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没有具体的时间标志.
yǒushénlùn
有神论（theism）一词来自希腊文“theos”, 即“神”的意思.这种信念把神或神灵当成人格的、值得崇祀的礼拜的对象.神超越于这个世界,但又关注这个世界.神可以将他的意志或意思通过某些个别的人、通过某些事迹或事件、通过某些经典传达给世人.如果人们认为：可以借助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神,可以借助某些行为同神发生联系,就会有一定的仪式,如象祈祷、祭祀、赞美等成为宗教活动.这种信念的基础就是有神论,它断定了某种崇高的存在是人格形式的.这样的神,在道德上是至善的,能力上是无穷的,所以他才足以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相信他是值得礼敬的.
宽泛地说,凡涉及对任何神灵的信仰的就是有神论.而严格地讲,西方的哲学或宗教分类学只以一神信仰为所谓的“theism”.相对而言,多神论(polytheism)指的是将神等同于世界,或者说相信神存在于或渗透于世间的万物中；这后一含义也就同自然神论（Deism）多少发生了关系.因为后者主张,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就不再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但上帝的在这个世界上总还是留下了他创造时的痕迹.有神论与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形成对照.在广义上,积极的无神论是指对包括独一神论在内的任何神祗的否认；而消极的无神论则同不可知论是可以兼容的,后者只是宣称：神的存在与否不是我们人的能力能够达到的.有的不可知论者说人应该悬置自己关于神灵的信念；也有的不可知论者主张说,我们应该在信心的基础上保持对神的信仰,这种态度称作不可知论的有神论.
通常一神的有神论以三个本原相同的世界宗教为典型,它们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的信徒有30亿之多.当然有神论的特点也可以在印度教和别的东方宗教上看得到,尽管印度教有时把神视为非人格的、或名目繁多的.别的东方宗教——如上座部佛教与耆那教,都不承认有所谓的创世之神.在中国,从古代以来,传统的儒家学说或者稍后的儒教那里,关于神的观念,态度是比较含混.周朝时他指的是皇天上帝,以后的俗称就是“天”.孔子的学说中间,凡涉及社会、伦理、政治学说时,虽然常常说到天,但孔子的“天”,是否就是人格的神呢,总还很有些模棱两可的.
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伊斯兰教,其一神信仰及相关教义对于西方的法律、伦理和政治制度有广泛的影响.当然,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成就,以及17世纪以来的科学的圣经批判学术传统,造成了西方的宗教不得不日益采取守势.在今天,一神论的宗教如何回应人类的理性的挑战,如何说明人们对奇迹、神意及启示发生的质疑,回答圣经学者们对于经典的挑剔,还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西方的基督教宣传中,对神的信心与理性思考是相对而立的.此二者当中,孰轻孰重,因不同神学家或不同的宗教教派也有明显差异.13世纪时意大利的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曾经说,信心的真实与理性的真实是可以完全相容的.他说,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理智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对“三位一体”这样的教义,我们只能以信心去接受它.阿奎那还说,既然“三位一体”的说法是圣经里面记载了的,既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接受“三体一体”的信条,本身也就合乎理性.另一面,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伽尔则说若把对上帝的信仰放到理性的基础上,本身就是件荒谬的事.他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凭藉跃向非理性的信心.他说,宗教的信仰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无条件的、对上帝的忠诚,那它自然就是超理性的和超乎一切证据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同理智是对立的.
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神学家们还是不遗余力地要证明有神论的合理性.虽然克尔凯伽尔不相信理性有助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别的神学家还是在努力地搜寻能够使人不得不信服的理由来.
对神的真实性的最初的论证,是所谓本体论的证明.11世纪时的神学家,叫安瑟伦的提出这种论证来.他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设想有一个最高的、圆满的、至善的存在.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若它不存在,至上的善也就有了缺憾和不足,也就称不上是至善的存在了.为此,至善的上帝是存在的.这本身这已经为我们的理性所证明了.对于安瑟伦的这一说法,后来的批评者指出：存有性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存在的必然的至上善性.
