师培、黄侃、林纾等人的抗阻和谩骂。《新青年》6卷1号刊载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李大钊的《新旧思想之激战》、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宣称 、以及鲁迅的一系列杂文，表达了同旧人物、旧思想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在这场新旧思想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和巨大力量。
五四运动的推动 1919年5月，
中国北京爆发了盛况空前的五四爱国示威运动，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国内外。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新社团纷纷成立，《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日》、《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生活》周刊等报刊相继面世。尽管各自立场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不仅产生了罢免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等直接
的政治效果，而且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拉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如果说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占据指导地位，那么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五四”爱国浪潮则推动着无产阶级思想在以民主和科学为重要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步占领了重要地位。虽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说也蜂拥而来，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势不可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占据了显著地位。
《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转变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9年12月《新青年》7卷1号发表《本志宣言》公开了重新确定的新方针。对于民主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的强调，表明它已注意把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关于“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的宣称，预示它已由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李大钊接连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倡导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新青年》进行改组，自8卷1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确定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者在1919年至1921年间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与研究系就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展开的三次重要论争，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范围内逐渐改变了自身思想性质，由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4.1.3 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发展
文学社团和刊物的活跃 1921年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独立的新文学作家队伍已经形成。有别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这类综合性团体、刊物的纯文学社团和纯文学刊物的纷纷出现 ，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显示，1921年到1923年间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各种文学社团及刊物各“不下一百余”，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民众戏剧社、弥洒社、南国社、狂飙社、湖畔诗社、湖光文学社、艺林社、绿波社、语丝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等文学社团，如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戏剧》、《弥洒》、《南国》、《狂飙》、《支那二月》、《湖光》、《艺林》、《诗坛》、《绿波》、《小说》、《语丝》、《沉钟》、《莽原》、《未名》、《诗刊》、《剧刊》、《新月》等文学刊物，这说明独立的新文学创作队伍已经形成。受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具有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各自聚结文学社团，竞相创办各种文艺刊物，在同人刊物上宣传社团的文学主张与创作观念，用自己的
文学创作实践，丰富着社团的文学理论，提高了新文学的创作质量，从而孕育出风格各异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刊物、文学流派的活跃，推动了新文学的迅速壮大。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社会面貌开始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加快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步伐，文学领域于1922年以后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导。
一方面是为了驱散笼罩着“五四”文坛的苦闷彷徨的空气，一方面是为了对各地革命风暴中先后出现的文学作品给予正确定位，因此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了倡导革命文学的呼声。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大会上号召作家确信“主义”，“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使“文学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赏”。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发出了“使文学艺术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号召。1923年6月创刊的《新青年》季刊《新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此外，《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觉悟》及其他进步刊物纷纷发表文章，如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文学与革命》， 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沈泽民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沈雁冰的《文学者的新使命》，蒋光赤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从不同角度宣传革命文学主张：或提出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肯定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或指出革命文学揭露社会黑暗，表现斗争精神等方面的基本内容；或号召作家参与革命的实际活动，培养“革命的感情”；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情况。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虽然不够系统完整，一些见解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但对进步文学团体和作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五卅”以后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大批作家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出现了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品，如上海蒋光赤、沈泽民等人的“春雷社”，杭州之江大学学生的“悟悟社”，蒋光赤的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清晰地显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潮已逐步演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
4.2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4.2.1 倡导民主和科学
适应思想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新青年》为鼓吹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发挥了先导的作用，成为宣传现代文化观念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之中心内容，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利用晚清以降译介的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著作为思想资源，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为反封建反复古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的文化革命。
民主与科学的提出 发表在《新青年》1卷1号、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
文，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向全国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里所陈的“六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成为了思想革新和文化运动的宣言。新文化的先驱者主张以民族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盲从、迷信和独断，“科学”和“民主”遂成为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两大旗帜。
关于民主 在西方文化中，民主既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又指“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思想。在《新青年》创刊号里，民主被称为“人权”，大体涵盖上述两个方面的意思。关于民主，它这样解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确认近世欧洲历史之所以为“解放历史”乃因为“人权平等之说兴”。后来，李大钊也指出那时风靡世界的“绝大的潮流”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它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以雷霆万钧之势震醒了沉睡于专制深渊达数千年的亚洲。他认为平民主义是指“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
关于科学 西方文化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工艺技术在内的物质制度科学，又包含科学精神即精神文化。《新青年》创刊号的阐述是：“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功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显然，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主要还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指发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鲁迅曾经指出一切“灵学”和“讲鬼话”都是科学的对头，只有“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必须用科学来扫荡愚弄人民的“鬼话”。陈独秀也认为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使主观思想合乎客观实际以达到所谓的“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强调“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例”，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新青年》高举科学的大旗，宣传无神论和唯物论，用自然科学原理证明鬼神的根本不存在，有助于摧毁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动摇封建制度基础。五四时代的“赛先生”，其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
随着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和科学成为人们向陈旧腐朽的封建思想堡垒发起进攻的起主导作用的现代文化观念。
4.2.2 抨击孔教学说
“打倒孔家店” 辛亥革命瓦解了传统的道德秩序和封建的政治秩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随着革命的失败，尊孔复古声浪又甚嚣尘上。鲁迅曾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祭祀的人们穿起来„„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器具，也重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打倒他的欲望，也就愈加旺盛。”
针对当时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新的思想武器冲击封建精神罗网，掀起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浪潮，为现代文化观念推波助澜。1916年，《新青年》连载了被称为“反孔第一炮”的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一文，切中要害地分析和评价了孔子思想的流弊，引起了思想界的很大震动。“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陈独秀先后撰写了《一九一六》、《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等讨孔檄文，推动思想启蒙运动。李大钊也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列“孔教”入宪法，不过区别了孔子的某些进步作用，表明自己掊击孔子并不是掊击孔子本身而是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作为冲决封建罗网的“凶猛的闯将”，鲁迅发出了“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宴，毁坏这厨房”的呼唤，他以杂文、小说为武器揭露了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使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主义精神达到更大的深度。被誉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文，直斥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他那悲壮的呼声相当大地冲击了封建礼教。
由于新文化运动如此批判传统观念、否定封建礼教，“覆孔孟，铲伦常，禽兽行”的罪名便接踵而至，这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北京大学里非常明显。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并没有屈服，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封建势力的各种非难，有力反击了封建势力，表示若因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那么“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在《新旧思想之激战》中也表示“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这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同人主张的简要概括，表明了输入现代文化观念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传布新思想 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对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采取了兼收并蓄、全盘肯定的态度，并主要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和剖析。他们对孔子学说这样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的评价，不能说是完全科学的，甚至还存在着相当偏激的态度和看法，但是，其主流方面促进了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以及新学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动摇了儒学在政治伦
理道德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束了儒学在思想学术领域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4.2.3 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的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的重要旗帜，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新青年》及其他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6卷第5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李大钊的作用最为突出。他分别在《新青年》、《新潮》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3月，他又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杂志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20年以后成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当然，五四时期流传的文化思潮也是异常复杂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与研究系人士就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三次重要的论争。
1919年6月，胡适接编《每周评论》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予以了批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以后，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分化。
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后，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的报纸杂志出现了更多的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中文译本也陆续出版。1920年，当张东荪、梁启超等研究系人士趁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大肆发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时，《新青年》在1920年12月第8卷第4号特辟“社会主义讨论”专栏，展开广泛的批评，后来还将《社会主义讨论集》作为“新青年丛书”第二种特别出版；其他报刊杂志也纷纷参与讨论，于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4.3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4.3.1 文学革命的兴起
