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
谷训涛 于云南民族大学
2010年10月26日我读到胡成的《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心情颇为愉悦，作者重新勾勒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深受欢迎的故事景象，读来犹如身临其境。此前学者们多所论及中国地方社会民众对传教士的活动被动接受，作者一反此种观点，建构了普通民众对传教士理性对待和积极反应的形象，使得沉默的民众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作者在研究中重视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性与主动性。以下为摘录：
在近代来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提到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但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双方了解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民众多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互扶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很多医疗传教士“心系中国”。基于此，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取得成功除了西方近代医疗的优越、传教士个人奉献精神原因之外，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善良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和文化反省，而在19世纪中国在西方是愚昧、落后的形象，西方人自认为西方文明优越。
作者指出了中外学界对传教士研究的三种典范：
1． 1960年代兴起的侵略/反抗（冲击/反应）的历史理念，讲述传教士如何将基督教引入中国，受到当地官绅和民众的攻击和排斥，较多关注19世纪后期教案和义和团时期的盲目排外事件。此时大陆研究者把传教士看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关注传教士与其政府、商人的关系，强调中国民众的反抗。代表作是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李时岳《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
2． 1970年代兴起的改造中国及现代化研究模式，讲述传教士如何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较多关注传教士通过改善中国天文立法、翻译西书、创办学校与医院，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代表作是斯潘塞的《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中文版）
3． 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典范，较多关注传教士如何改变传教策略，注意利用
科学间接传教，尽量化解中国社会的敌对情绪而进行文化调试。
这三种典范都注重传教士遇到的文化抵抗以及中国地方社会民众在文化变革中的被动接受。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性。作者评论道：
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对传教士的排斥和抵触，曾被不恰当地片面和
过分强调，这也是由于当时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将中国文化单向度地定义为顽固保守、盲目排外，致使一些地方性、随机性的偶然事件被过度渲染，再由舆论放大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在医疗传教士最初进入中国那个年代，抵达欧美社会的华人移民、旅行者也有同样的经历。1
作者从医疗传教士所写的文字中梳理出他们被中国社会接纳并善待的经过，
不是要否定那个时代中外之间曾经发生过众多暴力冲突和流血事
件，以及医疗传教士为消除民众怀疑和恐惧，大力推行西方近代医学的努力，而是希望松动以往对医疗传教士成功和西方近代医学在近代中国高歌猛进的片面解释，尝试构建一个更为关注外来/本土之间双向交往和日常互动，尤其是能够恰当彰显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范式。2
19世纪医疗传教士足迹遍布世界，但只有中国最成功。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为此提供的条件体现在：
1． 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而拒绝医疗传教士。成立于1841年的英国海外医疗传教士援助协会（The 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Sending Medical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于1843年改名为爱丁堡医疗传教士（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资助英国学医学生派往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半个多世纪后，这些地区的医疗传教士大都是少数个人活动，无法像中国同事那样成立专业协会、出版专业刊物和兴办教会医院。可以对比一下，在日本，由于政府的强烈抵制，医疗传教士不得不从医疗转向传教；在印度，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和军队开设的医院、诊所集中于城市和战略要地，医疗传教士只好在乡村巡回医疗，但由于印度地方社会宗教、身1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30页。
2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
份等级区隔特别森严，医疗传教士无太多用武之地。反观中国，在1923年，全世界教会医院53%的病床、48%的医生在中国。中国社会中医生总数的61%、护士总数的32%和医学院的58%属于在华各教会。
2． 中国社会有博施济众的文化传统，乐善好施之人受到民众的尊敬，这样
的文化氛围使得医疗传教士更容易得到接纳和善待。
3． “一些未接受过医疗传教士治疗治疗的普通民众，之所以也能与之和睦
相处，乃至热情相助，除了天性淳朴之外，更多可能还在于底层民众耕耘树艺、手足胼胝，没有太多处在权力和文化中心的官绅和知识精英对外来势力的紧张和焦虑。虽则，一些医疗传教士最初抵达一地之后曾遇到租房麻烦，但症结不是由于普通民众有意为难，而是当局和文化精英的严厉禁止。”3
胡成在反思前人对在华传教士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后，通过解读医疗传教士的笔记和书信，强调了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对医疗传教士的友善交往在医疗传教士传教事业和医疗事业的积极和主动作用，重现并构建了中国社会应对西方来华势力的历史主动性，它是对在华传教士研究范式的革新，是本土化史学新思维的尝试，它对我们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3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
