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美国 许多年前，一部叫《茜茜公主》的著名电影曾令亿万影迷倾倒。片中来自巴伐利亚的茜茜公主活泼美丽，与帅气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自始至终柔情蜜意、恩爱无比，共同谱写了一部爱情神话，让许多影迷向往这种皇家的浪漫生活。然而，这一切都是奥地利剧作家恩斯特·马利施卡的艺术创作，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婚后并不幸福。她先是与皇太后索菲龃龉不断，后来与弗朗茨皇帝因感情淡漠长期分居，长期郁郁寡欢，最后客死他乡。很多过于美好的事物，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想象本身不能代替现实。时下国内某些“精英”无比推崇美国，经常将美国树立为典型、榜样用来批判中国。这些年来我见识过很多类似的言论，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国内最为崇拜美国、认为美国各方面都很好的人，大都缺乏在美国长期生活、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的经历。他们因为不了解真实的美国，所以把自己的想象都贴上了美国的标签，以对美国的错误理解来批判中国。
我在美国生活了5年，现在总算对美国社会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是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这个国家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它注重制度建设，社会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美国有很多优点，但同样有很多社会问题，并不像某些不明真相的国人想象得那么完美。我想以在美国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医疗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某些“精英”开始鼓吹“医疗产业化”。他们宣称美国医疗体系是如何地美好，疯狂地贬低和污蔑毛泽东时期建立起的医疗保障体系。在他们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医疗改革的结果让广大人民群众咬牙切齿——高药价、高收费让人民群众不堪重负。直到近几年中央政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国内医疗体系的状况才有所好转。等到我亲自到了美国，才发现真实的美国医疗体系与那些无耻“精英”的描述大相径庭——美国并不是医疗的天堂。
美国医疗的技术水平确实很高，可是收费水平也高，一项常规检查几百美元是家常便饭。美国的医疗保险主要由私营保险公司运作，保险公司会和医生就费用报销进行协商。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就要自己支付医疗费，而医生可以漫天要价，这绝对是噩梦中的噩梦。而实际情况是，美国有3000多万人（全国人口10%以上）没有医疗保险。当然，如果实在没钱看病，美国政府有专门的账户，可以为贫困群体垫付医药费。但是问题在于：1-这种医疗保障的水平很低，2-医生和医院很有可能拒绝治疗。我的几位朋友先后在美国医院里做访问学者，对这些深有体会。
美国的医疗体系处于完全市场化的状态。在大药厂雇佣的院外游说集团的作用下，美国政府对药品价格几乎不采取控制措施，使得美国专利药价格居高不下。而在欧盟国家和加拿大，政府运营的医疗保险体系会与药厂进行谈判，并实施必要的价格控制措施。这些国家专利药的价格显著低于美国。许多不堪药费重负的美国人，开始利用互联网从加拿大购买药品，这也是无奈之举。美国的专利药很贵，仿制药也不便宜。抗组胺的眼药水，在中国医院的药房里也就十几元一瓶，撑死不过20元。而在美国医院的药房里，价格却高达90多美元一瓶。
其实，对各国医疗体系而言，“方便”（Accessibility ）和“便宜”(Economic)都是很难兼顾的两个方面，客观上必须有所取舍。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侧重于“便宜”，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方便”。美国则相反，私营化的医疗体系侧重“方便”，提供了多种选择。在美国，只要你愿意花钱，可以联系到医生给你两三天之内安排一场手术，这在加拿大是很难实现的——你的手术时间将由卫生部门经过排队程序决定。美国医疗可以很方便，你可以找到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器械，但上述“可以”必定建立在不惜重金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只有肯花大价钱，才能在美国享受较好的医疗服务，美国的医疗一点都不“便宜”。整天鼓吹美国医疗既方便又很便宜的“精英”们，你们真来过美国吗？你们说的那个“美国”，我们都没有见过。
教育
客观地说，美国的教育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值得称道的主要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上顶级大学多数在美国，美国大学发表的科技论文占据世界的半壁江山，这水平真不是吹的，咱们不承认、不佩服都不行。美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其实建立在高素质教职人员的基础上。美国大学的选拔教职人员的程序相对比较公平，选拔标准也是世界公认的严格：没发表过优秀论文的、在学术领域没有建树的，基本被直接拒之门外。这样严格要求教职队伍确实有些道理：如果师长自己是天鹅，学生即使没学到家也能像个野鸭子；倘若为人师表的只不过是井底之蛙，每天“毁人不倦”，许多学生恐怕要沦为蟾蜍了。
然而美国的基础教育并非显著优越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换句话说，在美国读高中能学到的东西并不比在中国读高中更多，甚至打下的知识基础不一定有中国高中那么多。中国基础教育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升学压力太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导致就业竞争压力巨大，而受教育水平是就业竞争中最好打的牌之一，使得就业竞争的压力投射到教育领域。美国如果有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竞争压力像中国那么大，其基础教育的状况并不会更好。
如果说美国受教育的资源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话。美国的基础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在发达国家中不是最高的，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是领先的。但要说美国的受教育机会平等，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美国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很明显地分为平民和精英两个层次
