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雪原
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2)02-0006-08
自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来，理论界在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本要素上取得较多共识。至于五大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见智见仁，主张环境决定论者有之，人口中心论者有之，资源控制论者也有之……。不过，研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变动和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调节
考察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虽然某些国家也曾有过某些生育政策，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一致的共识是：人口转变的完成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完成的转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完成的人口转变，较多的共识是控制人口增长生育政策的实施居首位，同时也承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今后这种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强，成为生育观念转变的基础。为什么呢？依据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莱宾斯坦(Harrey Leibenstein)、贝克尔(Gary S.Becker)、伊斯特林(R.A.Easterline)等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可以作出这样的阐发：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完成，而是否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孩子预期的成本与可能提供的效益。孩子成本可分作两部分：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时起至将子女抚养成为成年人口止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交往等的费用，亦即直接花费在孩子身上的货币支出；间接成本，即指父母亲因为生育子女耗费的时间损失，主要是母亲因怀孕、妊娠和哺乳期间损失的工资收入，父母因为照料子女耗时而丧失的获取更有利工作岗位、升迁以及接受教育时减少的收入。亦即因为抚育子女占用时间而减少可能收入的机会，故又称为机会成本，是一种间接形式的货币支出。
家庭生育子女付出一定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不可避免，不过这绝非父母想生育的目的，父母生育的动机在于孩子对父母可能提供的效益。莱宾斯坦学说大致从6个方面说明孩子提供的效益：
一为劳动——经济效益。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以后，可以为家庭提供劳动或服务，给家庭创造经济收入。
二为养老——保险效益。主要是在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保障比较薄弱国家，老年经济生活保障和生活服务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子女，表现出代际交换的子女供养功能。
三为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情感和精神需要的功能。这是其他消费品所不具备的，可以带来“天伦之乐”的特殊的精神效益。
四为继承家业效益。子女为父母财产的天然继承人，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除特殊情况外普遍存在。
五为安全保卫效益。子女同样为家庭安全的天然卫士，子女多少、强弱关系到家庭安全系数，在不发达社会家庭或家庭势力显然尤为重要。
六为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孩子不仅一般的具有上述功能，其数量多寡，智商和智能高低，性别结构怎样，对家庭现实和未来地位有重要影响，关系到后继有人问题。
莱宾斯坦指出，孩子的成本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成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随着时间价值的增值也呈上升趋势。孩子的效益除消费——享乐效益变动不明显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教育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孩子质量成本上升，这是因为在经济、技术进步条件下，家庭投入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可以带来更多的效益。而随着收入增加和储蓄的扩大，家庭老年自身保障能力的增强，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孩子的养老——保障效益大为削弱。其他继承家业的效益、安全保卫的效益、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等，也都程度不同的随着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下降之势。莱宾斯坦还考察了家庭中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人口城市化、死亡率下降、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父母对男性孩子性别偏好的减退、传统观念的淡化、各种避孕药具的推广使用等诸多社会因素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但他认为归根结蒂还是经济因素的作用。他按照每户平均收入水平划分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总体上观察，发展中国家正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随着这种转变而上升，除孩子消费——享乐效益外，其他效益则随着这种转变而下降，尤以养老——保险效益、劳动——经济效益下降为最快。发达国家孩子成本大幅度上升，效益却明显下降，许多效益为社会所取代因而导致出生率一降再降。
贝克尔将家庭劳动力置于市场之中，运用消费需求理论阐述家庭生育决策，创立了孩子数量与质量替代理论和替代模型。他运用无差异曲线论、消费均衡论等方法论分析孩子效用的最大化，决定家庭对孩子的需求。
如果以孩子作为一类耐用消费品，其他商品作为另一类耐用消费品，令πn代表孩子数量价格，πz代表单位商品价格，N代表孩子数，Z代表商品单位，Y代表家庭总收入，则家庭预算限制线表示如下关系：
Y=πnz+πzZ
不过这里N代表孩子数量，抽象掉了用于孩子医疗、健康、教育等孩子质量成本上面的差别。如考虑到这种差别，u代表家庭取得的效益，N仍代表孩子数量，Q代表孩子质量，Z代表其他商品，那么家庭效益函数可表示为
U=u(N,Q,Z[,1]……ZN)
将以上二式联系起来，首先可以看出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孩子相对价格上升，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减少；孩子相对价格下降，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增加。其次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上升，而非市场活动时间的影子价格近似的等同市场的工资率，使得孩子相对价格上升。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乡村儿童就学时间的延长，直接导致孩子相对价格的上升。尽管当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用在孩子身上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成本都可以增加，但是由于孩子数量成本弹性小，质量成本弹性相当大，人们的选择偏好便自然投向后者，发生由孩子质量成本替代孩子数量成本现象。这种替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避孕药具的发明和避孕节育手段的发展，人们可以自己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而且，在家庭收入一定条件下，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还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家庭父母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发展和家庭收入增加带来的生育率的下降。
伊斯特林提出并论证了孩子供给与需求对生育的影响，即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父母期望的存活孩子数，决定于父母的自然生育率和子女存活率。关于生育控制的成本变量，包括因采用控制手段付出的经济成本，因采取节育措施、克服心理障碍而付出的心理成本——在不考虑这些成本情况下，若孩子的供给小于对孩子需求，如农业社会那样，不发生生育控制的要求；若孩子的供给大于对孩子的需求，便发生对生育控制的要求。有了控制生育的要求，伊斯特林指出生育控制成本的影响这个值得注意的变量。他认为，发达国家生育控制成本已经趋近于零，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大大下降后，亦即由于子女存活率的提高大大加大了孩子的供给，使节育的普及有着较好的社会经济基础，故生育率可以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相反，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控制生育率手段上面付出的经济成本，还是在消除节育障碍付出的心理成本均比较高，在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较高的情况下，亦即由于子女存活率相比较低减少孩子供给，节育的普及程度往往要差一些，生育率便不容易降下来，尤其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很低的地区。
上述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给予生育率变动以经济学解释，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科学地解析了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然而它忽略了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政策因素的影响。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奉行节制生育政策而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事实，证明社会发展的政策作用不可低估。据此，提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田雪原，1995）。伊斯特林曾经提出过生育控制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的是采用节育措施而支付的费用成本，后者指的是因不愿进行某种节育措施而付出的心理上的一种损失，即个人在接受节育措施中付出的有形和无形的成本。它不涉及社会干预，特别不涉及政府的或民间的生育政策的干预的影响，因而没有突破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中孩子成本——效益基本理论框架的约束。笔者的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与伊斯特林的阐述是不同的概念，它所阐述的是，如何将政府的生育政策等社会因素纳入孩子成本——效益视野，科学地说明社会因素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由社会外在因素决定，在原家庭孩子成本——效益之外增加或减少的成本——效益之上，故称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包括三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由社会外在因素决定。本来孩子成本——效益是用来解释家庭生育子女数量选择，说明家庭规模变动的一种理论，属微观人口经济范畴，不受社会变动左右，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人口问题突出出来，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变得重要起来，而政府干预人口生产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经济的办法影响孩子的成本——效益。