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
谷训涛 于云南民族大学
2010年10月26日我读到胡成的《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心情颇为愉悦，作者重新勾勒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深受欢迎的故事景象，读来犹如身临其境。此前学者们多所论及中国地方社会民众对传教士的活动被动接受，作者一反此种观点，建构了普通民众对传教士理性对待和积极反应的形象，使得沉默的民众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作者在研究中重视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性与主动性。以下为摘录：
在近代来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提到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但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双方了解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民众多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互扶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很多医疗传教士“心系中国”。基于此，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取得成功除了西方近代医疗的优越、传教士个人奉献精神原因之外，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善良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和文化反省，而在19世纪中国在西方是愚昧、落后的形象，西方人自认为西方文明优越。
作者指出了中外学界对传教士研究的三种典范：
1． 1960年代兴起的侵略/反抗（冲击/反应）的历史理念，讲述传教士如何将基督教引入中国，受到当地官绅和民众的攻击和排斥，较多关注19世纪后期教案和义和团时期的盲目排外事件。此时大陆研究者把传教士看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关注传教士与其政府、商人的关系，强调中国民众的反抗。代表作是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李时岳《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
2． 1970年代兴起的改造中国及现代化研究模式，讲述传教士如何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较多关注传教士通过改善中国天文立法、翻译西书、创办学校与医院，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代表作是斯潘塞的《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中文版）
3． 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典范，较多关注传教士如何改变传教策略，注意利用
科学间接传教，尽量化解中国社会的敌对情绪而进行文化调试。
这三种典范都注重传教士遇到的文化抵抗以及中国地方社会民众在文化变革中的被动接受。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性。作者评论道：
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对传教士的排斥和抵触，曾被不恰当地片面和
过分强调，这也是由于当时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将中国文化单向度地定义为顽固保守、盲目排外，致使一些地方性、随机性的偶然事件被过度渲染，再由舆论放大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在医疗传教士最初进入中国那个年代，抵达欧美社会的华人移民、旅行者也有同样的经历。1
作者从医疗传教士所写的文字中梳理出他们被中国社会接纳并善待的经过，
不是要否定那个时代中外之间曾经发生过众多暴力冲突和流血事
件，以及医疗传教士为消除民众怀疑和恐惧，大力推行西方近代医学的努力，而是希望松动以往对医疗传教士成功和西方近代医学在近代中国高歌猛进的片面解释，尝试构建一个更为关注外来/本土之间双向交往和日常互动，尤其是能够恰当彰显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范式。2
19世纪医疗传教士足迹遍布世界，但只有中国最成功。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为此提供的条件体现在：
1． 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而拒绝医疗传教士。成立于1841年的英国海外医疗传教士援助协会（The 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Sending Medical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于1843年改名为爱丁堡医疗传教士（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资助英国学医学生派往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半个多世纪后，这些地区的医疗传教士大都是少数个人活动，无法像中国同事那样成立专业协会、出版专业刊物和兴办教会医院。可以对比一下，在日本，由于政府的强烈抵制，医疗传教士不得不从医疗转向传教；在印度，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和军队开设的医院、诊所集中于城市和战略要地，医疗传教士只好在乡村巡回医疗，但由于印度地方社会宗教、身1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30页。
2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
份等级区隔特别森严，医疗传教士无太多用武之地。反观中国，在1923年，全世界教会医院53%的病床、48%的医生在中国。中国社会中医生总数的61%、护士总数的32%和医学院的58%属于在华各教会。
2． 中国社会有博施济众的文化传统，乐善好施之人受到民众的尊敬，这样
的文化氛围使得医疗传教士更容易得到接纳和善待。
3． “一些未接受过医疗传教士治疗治疗的普通民众，之所以也能与之和睦
相处，乃至热情相助，除了天性淳朴之外，更多可能还在于底层民众耕耘树艺、手足胼胝，没有太多处在权力和文化中心的官绅和知识精英对外来势力的紧张和焦虑。虽则，一些医疗传教士最初抵达一地之后曾遇到租房麻烦，但症结不是由于普通民众有意为难，而是当局和文化精英的严厉禁止。”3
胡成在反思前人对在华传教士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后，通过解读医疗传教士的笔记和书信，强调了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对医疗传教士的友善交往在医疗传教士传教事业和医疗事业的积极和主动作用，重现并构建了中国社会应对西方来华势力的历史主动性，它是对在华传教士研究范式的革新，是本土化史学新思维的尝试，它对我们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3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