l 平民教育：公立中小学——排名50开外的大学。
l 精英教育：私立中小学——排名50以内的大学。
在此我们主要讨论一下美国的基础教育。美国公立中小学不收学费，但教师待遇不算高，所以整体师资力量较为逊色。美国私立中小学通过较优厚的待遇吸引了整体质量更高的师资力量，学校管理水平更胜一筹，但代价是学费高昂，较好的私立高中的学费可达每年2.5万美元。就整体教育水平而言，美国的公立学校明显偏低一些，口碑好的中小学大多数是私立的。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公立的，而私立中小学大多数都是不入流的水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中国私立学校的功利性过强，整天琢磨着从学生身上捞钱，而对教育的投入却不及公立学校，对师资力量缺乏吸引力。
在美国，对于希望子女向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迈进的家庭来说，基础教育阶段的收费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虽然在理论上谁都可以送孩子去不收学费的公立学校就读，但这很可能意味着孩子将面对二流的师资力量，而且被迫与一些不学无术、整天搞帮派、抽大麻的青少年做同学，这种情况显然是许多家长不希望看到的。在美国，但凡是中产以上的家庭，都挤破了脑袋想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掏出大把的银子也在所不惜——从私立学校进入名牌大学的平均升学率，比公立学校高接近20个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末，在盲目崇拜西方的“精英”的推手下，中国曾刮起一阵“教育产业化”的歪风、阴风，导致基础教育阶段的收费直线上涨，令广大人民群众咬牙切齿。大约十年后，中央政府终于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教育平等的社会问题，这才出手加以解决。现在中国官方明确反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高收费是个别学校自作主张的行为。而在美国，基础教育高收费是名正言顺的：你想让孩子接受好些的基础教育，就得认同卖方的价格，没得商量。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缺乏公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确实有改进的余地。但将美国树立为教育公平的典型、用以批判中国，是违背基本事实的一派胡言。中国的重点中学是历史的产物，曾在改革开放之初发挥积极作用，它们确实集中了最好的教育资源。我个人赞成在将来逐步取消重点中学，提高教育资源平均化的程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基础教育阶段的恶性竞争。但是，重点中学的多数学生毕竟是凭着本事考进去的，设定门槛的标准是智力水平。当年我在没有依靠任何社会关系和背景的情况下考进重点中学，什么时候说起这件事情，咱的腰杆子都是直的。而美国私立中小学自设门槛的标准却主要是银子，家里拿不起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费的孩子，莫入此门。从任何意义上说，美国基础教育的公平程度都不比中国更高，门槛也不比中国更合理。
生活水平
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中国人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美国人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其实值得一分为二地来讨论。
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比中国低不少。从物价与名义收入的数值比例来看，美国民众的购买力毋庸置疑要强过中国民众许多。我在美国加州读博士的时候，一个月2000美元出头的津贴，足够过点像样的日子，养一辆车之余还能攒下些银子。要是放在北京，一个月2000人民币也就勉强够吃饭的，别的什么都干不了。不过这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10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是近30年的事情，存在差距也是正常的。咱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然有个赶超的过程，凡事哪能一步到位呢？
美国民众的生活确实比中国民众好些，但并没有国内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好——好也是有限度的，不是你想干嘛就能干嘛。在这里说一些客观事实，可能会让很多国人吃惊：20多年来，美国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不但没有增长，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学历贬值、劳动贬值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此举几个具体例子：
l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邮递员（属于政府雇员）只要求有高中文凭，起薪是20美元/小时。那时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11年的1.8美元左右。也就是说，那时一个邮递员的时薪合现在的36美元，税前年薪约合72000美元
l 2006年，我的朋友从美国Duke 大学（排名前10）以本科双学位毕业，进入瑞士信贷银行美国分支工作，年薪也是7万美元出头。
l 2011年，我另一位朋友拿到了南加州大学（排名前30）会计专业的硕士，到洛杉矶的KPMG 工作。KPMG 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已经是最好的东家了，可是给她的税前年薪只有52000美元。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政策导向。自里根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抬头，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的积极调控，特别是减少对初次分配的调控。这使得企业从无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强度持续提高，工资成本占企业成本的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7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60%不到。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年轻的入职者的薪金被普遍压低。而那些不再年轻的职场人士则不由得感慨：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政府现在正在采取措施平抑物价。但应当看到的是，中国民众的收入也在增加，并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连名义收入都开始严重缩水的状况。这一轮物价上涨是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需要些时间来消化一下，但这总归胜过欧美国家失业率接近10%的状况。在世界经济低迷之际，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难能可贵。