晚清文学的先导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具有先导作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步作家就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其创作已显示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戊戌变法前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达到高潮。集学术文章于一身的政治家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在从事政体革命的同时，也敏感到了文学作为思想载体对于传播改良主张的重要意义，相继提出过包括“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及“白话文运动”在内的文学改良主张。连桐诚派“新秀”严复、林纾也因古文的没落转而译介西方科学、哲学、文学名著，为近代进步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内容。“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梁启超，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文体形式有意识地进行改良，目的在于从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骈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创立一种“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这种文体虽然只是一种改革了的文言文，尚未脱尽文言的窠臼，但它毕竟是中国文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型过程中的一座桥梁。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文的主要人物有黄遵宪、裘廷梁。而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序幕。白话学会组织、白话报刊也纷纷出现，先后出版的白话报纸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京话报》等10余种。
总之，晚清文学改良既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学解体的开始，它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体式、文学语言诸方面都展开了革新以开发民智、唤醒民众、改良政治；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因为任何一场文学革命运动都离不开先驱者的作用。虽然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缺乏彻底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未能明确举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大旗，倡导者自身也不能完全割弃旧文学的尾巴，尝试努力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在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上都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准备了必要条件，成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中介。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成功与失误，都在期待和呼唤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文学解放运动的到来。 域外文学的催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从翻译文学开始的。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如严复、林纾、苏曼殊、包天笑、伍光建、周瘦鹃等先行者，注重学习西方文学，开始了欧美文学的译介和出版。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自1875-1911年间仅外国小说的翻译就达600多种。学者王国维引入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美学观，既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又分析中国的文学现象，锋芒直指“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念，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架设了桥梁。域外文学及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石，文学革命的主将及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代作家没有不受其影响者。值得指出的是，参与文学革命的第一代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联系较前辈更密切。他们或负笈欧美，或留学东洋，更明确地认识到必须通过译介外国文学来医治传统文学的痼疾，创建新型的现代文学。于是，他们以《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为阵地，以空前的规模翻译了欧、美、俄、日、印等国重要的文学作品。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一方面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创建离不开对西洋文学的借鉴，于是纷纷学习、倡导西方近现
代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写实主义文学的优长，并以它为“楷模”；另一方面组成了强大的翻译队伍，以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据统计，自1918-1923年间介绍的小说作家达30多个国家的170余人，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耿济之、瞿秋白等都是活跃的翻印家，出版了许多翻译的短篇小说集。
正是由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外国文学的思想内容与审美风格便容易浸透到文学革命先行者的精神结构和人格因素中，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思维方式，使他们在中西文化评判上树立一个对照的价值体系，从而具备了从整体上否定中国封建文化、肯定西方文化的激进心态。如果说晚清半个世纪以来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政治觉悟到伦理觉悟的主题转换和社会变革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时代依据，那么晚清文学改良则为文学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思想资源，域外文学影响则为文学革命的萌生找到了理论武器。文化价值观照体系的位移，反封建文化的积极创造，种种历史条件的相互综合，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应时而发了。
4.3.2 文学革命的展开
酝酿 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在1917年，但此前《新青年》等刊物已经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不仅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介绍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认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实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同时，陈独秀、胡适、张永言之间关于“文学革命”的磋商信也已透露出文学革命正在酝酿的信息。1916年8月，李大钊创办《晨钟报》，发出了掀起新文艺运动的呼声：“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表现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黄远庸于1916年致信章士钊指出社会改革“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以使“吾辈思潮”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这一主张虽遭到章士钊反对，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却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 倡导 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对封建思想道德的批判自然会引发对封建旧文学的反叛，文学领域内发动一场革命运动也就理所当然了。1917年初，陈独秀、胡适高举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旗帜，正式拉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帷幕，文学革命进入真正的倡导阶段。正是在“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胡适在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它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刊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呼应，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文学宣战，一场史称“文学革命”的运动从此迅速展开。
胡适、陈独秀提出的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文学革命主张，具有“除旧布新”的革命意义，是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基本纲领，是催动文学革命前
进的响亮号角，随即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了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在《寄独秀》、《〈尝试集〉序》中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并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诚谬种”；他还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以引起社会各界对“文学革命”的重视。傅斯年在《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等文中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文言合一”的主张。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扩大，自第4卷第1期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主编。8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一年多来文学革命的讨论予以总结。 发展 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紧密结合着文学创作实践。自1917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8首白话诗到1918年1月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3人的9首白话诗止，文学革命在诗歌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实绩。真正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并为新文学奠定坚实基础的文学创作是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从此以后文学革命进入发展阶段。同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办《新潮》月刊，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和提倡白话文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发表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展开理论的探讨，新鲜活泼的白话取代僵硬古板的文言已成为普遍趋势。
1920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学革命大军逐步开始分化，新文学运动跨进了深入发展的时期。在1921-1925年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风格接近于文学研究会的未名社、莽原社和风格接近于创造社的南国社、浅草社、沉钟社等众多文学社团的崛起，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和重艺术的浪漫主义等两大艺术风格的张扬，“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文学流派的丰姿多彩，特别是新文学建设辉煌成就的取得，如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的倡导等，标志着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中国文学的演变和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4.3.3 文学革命的内容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环节。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承继晚清裘廷梁、陈荣衮、梁启超、包天笑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余绪，从文学形式的改革入手，反对文言文，进而反对桐城派、文选派的散文和江西派的诗，提倡白话文。 其中态度最为激烈的是钱玄同。他主张废汉文，提出“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认为“言文一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继而探讨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改革，痛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意义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胡适。他的对白话文理论的论述最为全面和积极，不仅从题材的角度分析了新诗、短篇小说、戏剧的形式特征，而且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角度反复论述了“白话”在文学中的功能和价值。他认为，新文学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是“文学工具革命”的运动，其他的文学改革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运用历史进化
观念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又以肯定的口气指出：一 、有话要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将这四句话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也许没有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准备，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与语言的关系，并能以自己深厚的中西文化积累为白话文运动挖掘历史的依据和寻找前进的动力。
在文、白之战的过程中，陈独秀与胡适携手而行，白话文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发展，几乎没有遇到理直气壮的反对。白话文的对手中虽然有林纾、严复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但已完全背离了晚清以来历史发展的潮流。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任是由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完成的。白话文理论的探讨，刊物对白话文学创作的刊载，尤其是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等一批新文学作品的出现，终于使白话文在文化、文学领域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起，1919年一年中全国出现了400余种白话报纸，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言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逐渐白话化。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国民学校采用。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欠缺在于只将白话视为“工具”，没有从文学更没有从内容上去考虑。五四文学革命则不同，它不仅把白话作为文学的工具，更从思想、内容上着眼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因为只有语言的革命而没有思想的革命依然无法完成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倘若思想要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如果说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为新文学寻找语言、形式上的突破口，那么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是考虑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了。语言挣脱了文言的枷锁，文学价值观念的重建便逐渐浮出了水面。新文学的先驱们极力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反对鸳鸯蝴蝶派游戏消遣的小说观，要求文学注重反映“平民社会”和“一切痛苦的情形”。他们还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响亮口号，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描写普通男女的成败悲欢，表现个性解放，反映社会问题，提倡“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并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新文学的“土壤根基”。
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冲破了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桎梏，宣告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纪，为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4.3.4 文学革命的论战
五四文学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势必会与文学领域的守旧势力发生矛盾和斗争。自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在《新青年》上精心策划了一幕“双簧戏”以后，文化复古派与保守派们
终于纷纷出来公开与文学革命运动论战。
批判国粹派 1919年3月，北京大学国粹派人物刘师培、黄侃创办《国故》月刊，以保存国粹来与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新潮》相对垒。清末民初著名的翻译家与桐城派古文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对新文学的反感和敌视，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姿态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和卿太史书》等文，讥笑白话文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鄙俚浅陋”、“不值一哂”，攻击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鲁迅在《随感录（五七）·现在的屠杀者》中予以严斥；蔡元培也发表答复林纾的公开信，对文学革命运动与新文化的传播给予支持。在论战中，林纾还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与《妖梦》，含沙射影地诅咒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支持者，并寄希望于喜谈桐城文法的安福部军阀来镇压新文化。这种阴暗的心态与下策的选择，说明国粹派在理论上已无法与文学革命相抗衡。林纾、严复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相继去世后，守旧的国粹派再也没有货真价实的反对派出头露面了，而新文学在与旧文学的思想交锋与激烈论战中逐步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并发展壮大起来。
