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上西方文学源头：两希文化。《圣经》
导语：朱光潜先生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1](P76)可以这么说，哲学和宗教一样，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如果想绕过不同的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于文学的研究和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但这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在西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无论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初和黑暗的中世纪，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文学流变如此之快的近现代，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诗剧《力士参孙》，法国剧作家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丽拉》，都是根据《圣经》里参孙的原形的再创作。[3](P404)大仲马的作品〈基督山伯爵〉中，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以及基督山伯爵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着《力士参孙》的影子。可以说《力士参孙》成为了西方复仇式小说中的模
版。
圣经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
许多一流的西方作家，如，但丁、弥尔顿、拜伦、艾略特等，都从圣经文学里汲取题材进行创造性的再创作，因此，毫不夸张的说，不了解圣经文学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学。
在中世纪早期，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和学术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了神学的范畴。他们把哲学当作
“神学的仆从”，把科学看作是“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也被用来问宗教服务。诗歌是为了撰写圣歌和祈祷词，学音乐是为了唱圣歌，修辞学成为了说教讲经的艺术，散文是为了写忏悔录和圣徒、教父传服务，戏剧是为了搬演圣经故事和圣徒行迹。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文学形式基本为教会文学，主要内容是普及宗教教义，其体裁种类繁多，有圣经故事、圣徒传、祈祷文、基督教诗歌、奇迹故事、宗教剧等。这些作品有的渲染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歌颂基督的伟大。在艺术上，它们以梦幻的、朦胧的、浪漫的气氛，又多劝惩的说教。在教会本身的文学以外，中世纪的其他文学也不免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渗透。
15世纪是中世纪的终结,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一个时期在经济、文化上资本主义已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相对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但是，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基督教精神和文化的洗礼后，教会、圣经和基督教已成为了西方世界不可取代的精神支柱。它们仍无时无刻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影响。于是，虽然出现了如《十日谈》、《巨人传》这类提倡个性人性解放，抨击教会、宗教恶行的人文主义作品，但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基督意识的习惯，使这些人文主义作品的抨击和反叛只限于对基督教和教权的道德层面。而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西方文学创作显示出了对基督教传统意识的继承，并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等，以探讨、融汇宗教观念与情念，使文学创作与宗教情结互补，并稳固它们二者的作用。 近代欧洲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继承中世纪的神学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如马丁·路德、加尔文运动、英国国教改革等，因此打着宗教革命的旗帜。文学创作继续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基督教受到了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宗教热情逐渐在群众中冷却下去。但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每一次新的创造，都是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出发。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又呈现出另一种变化，即互相补充或相互对立。《社会契约论》是从《新旧约全书》的神——人立约神话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学说。《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说，上帝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上帝赐恩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则必须遵守上帝要求他们的“十诫”。“博爱”的社会学说也是从《圣经》中发展来的。《新约·希伯莱书》第十三章说：“你们务要彼此相
爱” ；《新约·约翰书》第五章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些材料，反映了原始基督教转化为人为宗教以后，教会把这种“兄弟之爱”扩大为社会各阶层的互爱。《社会契约论》不仅未能破坏或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反而使它们重新获得一种新的补充。可以这样说，在近现代的西方，除了无神论主义者以外，一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是貌离神合的关系。在人们心理结构的表层，基督教的地盘不多了；但是在人们的心理结构的深层，基督教意识和基督教文化仍然居于统治地位。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也反映在基督教对近现代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
总之，自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扎根之后，就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基督教意识也就成为了一种西方人的社会与文化习惯，英国女作家夏绿蒂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西方文学与其宗教——基督教的关系，她在《简·爱》第二版《前言》中说：“对于在基督教世界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圣经》里的词句和节奏，也会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思想组成的一部分，以至于引用《圣经》词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和《圣经》就没有，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卢梭的《忏悔录》等伟大的作品流传于世。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植物与土壤，植物永远不可能脱离土壤而独立生存，而土壤没有植物的生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将是长期存在的。