这些年来，美国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呈下降趋势，而某些支出却在实实在在地攀升。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总的来说不高，双薪家庭同时供养2个大学生不算费劲，一般的产业工人家庭也能做到。而近十几年来，美国高校学费平均增长率为5~6%，金融危机以后
超过了10%，远超历年来的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现在美国主流大学的学费已达每年32000美元以上，考虑到美国2008的人均年收入也就3.76万美元，供养一个大学生显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同时供养2个大学生，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意味着入不敷出。如今在美国，读不起书的大有人在，因为读书而欠一屁股债的更是数不胜数。只不过国内某些盲目崇洋媚外的“精英”，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选择性失明。
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布局更为惠及民众：教育部历来严格控制一本、二本高校的学费。以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为例，我2002年开始读本科的时候，学费是4500元；9年后的现在也就是每年6000元出头的水平。而985高校培养一个理工科学生的成本，每年都在3万人民币以上——理工科学生少不了做很多实验，内行都知道，做实验就是烧钱。大学生缴纳的学费仅是学生培养成本的几分之一，培养成本的差额则要靠国家按照学生人头发放的拨款来填补。其实，我们这些从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都欠国家的。出于感恩之心，将来也有必要好好报效祖国。真要是把美国那套高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搬到中国，很多人肯定读不起书了。
再说一说美国的住房。近期网上有不少人声称美国的房子非常便宜，某地上百平米的大房子带院子才不到10万美元，合人民币60多万，由此得出美国房价比中国还低、天朝没法生活的结论。说这种话的人，缺乏统计学的常识，甚至不知道只有在取样方式合理的前提下统计结果才有意义——这就是不认真学理工科的结果。美国确实有带院子才不到10万美元的房子，但这样的房子要么处于荒僻之地、远离各种服务设施，要么学区极差——这样的房子往往是房地产经纪人都不愿意去碰的。同理，在中国西部的许多农村，你也可以用不到10万人民币买到带院子的房子，但离最近的银行、医院、大超市都在10公里以上，这样的房子你愿不愿意买呢？拿美国荒僻之地的房价和中国大城市相比，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的房地产其实并不便宜。在纽约曼哈顿区（与上海杨浦区有可比性），一室一厅的公寓均价在30万美元以上。在洛杉矶较好的学区，一栋3个卧室、3个卫生间的房子，应该也在40万美元以上。美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3.76万美元，从收入和房价的比例来看，房子也没有某些人想象得那么便宜吧？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房子都很便宜，那么2008年怎么会爆发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雪崩呢？怎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还不起房贷呢？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啊？
法制
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优点：审判过程不受行政权力干扰，法官素质普遍较高，使得美国司法机构的公信力高于中国司法机构，受到社会广泛认可。这些都值得肯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中国学习。司法的效用，可以粗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协调公权力之间的关系，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官民关系），协调民事关系（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美国司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制度的完备性，而就维护社会治安的具体效果而言，实际情况并不比中国好，甚至某些方面要差得多。
仅以洛杉矶为例，600多万人居住的大洛杉矶地区，每年的命案平均300多起，破案率70%出个头（洛杉矶警察局对这个数字已经比较满意了）。在中国，如果600多万人的城市的命案数量与破案率与洛杉矶接近的话，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肯定立刻“下课”。2011年上半年，人口600多万的苏州市一共只有53起命案。就命案数量与人口的比例而言，苏州仅是洛杉矶的1/3。中国公安机关历来有“命案必破”的传统，一省的公安机关，命案侦破率一般在85%以上，公安工作水平较高的省份在90%以上。在技术条件不如美国的前提下，中国公安机关的命案侦破率远超美国的水平，与公安队伍的高度敬业和忘我牺牲是分不开的。美国搞法制这么多年，根本没能阻挡黑社会的繁荣壮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法制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唯有毛主席提倡的广大群众普遍参与的社会治安工作才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王道。