故在这个意义上，可分成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和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两种。所谓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是指政府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条款，特别是关于鼓励或限制生育的规定条款，通过直接的经济的办法影响孩子的成本——效益。如目前中国普遍实施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就是动用社会外在力量，在孩子远未达到可以家庭提供经济效益之前，父母从领取独生子女证起便可按年度领取奖励费，实为提前实现孩子的经济效益。而所谓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是指社会通过非直接的经济干预，特别是关于鼓励或限制生育的非直接经济干预，影响原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非直接的经济干预，主要指政府和社会各界运用行政的、舆论的手段等，影响家庭生育边际孩子的精神或心理上的成本——效益。如中国目前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开展这方面的宣传，给独生子女家庭发“光荣证”，父母所在单位也对其进行表彰，这无异于增加了该独生子女父母的精神或心理效益。同样，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父母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行政处分，这在事实上形成父母的精神或心理成本，影响到父母生育子女数量的选择。
第二层涵义，总体孩子成本——效益由家庭和社会两部分构成，但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是基础，没有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便谈不上社会附加的成本——效益；不过在一下历史条件下，一旦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形成严格规范，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其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等一些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成功的经验就是例证。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更接近市场经济，其理论模型和估算方法多借鉴市场经济学说。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似乎主要体现政府的意志，偏离市场经济较远；实则科学地确定这种社会附加的孩子成本——效益非但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同样要借助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分析方法，找出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适当量值。
第三层涵义，增加或减少孩子成本——效益的意义。包括用社会附加手段增加孩子成本、减少孩子成本、增加孩子效益、减少孩子效益4项单因素调整，也包括成本与效益相结合的4项调整：增加孩子成本与增加孩子效益，增加孩子成本与减少孩子效益，减少孩子成本与减少孩子效益，减少孩子成本与增加孩子效益。单项调整与结构式调整合计达8项之多，从而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它同时告诉我们，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调节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般的说，即使是单项措施的调整，其影响也会波及到另一方面。如我国实行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属提高孩子社会附加效益范畴，也会对某些经济条件困难家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独生子女地位在现代家庭中的确立，大大提高了家庭支付的成本，提高的幅度一般远非少许的奖励费所能抵。我们运用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实施某种调节时，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直接效果和影响，也要注意到它的间接效果和影响。
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同样是可以计量的。直接的经济的成本——效益可以计量，间接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成本——效益，则可以通过“影子价格”计算出“影子成本”和“影子效益”。如此，将社会调控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调整人口的生产以新的思路，不仅有理论创新意义，而且有助于对人口变动作出实事求是的估量，把握人口变动的“脉膊”。
需要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通过孩子成本——效益调整生育率的同时，也改变着人口的年龄、城乡、地域分布结构，改变着人口身体和文化教育素质。生育率和出生率在人口转变中的变动，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发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趋向；而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发生人口老龄化趋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生育率和出生率，从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人口学表象。人口城市化历来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产物。在人口数量与质量关系中，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子女数量的减少有利于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优生优育是不争的事实；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文化教育素质高低成反比，也是人口转变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涵义同孩子成本——效益变动相关联，体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因此，从长远和战略上观察，人口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基础上，基础的不断改善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对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调节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调节作用，可从三个层面上把握。
其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量的扩张的影响和调节。从实践上看，发展首先表现为量的扩张，由量变到质变是普遍的规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不例外。在发展史上，这种表现为量的扩张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的量上的扩张，人口消费的扩张。消费扩张要求生产需求扩张，从而形成资源消耗的扩张。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表现为量的扩张是，资源消耗的增加，资源短缺的加剧。
其二，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质的提高的影响和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质的提高，贯穿于人类发展史全部，只是这种提高具有阶段的性质，对资源的消耗也有阶段性的特点。在人类诞生的早期阶段，对资源的消耗以自然界直接提供的用品为主，如淡水、鱼、虾类水产品，果实、野菜类天然食品，木材、薪材类天然能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农业、手工业、商业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社会进展到农业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由以消耗天然生活资料为主进入到耕作和驯养为主，土地、森林、草场等自然资源成为消耗即人口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主要对象，总体上对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了。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展开，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大批农民流进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产生了飞跃。一是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量开采和使用，带动矿山、冶金、机器制造业等的迅速发展，金融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得到空前的开发利用；二是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化工、塑料、材料工业等的崛起，开辟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新领域；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和当前以生物科学为带头学科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使人类对资源的消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资源消耗量与日俱增，包括不断扩大的资源种类，尤应提及的是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无止境，人口增长表现出很强的“加权效应”，加剧着资源短缺态势；另一方面以质的提高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以科技进步为杠杆，而科技进步又必然带来资源新的发现和新的应用。以能源为例，农业及农业以前社会以薪柴为主，伴有少量煤炭的开采；工业社会由煤炭为主逐步转向石油、天然气、电力、核动力为主，发生传统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能源结构的改变，大大扩展了能源资源。化学工业发展引发材料革命，各种合成材料的出现拓展了材料资源。总的趋势是，以质的提高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正经历由消耗资源型为主向以扩张资源为主的转变，转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达程度，呈倒"U"型运动轨迹。目前发达国家已越过这一转折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尚未到达这一转折点。
其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和调控。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资源消耗随着增加；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在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资源的利用率不够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屡屡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即由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但是后一个转变则始终不甚理想，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占据一定的优势，资源利用率不高和浪费比较严重。要谋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重要的环节。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