理性方法证明上帝存在的另一方法,是所谓的宇宙论的证明法,也叫第一原因的论证方法.托玛斯阿奎那及其后的思想家,诸如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都对此有所论述.这种思考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当我们考虑一个偶然（contingent／随机的）的宇宙存在时,肯定会要以一个必然的存在为其基础.这个必然性必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这个绝对的必然就是上帝.但批评者断定,宇宙的存在是一个无缘由的事实,一个无需解释也无从解释的事实.他们说,要证明一个必然的存在者与证明上帝的存在根本是两码事.一个必然的存在者,可以没有那种就上帝自身说来是非有不可的属性.上帝必需是至善的,而一般的存在就无需是至善的.
如果以现代的科学的宇宙论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那就会是有些人说的宇宙大爆炸的原因.物质的宇宙完全是后起的.尽管当代的神学家――像美国的威廉莱恩克·莱格（William Lane Craig）――要解释宇宙大爆炸总得肯定第一因,但批评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后者认为宇宙的产生可以没有第一因.这就有点像是主张“自然自化”的（中国道家的立场）,或者是“无因而生”的（印度古典哲学中的异端主张之一）了.
当然上帝的存在还可以有直接来自神学的证明.其中之一说,宇宙如同一台机器,显然是有意设计出来的.18世纪时的法国人叫做威廉·巴莱（William Paley）的神学家,最先提出了说,人们面对任何具有复杂的工作原理的东西,都会认为它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宇宙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看上由某种至上理性设计的大机器.这个设计者就是上帝.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说,说世界是一台机器,只是一种比喻,而比喻总不是充足的证明理由.我们也可以把宇宙比喻成为一个有机体,而有机体是繁殖的,并不是设计出来的.
上帝的存在还可以从人类社会具有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证明.同样生活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主张,最高的善就包括了伦理德性,而对这种德性的奖赏就是快乐和幸福.他说人类的责任就是寻求最高的善,而从道理上讲人类对这种至善的寻求应该是可能的.因此,若无“至上的自然因”,就不能实现最高的善,因为只有最高的力量才能保证幸福与德性的和谐.这个第一因或最高力量就是上帝.批评者认为,既然康德所说的最高的善的准确含义仍然待定,它就不好作为一种证明上帝的理由.
还有一种希望通过人的理性来肯定上帝存在的论述法,这是一种利害计较的立场.实际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借助它来说服不信教的人.17世纪时的哲学家,有个叫做帕斯卡的认为,信仰上帝的人与不信的人相比,前者好比是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的掷色子的搏奕者.因为相信上帝只有可能得到奖赏而绝不会有什么损失；而对于不信的人说来,如果真有上帝,他可能错失的奖赏是无穷大的,而他能够得到点什么的机率则根本是零.利害权衡之下,宁可肯定上帝是存在的.批评者则说,对于那些因帕斯卡这样的思路才信仰上帝的人,最终可能会在地狱中找到上帝为他们保留的位置!
有神论所遭遇的麻烦有两个：一是如何说明世界上恶的存在,一是上帝观念自身中的矛盾.批评者说世上的痛苦（这也是一种恶）有时是无缘由的、没有道理的,上帝为什么地要让人痛苦呢?这让人怀疑真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上帝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全善的,他干吗不干脆消除恶呢?其次,上帝观念本身包含的矛盾指的是：如果上帝是至善的,他就不应该让世上有罪、苦存在；如果上帝不能令世上有罪与苦,他就说不上是全能的.这个概念的内在矛盾性还可以形象地借一个问题表达出来：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呢?无论能还是不能,可能都会引出上帝不是全能的结论.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两个卫道的当代神学家值得一提,一是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斯温朋（Richard Swinburne）,一是美国哲学家艾尔文·普兰汀伽（Alvin Plantinga.）.前者用归纳法来说明本体论的和神学的论证理由.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如果不是必然的,至少也是可能的.他还认为,人类的宗教经验具有真实的本质.后者,即艾尔文·普兰汀伽,主张维护本体论的上帝证明法.他的理论叫做“改革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这一名称的来由,与其赞成16世纪时的改革神学家加尔文的观念相关.其实按加尔文的主张,宗教的信念是根本和基础,这根本是无需什么理由来论证的.