对于中国的城市居民来说，晚饭过后出门散步休闲，逛逛夜市，在路边品尝小吃，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有些事实恐怕是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很难想象的：在洛杉矶、底特律、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的内城，人们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散步，商铺天黑后都不营业，因为入夜后街上游荡的多是流浪汉、醉鬼、黑帮、卖白粉的。有些街区白天还像个人待的地方，晚上就沦为暴民的地盘。身在这些美国大城市的安全感，远低于在国内大城市所拥有的安全感。美国为了减少司法审判的成本和运营监狱的成本，普遍采取控辩交易和轻刑化的政策。一般的抢劫罪行，关几个月就有可能放出来。而且美国监狱又不像中国监狱这样提倡犯人的改造，走出监狱的还是一帮惹是生非、不学无术的暴徒。地处洛杉矶城内的南加州大学，雇佣了300多名校警在主校区周边巡逻，即便如此，主校区周边的刑事案件每年都有数百件之多，学校邮箱里每过几天就会出现校警部门的警示邮件。
在美国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一个真理：轻刑化、废除死刑等西方法学思想在中国毫无可行性，移植过来就是垃圾。在中国鼓吹这些思想的法学界人士，都是对社会治安不承担直接责任、缺乏实践经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垃圾学者。让他们自己去当几个月一线片警、刑警，他们就该闭嘴了。杀人偿命、严刑峻法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够震慑和镇压犯罪，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最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希望在中国
美国是个不错的国家，但它终究是别人的国家。我们生为中国人，内心希望的是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和谐强大。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度。1928年的中国，尚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之中。可是带着起义军在井冈山上会师的朱德毛泽东仍然看到了许多希望，而且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已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可是国内却有些人整天哀叹中国处处不行、没有希望，甚至还说什么“后悔生在中国”。满怀悲观消极心态、整日牢骚满腹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年代、什么社会都是失败者。当年上井冈山的革命者，将对旧社会的不满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而且不惜抛头颅撒热血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不像今天某些人，整天只会在网上发牢骚打嘴炮，办起实事来一样都不行。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比1928年的状况要好多了吧？当年井冈山上的革命者吃着红米饭南瓜汤，却满怀希望和斗志。毛主席说得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天中国向上发展的势头难能可贵，何必只盯着消极的方面呢？凭什么说中国没有希望呢？邓小平的英文翻译张维为是这样回忆那位领袖人物的：他有一种乐观豁达人生态度，打一个比方，如果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半杯水有希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能够对国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不是动不动就发泄过剩情感的酸文人，而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实干家。
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直保持着很高程度的关注，对祖国的未来也有担忧。但是数年海外生活的经历让我发现，其实世界各国都有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而且，发达国家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中国。国家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过程，不见得有捷径可走，所以更应当提倡踏实而不浮躁的心态。应当看到，中国政府在解决国内问题时，手里能打的牌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 中国政府掌握大量国有企业，控制着战略性资源。这些国有企业是有力的经济调控力量，在关键时刻能够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服从国民经济的大局需要。例如，国际粮价近年来的大幅度上扬，经过国有粮食系统的调控，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已减小到最低程度。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要弱得多，平时少不了对大财团求爷爷告奶奶，否则任何经济政策都难以推进，日本政府就是个典型例子。
l 中国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不受外部力量操控，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更为灵活。
l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调度能力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例如，汶川地震后的救援活动，远比美国对卡特琳娜飓风、日本对宫城县海啸的救援来得及时和有力。灾区的重建速度、重建水平，同样超越了美国和日本。各地方政府对四川各县、市进行的“对口支援”和转移支付，在推崇本位主义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法操作。区域性开发的大手笔，西方国家很多年都酝酿不出来。
看着这些明摆着的事实，有什么理由埋怨“中国没有希望”呢？稳定的政局，勤劳的人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都是中国的希望。美国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某些悲观主义者说得那么糟。游子远行，除夕必归。将来我是肯定要回国出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绝不会少了我的身影。
欢迎各位转贴，以便让国内更多的朋友们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谢谢！