三、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调节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环境的调节作用，同人口增长、迁移和资源消耗联系在一起，对可持续发展说来更为重要，具有本源的性质。
其一，农业社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迄今为止，除原始社会外，农业社会占据历史长河中的很长一段，人类从事农耕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万年以前。即使在当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可忽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农业社会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那么农业社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环境变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需要作一点历史的考察。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刀耕火种式的粗放经营，通过焚烧森林、草地、清除天然植被开垦为农田和驯养场。清除天然植被还有另一个作用，将野兽驱逐出来进行围猎，发展畜牧业。然而由于生产工具落后或缺乏有效的增肥方法，只能利用土壤表层的肥力，肥力耗竭即行转移，造成大面积荒漠化和沙漠化。工业革命不仅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手段。特别是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等的发展，为农业“起飞”插上了翅膀。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人口增长，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食物等农产品供给的需求，于是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变牧为农浪潮。据《世界环境数据手册》提供的资料，19世纪以来全球耕地面积增长2倍，一半左右的森林被改造成农地、牧场和其他用途。1981-1985年世界封闭式森林每年以750万公顷速度被采伐，疏林地以389万公顷的速度被采伐，而每年新营造的森林面积仅相当于毁林面积的1/10，世界森林“赤字”越来越严重。
森林、草场除具有自身的生产价值外，还具有环境保护的多种价值和功能：缓冲、吸收、疏导、散发降水、辐射、风力的作用，保护水土，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物良好生存空间的价值和功能；通过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空气悬浮物净化空气，施放氧气改善和调节空气的价值和功能。全世界每年失去大片森林和草场，意味着对土壤水分，空气温度、湿度、透明度、清洁度调节功能的巨大丧失，年夏一年下来，使很多地区气候变得干燥恶劣，水、旱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大大加重，加剧着土壤的退化和沙化，大气条件的恶化。据统计，全球每年6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另有2100万公顷肥沃土地丧失经济价值。而在过去的150年中，大气积聚的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是毁林造成的，也是导致物种减少的重要原因。大批动植物在森林、草场破坏中死亡，有的已经灭种。令人关注的热带雨林存活着全世界一半左右的物种，大片雨林消失后带来的严重后果，专家们预料要大大超过人们现在的估计。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可分为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和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
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具有工业革命前农业社会环境问题特征，以对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开发和利用，以及由这种开发利用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为标志。前已论及，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人们为了满足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需求，只有直接“向自然开战”，用“土里刨金”办法向大自然索取。这种办法中国农民沿用了几千年，一些地区竟直开荒到山顶，将森林和草木保存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等功能砍掉和刨掉，使有些地区变成沙漠，有些地区水土大量流失变成不毛之地，而气候变得干旱和恶劣则是共同的现象。如今这类直接破坏资源的环境问题大大减少，但在边远地区、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不计后果的开荒种田，以林木和牧草作烧柴，都使大地植被遭到破坏。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根源来自贫困，消除贫困，是解决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根本所在。同时科学的普及，弄明白不计后果的向大自然索取的危害，使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显然是有益和必要的。
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主要指农业生产中应用现代科学成果和技术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造成的危害问题。当前主要是化肥、农药和地膜等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剧问题。众所周知，氮、磷、钾等化学肥料的发明，由于含量纯度高，作物吸收快，比起传统农家有机肥来增产效果大大提高，化肥的大量施用成为农作物产量迅速提高最有效的办法。发展化肥需要投资，而高投入的结果，一是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使得粮价等一直上涨，直至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二是高投入很大部分用大增加化肥施用上，施用化肥的负面作用突出出来，致使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下降，造成水质污染，大量施用化肥的农田用水特别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使鱼、虾、蟹等水生动物减少直到灭绝，因而现代型农业对环境的破坏更值得重视。
一是从现实上看，传统型的破坏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目前这类地区所占份额不多，而这些地区人民的环境意识在加强；现代型破坏无论是化肥还是农药，都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危害甚大。这里还要提到地膜覆盖和各种暖房生产问题。无疑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它有效地提高了蔬菜、水果的单位面积产量，冲破季节性、地区性生产限制，给居民带来莫大实惠。然而，同其他种种好事一样，弄得不好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据考证，现在使用的这类塑料薄膜，埋在土壤中200年也不会腐烂，塑料大棚之类的迅速发展和不规范的废旧处理，已构成新的“白色污染”，成为农田建设和社会的一大公害。
二是从发展上看，传统农业型破坏随着20世纪末贫困问题的解决，居民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破坏程度持续下降，乐观一点估计，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农业型破坏形势严峻，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控办法和机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因此，解决农业型环境破坏问题，应将重点转向现代农业发展中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化肥的生产和施用，农药生产和施用，塑料薄膜等的“白色污染”问题；也要建立健全立法监督机制，加强管理，在产出和进入市场的“出口”上把关。
其二，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
产业革命发生后，适应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局面。其结果，对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破坏力：工业化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人口城市化形成高度集中人口群，人的生理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亦产生集中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有别于农业社会人口在能源消耗、生活资料消耗中的“分母的加权效应”。如今除少数“绿色城市”环境质量保持较好外，一般“三废一噪”普遍严重，城市空气、水质、地表、地下污染相当普遍，成为遍布地表的一个个不同程度的污染点、污染源，产污排垢之地，造成严重后果。像二氧化碳等气体具有截留太阳辐射到地球岩石反射回来的长波辐射的能力，其大量增多和加厚，产生“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继续下去可能使两极冰雪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气候发生重大变异；氯氟烃大量增加不仅对“温室效应”有煽风点火作用，而且因损耗同温层中的臭氧，逐步形成臭氧洞，太阳紫外线没了遮挡而长驱直射地球，改变人们生存的条件，造成皮肤癌等发病率升高，更多的影响还有待观察，目前在南极上空的臭氧洞已发展到有两个美洲的面积；二氧化硫等硫化物、一氧化氮氧化合物的增加，在大气环境复杂作用情况下，形成酸沉降和干酸沉降。而工业化产生的大量废渣、废液，或直接污染表土，或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致使鱼类、鸟类、水生动植物死亡。某些有毒液体渗入地下，污染水源，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世界环境破坏尤其是工业型环境的破坏，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目前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20%多一些，而消耗的各种能源总和占到近80%，人均GDP为欠发达国家的十几倍，自然成为工业污染的大户。但是当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在饱尝了污染之苦以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普遍加强了环境治理的力度，有些取得明显成效，开辟了融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于一体的发展道路。而在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还相当有限，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工业型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工业型环境问题。传统工业包括采矿、钢铁冶金、机械、食品、纺织品、纸张、烟草、木材加工等工业，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环境问题也同煤炭关系密切。中国煤炭储量和产量早已跃居世界首位，并且在各种能源消耗中占到70%以上，成为考察工业污染首先关注的焦点。我国煤炭分布不平衡，多在华北和西北，要经过长途运输才能抵达东南部，煤炭生产地的土地复垦率、原煤入洗率、矿井水利用率均较低，一般情况不超过20%；加上利用率低、粉尘多、矿井塌陷严重、堆放占地面积过大等，造成污染十分突出。此外由于传统工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有些设备老化陈旧，加上过去没有或很少有污染处理设施，使得传统工业污染成为工业型污染的“重灾区”。