反驳“学衡”与“甲寅” 1922年，以南京东南大学的学术杂志《学衡》为中心，出于批判新文学运动的目的，集结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势力，史称学衡派。其主要骨干是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他们都曾在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厚的素养，但又深受美国白璧德新古典主义影响，因而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张大为不满，企图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来引导现代文化建设。《学衡》创办以后，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驌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和《评》等文相继发表，对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进行集中攻击。既攻击废文言兴白话是“卤莽灭裂”、“以浅陋文其浅陋”；又攻击新文学创作，认为胡适诗论乃拾欧美之唾余，且断言《尝试集》的价值与效用只是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还从文化保守的立场出发，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与对新思潮的大力宣传，认为新文化运动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指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诡辩家、模仿家与功名之士，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极其不满。面对学衡派的攻击，新文学阵营予以了坚决的反驳。如罗家伦写了《驳胡先驌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对学衡派攻击新文学的言论逐一进行批驳，颇有理论气势。而且新文学倡导者根据学衡派自炫学贯中西、动辄教训他人的特点，抓住他们文章中的一些实例来揭露他们学问的粗疏，讽刺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衡了一顿，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新文学阵营的另一论战对手是甲寅派。此派因《甲寅》杂志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章士钊。早在1919年，他就发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以新旧调和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甲寅》杂志复刊后，又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系统阐述自己保守的文化观念，对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大加指责。从理论本质看，甲寅派与此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没有太大区别，但它却是新文学运动的劲敌。这不仅是因章士钊在论述文言文的优
越时运用了逻辑学、语言学以及文化史方面的诸多知识，而且因他乃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由此可见甲寅派的背后有官方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学阵营动员了全部精锐力量迎击甲寅派的挑战，鲁迅写了《评心雕龙》、《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答KS君》，高一涵写了《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成仿吾写了《读章氏》，徐志摩写了《守旧与玩旧》，郁达夫写了《咒十四号〈新评文学运动〉》等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甲寅派的攻击进行了反驳。后来，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甲寅派也就自然消声匿迹了。
经过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几次较量之后，新文学与白话文的脚跟立得更稳了。此后虽然也不时有某些复古的论调出现，但终究已不成气候了。
4.4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4.4.1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
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观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
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科
学、个性解放、人格自由，也包括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反
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是为了建
构现代语言形式，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为了确立现代思想观念，二者的
最终旨归则在于从意识与言说的全面革新来实现现代民族人格的重造。所以，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循着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和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这两条相互依存的思路而展开。 文学改良“八事” 胡适顺应历史潮流，率先把文学改良提上议事日程，明确肯定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它从进化论立场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主张，因每一事都针对封建旧文学的弊端而发，故又称“八不主义”，其具体内容如下：
“须言之有物”。反对“言之无物”与“文胜质之害”，主张新文学的创作要特别注重“真挚之情感”和具有见地、识力、理想的“思想”，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与空虚、颓废、没落的情调划清了界限，置文学内容的改革于突出的位置。
“不摹仿古人”。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因此“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也就是“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认为摹仿、因袭扼杀作者的独创性和文学的生动性，必将导致文学走上反现实主义的复古道路。
“须讲求文法”。针对旧文学所谓“书读千遍，其意自见”的成规，要求遵循语言本身的规律与定则，为新文学形式上的创建立下了一条规则。
“不作无病之呻吟”。认为必须戒除对落日而思暮年，临秋风而思零落，写诗作文故取“寒灰”、“无生”之类灰色词语笔名等“亡国之哀音”，号召“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
作
玛志尼”挥笔抒写爱国诗文。
“务去滥调套语”。从文学与生活、文学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的角度，主张“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致力于封建文学老八股的摧毁。
“不用典”。用典之因在于旧式文人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乃借用不适切的故事陈言来代替，故皆在摒弃之列，但并不反对那些使用自然、贴切的典故。
“不讲对仗”。认为讲究对仗平仄的“骈文律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文学末流”，指出白话小说才是“文学的正宗”，“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尤其大者”，不应将精力用在这种微细纤巧的文学末技上。
“不避俗字俗语”。认为今日作文作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实际上提出了白话文学的主张。
地位及影响 总之，胡适从文法、词汇、修辞、写作技巧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文言文和各种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否定，确认“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断言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欧洲各国国语历史的研究，胡适认识到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上没有一种国语是由政府教育部门或语言学专家闭门造成的，而是文学家通过创作国语的文学而造成的，所以首先应创建“国语的文学”。因此，胡适在1918年《新青年》4卷4号上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把它视为文学革命的“唯一宗旨”和“根本主张”，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新文学的意见。这里所谓的“国语”指的就是标准白话。这十字纲领，不仅视白话为新文学之正宗，而且把新文学的建设与全民族的国语运动联系起来，从而推翻了文言垄断文学的地位，打破了新文学发展的桎梏，从文学形式方面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局面。总之，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中的功绩是巨大的。
4.4.2 陈独秀：文学革命“三义”
内容 为了声援与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陈独秀于1917年2月2
卷6号《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他并不拘泥于改革旧文
学的具体问题，而是把文学革命视为现代社会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有机
组成部分：“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
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故“今
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但我国近代“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致使国民“疾视革命”，根本不知道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所以，陈独秀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同时，陈独秀根据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事实，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应该改革，但文学革命更须注重文学思想内容的革命，特郑重推出了文
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对整个封建旧文学的宣战，可谓文学革命的宣战书。它有破有立，破的是封建旧文学，立的是以西方近代文学为楷模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影响 作为文学革命的领袖和实际组织者，陈独秀的贡献更为卓越。一是从现代思想观念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指定了另一基本目标，将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提上了文学革命的议程，而胡适显然更是将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突出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两个侧重点既有区别又相互补，但二者全方位地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规范了五四文学革命发展的正确途径。二是以鲜明、坚定、彻底、不妥协的态度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启动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陈独秀曾经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他不仅号召中国文学界的豪杰之士敢于蔑视迂儒之毁誉，而且明确宣称：“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4.4.3 周作人：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 在1918年底到1919年间，周作人沿着陈独秀导向的从
思想内容展开革命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论说。他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
《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又一种
重要的精神资源。1918年12月，他在《人的文学》中以人道主义为标准，
将那些表现儒教、道教的作品和以游戏态度写成的蝴蝴派、黑幕派小说斥之
为“非人的文学”，因为它们“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
西”；指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发现，并将新文学的理想定型为“人的文学”。在这篇被胡适视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里，周作人认为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求新文学“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通过人的文学来“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人的”还是“非人的”，成为了他判别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思想标准，并断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十大类书大都是“非人的文学”。而“人的文学”的内容既可描写人的理想生活，在物质方面“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所需”，在道德方面“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抱着“悲哀或愤怒”的感情和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而不是采取“玩弄与挑拨”的“游戏”方式来表现所谓的“人生诸问题”。
《平民文学》 1919年3月，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指出：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反对旧文学不只是因为文言“晦涩难解”，更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思想荒谬”，
对文学的内容革命与形式变革的相互关系予
以了更具体的论述。稍后发表的《平民文学》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要求新文学以通俗的白话语言和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体裁来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不必专叙“英雄豪杰的事业或才子佳人的幸福”，因为平民文学的真谛是在择取、记录人类“普遍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从而将“人的文学”口号中“人”的概念具体化了。其实，虽然“平民文学”与“人的文学”二者提法不尽相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以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为人生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人性的而不是兽性和神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它“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无论是文学背景的设置，抑或理论术语的运用，还是思维方式的构建，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都使五四新文学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文学革命理论探讨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
4.4.4 其他文学主张
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撰文予以响应。
钱玄同的文学主张 钱玄同、刘半农沿着胡适导向的语言形式革命的思维路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具体意见。作为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寄独秀》和《〈尝试集〉序》、《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文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提出了改革文字乃至废除汉字的主张：因为“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全面支持胡适的“八事”主张。
刘半农的文学主张 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认为要建设新文学“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对分段、句逗、新式标点符号等有关文学形式的改革提出了细致的意见，对如何以白话创作散文、韵文等各类文体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尤其是对韵文的改良提出了“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等三项任务。
李大钊的文学主张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则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艺现象，他在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第26号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而这种写实的文学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所谓思想、学理与主义，虽然尚未超出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西方近代文化观念，但李大钊已经注意到了新文学不仅要清除封建主义的“旧毒”，也要清除资本主义的“新毒”。由此可见，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尝试着引导新文学的发展方向。
4.5 文学革命的艺术实践
4.5.1 文学体式的解放
中外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运动大都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的大解放，而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从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开始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五四新文学的文体改革必然
与语体改革相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包含着语体改革。胡适认为：“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由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首先以“白话”为媒介，且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旨归，人们就同时把它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白话取代文言，促进了文学话语方式的现代转型。
新诗 新文学的最初实践是诗歌创作，而新诗的重要目标就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新诗的实践者正是沿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最早进行白话诗尝试的胡适率先将试作的8首白话新诗发表于1917年第2卷第6号《新青年》，继之而起的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鲁迅、李大钊、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白话新诗纷纷公开问世。虽然从传统诗词中蜕变和新生有一番艰难的过程，但早期白话诗还是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以文言写作诗词的传统。如胡适的《尝试集》虽有许多旧意境、旧格式的诗，但多数诗作摆脱了旧诗词的窠臼，形成了一种比较自由的诗体，提供了古典诗词所没有的新东西，跨出了诗体解放的第一步。沈尹默的《三弦》被誉为“是用口语写出来的一首异常优美的散文诗”；周作人的《小河》也被称作“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而郭沫若的《女神》真正为中国现代新诗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显示了相当成熟的自由体诗歌风貌。总之，它们以白话入诗，率性成章，诗无定句，句无定法，不讲平仄，韵脚宽泛，与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事典雅的传统诗词截然有别，突破了传统诗歌体式。
现代小说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也在五四时期诞生，最初显示新文学实绩的是鲁迅的创作：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新青年》上刊发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形式和现代精神的现代白话小说；《呐喊》、《彷徨》2部小说集的问世，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与传统小说不一般的艺术魅力。此后，相继出现了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小说作家，以及以小说创作、理论探讨为主要方向的文学社团，在1918-1928年间掀起了现代小说创作的高潮。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里程碑，五四小说为读者洞开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它不是旧文学的简单承续，而是采撷了异域文苑的血液。它既突破了古典小说程式化的结构原则，即故事的统一性、完整性、曲折性、传奇性已不是理想的结构模式，又带来了现代叙事模式的多种选择，也就是说片段化、剪影式、原生态、意绪化的生活或人物性格的侧面、心灵的闪动、情感的波澜等都可作为小说的叙述内容、结构的重心。由此，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古典的情节小说形态向现代的“性格小说”、“心理小说”形态的艺术转换，推动了中国小说由传统的边缘状态向现代的中心地位的位置转换。无论是“为人生”派的作家还是“为艺术”派的作家，都为中国小说艺术形态的转换做出了贡献，而鲁迅、郁达夫的小说更是现代小说艺术体式中不可多得的范本。