真实的美国 许多年前，一部叫《茜茜公主》的著名电影曾令亿万影迷倾倒。片中来自巴伐利亚的茜茜公主活泼美丽，与帅气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自始至终柔情蜜意、恩爱无比，共同谱写了一部爱情神话，让许多影迷向往这种皇家的浪漫生活。然而，这一切都是奥地利剧作家恩斯特·马利施卡的艺术创作，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婚后并不幸福。她先是与皇太后索菲龃龉不断，后来与弗朗茨皇帝因感情淡漠长期分居，长期郁郁寡欢，最后客死他乡。很多过于美好的事物，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想象本身不能代替现实。时下国内某些“精英”无比推崇美国，经常将美国树立为典型、榜样用来批判中国。这些年来我见识过很多类似的言论，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国内最为崇拜美国、认为美国各方面都很好的人，大都缺乏在美国长期生活、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的经历。他们因为不了解真实的美国，所以把自己的想象都贴上了美国的标签，以对美国的错误理解来批判中国。
我在美国生活了5年，现在总算对美国社会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是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这个国家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它注重制度建设，社会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美国有很多优点，但同样有很多社会问题，并不像某些不明真相的国人想象得那么完美。我想以在美国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医疗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某些“精英”开始鼓吹“医疗产业化”。他们宣称美国医疗体系是如何地美好，疯狂地贬低和污蔑毛泽东时期建立起的医疗保障体系。在他们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医疗改革的结果让广大人民群众咬牙切齿——高药价、高收费让人民群众不堪重负。直到近几年中央政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国内医疗体系的状况才有所好转。等到我亲自到了美国，才发现真实的美国医疗体系与那些无耻“精英”的描述大相径庭——美国并不是医疗的天堂。
美国医疗的技术水平确实很高，可是收费水平也高，一项常规检查几百美元是家常便饭。美国的医疗保险主要由私营保险公司运作，保险公司会和医生就费用报销进行协商。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就要自己支付医疗费，而医生可以漫天要价，这绝对是噩梦中的噩梦。而实际情况是，美国有3000多万人（全国人口10%以上）没有医疗保险。当然，如果实在没钱看病，美国政府有专门的账户，可以为贫困群体垫付医药费。但是问题在于：1-这种医疗保障的水平很低，2-医生和医院很有可能拒绝治疗。我的几位朋友先后在美国医院里做访问学者，对这些深有体会。
美国的医疗体系处于完全市场化的状态。在大药厂雇佣的院外游说集团的作用下，美国政府对药品价格几乎不采取控制措施，使得美国专利药价格居高不下。而在欧盟国家和加拿大，政府运营的医疗保险体系会与药厂进行谈判，并实施必要的价格控制措施。这些国家专利药的价格显著低于美国。许多不堪药费重负的美国人，开始利用互联网从加拿大购买药品，这也是无奈之举。美国的专利药很贵，仿制药也不便宜。抗组胺的眼药水，在中国医院的药房里也就十几元一瓶，撑死不过20元。而在美国医院的药房里，价格却高达90多美元一瓶。
其实，对各国医疗体系而言，“方便”（Accessibility ）和“便宜”(Economic)都是很难兼顾的两个方面，客观上必须有所取舍。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侧重于“便宜”，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方便”。美国则相反，私营化的医疗体系侧重“方便”，提供了多种选择。在美国，只要你愿意花钱，可以联系到医生给你两三天之内安排一场手术，这在加拿大是很难实现的——你的手术时间将由卫生部门经过排队程序决定。美国医疗可以很方便，你可以找到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器械，但上述“可以”必定建立在不惜重金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只有肯花大价钱，才能在美国享受较好的医疗服务，美国的医疗一点都不“便宜”。整天鼓吹美国医疗既方便又很便宜的“精英”们，你们真来过美国吗？你们说的那个“美国”，我们都没有见过。
教育
客观地说，美国的教育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值得称道的主要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上顶级大学多数在美国，美国大学发表的科技论文占据世界的半壁江山，这水平真不是吹的，咱们不承认、不佩服都不行。美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其实建立在高素质教职人员的基础上。美国大学的选拔教职人员的程序相对比较公平，选拔标准也是世界公认的严格：没发表过优秀论文的、在学术领域没有建树的，基本被直接拒之门外。这样严格要求教职队伍确实有些道理：如果师长自己是天鹅，学生即使没学到家也能像个野鸭子；倘若为人师表的只不过是井底之蛙，每天“毁人不倦”，许多学生恐怕要沦为蟾蜍了。
然而美国的基础教育并非显著优越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换句话说，在美国读高中能学到的东西并不比在中国读高中更多，甚至打下的知识基础不一定有中国高中那么多。中国基础教育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升学压力太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导致就业竞争压力巨大，而受教育水平是就业竞争中最好打的牌之一，使得就业竞争的压力投射到教育领域。美国如果有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竞争压力像中国那么大，其基础教育的状况并不会更好。
如果说美国受教育的资源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话。美国的基础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在发达国家中不是最高的，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是领先的。但要说美国的受教育机会平等，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美国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很明显地分为平民和精英两个层次