二是新兴工业型环境问题。新兴工业为后来兴起，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如新兴机器制造业、新兴化工业、家电工业、核工业、宇航业、海洋工业等。这些新兴工业一般情况下能源消耗不像传统工业那样巨大，但质量要求比较高；原材料也如此，新材料本身即属于新兴工业之一；技术要求高，对废物的排放做过不同程度处理，因而“三废一噪”污染大大降低。但是，新兴工业也有新兴工业的环境问题，如汽车、飞机、精密仪器制造要求高，工艺复杂，抛光、电镀、烤漆等生产新的污染；新兴化学工业技术大为改进，然而再有效的净化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解决碳、硫、氮氧化合物等的排放；核动力的开发和应用避免了煤炭、石油一类燃料的污染，但是却增加了放射性污染的可能性。消除新兴工业可能带来的较大污染的危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三是乡镇企业型环境问题。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开始并获得成功后，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思想解放，他们考虑要“换个活法”，从生产到生活都要变一变。而原有的人民公社的部分公共财产还没有处理，包括部分房屋、设备等资产。城市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没有大规模推开，原有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一套计划体制还束缚着发展的手脚，一部分农民包括原公社时期一些社队干部，看到某些工商业特别是某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短线产品大有市场，于是试探着办起了乡镇企业。这在我国“二元经济”和城乡差别客观存在条件下，由于乡镇企业产品适销对路，设备因陋就简，原材料充足，劳动力廉价，一般都收到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的效果，既为农村广大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找到了一条捷径，又可以有效解决或部分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于是乎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农村为龙头，乡镇企业迅猛崛起，很快成为工业生产一支生力军。不过从环境角度考察，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污染严重。乡镇企业主体是工业，一般投资较少，设备较陈旧，技术较落后，对于生产中产生的有害气体、液体和固体废物，则很难进行处理，甚至酿成多起污染事故。在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乡镇企业发展必须面对污染挑战，通过环保这一关。
四是城市型环境问题。这同工业型环境问题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工业一般多集中在城市。但是也有所区别：一是城市不全是工业集中地，也有一些商业型、文化型、民族型城市；有的工业也不一定集中在城市，特别是新兴工业。二是城市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不限于工业生产，还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因素，作为城市有其特殊的环境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城市化，城市环境问题会更为突出。除工业污染外，生活消费型污染全面表现出来。空气污染：人口集中的城市生活性能源，包括做饭、洗澡、取暖以及餐饮服务等多以煤作燃料，空气中煤烟粉尘、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大量增加；城市中众多煤场的堆放，煤球、蜂窝煤等加工厂的生产，更使附近居民平添几层黑色；汽车尾气污染：尽管人们对于要不要发展私人小汽车争论不休，但是包括私车在内的汽车猛增已成事实，北京市的汽车日流量已超过160万辆，尾气已构成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水质污染：由于城市人口密集，生活用水耗费量大，洗浴、粪便冲刷等脏水处理很难。特别是各种洗涤剂、洗衣粉、浴液、洗发液等的大量增加，使城市废水中各种化学成份有毒物质比例直线上升，给水源清洁造成威胁。垃圾污染：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的增多和集中，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垃圾造成的污染也随着成为城市环境的一大问题。许多城市垃圾往郊区露天堆放，不仅占用了大面积土地，而且“垃圾山”成为新的污染源。噪音污染：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却危害很大的污染。医学已证明，经常处在噪声超标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人，发病率上升，影响预期寿命，而且容易产生烦躁，降低工作效率。中国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城市水泥板块式建筑迭起，使噪声回荡和产生共振。大片绿地、林地被建筑物挤占，丧失了原有对声音吸纳、缓冲的作用，使城市噪音污染严重起来。现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相继出台，居民对噪音污染的危害认识还跟不上，不善于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而且技术手段落后，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监测噪音的侵扰，也限制了居民维护自身不受侵害的权益意识。
五是区域型环境问题。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差别很大，因而环境问题带有一定的区域性。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大都由西向东流向。气温和降水量南高北低，形成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气候带。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密度，西部和北部低，东部和南部高，经济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气候、地质、水资源以及经济、人口、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同情况，受自然条件影响灾害的分布和不同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形成某些地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是：
西部干旱、寒冷型环境问题。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区，省会（首府）的年平均气温均在10℃以下，年平均降水量银川、乌鲁木齐在240毫米以下，兰州、西宁也在380毫米以下，以寒冷和干旱为特征。森林覆盖率低，水土保持差，沙漠多，风沙大，气候恶劣，环境质量差。值得提出的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些地方生态退化还在扩展，荒漠面积在扩大，水土流失在加剧。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的灾害是沙暴，沙丘淹没良田和村庄则时有发生。
东部和中部水患型环境问题。中国处在东亚季风区，雨水比较集中，又受地形等因素影响，造成夏秋之交中东部水灾严重。水灾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而且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速土壤沙化；河流改道淤塞，排污能力减弱；冲毁水利设施，土壤盐碱化加剧等。如果城市在洪水中被淹，即使不被吞没，造成的水源污染、环境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恢复起来比较困难。沿海环境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海洋作为陆地水、土污染的最后接纳者，四大洋均露出疲态。据报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油船沉没和海上油井泄露等大量原油流入海洋，每年有300-400万吨之多，形成海洋“黑潮”。发达国家对海洋污染的这类事例，在我国已经发生；而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停止的事情，我国却仍在发生。我国有将近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接近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创造出可观价值，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说来，则是很有希望的补给线。然而日益严重的污染着实令人担心。如具有内海之称的渤海，是辽东工业区、京津唐工业区污染的最后接纳地，专家们考证后说污染程度已达到临界点。由于是内海、水浅且通向黄海的出口狭窄，自身水体交换能力差，继续污染下去难以挽救。黄海胶州湾一带、东海长江口一带、南海珠江口一带等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到了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的时候。
六是国际公害型环境问题。中国是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发起国和签字国。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率行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此外，还是国际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等的签字国，在保护世界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是《控制危险废物越界转移巴塞尔公约》的签约国，然而却遭到违反该项公约的个别国家“洋垃圾侵略”的危害。国际公害型污染问题应引起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发达国家将他们的垃圾装人集装箱运到我国，到1995年，这类事件发展到顶峰，一年达到数十起，多达几千吨，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相继发现大宗“洋垃圾”，对水、土、空气构成严重危害。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来自国际的侵略性污染，其性质是严重的。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国际公害型环境侵害。
目前中国处在加快发展又要大力整治环境“二律背反”境地，因而要实行兼顾原则。即在国家允许的排污限度内，通过污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实行补偿制，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污染生产过于严重，下令停产整顿或干脆关掉；要么不闻不问，受污染者得不到补偿。简单的取缔和不予补偿均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也不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准则，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允许排污限度内，污染生产者（排放者）与消费者（受害者）之间建立一定的补偿制度，符合市场经济通行原则的一种补偿制度，使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兼顾起来。
以上的分析表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主要标志是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和关系既是静态的，一定时点上有着具体的指标，因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明显的体现；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这种变化和发展有着人口、资源、环境自身方面的原因，但人口变动的规律，非再生性资源逐步减少的趋势，生态系统演变的规律等，受到社会政策因素影响颇大，而社会政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资源、环境直接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主要的调控杠杆。
收稿日期：2001-12-13
作者介绍：田雪原(1938-)，男，辽宁本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作者：田雪原
