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1973），本名万田，字圣心，浙江省钱塘县人，民国时期著名政论家，曾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府秘书。抗战期间他以燕京大学教授身份为中共地下党输送情报、药品，遭日本宪兵逮捕。解放战争时期，他出面调解，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然而，晚年的张东荪由于坚持“中间路线”主张以及严重的“亲美”、“恐美”思想，导致其成为“叛国案”的罪人，犯下了一生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荒唐的政治错误。 从末代进士 到著名民主政论家 晚清末年，风雨飘摇。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出洋学习蔚然成风，走出国门看世界成为心忧天下、奋发图强的热血青年的不二选择。在这股出国大潮的影响下，张东荪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探索，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思考，为日后进行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对政局极为关注，对政治问题极其关心，他阅读了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广泛涉猎了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书籍，接受了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改良主义思想，民主宪政思想也成为了他一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906年，他与同学蓝公武、冯世德在东京创办《教育杂志》，鼓吹民主立宪、教育救国。该杂志仅办了两期，但这是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褒贬时政的破晓莺啼。 1911年，张东荪学成回国，按照清政府有关规定，他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北京太和殿面见宣统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张东荪这批进士因而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进士。 怀抱济世安民的理想，张东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这是他政论生涯的锋芒初试。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南下南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内务府秘书，有了3个月的从政经历。 这短暂的从政经历，使张东荪意识到现时国家所急需的是必须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自己的兴趣和才能也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方面，而是在对政府和民众进行指导上，也就是评议政治、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对当政者施以监督和影响上。因此，临时政府北迁后，他不再参与政府工作，而选择办报论政。 他创办了《正谊》、《中华杂志》等，还在《庸言》、《甲寅》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成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极为活跃的知名政论家。他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赞同“政本”论，提出“对抗”论；坚持立宪与共和立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和复辟，也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败亡后，力主孙（中山）梁（启超）联合，提出“贤人政治”。 张东荪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民初的政治界、思想界、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却没有对现实的政治产生应有的效力。他提出的“贤人政治”没有被北洋政府采纳，他和梁启超的“研究系”又在国会大选中惨败，张东荪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共和政体的希望彻底破灭。他遂和梁启超等人暂时告别政治活动，开始从思想界尽力，致力于文化事业和文化运动。 从科玄论战斗士 到哲学论战主将 张东荪始终是那个时代中国哲学界的巨匠。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是“1930年前50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他创刊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为五四时期非常有影响的介绍新思潮的刊物，与《觉悟》副刊、《晨报》副刊并称“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 张东荪本人的哲学思想正是在介绍西方哲学基础上，综合西方各派哲学形成的。他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与核心，由认识论引出了“架构”论和“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又由此宇宙观引出“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这构成了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体系，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综合折中性，在结构上以认识论而不是以本体论或宇宙观为哲学体系的起点。他以他的哲学体系为武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辩论和批判。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之问题，主旨是批评“科学万能论”。这引起了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不满，他认为这是玄学对科学的进攻，遂写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揭开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大论战。不久，梁启超著《人生观与科学》声援张君劢，胡适作《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丁文江，形成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垒。卷入争论的人不断增多，论战范围越来越大。 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密切关注着论战的动向，对论战双方的文章都进行了研究，在论战正酣时发表了《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口中的科学》，支持张君劢，对丁文江进行了批评，随后出版了5万字的《科学与哲学》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划定了科学和哲学各自的范围，说明二者有不同的性质和研究范围，科学再发达也不可能替代和包办哲学，哲学应有其生存和发展的一席之地，其主旨是要从科学主义的潮流中争得“纯粹哲学”的地位。因此，当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闯入哲学领域并对“纯粹哲学”进行批判时，张东荪挺身而出，为维护所谓“纯粹哲学”，挑起了哲学论战。 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唯物辩证法大有成为中国哲学发展主流的趋势。有鉴于马克思主义进入哲学界，威胁到“纯粹哲学”的生存，张东荪于1931年9月发表了《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引发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并充当了这场论战的主将。 这场著名的哲学论战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到1934年，主要是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以叶青为代表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两者都在不同程度地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年到193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人参加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而张东荪与叶青的论战也趋于白热化，论战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张东荪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从学理上正视它、研究它，并部分接受了唯物史观，其后期思想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应该是张东荪在论战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从国家社会党领袖 到“第三条道路”代表 自五四时期，张东荪一再声明脱离政治，但对于中国的政局，他时时关注。