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极盛。那些执掌国政的卿相大员，门下如果没有千二八百食客，几乎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这些食客中，固然有鸡鸣狗盗之辈，但也有不少学识卓异之士，他们有不少类似于今日的咨询工作者。食客的生存，依赖于有人“养”。怎样看待养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延安时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经说：“富贵人养士，和养狗同样的意义。”范先生的名望极大，他的这种观点也有着极为广泛的传播。把士人看作依附于奉养者的“皮毛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是附在某张皮上的毛，是否来自于范先生的高论启发，不得而知，但此论至今还被不少人信奉，视为理所当然。即所谓“吃谁的饭，干谁的活”。如果有人拿了某个公司的钱，却不说这个公司的好话，就变成了“吃谁的饭，砸谁的锅”，其人品就似乎有点可疑。
然而，把养士比作养狗，很有可能曲解士的本质，吃了人的口软，拿了人的手短，按照这一逻辑，就会把士改造为狗。真正的士人决不会如此堕落。以孟子为例，他老人家也曾风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坦然接受当权者的馈赠。不过，孟子的主意很正，不会因为受人奉养就顺情说好话话。他和齐宣王的对答，就充分反映了孟子的独立性。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如何为卿。孟子回答说，有两种卿，一种是“贵戚之卿”，另一种是“异姓之卿”，这些卿的基本职责就是向君主进谏。对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对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显然，齐宣王很不喜欢听这个，当听到孟子说贵戚之卿可以把不听谏劝的君主“易位”换一换时，不禁“勃然变乎色”。这也难怪，作为国王，听到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可以让有过错的国王下台，脸色定然不好看，更何况孟子当时正在齐宣王手下担任客卿。面对上司的脸色，孟子很淡定，他坦然告诉齐宣王。“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孟子万章下》）所谓“正对”，俗言就是实话实说，雅言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正对”是士人精神的闪光之处，也是管理咨询的要害所在。
咨询工作者能不能做到“正对”，在管理咨询中极为重要。从事组织文化研究多年的埃德加，沙因，曾经深有感受地指出，咨询人员必须指出当事人不知道的东西，即便当事人不认可、不承认也要坚持；但同时又不能以“教训”方式强迫当事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个分寸把握不好，就有可能使咨询丧失价值。因此，学者在从事咨询工作时，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自己奉行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能不能做到“正对”。孟子在这点上就十分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作为齐国的客卿，向齐宣王进谏撤离燕国，齐宣王不听，就按照自己说的行为准则辞职离开齐国。由于没有几个国王能够实施孟子的仁政学说，而孟子对自己学说的坚守，使他在多个国家都呆不长久。在今天那些头脑灵光的学者看来，这样做似乎太过迂腐。然而，没有这种迂腐，就成就不了孟子的伟大。《史记》借梁惠王的名义称孟子“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当作对孟子不识时务的批评。在我看来，这句话恰恰是对孟子赞扬。
当然，咨询工作者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的身份不同，所以，同样是谏议，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如果用公司做比喻，“贵戚之卿”相当于股东或者董事，而“异姓之卿”相当于外包项目负责人。所以，“贵戚之卿”的谏议，本质上不再是咨询，只有“异姓之卿”的谏议才具有咨询性质。当代的管理咨询，往往是一种外包项目，包括那些国家项目也一样，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的区别，不过是发包人不同而已。有很多做项目的专家，往往对如何迎合发包人考虑较多，而对项目的独立性坚持不够。对这种专家，只需要指出一点：当你的东西是发包人做不出来的时候，你才最有价值。至于项目之外的咨询，尤其是送上门的咨询，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当事人，就会很快“掉价”。
做到“正对”是有难度的，咨询工作者的学识、思维、经验、技能、职业道德等等，都会对咨询质量造成影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治史有三个条件，即才、学、识，可以为管理咨询者鉴。“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毛泽东在读史时，给史识所加的批注是：“提高嗅觉，辨别方向。”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发挥道：“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方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下册）显然，刘知几强调的史识，正是毛泽东批评的“迟钝”；而窥测风向见风使舵的本领正是此后很难听到“正对”的根源。这一教训，不可不为当今的咨询工作者诫。
咨询要做到“正对”需要对咨询对象有透彻的研究，但决不需要对事主察言观色，刻意迎合。咨询所取得的报酬，是一种劳动所得之“养”，而不是豢养宠物之“养”。把握不好这一点，就有可能使咨询变味。