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2)02-0006-08
自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来，理论界在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本要素上取得较多共识。至于五大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见智见仁，主张环境决定论者有之，人口中心论者有之，资源控制论者也有之……。不过，研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变动和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调节
考察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虽然某些国家也曾有过某些生育政策，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一致的共识是：人口转变的完成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完成的转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完成的人口转变，较多的共识是控制人口增长生育政策的实施居首位，同时也承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今后这种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强，成为生育观念转变的基础。为什么呢？依据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莱宾斯坦(Harrey Leibenstein)、贝克尔(Gary S.Becker)、伊斯特林(R.A.Easterline)等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可以作出这样的阐发：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完成，而是否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孩子预期的成本与可能提供的效益。孩子成本可分作两部分：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时起至将子女抚养成为成年人口止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交往等的费用，亦即直接花费在孩子身上的货币支出；间接成本，即指父母亲因为生育子女耗费的时间损失，主要是母亲因怀孕、妊娠和哺乳期间损失的工资收入，父母因为照料子女耗时而丧失的获取更有利工作岗位、升迁以及接受教育时减少的收入。亦即因为抚育子女占用时间而减少可能收入的机会，故又称为机会成本，是一种间接形式的货币支出。
家庭生育子女付出一定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不可避免，不过这绝非父母想生育的目的，父母生育的动机在于孩子对父母可能提供的效益。莱宾斯坦学说大致从6个方面说明孩子提供的效益：
一为劳动——经济效益。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以后，可以为家庭提供劳动或服务，给家庭创造经济收入。
二为养老——保险效益。主要是在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保障比较薄弱国家，老年经济生活保障和生活服务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子女，表现出代际交换的子女供养功能。
三为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情感和精神需要的功能。这是其他消费品所不具备的，可以带来“天伦之乐”的特殊的精神效益。
四为继承家业效益。子女为父母财产的天然继承人，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除特殊情况外普遍存在。
五为安全保卫效益。子女同样为家庭安全的天然卫士，子女多少、强弱关系到家庭安全系数，在不发达社会家庭或家庭势力显然尤为重要。
六为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孩子不仅一般的具有上述功能，其数量多寡，智商和智能高低，性别结构怎样，对家庭现实和未来地位有重要影响，关系到后继有人问题。
莱宾斯坦指出，孩子的成本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成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随着时间价值的增值也呈上升趋势。孩子的效益除消费——享乐效益变动不明显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教育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孩子质量成本上升，这是因为在经济、技术进步条件下，家庭投入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可以带来更多的效益。而随着收入增加和储蓄的扩大，家庭老年自身保障能力的增强，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孩子的养老——保障效益大为削弱。其他继承家业的效益、安全保卫的效益、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等，也都程度不同的随着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下降之势。莱宾斯坦还考察了家庭中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人口城市化、死亡率下降、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父母对男性孩子性别偏好的减退、传统观念的淡化、各种避孕药具的推广使用等诸多社会因素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但他认为归根结蒂还是经济因素的作用。他按照每户平均收入水平划分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总体上观察，发展中国家正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随着这种转变而上升，除孩子消费——享乐效益外，其他效益则随着这种转变而下降，尤以养老——保险效益、劳动——经济效益下降为最快。发达国家孩子成本大幅度上升，效益却明显下降，许多效益为社会所取代因而导致出生率一降再降。
贝克尔将家庭劳动力置于市场之中，运用消费需求理论阐述家庭生育决策，创立了孩子数量与质量替代理论和替代模型。他运用无差异曲线论、消费均衡论等方法论分析孩子效用的最大化，决定家庭对孩子的需求。
如果以孩子作为一类耐用消费品，其他商品作为另一类耐用消费品，令πn代表孩子数量价格，πz代表单位商品价格，N代表孩子数，Z代表商品单位，Y代表家庭总收入，则家庭预算限制线表示如下关系：
Y=πnz+πzZ
不过这里N代表孩子数量，抽象掉了用于孩子医疗、健康、教育等孩子质量成本上面的差别。如考虑到这种差别，u代表家庭取得的效益，N仍代表孩子数量，Q代表孩子质量，Z代表其他商品，那么家庭效益函数可表示为
U=u(N,Q,Z[,1]……ZN)
将以上二式联系起来，首先可以看出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孩子相对价格上升，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减少；孩子相对价格下降，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增加。其次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上升，而非市场活动时间的影子价格近似的等同市场的工资率，使得孩子相对价格上升。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乡村儿童就学时间的延长，直接导致孩子相对价格的上升。尽管当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用在孩子身上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成本都可以增加，但是由于孩子数量成本弹性小，质量成本弹性相当大，人们的选择偏好便自然投向后者，发生由孩子质量成本替代孩子数量成本现象。这种替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避孕药具的发明和避孕节育手段的发展，人们可以自己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而且，在家庭收入一定条件下，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还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家庭父母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发展和家庭收入增加带来的生育率的下降。
伊斯特林提出并论证了孩子供给与需求对生育的影响，即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父母期望的存活孩子数，决定于父母的自然生育率和子女存活率。关于生育控制的成本变量，包括因采用控制手段付出的经济成本，因采取节育措施、克服心理障碍而付出的心理成本——在不考虑这些成本情况下，若孩子的供给小于对孩子需求，如农业社会那样，不发生生育控制的要求；若孩子的供给大于对孩子的需求，便发生对生育控制的要求。有了控制生育的要求，伊斯特林指出生育控制成本的影响这个值得注意的变量。他认为，发达国家生育控制成本已经趋近于零，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大大下降后，亦即由于子女存活率的提高大大加大了孩子的供给，使节育的普及有着较好的社会经济基础，故生育率可以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相反，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控制生育率手段上面付出的经济成本，还是在消除节育障碍付出的心理成本均比较高，在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较高的情况下，亦即由于子女存活率相比较低减少孩子供给，节育的普及程度往往要差一些，生育率便不容易降下来，尤其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很低的地区。
上述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给予生育率变动以经济学解释，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科学地解析了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然而它忽略了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政策因素的影响。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奉行节制生育政策而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事实，证明社会发展的政策作用不可低估。据此，提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田雪原，1995）。伊斯特林曾经提出过生育控制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的是采用节育措施而支付的费用成本，后者指的是因不愿进行某种节育措施而付出的心理上的一种损失，即个人在接受节育措施中付出的有形和无形的成本。它不涉及社会干预，特别不涉及政府的或民间的生育政策的干预的影响，因而没有突破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中孩子成本——效益基本理论框架的约束。笔者的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与伊斯特林的阐述是不同的概念，它所阐述的是，如何将政府的生育政策等社会因素纳入孩子成本——效益视野，科学地说明社会因素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由社会外在因素决定，在原家庭孩子成本——效益之外增加或减少的成本——效益之上，故称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包括三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由社会外在因素决定。本来孩子成本——效益是用来解释家庭生育子女数量选择，说明家庭规模变动的一种理论，属微观人口经济范畴，不受社会变动左右，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人口问题突出出来，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变得重要起来，而政府干预人口生产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经济的办法影响孩子的成本——效益。故在这个意义上，可分成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和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两种。所谓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是指政府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条款，特别是关于鼓励或限制生育的规定条款，通过直接的经济的办法影响孩子的成本——效益。如目前中国普遍实施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就是动用社会外在力量，在孩子远未达到可以家庭提供经济效益之前，父母从领取独生子女证起便可按年度领取奖励费，实为提前实现孩子的经济效益。而所谓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是指社会通过非直接的经济干预，特别是关于鼓励或限制生育的非直接经济干预，影响原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非直接的经济干预，主要指政府和社会各界运用行政的、舆论的手段等，影响家庭生育边际孩子的精神或心理上的成本——效益。如中国目前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开展这方面的宣传，给独生子女家庭发“光荣证”，父母所在单位也对其进行表彰，这无异于增加了该独生子女父母的精神或心理效益。同样，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父母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行政处分，这在事实上形成父母的精神或心理成本，影响到父母生育子女数量的选择。