l 平民教育：公立中小学——排名50开外的大学。
l 精英教育：私立中小学——排名50以内的大学。
在此我们主要讨论一下美国的基础教育。美国公立中小学不收学费，但教师待遇不算高，所以整体师资力量较为逊色。美国私立中小学通过较优厚的待遇吸引了整体质量更高的师资力量，学校管理水平更胜一筹，但代价是学费高昂，较好的私立高中的学费可达每年2.5万美元。就整体教育水平而言，美国的公立学校明显偏低一些，口碑好的中小学大多数是私立的。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公立的，而私立中小学大多数都是不入流的水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中国私立学校的功利性过强，整天琢磨着从学生身上捞钱，而对教育的投入却不及公立学校，对师资力量缺乏吸引力。
在美国，对于希望子女向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迈进的家庭来说，基础教育阶段的收费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虽然在理论上谁都可以送孩子去不收学费的公立学校就读，但这很可能意味着孩子将面对二流的师资力量，而且被迫与一些不学无术、整天搞帮派、抽大麻的青少年做同学，这种情况显然是许多家长不希望看到的。在美国，但凡是中产以上的家庭，都挤破了脑袋想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掏出大把的银子也在所不惜——从私立学校进入名牌大学的平均升学率，比公立学校高接近20个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末，在盲目崇拜西方的“精英”的推手下，中国曾刮起一阵“教育产业化”的歪风、阴风，导致基础教育阶段的收费直线上涨，令广大人民群众咬牙切齿。大约十年后，中央政府终于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教育平等的社会问题，这才出手加以解决。现在中国官方明确反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高收费是个别学校自作主张的行为。而在美国，基础教育高收费是名正言顺的：你想让孩子接受好些的基础教育，就得认同卖方的价格，没得商量。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缺乏公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确实有改进的余地。但将美国树立为教育公平的典型、用以批判中国，是违背基本事实的一派胡言。中国的重点中学是历史的产物，曾在改革开放之初发挥积极作用，它们确实集中了最好的教育资源。我个人赞成在将来逐步取消重点中学，提高教育资源平均化的程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基础教育阶段的恶性竞争。但是，重点中学的多数学生毕竟是凭着本事考进去的，设定门槛的标准是智力水平。当年我在没有依靠任何社会关系和背景的情况下考进重点中学，什么时候说起这件事情，咱的腰杆子都是直的。而美国私立中小学自设门槛的标准却主要是银子，家里拿不起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费的孩子，莫入此门。从任何意义上说，美国基础教育的公平程度都不比中国更高，门槛也不比中国更合理。
生活水平
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中国人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美国人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其实值得一分为二地来讨论。
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比中国低不少。从物价与名义收入的数值比例来看，美国民众的购买力毋庸置疑要强过中国民众许多。我在美国加州读博士的时候，一个月2000美元出头的津贴，足够过点像样的日子，养一辆车之余还能攒下些银子。要是放在北京，一个月2000人民币也就勉强够吃饭的，别的什么都干不了。不过这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10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是近30年的事情，存在差距也是正常的。咱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然有个赶超的过程，凡事哪能一步到位呢？
美国民众的生活确实比中国民众好些，但并没有国内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好——好也是有限度的，不是你想干嘛就能干嘛。在这里说一些客观事实，可能会让很多国人吃惊：20多年来，美国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不但没有增长，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学历贬值、劳动贬值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此举几个具体例子：
l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邮递员（属于政府雇员）只要求有高中文凭，起薪是20美元/小时。那时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11年的1.8美元左右。也就是说，那时一个邮递员的时薪合现在的36美元，税前年薪约合72000美元
l 2006年，我的朋友从美国Duke 大学（排名前10）以本科双学位毕业，进入瑞士信贷银行美国分支工作，年薪也是7万美元出头。
l 2011年，我另一位朋友拿到了南加州大学（排名前30）会计专业的硕士，到洛杉矶的KPMG 工作。KPMG 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已经是最好的东家了，可是给她的税前年薪只有52000美元。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政策导向。自里根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抬头，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的积极调控，特别是减少对初次分配的调控。这使得企业从无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强度持续提高，工资成本占企业成本的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7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60%不到。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年轻的入职者的薪金被普遍压低。而那些不再年轻的职场人士则不由得感慨：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政府现在正在采取措施平抑物价。但应当看到的是，中国民众的收入也在增加，并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连名义收入都开始严重缩水的状况。这一轮物价上涨是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需要些时间来消化一下，但这总归胜过欧美国家失业率接近10%的状况。在世界经济低迷之际，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难能可贵。