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对内坚持独裁和内战，对外妥协，背向于当时抗日、民主两大历史潮流。这引起了张东荪的极大愤慨，他开始重新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 经过和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较长时间的酝酿、组织，1932年4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成为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之一。5月，张东荪起草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全面阐述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即在政治上，依照民主政治精神，对两党政治进行修正；依据人性的事实，提出专家政治；依照行政更加有效率的要求，对普通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政体进行修正。在经济上，调和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行“混合经济”。 重新关注现实政治的张东荪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他也希望国民党转变政策，走上抗日、民主的道路。然而，国民党不愿自动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的事实，使张东荪意识到必须另起炉灶，造成一种新的势力，方能有路可走。这个新势力就是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东荪主张对日积极抗战。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发表后，张东荪率先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最早起来响应。抗日战争时期，他留在北平，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为中共地下党输送情报、药品，并送抗日学生到解放区。在因“抗日”罪名被日本宪兵逮捕后，他坚贞不屈，4次自杀未遂，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4年9月，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国家社会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并与张澜等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以期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 政协决议是在国共两党做出较大让步的基础上签订的，基本反映了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第三种势力”的政治要求。这使张东荪和当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有希望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政协会议后不久，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条理化，于1946年5月，公开讲演《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将自己折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在国内调和国共两党冲突、走中间路线的思想公诸于众，提出了“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主张，这和他“修正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张东荪的主张提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施复亮、傅雷、储安平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多年好友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此后，张东荪一直为实现国内和平撰文呼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先后写了《和平何以会死了》、《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我对于当前和平运动的意见》等大量文章，将自己“中间路线”的主张系统化。张东荪也因为致力于宣传和平、调和国共冲突，与正在欧洲倡议和平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遥相呼应，而被时人称为中国的“华莱士”。 尽管“中间路线”影响巨大，但由于国民党的分化打击、共产党的批评、第三者人们的软弱，决定了它终究只是一种无法付诸实施的思潮而已。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抗战后形成的“第三种势力”土崩瓦解，“中间路线”破产。张东荪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思路。 从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到“叛国案”的罪人 1947年底，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思想界则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了讨论。张东荪受战后东欧国家所施行的“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坚持“中间路线”基本立场上，对具体观点进行调整、修正和补充，提出了“新型民主”观点。 张东荪的“新型民主”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但在部分观点上有相似之处。其本质区别成为日后与中共观点分歧的思想根源，而相似之处成为张东荪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重要的牵线人作用准备了条件。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中国共产党希望找到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他们首先考虑的人选就是张东荪。张东荪也不辱使命，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他下定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在关键时刻，张东荪出城调解，不仅打破了双方和谈的僵局，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1月，张东荪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美”思想。这一度让张东荪情绪消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东荪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他反对中共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坚持“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遇到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自己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惧怕世界大战真要打起来。他让王志奇转告美国政府，打起仗来不要打中国。在与王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勾出其中可与自己合作的人。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 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绝不承认自己与美国特务合作，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使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发现自己犯了一生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荒唐的政治错误，屡次想自杀谢罪。 1952年12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盟籍，并提请政府依法处理。当时，有人主张将他逮捕法办。但是毛泽东主张让张东荪辞职后既往不咎。据说，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这样，张东荪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其数十年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 此后的张东荪赋闲在家。1968年“文革”中再次被捕，1973年病逝。赋闲家居期间，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感慨：“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文