第二层涵义，总体孩子成本——效益由家庭和社会两部分构成，但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是基础，没有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便谈不上社会附加的成本——效益；不过在一下历史条件下，一旦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形成严格规范，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其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等一些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成功的经验就是例证。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更接近市场经济，其理论模型和估算方法多借鉴市场经济学说。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似乎主要体现政府的意志，偏离市场经济较远；实则科学地确定这种社会附加的孩子成本——效益非但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同样要借助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分析方法，找出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适当量值。
第三层涵义，增加或减少孩子成本——效益的意义。包括用社会附加手段增加孩子成本、减少孩子成本、增加孩子效益、减少孩子效益4项单因素调整，也包括成本与效益相结合的4项调整：增加孩子成本与增加孩子效益，增加孩子成本与减少孩子效益，减少孩子成本与减少孩子效益，减少孩子成本与增加孩子效益。单项调整与结构式调整合计达8项之多，从而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它同时告诉我们，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调节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般的说，即使是单项措施的调整，其影响也会波及到另一方面。如我国实行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属提高孩子社会附加效益范畴，也会对某些经济条件困难家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独生子女地位在现代家庭中的确立，大大提高了家庭支付的成本，提高的幅度一般远非少许的奖励费所能抵。我们运用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实施某种调节时，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直接效果和影响，也要注意到它的间接效果和影响。
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同样是可以计量的。直接的经济的成本——效益可以计量，间接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成本——效益，则可以通过“影子价格”计算出“影子成本”和“影子效益”。如此，将社会调控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调整人口的生产以新的思路，不仅有理论创新意义，而且有助于对人口变动作出实事求是的估量，把握人口变动的“脉膊”。
需要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通过孩子成本——效益调整生育率的同时，也改变着人口的年龄、城乡、地域分布结构，改变着人口身体和文化教育素质。生育率和出生率在人口转变中的变动，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发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趋向；而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发生人口老龄化趋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生育率和出生率，从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人口学表象。人口城市化历来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产物。在人口数量与质量关系中，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子女数量的减少有利于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优生优育是不争的事实；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文化教育素质高低成反比，也是人口转变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涵义同孩子成本——效益变动相关联，体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因此，从长远和战略上观察，人口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基础上，基础的不断改善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对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调节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调节作用，可从三个层面上把握。
其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量的扩张的影响和调节。从实践上看，发展首先表现为量的扩张，由量变到质变是普遍的规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不例外。在发展史上，这种表现为量的扩张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的量上的扩张，人口消费的扩张。消费扩张要求生产需求扩张，从而形成资源消耗的扩张。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表现为量的扩张是，资源消耗的增加，资源短缺的加剧。
其二，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质的提高的影响和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质的提高，贯穿于人类发展史全部，只是这种提高具有阶段的性质，对资源的消耗也有阶段性的特点。在人类诞生的早期阶段，对资源的消耗以自然界直接提供的用品为主，如淡水、鱼、虾类水产品，果实、野菜类天然食品，木材、薪材类天然能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农业、手工业、商业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社会进展到农业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由以消耗天然生活资料为主进入到耕作和驯养为主，土地、森林、草场等自然资源成为消耗即人口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主要对象，总体上对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了。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展开，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大批农民流进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产生了飞跃。一是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量开采和使用，带动矿山、冶金、机器制造业等的迅速发展，金融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得到空前的开发利用；二是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化工、塑料、材料工业等的崛起，开辟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新领域；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和当前以生物科学为带头学科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使人类对资源的消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资源消耗量与日俱增，包括不断扩大的资源种类，尤应提及的是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无止境，人口增长表现出很强的“加权效应”，加剧着资源短缺态势；另一方面以质的提高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以科技进步为杠杆，而科技进步又必然带来资源新的发现和新的应用。以能源为例，农业及农业以前社会以薪柴为主，伴有少量煤炭的开采；工业社会由煤炭为主逐步转向石油、天然气、电力、核动力为主，发生传统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能源结构的改变，大大扩展了能源资源。化学工业发展引发材料革命，各种合成材料的出现拓展了材料资源。总的趋势是，以质的提高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正经历由消耗资源型为主向以扩张资源为主的转变，转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达程度，呈倒"U"型运动轨迹。目前发达国家已越过这一转折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尚未到达这一转折点。
其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和调控。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资源消耗随着增加；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在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资源的利用率不够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屡屡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即由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但是后一个转变则始终不甚理想，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占据一定的优势，资源利用率不高和浪费比较严重。要谋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重要的环节。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
