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帝国宰相，被尊称为荆公，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其亦擅长诗词，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作品存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代历史中涌现出许多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科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以及独领一代风骚的文人墨客，堪称人才辈出的时代。王安石就生于此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处奔走可谓见多识广，在这期间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由于宋朝的国策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誓不杀士大夫”，以至于整个王朝“文化人”很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非常繁荣。 王安石生活在宋朝的鼎盛时期，于1042年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依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天下的宋太祖为保赵家天下久长，杯酒释兵权，任命文臣担任知州。在大环境下，武人退出宋朝历史的主旋律。 宋朝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享乐的思潮，文臣大量买地，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地”的口号，表明土地高度集中。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 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开始重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推行改革，王安石推行的是一种先予后取的扩张性财税金融政策。他变法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同时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其政治变法对宋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点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社会，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吴慧先生把王安石与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六大经济改革家。 变法失败的必然因素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变法还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由于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在司马光当政时，新法最终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王安石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变革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直接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 文道合一的百代文宗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王安石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纵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帝国宰相，被尊称为荆公，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其亦擅长诗词，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作品存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代历史中涌现出许多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科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以及独领一代风骚的文人墨客，堪称人才辈出的时代。王安石就生于此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处奔走可谓见多识广，在这期间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由于宋朝的国策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誓不杀士大夫”，以至于整个王朝“文化人”很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非常繁荣。 王安石生活在宋朝的鼎盛时期，于1042年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依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天下的宋太祖为保赵家天下久长，杯酒释兵权，任命文臣担任知州。在大环境下，武人退出宋朝历史的主旋律。 宋朝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享乐的思潮，文臣大量买地，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地”的口号，表明土地高度集中。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 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开始重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推行改革，王安石推行的是一种先予后取的扩张性财税金融政策。他变法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同时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其政治变法对宋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点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社会，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吴慧先生把王安石与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六大经济改革家。 变法失败的必然因素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变法还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由于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在司马光当政时，新法最终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王安石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变革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直接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 文道合一的百代文宗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王安石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纵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