张东荪（1886―1973），本名万田，字圣心，浙江省钱塘县人，民国时期著名政论家，曾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府秘书。抗战期间他以燕京大学教授身份为中共地下党输送情报、药品，遭日本宪兵逮捕。解放战争时期，他出面调解，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然而，晚年的张东荪由于坚持“中间路线”主张以及严重的“亲美”、“恐美”思想，导致其成为“叛国案”的罪人，犯下了一生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荒唐的政治错误。 从末代进士 到著名民主政论家 晚清末年，风雨飘摇。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出洋学习蔚然成风，走出国门看世界成为心忧天下、奋发图强的热血青年的不二选择。在这股出国大潮的影响下，张东荪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探索，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思考，为日后进行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对政局极为关注，对政治问题极其关心，他阅读了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广泛涉猎了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书籍，接受了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改良主义思想，民主宪政思想也成为了他一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906年，他与同学蓝公武、冯世德在东京创办《教育杂志》，鼓吹民主立宪、教育救国。该杂志仅办了两期，但这是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褒贬时政的破晓莺啼。 1911年，张东荪学成回国，按照清政府有关规定，他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北京太和殿面见宣统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张东荪这批进士因而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进士。 怀抱济世安民的理想，张东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这是他政论生涯的锋芒初试。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南下南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内务府秘书，有了3个月的从政经历。 这短暂的从政经历，使张东荪意识到现时国家所急需的是必须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自己的兴趣和才能也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方面，而是在对政府和民众进行指导上，也就是评议政治、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对当政者施以监督和影响上。因此，临时政府北迁后，他不再参与政府工作，而选择办报论政。 他创办了《正谊》、《中华杂志》等，还在《庸言》、《甲寅》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成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极为活跃的知名政论家。他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赞同“政本”论，提出“对抗”论；坚持立宪与共和立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和复辟，也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败亡后，力主孙（中山）梁（启超）联合，提出“贤人政治”。 张东荪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民初的政治界、思想界、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却没有对现实的政治产生应有的效力。他提出的“贤人政治”没有被北洋政府采纳，他和梁启超的“研究系”又在国会大选中惨败，张东荪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共和政体的希望彻底破灭。他遂和梁启超等人暂时告别政治活动，开始从思想界尽力，致力于文化事业和文化运动。 从科玄论战斗士 到哲学论战主将 张东荪始终是那个时代中国哲学界的巨匠。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是“1930年前50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他创刊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为五四时期非常有影响的介绍新思潮的刊物，与《觉悟》副刊、《晨报》副刊并称“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 张东荪本人的哲学思想正是在介绍西方哲学基础上，综合西方各派哲学形成的。他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与核心，由认识论引出了“架构”论和“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又由此宇宙观引出“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这构成了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体系，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综合折中性，在结构上以认识论而不是以本体论或宇宙观为哲学体系的起点。他以他的哲学体系为武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辩论和批判。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之问题，主旨是批评“科学万能论”。这引起了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不满，他认为这是玄学对科学的进攻，遂写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揭开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大论战。不久，梁启超著《人生观与科学》声援张君劢，胡适作《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丁文江，形成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垒。卷入争论的人不断增多，论战范围越来越大。 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密切关注着论战的动向，对论战双方的文章都进行了研究，在论战正酣时发表了《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口中的科学》，支持张君劢，对丁文江进行了批评，随后出版了5万字的《科学与哲学》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划定了科学和哲学各自的范围，说明二者有不同的性质和研究范围，科学再发达也不可能替代和包办哲学，哲学应有其生存和发展的一席之地，其主旨是要从科学主义的潮流中争得“纯粹哲学”的地位。因此，当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闯入哲学领域并对“纯粹哲学”进行批判时，张东荪挺身而出，为维护所谓“纯粹哲学”，挑起了哲学论战。 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唯物辩证法大有成为中国哲学发展主流的趋势。有鉴于马克思主义进入哲学界，威胁到“纯粹哲学”的生存，张东荪于1931年9月发表了《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引发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并充当了这场论战的主将。 这场著名的哲学论战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到1934年，主要是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以叶青为代表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两者都在不同程度地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年到193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人参加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而张东荪与叶青的论战也趋于白热化，论战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张东荪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从学理上正视它、研究它，并部分接受了唯物史观，其后期思想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应该是张东荪在论战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从国家社会党领袖 到“第三条道路”代表 自五四时期，张东荪一再声明脱离政治，但对于中国的政局，他时时关注。