三、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调节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环境的调节作用，同人口增长、迁移和资源消耗联系在一起，对可持续发展说来更为重要，具有本源的性质。
其一，农业社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迄今为止，除原始社会外，农业社会占据历史长河中的很长一段，人类从事农耕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万年以前。即使在当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可忽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农业社会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那么农业社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环境变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需要作一点历史的考察。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刀耕火种式的粗放经营，通过焚烧森林、草地、清除天然植被开垦为农田和驯养场。清除天然植被还有另一个作用，将野兽驱逐出来进行围猎，发展畜牧业。然而由于生产工具落后或缺乏有效的增肥方法，只能利用土壤表层的肥力，肥力耗竭即行转移，造成大面积荒漠化和沙漠化。工业革命不仅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手段。特别是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等的发展，为农业“起飞”插上了翅膀。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人口增长，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食物等农产品供给的需求，于是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变牧为农浪潮。据《世界环境数据手册》提供的资料，19世纪以来全球耕地面积增长2倍，一半左右的森林被改造成农地、牧场和其他用途。1981-1985年世界封闭式森林每年以750万公顷速度被采伐，疏林地以389万公顷的速度被采伐，而每年新营造的森林面积仅相当于毁林面积的1/10，世界森林“赤字”越来越严重。
森林、草场除具有自身的生产价值外，还具有环境保护的多种价值和功能：缓冲、吸收、疏导、散发降水、辐射、风力的作用，保护水土，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物良好生存空间的价值和功能；通过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空气悬浮物净化空气，施放氧气改善和调节空气的价值和功能。全世界每年失去大片森林和草场，意味着对土壤水分，空气温度、湿度、透明度、清洁度调节功能的巨大丧失，年夏一年下来，使很多地区气候变得干燥恶劣，水、旱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大大加重，加剧着土壤的退化和沙化，大气条件的恶化。据统计，全球每年6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另有2100万公顷肥沃土地丧失经济价值。而在过去的150年中，大气积聚的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是毁林造成的，也是导致物种减少的重要原因。大批动植物在森林、草场破坏中死亡，有的已经灭种。令人关注的热带雨林存活着全世界一半左右的物种，大片雨林消失后带来的严重后果，专家们预料要大大超过人们现在的估计。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可分为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和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
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具有工业革命前农业社会环境问题特征，以对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开发和利用，以及由这种开发利用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为标志。前已论及，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人们为了满足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需求，只有直接“向自然开战”，用“土里刨金”办法向大自然索取。这种办法中国农民沿用了几千年，一些地区竟直开荒到山顶，将森林和草木保存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等功能砍掉和刨掉，使有些地区变成沙漠，有些地区水土大量流失变成不毛之地，而气候变得干旱和恶劣则是共同的现象。如今这类直接破坏资源的环境问题大大减少，但在边远地区、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不计后果的开荒种田，以林木和牧草作烧柴，都使大地植被遭到破坏。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根源来自贫困，消除贫困，是解决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根本所在。同时科学的普及，弄明白不计后果的向大自然索取的危害，使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显然是有益和必要的。
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主要指农业生产中应用现代科学成果和技术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造成的危害问题。当前主要是化肥、农药和地膜等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剧问题。众所周知，氮、磷、钾等化学肥料的发明，由于含量纯度高，作物吸收快，比起传统农家有机肥来增产效果大大提高，化肥的大量施用成为农作物产量迅速提高最有效的办法。发展化肥需要投资，而高投入的结果，一是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使得粮价等一直上涨，直至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二是高投入很大部分用大增加化肥施用上，施用化肥的负面作用突出出来，致使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下降，造成水质污染，大量施用化肥的农田用水特别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使鱼、虾、蟹等水生动物减少直到灭绝，因而现代型农业对环境的破坏更值得重视。
一是从现实上看，传统型的破坏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目前这类地区所占份额不多，而这些地区人民的环境意识在加强；现代型破坏无论是化肥还是农药，都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危害甚大。这里还要提到地膜覆盖和各种暖房生产问题。无疑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它有效地提高了蔬菜、水果的单位面积产量，冲破季节性、地区性生产限制，给居民带来莫大实惠。然而，同其他种种好事一样，弄得不好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据考证，现在使用的这类塑料薄膜，埋在土壤中200年也不会腐烂，塑料大棚之类的迅速发展和不规范的废旧处理，已构成新的“白色污染”，成为农田建设和社会的一大公害。
二是从发展上看，传统农业型破坏随着20世纪末贫困问题的解决，居民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破坏程度持续下降，乐观一点估计，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农业型破坏形势严峻，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控办法和机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因此，解决农业型环境破坏问题，应将重点转向现代农业发展中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化肥的生产和施用，农药生产和施用，塑料薄膜等的“白色污染”问题；也要建立健全立法监督机制，加强管理，在产出和进入市场的“出口”上把关。
其二，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
产业革命发生后，适应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局面。其结果，对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破坏力：工业化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人口城市化形成高度集中人口群，人的生理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亦产生集中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有别于农业社会人口在能源消耗、生活资料消耗中的“分母的加权效应”。如今除少数“绿色城市”环境质量保持较好外，一般“三废一噪”普遍严重，城市空气、水质、地表、地下污染相当普遍，成为遍布地表的一个个不同程度的污染点、污染源，产污排垢之地，造成严重后果。像二氧化碳等气体具有截留太阳辐射到地球岩石反射回来的长波辐射的能力，其大量增多和加厚，产生“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继续下去可能使两极冰雪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气候发生重大变异；氯氟烃大量增加不仅对“温室效应”有煽风点火作用，而且因损耗同温层中的臭氧，逐步形成臭氧洞，太阳紫外线没了遮挡而长驱直射地球，改变人们生存的条件，造成皮肤癌等发病率升高，更多的影响还有待观察，目前在南极上空的臭氧洞已发展到有两个美洲的面积；二氧化硫等硫化物、一氧化氮氧化合物的增加，在大气环境复杂作用情况下，形成酸沉降和干酸沉降。而工业化产生的大量废渣、废液，或直接污染表土，或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致使鱼类、鸟类、水生动植物死亡。某些有毒液体渗入地下，污染水源，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世界环境破坏尤其是工业型环境的破坏，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目前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20%多一些，而消耗的各种能源总和占到近80%，人均GDP为欠发达国家的十几倍，自然成为工业污染的大户。但是当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在饱尝了污染之苦以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普遍加强了环境治理的力度，有些取得明显成效，开辟了融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于一体的发展道路。而在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还相当有限，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工业型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工业型环境问题。传统工业包括采矿、钢铁冶金、机械、食品、纺织品、纸张、烟草、木材加工等工业，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环境问题也同煤炭关系密切。中国煤炭储量和产量早已跃居世界首位，并且在各种能源消耗中占到70%以上，成为考察工业污染首先关注的焦点。我国煤炭分布不平衡，多在华北和西北，要经过长途运输才能抵达东南部，煤炭生产地的土地复垦率、原煤入洗率、矿井水利用率均较低，一般情况不超过20%；加上利用率低、粉尘多、矿井塌陷严重、堆放占地面积过大等，造成污染十分突出。此外由于传统工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有些设备老化陈旧，加上过去没有或很少有污染处理设施，使得传统工业污染成为工业型污染的“重灾区”。