戏剧改良 虽说清末民初已有戏剧改良，春柳社上演的剧目是新剧的开始，但继起的幕表剧却大多庸俗。“五四”的戏剧体式主要是话剧。《新青年》出版过“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傅斯年等纷纷发表戏剧改良主张，攻击旧剧，赞扬西洋戏剧。主张在西剧基础上建设中国新剧，虽有抹杀旧剧审美特点、低估旧剧审美情趣之弊，却为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完全按照西洋话剧形式创作，田汉、陈大悲、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余上沅、熊佛西等更把话剧发扬光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话剧艺术不像传统戏曲那样注重“唱、念、做、打”，而是设计镜框式舞台、精巧的舞台机械装置、逼真的灯光、布景效果以制造生活幻觉，不再遵从“生、旦、净、末、丑”几种行当的程式化表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从生活实际出发寻找自己的独特个性。
文学散文 中国有悠久的散文传统却没有文学散文的概念，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前后才改变这种状况。不论刘半农的“文学散文”抑或王统照的“纯散文”还是周作人的“美文”概念，指的都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散文便从宽泛的文章类别中分离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纯文学品种。现代散文以《新青年》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随感录”和20世纪20年代《语丝》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语丝文体”最为显眼。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创作和周作人的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抒情散文为现代散文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现代两股影响久远的散文传统。新文学散文的成绩，诚如鲁迅所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五四散文既继承了古代小品杂记的抒情记事方式，又受到英国随笔（Essay）的明显影响，袒露个性，任意而谈，显得非常洒脱，打破了古代正统散文特别是桐城派古文代圣贤立言的拘谨格局。
4.5.2 理性精神的张扬
基本背景 近代历史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比西欧迟了一个多世纪，但实质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哲学迎合怀疑主义思潮， 备受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青睐，正如胡适所说，这“几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新文学的先驱者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试图把思想学问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主要表现 在文学领域，新文学先驱从鼓动“文学革命”开始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精神指导新文学创作，要求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决定了新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色彩。鲁迅的《呐喊》、《彷徨》致力于社会病苦的疗救、国民性改造的思考，反思农民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矛盾与精神危机。文学研究会作家以“为人生而艺术”相标榜，执著于社会人生的反映、人生社会究竟的考察、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重估，他们那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在对恋爱、教育、家庭、妇女贞节、社会习俗、农村社会等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中，以新的时代理性重新审视、评判社会人生。如冰心的《超人》、《悟》宣扬“爱的哲学”，许地山的《命命鸟》、《缀网劳蛛》阐释宗教哲学，王统照的《沉思》、《微笑》和叶绍钧的《春游》、《浅隐的爱》表达“爱”与“美”的理想。虽然理性张扬过于浅露、艺术表现比较幼稚生硬，但那发人深省的哲理性因素却顺应了五四时期理性探究人生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创造社作家在表现
自我的同时也喜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问题、社会现象，如郭沫若《女神》中“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沉沦》等小说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初期新诗的说理、写实成份多是“有意为之”，而冰心、宗白华更认为“诗只有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深浓”。“随感录”杂文虽难掩饰浅露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但其直白式说教正显现重议论、重批评的理性色彩，以至后期杂文均有较强的思辨功能和理性特质，即使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也不乏理性的色彩。
总之，新文学作家具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自觉借助科学、民主等现代人文意识观察、思考生活，向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猛烈宣战，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完善自我。可以说，新文学作品中都贯穿着由“人的发现”所引起的理性探索精神。
4.5.3 感伤情调的弥漫
感伤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被民主、科学等现代意识唤醒而追求美好人生价值的新文学作家，却常常梦醒而无处可走，徘徊于十字街头，苦闷、孤独、失望、感伤的情调便弥漫于文坛。
问题小说的感伤情怀 问题小说诉说着感伤的情怀。如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叩访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心灵奥秘“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许地山的《命命鸟》是一对少男少女为了尘世难以实现的爱情而相携赴水、双双徇情的悲剧；王统照的琼逸想献身艺术却不为人理解只好陷入痛苦的沉思（《沉思》）；叶圣陶描写的无聊寒暄、繁琐礼节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膜却又不得不互相敷衍的痛苦（《隔膜》）；而“‘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却成为了庐隐自《或人的悲哀》就开始的小说主调。 乡土小说隐含的乡愁 乡土小说在对故乡的返顾和眷念中“隐含着乡愁”。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虽生活在喧嚣、繁华的都市之中，却没有丝毫欢快；时空的距离虽使故乡在其心目中留下了美好印象，但衰微、破败和凄凉的现实却使其生出沧海桑田的凄楚情怀和物是人非的伤感情绪，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明的对比使其处于深深的苦闷之中。
“自叙传”小说的痛苦境遇 “自叙传”小说也不厌其烦地咀嚼着茕茕孑立、被人遗忘的伤感。郁达夫的《沉沦》、冯沅君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在对零余者故事的讲述中表现着知识分子自身境遇的痛苦，或因弱国子民而在异国他乡倍受欺侮嘲弄，或不见容于社会而被社会所遗弃。
新诗感伤情调的弥漫 新诗流露的情绪相对来说比较昂扬向上，但不少篇章带仍然弥漫着感伤的情调。郭沫若《女神》中的不少篇章是如此，尤其是《星空》更显现着诗人深沉的苦闷，原来那气吞宇宙的“天狗”变成“受了伤的勇士”、“带了箭的雁鹅”。而哲理小诗、早期象征诗派也都涂上了感伤的色彩。李金发表现个人心灵的凄风苦雨，咏叹人生命运的悲哀，寒夜、死亡、枯骨、坟墓、落叶、狂风、荒漠、残月、夕阳、污血成为他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和语汇，构成了一种感伤与悲叹相交织的诗歌情调。虽然新月诗人反对“过了
头”的“感伤主义”、主张“理性节制感情”，但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却反复形容自己是“失群的孤客”、“孤寂的流落者”、“可怜的孤魂”、“流落的孤禽”，凄楚压抑之感迸然而出。徐志摩的整个诗作显示了诗人由“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之思想演变的轨迹，《志摩的诗》中已不乏感伤没落情调的诗作，《翡冷翠的一夜》由于种种失望的情绪使昔日那个“选择了前冲”的“朝山人”更发出了“再休怪我的脸沉”的疲惫长叹，而《猛虎集》就全面笼罩着迷惘颓唐的情绪、时时哀叹“残破，残破是我的理想”了。
4.5.4 个性风格的追求
扫荡“非人的文学” 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对国家、集体、家族的绝对服从，而中国传统文学也就呈现两种传统：要么是载道传统，强调文学代圣贤立言，存天理灭人欲，充满道学气味；要么是游戏传统，视文学为末技和消闲的工具，或写才子佳人，或写帝王将相，充满低级趣味。周作人曾将封建旧文学一概斥之为“非人的文学”。五四文学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两种文学传统，扫荡这些“非人的文学”，建立一种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新文学，而五四新文学正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和个性追求 ，以人本主义、个性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自我发见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 张扬个性，表现自我 因此，表现个人的生活，张扬个人的情绪，是五四新文学的普遍现象。在创造社作家那里，“表现自我”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肯定个性、尊崇自我是郭沫若《女神》始终追求的目标：“我„„崇拜我”、“我赞美我自己”、“我便是我呀”的自觉呼声正是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激越颂歌。明显渗透着个人心理气质的郁达夫小说，使我们难以区分作家个人与作品中的“我”、“于质夫”、“伊文”、“Y”、“文朴”等人物形象，因为这些人物的漂泊身世、不幸遭遇、悲戚面容、郁闷情怀，哪一处不是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明证？可以说，郁达夫小说是五四新文学中个性主义最坦率的艺术宣言。即使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人的作品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像浅草社这样的浪漫主义团体更是孜孜于“挖掘自己的魂灵”。当然，不拘形式的散文小品最适合表现作家个性，但杂感也分明体现着作者的个性，如鲁迅提倡“有几分天才、几分狂气的个人的自大”，李大钊认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胡适也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郁达夫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宝贵的个性的表现。”总之，五四新文学重新发现了人，推翻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历史传统。虽然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情节、形象有不少类似，
如娜拉式形象的出现、《终身大事》式作品的成风，但其真正意义不在形象、题材本身，而在作家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如同鲁迅《伤逝》中子君所说的那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作家个性风格的凸现 新文学作家已经不愿再做奴隶，而要标新立意、突出个性。于是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许地山的隽永奇趣，庐隐的激切质直，王统照的宛曲纡徐，冰心的明丽晶莹，周作人的冲淡自然，朱自清的精美秀雅，闻一多的浓烈沉郁，徐志摩的潇洒空灵，冯至的幽婉舒展，废名的古朴朦胧，李金发的幽微象征等等，每种风格都浸润着作家的鲜明个性。正是新文学作家个性风格的根本追求已渗透到文学的各个层面，最终才为五四新文学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空间。
4 五四时期文学：走向现代的伟大转折
目录
4.1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 2
4.1.1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 2
4.1.2 新文化运动声势的扩大 ................................................................................................. 3
4.1.3 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发展 ................................................................................................. 5
4.2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 6
4.2.1 倡导民主和科学 ............................................................................................................ 6
4.2.2 抨击孔教学说 ............................................................................................................... 8
4.2.3 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 9
4.3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 9
4.3.1 文学革命的兴起 ............................................................................................................ 9
4.3.2 文学革命的展开 ........................................................................................................... 11
4.3.3 文学革命的内容 ........................................................................................................... 12
4.3.4 文学革命的论战 ........................................................................................................... 13
4.4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 15
4.4.1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 .............................................................................................. 15
4.4.2 陈独秀：文学革命“三义” ........................................................................................... 16
4.4.3 周作人：人的文学 ...................................................................................................... 17
4.4.4 其他文学主张 ............................................................................................................... 18
4.5 文学革命的艺术实践 ............................................................................................................ 18
4.5.1 文学体式的解放 ......................................................................................................... 18
4.5.2 理性精神的张扬 ........................................................................................................... 20
4.5.3 感伤情调的弥漫 ........................................................................................................... 21
4.5.4 个性风格的追求 ........................................................................................................... 22
4.1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4.1.1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后移址北京）在上海创刊，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借助这份崭新的传播媒介开始了对“民主”、“科学”等新观念的倡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得以迅速发展。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自从鸦片战争打碎了清帝国的沉沉昏梦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渐渐解体，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素有了一定积累，但积弱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势进一步促使中国人努力寻求和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 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模仿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开矿筑路，以及介绍一些与此相关的声、光、电、化等技术和自然科学。维新志士认为“要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须“用西洋之术”，宣传民权思想，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输入民主共和观念，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结束，虽未改变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胜利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但为中国现代的社会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出卖国家主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建的“共和”政府实际上成为了一块空头招牌。
无论是科技引进的尝试还是体制革命的努力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失败境地。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给国人的刺激最为强烈，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清醒地意识到封建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基础并未动摇，中国民众依旧处于愚昧、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革命与群众存在着厚重的精神隔膜。于是，思想启蒙被推向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新型阶层的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在隙缝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统计，自1912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8年的发展超过了过去的50年。棉纺织厂1915年15家，1922年增至64家；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37家，1912到1921的10年间新建117家。而造纸、丝织、印刷、火柴、运输、钢铁、修配、采煤、机器制造等部门也快速增长，社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急剧上升。力量有显著增长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反帝特别是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据估计，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已经达到250-300万人之多，势力随之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也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自然会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