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对内坚持独裁和内战，对外妥协，背向于当时抗日、民主两大历史潮流。这引起了张东荪的极大愤慨，他开始重新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 经过和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较长时间的酝酿、组织，1932年4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成为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之一。5月，张东荪起草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全面阐述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即在政治上，依照民主政治精神，对两党政治进行修正；依据人性的事实，提出专家政治；依照行政更加有效率的要求，对普通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政体进行修正。在经济上，调和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行“混合经济”。 重新关注现实政治的张东荪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他也希望国民党转变政策，走上抗日、民主的道路。然而，国民党不愿自动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的事实，使张东荪意识到必须另起炉灶，造成一种新的势力，方能有路可走。这个新势力就是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东荪主张对日积极抗战。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发表后，张东荪率先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最早起来响应。抗日战争时期，他留在北平，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为中共地下党输送情报、药品，并送抗日学生到解放区。在因“抗日”罪名被日本宪兵逮捕后，他坚贞不屈，4次自杀未遂，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4年9月，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国家社会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并与张澜等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以期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 政协决议是在国共两党做出较大让步的基础上签订的，基本反映了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第三种势力”的政治要求。这使张东荪和当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有希望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政协会议后不久，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条理化，于1946年5月，公开讲演《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将自己折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在国内调和国共两党冲突、走中间路线的思想公诸于众，提出了“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主张，这和他“修正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张东荪的主张提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施复亮、傅雷、储安平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多年好友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此后，张东荪一直为实现国内和平撰文呼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先后写了《和平何以会死了》、《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我对于当前和平运动的意见》等大量文章，将自己“中间路线”的主张系统化。张东荪也因为致力于宣传和平、调和国共冲突，与正在欧洲倡议和平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遥相呼应，而被时人称为中国的“华莱士”。 尽管“中间路线”影响巨大，但由于国民党的分化打击、共产党的批评、第三者人们的软弱，决定了它终究只是一种无法付诸实施的思潮而已。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抗战后形成的“第三种势力”土崩瓦解，“中间路线”破产。张东荪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思路。 从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到“叛国案”的罪人 1947年底，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思想界则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了讨论。张东荪受战后东欧国家所施行的“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坚持“中间路线”基本立场上，对具体观点进行调整、修正和补充，提出了“新型民主”观点。 张东荪的“新型民主”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但在部分观点上有相似之处。其本质区别成为日后与中共观点分歧的思想根源，而相似之处成为张东荪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重要的牵线人作用准备了条件。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中国共产党希望找到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他们首先考虑的人选就是张东荪。张东荪也不辱使命，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他下定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在关键时刻，张东荪出城调解，不仅打破了双方和谈的僵局，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1月，张东荪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美”思想。这一度让张东荪情绪消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东荪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他反对中共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坚持“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遇到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自己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惧怕世界大战真要打起来。他让王志奇转告美国政府，打起仗来不要打中国。在与王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勾出其中可与自己合作的人。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 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绝不承认自己与美国特务合作，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使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发现自己犯了一生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荒唐的政治错误，屡次想自杀谢罪。 1952年12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盟籍，并提请政府依法处理。当时，有人主张将他逮捕法办。但是毛泽东主张让张东荪辞职后既往不咎。据说，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这样，张东荪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其数十年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 此后的张东荪赋闲在家。1968年“文革”中再次被捕，1973年病逝。赋闲家居期间，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感慨：“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