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事物重要性的依据，行为活动的取舍标准，它影响人们做事的行为方式、手段及其对结果的选择。价值观涉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洞察、主导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参数。
有学者曾描述了当代中国不同年龄群体的价值意识。结合其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人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与年龄特征。近似家庭“代沟”的关系和“40后现象”也初见端倪。
时代性：重视媒体的信息
各年龄组价值意识频率较高的是“媒介”、“求变”、“求新”、“经济”、“广告”意识。大众传媒在现代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地球村概念的出现，人们对媒体的依赖与日俱增。无论遭遇生活、工作方面的各种压力，还是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人们都能从因特网、广播、杂志等各种传媒途径获取帮助和支持。所以，要掌握发展的先机就要学会通过媒介获取信息，重视媒体的信息也成为现代人的显著价值意识。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变化时期，改革发展是这个时代最诱人的字眼。人们压抑多年的潜力迸发出来，解放思想，求新求变，否则就会落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衣食住行费用的增加，“经济”的价值渗入人们的意识。作为推动商品积极发展的广告，充斥人们的生活，刺激着人们的消费。
18～29岁：价值多元化
18～29岁年轻人的价值表现为多元性。他们强调“稳健”，也就是追求安定的生活，如“平平安安就是福”、“我不喜欢负债消费”等：随着年龄增加，他们注重“和谐”，如“工作(学习)再忙我也注意孝顺父母”、“我的为人原则就是和为贵”；有明显的“危患”意识，认为“我如果工作不好，将很快被单位开除”。当然，年龄越小越“自我”、“功利”，如“人应该首先要考虑自己，然后再想别人”、“成功是最重要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稳健”和“功利”的意识相对比较突出，说明青年追求安定，注重生活本身的质量，又强调自我中心，处处权衡得失，渴望成功。
他们又都强调“求变”，希望自己的生活不断变化，喜欢流行、时髦的东西：也看重“媒介”传播信息的作用；“广告”成为他们价值的新宠，认为“广告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也有一定的社会性意识，体现在“公益”、“公民”、“国际”和“社会”等方面，比如“我欣赏支持公益事业的企业”、“我的奋斗目标是为社会作贡献”等。
青年价值多元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两种不同文化交融、碰撞，它既给青年思想带来困惑，也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二是青年生涯课题较多，离家、求学、工作、结婚等，给青年带来不同的任务也带来不同的价值选择。
30～40岁关键词：媒介，和谐，经济，功利与求新
这是传统的“而立”与“不惑”之年，成家和立业是这个年龄段的重大课题。社会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重视“媒介”的价值，建构起“求变”、“求新”、“自立”、“功利”和“经济”的意识。在人生的大比拼中，他们都置身于社会竞争的跑道上，事业的沉浮，养老哺幼的生活重压，使他们对人生产生新的体悟：关心“家庭”，看重“和谐”、“安稳”和“中庸”，尤其强调“和谐”的意识。和谐的意识不限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和谐。
他们的“结果”意识也较强烈，表现为重视功利、名利、官本位、经济与实用，随着年龄的增加越强调功利，体现了伴随社会转型而形成的“实用主义”意识特征。
另一方面，他们也逐渐开始呈现“公益”和“社会”的意识，公益中含有了公德成分，比如“我不喜欢同没有礼貌的人来往”，“我是十分遵守社会道德的人”。他们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
41～50岁关键词：公民，积极，名利与媒介
个人的职业锚在这个时期形成，生活稳定，事业接近或达到顶峰。50岁也是知天命的人生阶段，孩子离家求学、工作或结婚。随着生理状况的衰退，个人开始考虑退休、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个年龄经验丰富、学有所长，精力也比较充沛，正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佳时期，也是赡养老人抚育后代的重要时期。因此，他们需要经济的支持，富有社会责任、公民意识：职业成熟度的形成，促使他们人生目标明确成就动机强，主动从事成功可能性大的事，珍惜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看重机会、机遇，在求新的过程中，追求名利和经济。