知识分子的独立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兴办了各类学堂，开始推广新式文化教育，而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的大量出现，使文学市场得以形成，稿费制度有了保障，从而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一
般认为中国报刊在19世纪下半期形成大潮，但1874-1895年自办的报刊也只有10种，而到1901年却达120种，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全国新兴的报纸约有500种之多，仅北京就有100家左右。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是1872年的《瀛寰杂记》，后来的25年中仅出现5种文学期刊，而1902-1916年间则大约有57种之多。文学不仅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出现了报纸文艺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这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自由发表言论的广阔天地。
大一统的封建思想统治局面已经土崩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言论出版相对比较自由的时期。因此，晚清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仕途之外就可以选择“思想”与“写作”作为体现自身价值和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混乱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新型知识分子开始张扬自我个性，发表独立言论，反省文化传统，吸纳外来思潮，拓展文化视野。新文化运动的条件基本成熟了，他们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尊孔复古的逆流 虽然“五四”前夜思想环境比较宽松，但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全国尊孔读经的声浪日盛。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就积极准备复辟帝制：一方面修改临时约法，解散国会，1913年完成的天坛宪法草案上居然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款；另一方面发表“整饬纲纪”的宣言，宣布恢复学校“祀孔”、“读经”的命令以及表彰“节烈”、“孝行”的条例，公开提倡“祭天祀孔”，鼓吹“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次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1914年北京政府的《教育纲要》竟然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封建余孽则大肆叫嚣“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组织，《孔教会》、《不忍》等鼓吹孔教主义的杂志也一一浮出水面，“孔子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中国之新命运系于孔教”等言论也风行一时。
在这股封建逆流面前，原来的维新志士、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倒戈，如康有为竟以当代孔子自居，严复滚入了封建复古思潮的逆流，许多介绍过新学的维新志士也偃旗息鼓成为了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资产阶级新文化伴随着辛亥革命政治上的失败已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所打退，旧文化旧思想严重束缚和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转型和新经济、新政治的发展，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潮的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以勇猛的姿态发起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更为猛烈的反封建、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
4.1.2 新文化运动声势的扩大
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7年，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人类社会伟大的转折性事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这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
其重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考察国家命运，他们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注意力开始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更加注意苏俄的革命和文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1918年7月以来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对科学社会主义予以宣传和论述，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选择。十月革命激荡起了在黑暗中摸索、苦闷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和信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正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形成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1918年底，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未获得丝毫利益，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不断壮大。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陆续出现了《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国民》等杂志。新文化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式”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将批判视野从政体革命向思想革命、从政治觉悟向伦理觉悟转移，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表反封建和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其左翼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坚力量。
在这些刊物的影响下，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新文化运动迅速蔓延开来，由此遭到了反对新文化的守旧人士刘师培、黄侃、林纾等人的抗阻和谩骂。《新青年》6卷1号刊载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李大钊的《新旧思想之激战》、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宣称 、以及鲁迅的一系列杂文，表达了同旧人物、旧思想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在这场新旧思想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和巨大力量。
五四运动的推动 1919年5月，
中国北京爆发了盛况空前的五四爱国示威运动，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国内外。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新社团纷纷成立，《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日》、《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生活》周刊等报刊相继面世。尽管各自立场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不仅产生了罢免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等直接
的政治效果，而且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拉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如果说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占据指导地位，那么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五四”爱国浪潮则推动着无产阶级思想在以民主和科学为重要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步占领了重要地位。虽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说也蜂拥而来，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势不可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占据了显著地位。
《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转变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9年12月《新青年》7卷1号发表《本志宣言》公开了重新确定的新方针。对于民主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的强调，表明它已注意把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关于“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的宣称，预示它已由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李大钊接连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倡导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新青年》进行改组，自8卷1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确定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者在1919年至1921年间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与研究系就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展开的三次重要论争，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范围内逐渐改变了自身思想性质，由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4.1.3 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发展
文学社团和刊物的活跃 1921年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独立的新文学作家队伍已经形成。有别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这类综合性团体、刊物的纯文学社团和纯文学刊物的纷纷出现 ，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显示，1921年到1923年间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各种文学社团及刊物各“不下一百余”，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民众戏剧社、弥洒社、南国社、狂飙社、湖畔诗社、湖光文学社、艺林社、绿波社、语丝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等文学社团，如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戏剧》、《弥洒》、《南国》、《狂飙》、《支那二月》、《湖光》、《艺林》、《诗坛》、《绿波》、《小说》、《语丝》、《沉钟》、《莽原》、《未名》、《诗刊》、《剧刊》、《新月》等文学刊物，这说明独立的新文学创作队伍已经形成。受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具有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各自聚结文学社团，竞相创办各种文艺刊物，在同人刊物上宣传社团的文学主张与创作观念，用自己的
文学创作实践，丰富着社团的文学理论，提高了新文学的创作质量，从而孕育出风格各异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刊物、文学流派的活跃，推动了新文学的迅速壮大。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社会面貌开始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加快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步伐，文学领域于1922年以后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导。
一方面是为了驱散笼罩着“五四”文坛的苦闷彷徨的空气，一方面是为了对各地革命风暴中先后出现的文学作品给予正确定位，因此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了倡导革命文学的呼声。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大会上号召作家确信“主义”，“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使“文学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赏”。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发出了“使文学艺术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号召。1923年6月创刊的《新青年》季刊《新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此外，《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觉悟》及其他进步刊物纷纷发表文章，如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文学与革命》， 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沈泽民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沈雁冰的《文学者的新使命》，蒋光赤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从不同角度宣传革命文学主张：或提出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肯定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或指出革命文学揭露社会黑暗，表现斗争精神等方面的基本内容；或号召作家参与革命的实际活动，培养“革命的感情”；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情况。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虽然不够系统完整，一些见解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但对进步文学团体和作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五卅”以后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大批作家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出现了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品，如上海蒋光赤、沈泽民等人的“春雷社”，杭州之江大学学生的“悟悟社”，蒋光赤的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清晰地显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潮已逐步演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
4.2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4.2.1 倡导民主和科学
适应思想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新青年》为鼓吹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发挥了先导的作用，成为宣传现代文化观念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之中心内容，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利用晚清以降译介的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著作为思想资源，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为反封建反复古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的文化革命。
民主与科学的提出 发表在《新青年》1卷1号、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
文，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向全国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里所陈的“六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成为了思想革新和文化运动的宣言。新文化的先驱者主张以民族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盲从、迷信和独断，“科学”和“民主”遂成为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两大旗帜。
关于民主 在西方文化中，民主既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又指“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思想。在《新青年》创刊号里，民主被称为“人权”，大体涵盖上述两个方面的意思。关于民主，它这样解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确认近世欧洲历史之所以为“解放历史”乃因为“人权平等之说兴”。后来，李大钊也指出那时风靡世界的“绝大的潮流”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它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以雷霆万钧之势震醒了沉睡于专制深渊达数千年的亚洲。他认为平民主义是指“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
关于科学 西方文化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工艺技术在内的物质制度科学，又包含科学精神即精神文化。《新青年》创刊号的阐述是：“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功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显然，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主要还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指发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鲁迅曾经指出一切“灵学”和“讲鬼话”都是科学的对头，只有“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必须用科学来扫荡愚弄人民的“鬼话”。陈独秀也认为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使主观思想合乎客观实际以达到所谓的“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强调“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例”，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新青年》高举科学的大旗，宣传无神论和唯物论，用自然科学原理证明鬼神的根本不存在，有助于摧毁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动摇封建制度基础。五四时代的“赛先生”，其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