这个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没有具体的时间标志.
yǒushénlùn
有神论（theism）一词来自希腊文“theos”, 即“神”的意思.这种信念把神或神灵当成人格的、值得崇祀的礼拜的对象.神超越于这个世界,但又关注这个世界.神可以将他的意志或意思通过某些个别的人、通过某些事迹或事件、通过某些经典传达给世人.如果人们认为：可以借助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神,可以借助某些行为同神发生联系,就会有一定的仪式,如象祈祷、祭祀、赞美等成为宗教活动.这种信念的基础就是有神论,它断定了某种崇高的存在是人格形式的.这样的神,在道德上是至善的,能力上是无穷的,所以他才足以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相信他是值得礼敬的.
宽泛地说,凡涉及对任何神灵的信仰的就是有神论.而严格地讲,西方的哲学或宗教分类学只以一神信仰为所谓的“theism”.相对而言,多神论(polytheism)指的是将神等同于世界,或者说相信神存在于或渗透于世间的万物中；这后一含义也就同自然神论（Deism）多少发生了关系.因为后者主张,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就不再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但上帝的在这个世界上总还是留下了他创造时的痕迹.有神论与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形成对照.在广义上,积极的无神论是指对包括独一神论在内的任何神祗的否认；而消极的无神论则同不可知论是可以兼容的,后者只是宣称：神的存在与否不是我们人的能力能够达到的.有的不可知论者说人应该悬置自己关于神灵的信念；也有的不可知论者主张说,我们应该在信心的基础上保持对神的信仰,这种态度称作不可知论的有神论.
通常一神的有神论以三个本原相同的世界宗教为典型,它们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的信徒有30亿之多.当然有神论的特点也可以在印度教和别的东方宗教上看得到,尽管印度教有时把神视为非人格的、或名目繁多的.别的东方宗教——如上座部佛教与耆那教,都不承认有所谓的创世之神.在中国,从古代以来,传统的儒家学说或者稍后的儒教那里,关于神的观念,态度是比较含混.周朝时他指的是皇天上帝,以后的俗称就是“天”.孔子的学说中间,凡涉及社会、伦理、政治学说时,虽然常常说到天,但孔子的“天”,是否就是人格的神呢,总还很有些模棱两可的.
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伊斯兰教,其一神信仰及相关教义对于西方的法律、伦理和政治制度有广泛的影响.当然,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成就,以及17世纪以来的科学的圣经批判学术传统,造成了西方的宗教不得不日益采取守势.在今天,一神论的宗教如何回应人类的理性的挑战,如何说明人们对奇迹、神意及启示发生的质疑,回答圣经学者们对于经典的挑剔,还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西方的基督教宣传中,对神的信心与理性思考是相对而立的.此二者当中,孰轻孰重,因不同神学家或不同的宗教教派也有明显差异.13世纪时意大利的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曾经说,信心的真实与理性的真实是可以完全相容的.他说,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理智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对“三位一体”这样的教义,我们只能以信心去接受它.阿奎那还说,既然“三位一体”的说法是圣经里面记载了的,既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接受“三体一体”的信条,本身也就合乎理性.另一面,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伽尔则说若把对上帝的信仰放到理性的基础上,本身就是件荒谬的事.他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凭藉跃向非理性的信心.他说,宗教的信仰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无条件的、对上帝的忠诚,那它自然就是超理性的和超乎一切证据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同理智是对立的.
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神学家们还是不遗余力地要证明有神论的合理性.虽然克尔凯伽尔不相信理性有助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别的神学家还是在努力地搜寻能够使人不得不信服的理由来.
对神的真实性的最初的论证,是所谓本体论的证明.11世纪时的神学家,叫安瑟伦的提出这种论证来.他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设想有一个最高的、圆满的、至善的存在.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若它不存在,至上的善也就有了缺憾和不足,也就称不上是至善的存在了.为此,至善的上帝是存在的.这本身这已经为我们的理性所证明了.对于安瑟伦的这一说法,后来的批评者指出：存有性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存在的必然的至上善性.