二是新兴工业型环境问题。新兴工业为后来兴起，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如新兴机器制造业、新兴化工业、家电工业、核工业、宇航业、海洋工业等。这些新兴工业一般情况下能源消耗不像传统工业那样巨大，但质量要求比较高；原材料也如此，新材料本身即属于新兴工业之一；技术要求高，对废物的排放做过不同程度处理，因而“三废一噪”污染大大降低。但是，新兴工业也有新兴工业的环境问题，如汽车、飞机、精密仪器制造要求高，工艺复杂，抛光、电镀、烤漆等生产新的污染；新兴化学工业技术大为改进，然而再有效的净化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解决碳、硫、氮氧化合物等的排放；核动力的开发和应用避免了煤炭、石油一类燃料的污染，但是却增加了放射性污染的可能性。消除新兴工业可能带来的较大污染的危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三是乡镇企业型环境问题。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开始并获得成功后，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思想解放，他们考虑要“换个活法”，从生产到生活都要变一变。而原有的人民公社的部分公共财产还没有处理，包括部分房屋、设备等资产。城市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没有大规模推开，原有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一套计划体制还束缚着发展的手脚，一部分农民包括原公社时期一些社队干部，看到某些工商业特别是某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短线产品大有市场，于是试探着办起了乡镇企业。这在我国“二元经济”和城乡差别客观存在条件下，由于乡镇企业产品适销对路，设备因陋就简，原材料充足，劳动力廉价，一般都收到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的效果，既为农村广大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找到了一条捷径，又可以有效解决或部分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于是乎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农村为龙头，乡镇企业迅猛崛起，很快成为工业生产一支生力军。不过从环境角度考察，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污染严重。乡镇企业主体是工业，一般投资较少，设备较陈旧，技术较落后，对于生产中产生的有害气体、液体和固体废物，则很难进行处理，甚至酿成多起污染事故。在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乡镇企业发展必须面对污染挑战，通过环保这一关。
四是城市型环境问题。这同工业型环境问题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工业一般多集中在城市。但是也有所区别：一是城市不全是工业集中地，也有一些商业型、文化型、民族型城市；有的工业也不一定集中在城市，特别是新兴工业。二是城市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不限于工业生产，还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因素，作为城市有其特殊的环境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城市化，城市环境问题会更为突出。除工业污染外，生活消费型污染全面表现出来。空气污染：人口集中的城市生活性能源，包括做饭、洗澡、取暖以及餐饮服务等多以煤作燃料，空气中煤烟粉尘、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大量增加；城市中众多煤场的堆放，煤球、蜂窝煤等加工厂的生产，更使附近居民平添几层黑色；汽车尾气污染：尽管人们对于要不要发展私人小汽车争论不休，但是包括私车在内的汽车猛增已成事实，北京市的汽车日流量已超过160万辆，尾气已构成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水质污染：由于城市人口密集，生活用水耗费量大，洗浴、粪便冲刷等脏水处理很难。特别是各种洗涤剂、洗衣粉、浴液、洗发液等的大量增加，使城市废水中各种化学成份有毒物质比例直线上升，给水源清洁造成威胁。垃圾污染：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的增多和集中，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垃圾造成的污染也随着成为城市环境的一大问题。许多城市垃圾往郊区露天堆放，不仅占用了大面积土地，而且“垃圾山”成为新的污染源。噪音污染：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却危害很大的污染。医学已证明，经常处在噪声超标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人，发病率上升，影响预期寿命，而且容易产生烦躁，降低工作效率。中国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城市水泥板块式建筑迭起，使噪声回荡和产生共振。大片绿地、林地被建筑物挤占，丧失了原有对声音吸纳、缓冲的作用，使城市噪音污染严重起来。现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相继出台，居民对噪音污染的危害认识还跟不上，不善于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而且技术手段落后，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监测噪音的侵扰，也限制了居民维护自身不受侵害的权益意识。
五是区域型环境问题。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差别很大，因而环境问题带有一定的区域性。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大都由西向东流向。气温和降水量南高北低，形成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气候带。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密度，西部和北部低，东部和南部高，经济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气候、地质、水资源以及经济、人口、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同情况，受自然条件影响灾害的分布和不同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形成某些地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是：
西部干旱、寒冷型环境问题。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区，省会（首府）的年平均气温均在10℃以下，年平均降水量银川、乌鲁木齐在240毫米以下，兰州、西宁也在380毫米以下，以寒冷和干旱为特征。森林覆盖率低，水土保持差，沙漠多，风沙大，气候恶劣，环境质量差。值得提出的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些地方生态退化还在扩展，荒漠面积在扩大，水土流失在加剧。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的灾害是沙暴，沙丘淹没良田和村庄则时有发生。
东部和中部水患型环境问题。中国处在东亚季风区，雨水比较集中，又受地形等因素影响，造成夏秋之交中东部水灾严重。水灾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而且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速土壤沙化；河流改道淤塞，排污能力减弱；冲毁水利设施，土壤盐碱化加剧等。如果城市在洪水中被淹，即使不被吞没，造成的水源污染、环境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恢复起来比较困难。沿海环境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海洋作为陆地水、土污染的最后接纳者，四大洋均露出疲态。据报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油船沉没和海上油井泄露等大量原油流入海洋，每年有300-400万吨之多，形成海洋“黑潮”。发达国家对海洋污染的这类事例，在我国已经发生；而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停止的事情，我国却仍在发生。我国有将近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接近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创造出可观价值，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说来，则是很有希望的补给线。然而日益严重的污染着实令人担心。如具有内海之称的渤海，是辽东工业区、京津唐工业区污染的最后接纳地，专家们考证后说污染程度已达到临界点。由于是内海、水浅且通向黄海的出口狭窄，自身水体交换能力差，继续污染下去难以挽救。黄海胶州湾一带、东海长江口一带、南海珠江口一带等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到了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的时候。
六是国际公害型环境问题。中国是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发起国和签字国。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率行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此外，还是国际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等的签字国，在保护世界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是《控制危险废物越界转移巴塞尔公约》的签约国，然而却遭到违反该项公约的个别国家“洋垃圾侵略”的危害。国际公害型污染问题应引起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发达国家将他们的垃圾装人集装箱运到我国，到1995年，这类事件发展到顶峰，一年达到数十起，多达几千吨，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相继发现大宗“洋垃圾”，对水、土、空气构成严重危害。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来自国际的侵略性污染，其性质是严重的。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国际公害型环境侵害。
目前中国处在加快发展又要大力整治环境“二律背反”境地，因而要实行兼顾原则。即在国家允许的排污限度内，通过污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实行补偿制，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污染生产过于严重，下令停产整顿或干脆关掉；要么不闻不问，受污染者得不到补偿。简单的取缔和不予补偿均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也不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准则，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允许排污限度内，污染生产者（排放者）与消费者（受害者）之间建立一定的补偿制度，符合市场经济通行原则的一种补偿制度，使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兼顾起来。
以上的分析表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主要标志是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和关系既是静态的，一定时点上有着具体的指标，因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明显的体现；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这种变化和发展有着人口、资源、环境自身方面的原因，但人口变动的规律，非再生性资源逐步减少的趋势，生态系统演变的规律等，受到社会政策因素影响颇大，而社会政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资源、环境直接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主要的调控杠杆。
收稿日期：2001-12-13
作者介绍：田雪原(1938-)，男，辽宁本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