随着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和科学成为人们向陈旧腐朽的封建思想堡垒发起进攻的起主导作用的现代文化观念。
4.2.2 抨击孔教学说
“打倒孔家店” 辛亥革命瓦解了传统的道德秩序和封建的政治秩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随着革命的失败，尊孔复古声浪又甚嚣尘上。鲁迅曾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祭祀的人们穿起来„„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器具，也重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打倒他的欲望，也就愈加旺盛。”
针对当时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新的思想武器冲击封建精神罗网，掀起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浪潮，为现代文化观念推波助澜。1916年，《新青年》连载了被称为“反孔第一炮”的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一文，切中要害地分析和评价了孔子思想的流弊，引起了思想界的很大震动。“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陈独秀先后撰写了《一九一六》、《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等讨孔檄文，推动思想启蒙运动。李大钊也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列“孔教”入宪法，不过区别了孔子的某些进步作用，表明自己掊击孔子并不是掊击孔子本身而是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作为冲决封建罗网的“凶猛的闯将”，鲁迅发出了“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宴，毁坏这厨房”的呼唤，他以杂文、小说为武器揭露了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使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主义精神达到更大的深度。被誉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文，直斥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他那悲壮的呼声相当大地冲击了封建礼教。
由于新文化运动如此批判传统观念、否定封建礼教，“覆孔孟，铲伦常，禽兽行”的罪名便接踵而至，这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北京大学里非常明显。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并没有屈服，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封建势力的各种非难，有力反击了封建势力，表示若因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那么“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在《新旧思想之激战》中也表示“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这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同人主张的简要概括，表明了输入现代文化观念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传布新思想 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对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采取了兼收并蓄、全盘肯定的态度，并主要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和剖析。他们对孔子学说这样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的评价，不能说是完全科学的，甚至还存在着相当偏激的态度和看法，但是，其主流方面促进了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以及新学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动摇了儒学在政治伦
理道德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束了儒学在思想学术领域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4.2.3 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的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的重要旗帜，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新青年》及其他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6卷第5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李大钊的作用最为突出。他分别在《新青年》、《新潮》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3月，他又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杂志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20年以后成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当然，五四时期流传的文化思潮也是异常复杂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与研究系人士就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三次重要的论争。
1919年6月，胡适接编《每周评论》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予以了批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以后，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分化。
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后，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的报纸杂志出现了更多的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中文译本也陆续出版。1920年，当张东荪、梁启超等研究系人士趁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大肆发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时，《新青年》在1920年12月第8卷第4号特辟“社会主义讨论”专栏，展开广泛的批评，后来还将《社会主义讨论集》作为“新青年丛书”第二种特别出版；其他报刊杂志也纷纷参与讨论，于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4.3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4.3.1 文学革命的兴起
晚清文学的先导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具有先导作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步作家就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其创作已显示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戊戌变法前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达到高潮。集学术文章于一身的政治家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在从事政体革命的同时，也敏感到了文学作为思想载体对于传播改良主张的重要意义，相继提出过包括“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及“白话文运动”在内的文学改良主张。连桐诚派“新秀”严复、林纾也因古文的没落转而译介西方科学、哲学、文学名著，为近代进步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内容。“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梁启超，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文体形式有意识地进行改良，目的在于从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骈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创立一种“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这种文体虽然只是一种改革了的文言文，尚未脱尽文言的窠臼，但它毕竟是中国文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型过程中的一座桥梁。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文的主要人物有黄遵宪、裘廷梁。而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序幕。白话学会组织、白话报刊也纷纷出现，先后出版的白话报纸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京话报》等10余种。
总之，晚清文学改良既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学解体的开始，它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体式、文学语言诸方面都展开了革新以开发民智、唤醒民众、改良政治；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因为任何一场文学革命运动都离不开先驱者的作用。虽然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缺乏彻底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未能明确举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大旗，倡导者自身也不能完全割弃旧文学的尾巴，尝试努力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在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上都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准备了必要条件，成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中介。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成功与失误，都在期待和呼唤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文学解放运动的到来。 域外文学的催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从翻译文学开始的。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如严复、林纾、苏曼殊、包天笑、伍光建、周瘦鹃等先行者，注重学习西方文学，开始了欧美文学的译介和出版。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自1875-1911年间仅外国小说的翻译就达600多种。学者王国维引入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美学观，既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又分析中国的文学现象，锋芒直指“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念，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架设了桥梁。域外文学及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石，文学革命的主将及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代作家没有不受其影响者。值得指出的是，参与文学革命的第一代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联系较前辈更密切。他们或负笈欧美，或留学东洋，更明确地认识到必须通过译介外国文学来医治传统文学的痼疾，创建新型的现代文学。于是，他们以《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为阵地，以空前的规模翻译了欧、美、俄、日、印等国重要的文学作品。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一方面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创建离不开对西洋文学的借鉴，于是纷纷学习、倡导西方近现
代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写实主义文学的优长，并以它为“楷模”；另一方面组成了强大的翻译队伍，以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据统计，自1918-1923年间介绍的小说作家达30多个国家的170余人，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耿济之、瞿秋白等都是活跃的翻印家，出版了许多翻译的短篇小说集。
正是由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外国文学的思想内容与审美风格便容易浸透到文学革命先行者的精神结构和人格因素中，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思维方式，使他们在中西文化评判上树立一个对照的价值体系，从而具备了从整体上否定中国封建文化、肯定西方文化的激进心态。如果说晚清半个世纪以来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政治觉悟到伦理觉悟的主题转换和社会变革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时代依据，那么晚清文学改良则为文学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思想资源，域外文学影响则为文学革命的萌生找到了理论武器。文化价值观照体系的位移，反封建文化的积极创造，种种历史条件的相互综合，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应时而发了。
4.3.2 文学革命的展开
酝酿 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在1917年，但此前《新青年》等刊物已经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不仅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介绍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认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实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同时，陈独秀、胡适、张永言之间关于“文学革命”的磋商信也已透露出文学革命正在酝酿的信息。1916年8月，李大钊创办《晨钟报》，发出了掀起新文艺运动的呼声：“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表现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黄远庸于1916年致信章士钊指出社会改革“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以使“吾辈思潮”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这一主张虽遭到章士钊反对，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却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 倡导 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对封建思想道德的批判自然会引发对封建旧文学的反叛，文学领域内发动一场革命运动也就理所当然了。1917年初，陈独秀、胡适高举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旗帜，正式拉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帷幕，文学革命进入真正的倡导阶段。正是在“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胡适在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它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刊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呼应，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文学宣战，一场史称“文学革命”的运动从此迅速展开。
胡适、陈独秀提出的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文学革命主张，具有“除旧布新”的革命意义，是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基本纲领，是催动文学革命前
进的响亮号角，随即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了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在《寄独秀》、《〈尝试集〉序》中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并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诚谬种”；他还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以引起社会各界对“文学革命”的重视。傅斯年在《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等文中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文言合一”的主张。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扩大，自第4卷第1期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主编。8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一年多来文学革命的讨论予以总结。 发展 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紧密结合着文学创作实践。自1917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8首白话诗到1918年1月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3人的9首白话诗止，文学革命在诗歌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实绩。真正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并为新文学奠定坚实基础的文学创作是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从此以后文学革命进入发展阶段。同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办《新潮》月刊，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和提倡白话文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发表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展开理论的探讨，新鲜活泼的白话取代僵硬古板的文言已成为普遍趋势。
1920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学革命大军逐步开始分化，新文学运动跨进了深入发展的时期。在1921-1925年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风格接近于文学研究会的未名社、莽原社和风格接近于创造社的南国社、浅草社、沉钟社等众多文学社团的崛起，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和重艺术的浪漫主义等两大艺术风格的张扬，“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文学流派的丰姿多彩，特别是新文学建设辉煌成就的取得，如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的倡导等，标志着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中国文学的演变和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4.3.3 文学革命的内容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环节。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承继晚清裘廷梁、陈荣衮、梁启超、包天笑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余绪，从文学形式的改革入手，反对文言文，进而反对桐城派、文选派的散文和江西派的诗，提倡白话文。 其中态度最为激烈的是钱玄同。他主张废汉文，提出“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认为“言文一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继而探讨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改革，痛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意义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胡适。他的对白话文理论的论述最为全面和积极，不仅从题材的角度分析了新诗、短篇小说、戏剧的形式特征，而且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角度反复论述了“白话”在文学中的功能和价值。他认为，新文学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是“文学工具革命”的运动，其他的文学改革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运用历史进化