责任编辑：闫敏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极盛。那些执掌国政的卿相大员，门下如果没有千二八百食客，几乎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这些食客中，固然有鸡鸣狗盗之辈，但也有不少学识卓异之士，他们有不少类似于今日的咨询工作者。食客的生存，依赖于有人“养”。怎样看待养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延安时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经说：“富贵人养士，和养狗同样的意义。”范先生的名望极大，他的这种观点也有着极为广泛的传播。把士人看作依附于奉养者的“皮毛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是附在某张皮上的毛，是否来自于范先生的高论启发，不得而知，但此论至今还被不少人信奉，视为理所当然。即所谓“吃谁的饭，干谁的活”。如果有人拿了某个公司的钱，却不说这个公司的好话，就变成了“吃谁的饭，砸谁的锅”，其人品就似乎有点可疑。
然而，把养士比作养狗，很有可能曲解士的本质，吃了人的口软，拿了人的手短，按照这一逻辑，就会把士改造为狗。真正的士人决不会如此堕落。以孟子为例，他老人家也曾风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坦然接受当权者的馈赠。不过，孟子的主意很正，不会因为受人奉养就顺情说好话话。他和齐宣王的对答，就充分反映了孟子的独立性。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如何为卿。孟子回答说，有两种卿，一种是“贵戚之卿”，另一种是“异姓之卿”，这些卿的基本职责就是向君主进谏。对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对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显然，齐宣王很不喜欢听这个，当听到孟子说贵戚之卿可以把不听谏劝的君主“易位”换一换时，不禁“勃然变乎色”。这也难怪，作为国王，听到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可以让有过错的国王下台，脸色定然不好看，更何况孟子当时正在齐宣王手下担任客卿。面对上司的脸色，孟子很淡定，他坦然告诉齐宣王。“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孟子万章下》）所谓“正对”，俗言就是实话实说，雅言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正对”是士人精神的闪光之处，也是管理咨询的要害所在。
咨询工作者能不能做到“正对”，在管理咨询中极为重要。从事组织文化研究多年的埃德加，沙因，曾经深有感受地指出，咨询人员必须指出当事人不知道的东西，即便当事人不认可、不承认也要坚持；但同时又不能以“教训”方式强迫当事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个分寸把握不好，就有可能使咨询丧失价值。因此，学者在从事咨询工作时，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自己奉行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能不能做到“正对”。孟子在这点上就十分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作为齐国的客卿，向齐宣王进谏撤离燕国，齐宣王不听，就按照自己说的行为准则辞职离开齐国。由于没有几个国王能够实施孟子的仁政学说，而孟子对自己学说的坚守，使他在多个国家都呆不长久。在今天那些头脑灵光的学者看来，这样做似乎太过迂腐。然而，没有这种迂腐，就成就不了孟子的伟大。《史记》借梁惠王的名义称孟子“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当作对孟子不识时务的批评。在我看来，这句话恰恰是对孟子赞扬。
当然，咨询工作者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的身份不同，所以，同样是谏议，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如果用公司做比喻，“贵戚之卿”相当于股东或者董事，而“异姓之卿”相当于外包项目负责人。所以，“贵戚之卿”的谏议，本质上不再是咨询，只有“异姓之卿”的谏议才具有咨询性质。当代的管理咨询，往往是一种外包项目，包括那些国家项目也一样，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的区别，不过是发包人不同而已。有很多做项目的专家，往往对如何迎合发包人考虑较多，而对项目的独立性坚持不够。对这种专家，只需要指出一点：当你的东西是发包人做不出来的时候，你才最有价值。至于项目之外的咨询，尤其是送上门的咨询，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当事人，就会很快“掉价”。
做到“正对”是有难度的，咨询工作者的学识、思维、经验、技能、职业道德等等，都会对咨询质量造成影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治史有三个条件，即才、学、识，可以为管理咨询者鉴。“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毛泽东在读史时，给史识所加的批注是：“提高嗅觉，辨别方向。”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发挥道：“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方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下册）显然，刘知几强调的史识，正是毛泽东批评的“迟钝”；而窥测风向见风使舵的本领正是此后很难听到“正对”的根源。这一教训，不可不为当今的咨询工作者诫。
咨询要做到“正对”需要对咨询对象有透彻的研究，但决不需要对事主察言观色，刻意迎合。咨询所取得的报酬，是一种劳动所得之“养”，而不是豢养宠物之“养”。把握不好这一点，就有可能使咨询变味。
责任编辑：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