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上西方文学源头：两希文化。《圣经》
导语：朱光潜先生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1](P76)可以这么说，哲学和宗教一样，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如果想绕过不同的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于文学的研究和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但这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在西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无论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初和黑暗的中世纪，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文学流变如此之快的近现代，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诗剧《力士参孙》，法国剧作家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丽拉》，都是根据《圣经》里参孙的原形的再创作。[3](P404)大仲马的作品〈基督山伯爵〉中，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以及基督山伯爵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着《力士参孙》的影子。可以说《力士参孙》成为了西方复仇式小说中的模
版。
圣经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
许多一流的西方作家，如，但丁、弥尔顿、拜伦、艾略特等，都从圣经文学里汲取题材进行创造性的再创作，因此，毫不夸张的说，不了解圣经文学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学。
在中世纪早期，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和学术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了神学的范畴。他们把哲学当作
“神学的仆从”，把科学看作是“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也被用来问宗教服务。诗歌是为了撰写圣歌和祈祷词，学音乐是为了唱圣歌，修辞学成为了说教讲经的艺术，散文是为了写忏悔录和圣徒、教父传服务，戏剧是为了搬演圣经故事和圣徒行迹。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文学形式基本为教会文学，主要内容是普及宗教教义，其体裁种类繁多，有圣经故事、圣徒传、祈祷文、基督教诗歌、奇迹故事、宗教剧等。这些作品有的渲染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歌颂基督的伟大。在艺术上，它们以梦幻的、朦胧的、浪漫的气氛，又多劝惩的说教。在教会本身的文学以外，中世纪的其他文学也不免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渗透。
15世纪是中世纪的终结,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一个时期在经济、文化上资本主义已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相对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但是，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基督教精神和文化的洗礼后，教会、圣经和基督教已成为了西方世界不可取代的精神支柱。它们仍无时无刻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影响。于是，虽然出现了如《十日谈》、《巨人传》这类提倡个性人性解放，抨击教会、宗教恶行的人文主义作品，但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基督意识的习惯，使这些人文主义作品的抨击和反叛只限于对基督教和教权的道德层面。而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西方文学创作显示出了对基督教传统意识的继承，并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等，以探讨、融汇宗教观念与情念，使文学创作与宗教情结互补，并稳固它们二者的作用。 近代欧洲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继承中世纪的神学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如马丁·路德、加尔文运动、英国国教改革等，因此打着宗教革命的旗帜。文学创作继续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基督教受到了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宗教热情逐渐在群众中冷却下去。但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每一次新的创造，都是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出发。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又呈现出另一种变化，即互相补充或相互对立。《社会契约论》是从《新旧约全书》的神——人立约神话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学说。《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说，上帝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上帝赐恩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则必须遵守上帝要求他们的“十诫”。“博爱”的社会学说也是从《圣经》中发展来的。《新约·希伯莱书》第十三章说：“你们务要彼此相
爱” ；《新约·约翰书》第五章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些材料，反映了原始基督教转化为人为宗教以后，教会把这种“兄弟之爱”扩大为社会各阶层的互爱。《社会契约论》不仅未能破坏或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反而使它们重新获得一种新的补充。可以这样说，在近现代的西方，除了无神论主义者以外，一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是貌离神合的关系。在人们心理结构的表层，基督教的地盘不多了；但是在人们的心理结构的深层，基督教意识和基督教文化仍然居于统治地位。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也反映在基督教对近现代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
总之，自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扎根之后，就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基督教意识也就成为了一种西方人的社会与文化习惯，英国女作家夏绿蒂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西方文学与其宗教——基督教的关系，她在《简·爱》第二版《前言》中说：“对于在基督教世界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圣经》里的词句和节奏，也会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思想组成的一部分，以至于引用《圣经》词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和《圣经》就没有，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卢梭的《忏悔录》等伟大的作品流传于世。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植物与土壤，植物永远不可能脱离土壤而独立生存，而土壤没有植物的生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将是长期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