这些年来，美国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呈下降趋势，而某些支出却在实实在在地攀升。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总的来说不高，双薪家庭同时供养2个大学生不算费劲，一般的产业工人家庭也能做到。而近十几年来，美国高校学费平均增长率为5~6%，金融危机以后
超过了10%，远超历年来的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现在美国主流大学的学费已达每年32000美元以上，考虑到美国2008的人均年收入也就3.76万美元，供养一个大学生显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同时供养2个大学生，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意味着入不敷出。如今在美国，读不起书的大有人在，因为读书而欠一屁股债的更是数不胜数。只不过国内某些盲目崇洋媚外的“精英”，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选择性失明。
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布局更为惠及民众：教育部历来严格控制一本、二本高校的学费。以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为例，我2002年开始读本科的时候，学费是4500元；9年后的现在也就是每年6000元出头的水平。而985高校培养一个理工科学生的成本，每年都在3万人民币以上——理工科学生少不了做很多实验，内行都知道，做实验就是烧钱。大学生缴纳的学费仅是学生培养成本的几分之一，培养成本的差额则要靠国家按照学生人头发放的拨款来填补。其实，我们这些从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都欠国家的。出于感恩之心，将来也有必要好好报效祖国。真要是把美国那套高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搬到中国，很多人肯定读不起书了。
再说一说美国的住房。近期网上有不少人声称美国的房子非常便宜，某地上百平米的大房子带院子才不到10万美元，合人民币60多万，由此得出美国房价比中国还低、天朝没法生活的结论。说这种话的人，缺乏统计学的常识，甚至不知道只有在取样方式合理的前提下统计结果才有意义——这就是不认真学理工科的结果。美国确实有带院子才不到10万美元的房子，但这样的房子要么处于荒僻之地、远离各种服务设施，要么学区极差——这样的房子往往是房地产经纪人都不愿意去碰的。同理，在中国西部的许多农村，你也可以用不到10万人民币买到带院子的房子，但离最近的银行、医院、大超市都在10公里以上，这样的房子你愿不愿意买呢？拿美国荒僻之地的房价和中国大城市相比，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的房地产其实并不便宜。在纽约曼哈顿区（与上海杨浦区有可比性），一室一厅的公寓均价在30万美元以上。在洛杉矶较好的学区，一栋3个卧室、3个卫生间的房子，应该也在40万美元以上。美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3.76万美元，从收入和房价的比例来看，房子也没有某些人想象得那么便宜吧？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房子都很便宜，那么2008年怎么会爆发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雪崩呢？怎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还不起房贷呢？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啊？
法制
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优点：审判过程不受行政权力干扰，法官素质普遍较高，使得美国司法机构的公信力高于中国司法机构，受到社会广泛认可。这些都值得肯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中国学习。司法的效用，可以粗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协调公权力之间的关系，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官民关系），协调民事关系（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美国司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制度的完备性，而就维护社会治安的具体效果而言，实际情况并不比中国好，甚至某些方面要差得多。
仅以洛杉矶为例，600多万人居住的大洛杉矶地区，每年的命案平均300多起，破案率70%出个头（洛杉矶警察局对这个数字已经比较满意了）。在中国，如果600多万人的城市的命案数量与破案率与洛杉矶接近的话，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肯定立刻“下课”。2011年上半年，人口600多万的苏州市一共只有53起命案。就命案数量与人口的比例而言，苏州仅是洛杉矶的1/3。中国公安机关历来有“命案必破”的传统，一省的公安机关，命案侦破率一般在85%以上，公安工作水平较高的省份在90%以上。在技术条件不如美国的前提下，中国公安机关的命案侦破率远超美国的水平，与公安队伍的高度敬业和忘我牺牲是分不开的。美国搞法制这么多年，根本没能阻挡黑社会的繁荣壮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法制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唯有毛主席提倡的广大群众普遍参与的社会治安工作才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王道。