理性方法证明上帝存在的另一方法,是所谓的宇宙论的证明法,也叫第一原因的论证方法.托玛斯阿奎那及其后的思想家,诸如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都对此有所论述.这种思考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当我们考虑一个偶然（contingent／随机的）的宇宙存在时,肯定会要以一个必然的存在为其基础.这个必然性必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这个绝对的必然就是上帝.但批评者断定,宇宙的存在是一个无缘由的事实,一个无需解释也无从解释的事实.他们说,要证明一个必然的存在者与证明上帝的存在根本是两码事.一个必然的存在者,可以没有那种就上帝自身说来是非有不可的属性.上帝必需是至善的,而一般的存在就无需是至善的.
如果以现代的科学的宇宙论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那就会是有些人说的宇宙大爆炸的原因.物质的宇宙完全是后起的.尽管当代的神学家――像美国的威廉莱恩克·莱格（William Lane Craig）――要解释宇宙大爆炸总得肯定第一因,但批评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后者认为宇宙的产生可以没有第一因.这就有点像是主张“自然自化”的（中国道家的立场）,或者是“无因而生”的（印度古典哲学中的异端主张之一）了.
当然上帝的存在还可以有直接来自神学的证明.其中之一说,宇宙如同一台机器,显然是有意设计出来的.18世纪时的法国人叫做威廉·巴莱（William Paley）的神学家,最先提出了说,人们面对任何具有复杂的工作原理的东西,都会认为它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宇宙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看上由某种至上理性设计的大机器.这个设计者就是上帝.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说,说世界是一台机器,只是一种比喻,而比喻总不是充足的证明理由.我们也可以把宇宙比喻成为一个有机体,而有机体是繁殖的,并不是设计出来的.
上帝的存在还可以从人类社会具有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证明.同样生活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主张,最高的善就包括了伦理德性,而对这种德性的奖赏就是快乐和幸福.他说人类的责任就是寻求最高的善,而从道理上讲人类对这种至善的寻求应该是可能的.因此,若无“至上的自然因”,就不能实现最高的善,因为只有最高的力量才能保证幸福与德性的和谐.这个第一因或最高力量就是上帝.批评者认为,既然康德所说的最高的善的准确含义仍然待定,它就不好作为一种证明上帝的理由.
还有一种希望通过人的理性来肯定上帝存在的论述法,这是一种利害计较的立场.实际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借助它来说服不信教的人.17世纪时的哲学家,有个叫做帕斯卡的认为,信仰上帝的人与不信的人相比,前者好比是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的掷色子的搏奕者.因为相信上帝只有可能得到奖赏而绝不会有什么损失；而对于不信的人说来,如果真有上帝,他可能错失的奖赏是无穷大的,而他能够得到点什么的机率则根本是零.利害权衡之下,宁可肯定上帝是存在的.批评者则说,对于那些因帕斯卡这样的思路才信仰上帝的人,最终可能会在地狱中找到上帝为他们保留的位置!
有神论所遭遇的麻烦有两个：一是如何说明世界上恶的存在,一是上帝观念自身中的矛盾.批评者说世上的痛苦（这也是一种恶）有时是无缘由的、没有道理的,上帝为什么地要让人痛苦呢?这让人怀疑真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上帝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全善的,他干吗不干脆消除恶呢?其次,上帝观念本身包含的矛盾指的是：如果上帝是至善的,他就不应该让世上有罪、苦存在；如果上帝不能令世上有罪与苦,他就说不上是全能的.这个概念的内在矛盾性还可以形象地借一个问题表达出来：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呢?无论能还是不能,可能都会引出上帝不是全能的结论.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两个卫道的当代神学家值得一提,一是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斯温朋（Richard Swinburne）,一是美国哲学家艾尔文·普兰汀伽（Alvin Plantinga.）.前者用归纳法来说明本体论的和神学的论证理由.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如果不是必然的,至少也是可能的.他还认为,人类的宗教经验具有真实的本质.后者,即艾尔文·普兰汀伽,主张维护本体论的上帝证明法.他的理论叫做“改革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这一名称的来由,与其赞成16世纪时的改革神学家加尔文的观念相关.其实按加尔文的主张,宗教的信念是根本和基础,这根本是无需什么理由来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