观念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又以肯定的口气指出：一 、有话要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将这四句话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也许没有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准备，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与语言的关系，并能以自己深厚的中西文化积累为白话文运动挖掘历史的依据和寻找前进的动力。
在文、白之战的过程中，陈独秀与胡适携手而行，白话文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发展，几乎没有遇到理直气壮的反对。白话文的对手中虽然有林纾、严复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但已完全背离了晚清以来历史发展的潮流。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任是由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完成的。白话文理论的探讨，刊物对白话文学创作的刊载，尤其是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等一批新文学作品的出现，终于使白话文在文化、文学领域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起，1919年一年中全国出现了400余种白话报纸，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言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逐渐白话化。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国民学校采用。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欠缺在于只将白话视为“工具”，没有从文学更没有从内容上去考虑。五四文学革命则不同，它不仅把白话作为文学的工具，更从思想、内容上着眼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因为只有语言的革命而没有思想的革命依然无法完成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倘若思想要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如果说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为新文学寻找语言、形式上的突破口，那么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是考虑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了。语言挣脱了文言的枷锁，文学价值观念的重建便逐渐浮出了水面。新文学的先驱们极力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反对鸳鸯蝴蝶派游戏消遣的小说观，要求文学注重反映“平民社会”和“一切痛苦的情形”。他们还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响亮口号，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描写普通男女的成败悲欢，表现个性解放，反映社会问题，提倡“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并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新文学的“土壤根基”。
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冲破了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桎梏，宣告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纪，为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4.3.4 文学革命的论战
五四文学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势必会与文学领域的守旧势力发生矛盾和斗争。自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在《新青年》上精心策划了一幕“双簧戏”以后，文化复古派与保守派们
终于纷纷出来公开与文学革命运动论战。
批判国粹派 1919年3月，北京大学国粹派人物刘师培、黄侃创办《国故》月刊，以保存国粹来与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新潮》相对垒。清末民初著名的翻译家与桐城派古文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对新文学的反感和敌视，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姿态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和卿太史书》等文，讥笑白话文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鄙俚浅陋”、“不值一哂”，攻击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鲁迅在《随感录（五七）·现在的屠杀者》中予以严斥；蔡元培也发表答复林纾的公开信，对文学革命运动与新文化的传播给予支持。在论战中，林纾还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与《妖梦》，含沙射影地诅咒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支持者，并寄希望于喜谈桐城文法的安福部军阀来镇压新文化。这种阴暗的心态与下策的选择，说明国粹派在理论上已无法与文学革命相抗衡。林纾、严复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相继去世后，守旧的国粹派再也没有货真价实的反对派出头露面了，而新文学在与旧文学的思想交锋与激烈论战中逐步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并发展壮大起来。
反驳“学衡”与“甲寅” 1922年，以南京东南大学的学术杂志《学衡》为中心，出于批判新文学运动的目的，集结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势力，史称学衡派。其主要骨干是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他们都曾在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厚的素养，但又深受美国白璧德新古典主义影响，因而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张大为不满，企图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来引导现代文化建设。《学衡》创办以后，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驌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和《评》等文相继发表，对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进行集中攻击。既攻击废文言兴白话是“卤莽灭裂”、“以浅陋文其浅陋”；又攻击新文学创作，认为胡适诗论乃拾欧美之唾余，且断言《尝试集》的价值与效用只是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还从文化保守的立场出发，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与对新思潮的大力宣传，认为新文化运动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指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诡辩家、模仿家与功名之士，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极其不满。面对学衡派的攻击，新文学阵营予以了坚决的反驳。如罗家伦写了《驳胡先驌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对学衡派攻击新文学的言论逐一进行批驳，颇有理论气势。而且新文学倡导者根据学衡派自炫学贯中西、动辄教训他人的特点，抓住他们文章中的一些实例来揭露他们学问的粗疏，讽刺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衡了一顿，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新文学阵营的另一论战对手是甲寅派。此派因《甲寅》杂志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章士钊。早在1919年，他就发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以新旧调和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甲寅》杂志复刊后，又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系统阐述自己保守的文化观念，对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大加指责。从理论本质看，甲寅派与此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没有太大区别，但它却是新文学运动的劲敌。这不仅是因章士钊在论述文言文的优
越时运用了逻辑学、语言学以及文化史方面的诸多知识，而且因他乃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由此可见甲寅派的背后有官方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学阵营动员了全部精锐力量迎击甲寅派的挑战，鲁迅写了《评心雕龙》、《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答KS君》，高一涵写了《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成仿吾写了《读章氏》，徐志摩写了《守旧与玩旧》，郁达夫写了《咒十四号〈新评文学运动〉》等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甲寅派的攻击进行了反驳。后来，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甲寅派也就自然消声匿迹了。
经过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几次较量之后，新文学与白话文的脚跟立得更稳了。此后虽然也不时有某些复古的论调出现，但终究已不成气候了。
4.4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4.4.1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
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观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
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科
学、个性解放、人格自由，也包括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反
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是为了建
构现代语言形式，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为了确立现代思想观念，二者的
最终旨归则在于从意识与言说的全面革新来实现现代民族人格的重造。所以，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循着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和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这两条相互依存的思路而展开。 文学改良“八事” 胡适顺应历史潮流，率先把文学改良提上议事日程，明确肯定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它从进化论立场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主张，因每一事都针对封建旧文学的弊端而发，故又称“八不主义”，其具体内容如下：
“须言之有物”。反对“言之无物”与“文胜质之害”，主张新文学的创作要特别注重“真挚之情感”和具有见地、识力、理想的“思想”，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与空虚、颓废、没落的情调划清了界限，置文学内容的改革于突出的位置。
“不摹仿古人”。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因此“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也就是“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认为摹仿、因袭扼杀作者的独创性和文学的生动性，必将导致文学走上反现实主义的复古道路。
“须讲求文法”。针对旧文学所谓“书读千遍，其意自见”的成规，要求遵循语言本身的规律与定则，为新文学形式上的创建立下了一条规则。
“不作无病之呻吟”。认为必须戒除对落日而思暮年，临秋风而思零落，写诗作文故取“寒灰”、“无生”之类灰色词语笔名等“亡国之哀音”，号召“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
作
玛志尼”挥笔抒写爱国诗文。
“务去滥调套语”。从文学与生活、文学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的角度，主张“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致力于封建文学老八股的摧毁。
“不用典”。用典之因在于旧式文人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乃借用不适切的故事陈言来代替，故皆在摒弃之列，但并不反对那些使用自然、贴切的典故。
“不讲对仗”。认为讲究对仗平仄的“骈文律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文学末流”，指出白话小说才是“文学的正宗”，“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尤其大者”，不应将精力用在这种微细纤巧的文学末技上。
“不避俗字俗语”。认为今日作文作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实际上提出了白话文学的主张。
地位及影响 总之，胡适从文法、词汇、修辞、写作技巧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文言文和各种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否定，确认“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断言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欧洲各国国语历史的研究，胡适认识到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上没有一种国语是由政府教育部门或语言学专家闭门造成的，而是文学家通过创作国语的文学而造成的，所以首先应创建“国语的文学”。因此，胡适在1918年《新青年》4卷4号上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把它视为文学革命的“唯一宗旨”和“根本主张”，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新文学的意见。这里所谓的“国语”指的就是标准白话。这十字纲领，不仅视白话为新文学之正宗，而且把新文学的建设与全民族的国语运动联系起来，从而推翻了文言垄断文学的地位，打破了新文学发展的桎梏，从文学形式方面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局面。总之，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中的功绩是巨大的。
4.4.2 陈独秀：文学革命“三义”
内容 为了声援与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陈独秀于1917年2月2
卷6号《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他并不拘泥于改革旧文
学的具体问题，而是把文学革命视为现代社会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有机
组成部分：“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
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故“今
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但我国近代“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致使国民“疾视革命”，根本不知道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所以，陈独秀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同时，陈独秀根据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事实，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应该改革，但文学革命更须注重文学思想内容的革命，特郑重推出了文
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对整个封建旧文学的宣战，可谓文学革命的宣战书。它有破有立，破的是封建旧文学，立的是以西方近代文学为楷模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影响 作为文学革命的领袖和实际组织者，陈独秀的贡献更为卓越。一是从现代思想观念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指定了另一基本目标，将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提上了文学革命的议程，而胡适显然更是将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突出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两个侧重点既有区别又相互补，但二者全方位地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规范了五四文学革命发展的正确途径。二是以鲜明、坚定、彻底、不妥协的态度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启动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陈独秀曾经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他不仅号召中国文学界的豪杰之士敢于蔑视迂儒之毁誉，而且明确宣称：“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4.4.3 周作人：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 在1918年底到1919年间，周作人沿着陈独秀导向的从
思想内容展开革命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论说。他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
《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又一种
重要的精神资源。1918年12月，他在《人的文学》中以人道主义为标准，
将那些表现儒教、道教的作品和以游戏态度写成的蝴蝴派、黑幕派小说斥之
为“非人的文学”，因为它们“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
西”；指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发现，并将新文学的理想定型为“人的文学”。在这篇被胡适视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里，周作人认为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求新文学“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通过人的文学来“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人的”还是“非人的”，成为了他判别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思想标准，并断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十大类书大都是“非人的文学”。而“人的文学”的内容既可描写人的理想生活，在物质方面“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所需”，在道德方面“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抱着“悲哀或愤怒”的感情和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而不是采取“玩弄与挑拨”的“游戏”方式来表现所谓的“人生诸问题”。