对于中国的城市居民来说，晚饭过后出门散步休闲，逛逛夜市，在路边品尝小吃，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有些事实恐怕是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很难想象的：在洛杉矶、底特律、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的内城，人们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散步，商铺天黑后都不营业，因为入夜后街上游荡的多是流浪汉、醉鬼、黑帮、卖白粉的。有些街区白天还像个人待的地方，晚上就沦为暴民的地盘。身在这些美国大城市的安全感，远低于在国内大城市所拥有的安全感。美国为了减少司法审判的成本和运营监狱的成本，普遍采取控辩交易和轻刑化的政策。一般的抢劫罪行，关几个月就有可能放出来。而且美国监狱又不像中国监狱这样提倡犯人的改造，走出监狱的还是一帮惹是生非、不学无术的暴徒。地处洛杉矶城内的南加州大学，雇佣了300多名校警在主校区周边巡逻，即便如此，主校区周边的刑事案件每年都有数百件之多，学校邮箱里每过几天就会出现校警部门的警示邮件。
在美国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一个真理：轻刑化、废除死刑等西方法学思想在中国毫无可行性，移植过来就是垃圾。在中国鼓吹这些思想的法学界人士，都是对社会治安不承担直接责任、缺乏实践经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垃圾学者。让他们自己去当几个月一线片警、刑警，他们就该闭嘴了。杀人偿命、严刑峻法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够震慑和镇压犯罪，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最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希望在中国
美国是个不错的国家，但它终究是别人的国家。我们生为中国人，内心希望的是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和谐强大。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度。1928年的中国，尚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之中。可是带着起义军在井冈山上会师的朱德毛泽东仍然看到了许多希望，而且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已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可是国内却有些人整天哀叹中国处处不行、没有希望，甚至还说什么“后悔生在中国”。满怀悲观消极心态、整日牢骚满腹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年代、什么社会都是失败者。当年上井冈山的革命者，将对旧社会的不满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而且不惜抛头颅撒热血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不像今天某些人，整天只会在网上发牢骚打嘴炮，办起实事来一样都不行。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比1928年的状况要好多了吧？当年井冈山上的革命者吃着红米饭南瓜汤，却满怀希望和斗志。毛主席说得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天中国向上发展的势头难能可贵，何必只盯着消极的方面呢？凭什么说中国没有希望呢？邓小平的英文翻译张维为是这样回忆那位领袖人物的：他有一种乐观豁达人生态度，打一个比方，如果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半杯水有希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能够对国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不是动不动就发泄过剩情感的酸文人，而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实干家。
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直保持着很高程度的关注，对祖国的未来也有担忧。但是数年海外生活的经历让我发现，其实世界各国都有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而且，发达国家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中国。国家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过程，不见得有捷径可走，所以更应当提倡踏实而不浮躁的心态。应当看到，中国政府在解决国内问题时，手里能打的牌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 中国政府掌握大量国有企业，控制着战略性资源。这些国有企业是有力的经济调控力量，在关键时刻能够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服从国民经济的大局需要。例如，国际粮价近年来的大幅度上扬，经过国有粮食系统的调控，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已减小到最低程度。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要弱得多，平时少不了对大财团求爷爷告奶奶，否则任何经济政策都难以推进，日本政府就是个典型例子。
l 中国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不受外部力量操控，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更为灵活。
l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调度能力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例如，汶川地震后的救援活动，远比美国对卡特琳娜飓风、日本对宫城县海啸的救援来得及时和有力。灾区的重建速度、重建水平，同样超越了美国和日本。各地方政府对四川各县、市进行的“对口支援”和转移支付，在推崇本位主义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法操作。区域性开发的大手笔，西方国家很多年都酝酿不出来。
看着这些明摆着的事实，有什么理由埋怨“中国没有希望”呢？稳定的政局，勤劳的人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都是中国的希望。美国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某些悲观主义者说得那么糟。游子远行，除夕必归。将来我是肯定要回国出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绝不会少了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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