《平民文学》 1919年3月，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指出：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反对旧文学不只是因为文言“晦涩难解”，更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思想荒谬”，
对文学的内容革命与形式变革的相互关系予
以了更具体的论述。稍后发表的《平民文学》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要求新文学以通俗的白话语言和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体裁来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不必专叙“英雄豪杰的事业或才子佳人的幸福”，因为平民文学的真谛是在择取、记录人类“普遍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从而将“人的文学”口号中“人”的概念具体化了。其实，虽然“平民文学”与“人的文学”二者提法不尽相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以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为人生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人性的而不是兽性和神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它“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无论是文学背景的设置，抑或理论术语的运用，还是思维方式的构建，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都使五四新文学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文学革命理论探讨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
4.4.4 其他文学主张
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撰文予以响应。
钱玄同的文学主张 钱玄同、刘半农沿着胡适导向的语言形式革命的思维路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具体意见。作为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寄独秀》和《〈尝试集〉序》、《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文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提出了改革文字乃至废除汉字的主张：因为“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全面支持胡适的“八事”主张。
刘半农的文学主张 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认为要建设新文学“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对分段、句逗、新式标点符号等有关文学形式的改革提出了细致的意见，对如何以白话创作散文、韵文等各类文体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尤其是对韵文的改良提出了“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等三项任务。
李大钊的文学主张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则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艺现象，他在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第26号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而这种写实的文学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所谓思想、学理与主义，虽然尚未超出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西方近代文化观念，但李大钊已经注意到了新文学不仅要清除封建主义的“旧毒”，也要清除资本主义的“新毒”。由此可见，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尝试着引导新文学的发展方向。
4.5 文学革命的艺术实践
4.5.1 文学体式的解放
中外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运动大都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的大解放，而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从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开始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五四新文学的文体改革必然
与语体改革相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包含着语体改革。胡适认为：“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由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首先以“白话”为媒介，且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旨归，人们就同时把它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白话取代文言，促进了文学话语方式的现代转型。
新诗 新文学的最初实践是诗歌创作，而新诗的重要目标就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新诗的实践者正是沿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最早进行白话诗尝试的胡适率先将试作的8首白话新诗发表于1917年第2卷第6号《新青年》，继之而起的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鲁迅、李大钊、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白话新诗纷纷公开问世。虽然从传统诗词中蜕变和新生有一番艰难的过程，但早期白话诗还是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以文言写作诗词的传统。如胡适的《尝试集》虽有许多旧意境、旧格式的诗，但多数诗作摆脱了旧诗词的窠臼，形成了一种比较自由的诗体，提供了古典诗词所没有的新东西，跨出了诗体解放的第一步。沈尹默的《三弦》被誉为“是用口语写出来的一首异常优美的散文诗”；周作人的《小河》也被称作“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而郭沫若的《女神》真正为中国现代新诗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显示了相当成熟的自由体诗歌风貌。总之，它们以白话入诗，率性成章，诗无定句，句无定法，不讲平仄，韵脚宽泛，与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事典雅的传统诗词截然有别，突破了传统诗歌体式。
现代小说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也在五四时期诞生，最初显示新文学实绩的是鲁迅的创作：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新青年》上刊发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形式和现代精神的现代白话小说；《呐喊》、《彷徨》2部小说集的问世，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与传统小说不一般的艺术魅力。此后，相继出现了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小说作家，以及以小说创作、理论探讨为主要方向的文学社团，在1918-1928年间掀起了现代小说创作的高潮。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里程碑，五四小说为读者洞开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它不是旧文学的简单承续，而是采撷了异域文苑的血液。它既突破了古典小说程式化的结构原则，即故事的统一性、完整性、曲折性、传奇性已不是理想的结构模式，又带来了现代叙事模式的多种选择，也就是说片段化、剪影式、原生态、意绪化的生活或人物性格的侧面、心灵的闪动、情感的波澜等都可作为小说的叙述内容、结构的重心。由此，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古典的情节小说形态向现代的“性格小说”、“心理小说”形态的艺术转换，推动了中国小说由传统的边缘状态向现代的中心地位的位置转换。无论是“为人生”派的作家还是“为艺术”派的作家，都为中国小说艺术形态的转换做出了贡献，而鲁迅、郁达夫的小说更是现代小说艺术体式中不可多得的范本。
戏剧改良 虽说清末民初已有戏剧改良，春柳社上演的剧目是新剧的开始，但继起的幕表剧却大多庸俗。“五四”的戏剧体式主要是话剧。《新青年》出版过“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傅斯年等纷纷发表戏剧改良主张，攻击旧剧，赞扬西洋戏剧。主张在西剧基础上建设中国新剧，虽有抹杀旧剧审美特点、低估旧剧审美情趣之弊，却为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完全按照西洋话剧形式创作，田汉、陈大悲、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余上沅、熊佛西等更把话剧发扬光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话剧艺术不像传统戏曲那样注重“唱、念、做、打”，而是设计镜框式舞台、精巧的舞台机械装置、逼真的灯光、布景效果以制造生活幻觉，不再遵从“生、旦、净、末、丑”几种行当的程式化表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从生活实际出发寻找自己的独特个性。
文学散文 中国有悠久的散文传统却没有文学散文的概念，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前后才改变这种状况。不论刘半农的“文学散文”抑或王统照的“纯散文”还是周作人的“美文”概念，指的都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散文便从宽泛的文章类别中分离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纯文学品种。现代散文以《新青年》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随感录”和20世纪20年代《语丝》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语丝文体”最为显眼。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创作和周作人的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抒情散文为现代散文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现代两股影响久远的散文传统。新文学散文的成绩，诚如鲁迅所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五四散文既继承了古代小品杂记的抒情记事方式，又受到英国随笔（Essay）的明显影响，袒露个性，任意而谈，显得非常洒脱，打破了古代正统散文特别是桐城派古文代圣贤立言的拘谨格局。
4.5.2 理性精神的张扬
基本背景 近代历史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比西欧迟了一个多世纪，但实质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哲学迎合怀疑主义思潮， 备受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青睐，正如胡适所说，这“几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新文学的先驱者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试图把思想学问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主要表现 在文学领域，新文学先驱从鼓动“文学革命”开始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精神指导新文学创作，要求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决定了新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色彩。鲁迅的《呐喊》、《彷徨》致力于社会病苦的疗救、国民性改造的思考，反思农民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矛盾与精神危机。文学研究会作家以“为人生而艺术”相标榜，执著于社会人生的反映、人生社会究竟的考察、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重估，他们那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在对恋爱、教育、家庭、妇女贞节、社会习俗、农村社会等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中，以新的时代理性重新审视、评判社会人生。如冰心的《超人》、《悟》宣扬“爱的哲学”，许地山的《命命鸟》、《缀网劳蛛》阐释宗教哲学，王统照的《沉思》、《微笑》和叶绍钧的《春游》、《浅隐的爱》表达“爱”与“美”的理想。虽然理性张扬过于浅露、艺术表现比较幼稚生硬，但那发人深省的哲理性因素却顺应了五四时期理性探究人生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创造社作家在表现
自我的同时也喜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问题、社会现象，如郭沫若《女神》中“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沉沦》等小说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初期新诗的说理、写实成份多是“有意为之”，而冰心、宗白华更认为“诗只有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深浓”。“随感录”杂文虽难掩饰浅露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但其直白式说教正显现重议论、重批评的理性色彩，以至后期杂文均有较强的思辨功能和理性特质，即使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也不乏理性的色彩。
总之，新文学作家具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自觉借助科学、民主等现代人文意识观察、思考生活，向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猛烈宣战，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完善自我。可以说，新文学作品中都贯穿着由“人的发现”所引起的理性探索精神。
4.5.3 感伤情调的弥漫
感伤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被民主、科学等现代意识唤醒而追求美好人生价值的新文学作家，却常常梦醒而无处可走，徘徊于十字街头，苦闷、孤独、失望、感伤的情调便弥漫于文坛。
问题小说的感伤情怀 问题小说诉说着感伤的情怀。如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叩访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心灵奥秘“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许地山的《命命鸟》是一对少男少女为了尘世难以实现的爱情而相携赴水、双双徇情的悲剧；王统照的琼逸想献身艺术却不为人理解只好陷入痛苦的沉思（《沉思》）；叶圣陶描写的无聊寒暄、繁琐礼节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膜却又不得不互相敷衍的痛苦（《隔膜》）；而“‘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却成为了庐隐自《或人的悲哀》就开始的小说主调。 乡土小说隐含的乡愁 乡土小说在对故乡的返顾和眷念中“隐含着乡愁”。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虽生活在喧嚣、繁华的都市之中，却没有丝毫欢快；时空的距离虽使故乡在其心目中留下了美好印象，但衰微、破败和凄凉的现实却使其生出沧海桑田的凄楚情怀和物是人非的伤感情绪，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明的对比使其处于深深的苦闷之中。
“自叙传”小说的痛苦境遇 “自叙传”小说也不厌其烦地咀嚼着茕茕孑立、被人遗忘的伤感。郁达夫的《沉沦》、冯沅君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在对零余者故事的讲述中表现着知识分子自身境遇的痛苦，或因弱国子民而在异国他乡倍受欺侮嘲弄，或不见容于社会而被社会所遗弃。
新诗感伤情调的弥漫 新诗流露的情绪相对来说比较昂扬向上，但不少篇章带仍然弥漫着感伤的情调。郭沫若《女神》中的不少篇章是如此，尤其是《星空》更显现着诗人深沉的苦闷，原来那气吞宇宙的“天狗”变成“受了伤的勇士”、“带了箭的雁鹅”。而哲理小诗、早期象征诗派也都涂上了感伤的色彩。李金发表现个人心灵的凄风苦雨，咏叹人生命运的悲哀，寒夜、死亡、枯骨、坟墓、落叶、狂风、荒漠、残月、夕阳、污血成为他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和语汇，构成了一种感伤与悲叹相交织的诗歌情调。虽然新月诗人反对“过了
头”的“感伤主义”、主张“理性节制感情”，但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却反复形容自己是“失群的孤客”、“孤寂的流落者”、“可怜的孤魂”、“流落的孤禽”，凄楚压抑之感迸然而出。徐志摩的整个诗作显示了诗人由“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之思想演变的轨迹，《志摩的诗》中已不乏感伤没落情调的诗作，《翡冷翠的一夜》由于种种失望的情绪使昔日那个“选择了前冲”的“朝山人”更发出了“再休怪我的脸沉”的疲惫长叹，而《猛虎集》就全面笼罩着迷惘颓唐的情绪、时时哀叹“残破，残破是我的理想”了。
4.5.4 个性风格的追求
扫荡“非人的文学” 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对国家、集体、家族的绝对服从，而中国传统文学也就呈现两种传统：要么是载道传统，强调文学代圣贤立言，存天理灭人欲，充满道学气味；要么是游戏传统，视文学为末技和消闲的工具，或写才子佳人，或写帝王将相，充满低级趣味。周作人曾将封建旧文学一概斥之为“非人的文学”。五四文学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两种文学传统，扫荡这些“非人的文学”，建立一种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新文学，而五四新文学正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和个性追求 ，以人本主义、个性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自我发见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 张扬个性，表现自我 因此，表现个人的生活，张扬个人的情绪，是五四新文学的普遍现象。在创造社作家那里，“表现自我”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肯定个性、尊崇自我是郭沫若《女神》始终追求的目标：“我„„崇拜我”、“我赞美我自己”、“我便是我呀”的自觉呼声正是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激越颂歌。明显渗透着个人心理气质的郁达夫小说，使我们难以区分作家个人与作品中的“我”、“于质夫”、“伊文”、“Y”、“文朴”等人物形象，因为这些人物的漂泊身世、不幸遭遇、悲戚面容、郁闷情怀，哪一处不是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明证？可以说，郁达夫小说是五四新文学中个性主义最坦率的艺术宣言。即使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人的作品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像浅草社这样的浪漫主义团体更是孜孜于“挖掘自己的魂灵”。当然，不拘形式的散文小品最适合表现作家个性，但杂感也分明体现着作者的个性，如鲁迅提倡“有几分天才、几分狂气的个人的自大”，李大钊认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胡适也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郁达夫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宝贵的个性的表现。”总之，五四新文学重新发现了人，推翻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历史传统。虽然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情节、形象有不少类似，
如娜拉式形象的出现、《终身大事》式作品的成风，但其真正意义不在形象、题材本身，而在作家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如同鲁迅《伤逝》中子君所说的那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作家个性风格的凸现 新文学作家已经不愿再做奴隶，而要标新立意、突出个性。于是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许地山的隽永奇趣，庐隐的激切质直，王统照的宛曲纡徐，冰心的明丽晶莹，周作人的冲淡自然，朱自清的精美秀雅，闻一多的浓烈沉郁，徐志摩的潇洒空灵，冯至的幽婉舒展，废名的古朴朦胧，李金发的幽微象征等等，每种风格都浸润着作家的鲜明个性。正是新文学作家个性风格的根本追求已渗透到文学的各个层面，最终才为五四新文学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