这个年龄段人群“公民”意识比较突出，如“社会应该重视对弱者的救济和福利”，“法律应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即使是地位很低的人也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具有“积极”意识，如“我总是积极的面对生活”、“我喜欢新技术新方法”和“我总是追求身心健康、有活力”等；同时也体现在对“名利”的追求、个体意识较强。
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无疑是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中坚群体，处于人生最后的选择、规划阶段。不过，不同于青年，他们选择的价值，以及生活和工作方式往往成为他们不变的准则。这是典型的“40后现象”，类似于“第二个青年期”。
51～60岁关键词：现实，守望，经济与媒介
同上述其他年龄组相比，这个年龄组的价值意义数量减少，相对较均衡。他们已经历人生的各种变故，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更年期的来临使他们迈进人生“衰老”的历程，守家守业的心理形成他们“现实”、“经济”、“守望”、“家庭”的价值意识。
衰老强化了他们在社会、家庭中主导地位丧失的威胁，也滋生了他们名利、官本位的意识：为平衡他们主导地位取代的危机，他们特别突出自尊、自信。为了不落伍社会，满足于归属主流社会的需要，希望能够跟上时代，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重视媒介、求变、自尊甚至自负。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一些变化，比如“我希望生活不断变化”，但是变化的方向主要体现在“自尊”上，“我希望自己成为有独特风格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名利”意识还有一定反映，如“我认为经济收入是成功的主要标志”，“我羡慕那些有名有地位的人”。
总之，“现实”意识最为突出，这似乎与该年龄组岁数特征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经济”意识，“守望”、“家庭”以及“自尊”的意识。
两个近似家庭“代沟”的关系
价值观年谱显示两个代系“代沟”的问题。第一个是51～60年龄组与30～40年龄组。这两个组具有相似的价值结构。30～40年龄组多数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已是社会的中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出生的时候，见过文革末期的动荡，也经历过贫困和改革初期；而51～60年龄组则亲身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些相似的经历形成了这两个年龄组相似的价值意识一一时代文化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至于51～60年龄组强调“自尊”、“自信”，这是为了弥补逐步失去的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个是41～50年龄组与20～29年龄组。相似价值的数量虽然较多，但是价值观的意识强弱相当明显，如41～50年龄组相对更强调“公民”、“媒介”、“求新”与“名利”；20～29年龄组相对更强调“和谐”与“广告”。究其原因，相似性可能是同处改革的时代，不同之处可能是两代人不同成长的社会环境。8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文革的动荡、贫困和改革初期，80后是真正的新生代，他们彻底与他们父辈生活的那个时代决绝。
责任编辑 姜 冰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事物重要性的依据，行为活动的取舍标准，它影响人们做事的行为方式、手段及其对结果的选择。价值观涉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洞察、主导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参数。
有学者曾描述了当代中国不同年龄群体的价值意识。结合其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人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与年龄特征。近似家庭“代沟”的关系和“40后现象”也初见端倪。
时代性：重视媒体的信息
各年龄组价值意识频率较高的是“媒介”、“求变”、“求新”、“经济”、“广告”意识。大众传媒在现代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地球村概念的出现，人们对媒体的依赖与日俱增。无论遭遇生活、工作方面的各种压力，还是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人们都能从因特网、广播、杂志等各种传媒途径获取帮助和支持。所以，要掌握发展的先机就要学会通过媒介获取信息，重视媒体的信息也成为现代人的显著价值意识。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变化时期，改革发展是这个时代最诱人的字眼。人们压抑多年的潜力迸发出来，解放思想，求新求变，否则就会落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衣食住行费用的增加，“经济”的价值渗入人们的意识。作为推动商品积极发展的广告，充斥人们的生活，刺激着人们的消费。
18～29岁：价值多元化
18～29岁年轻人的价值表现为多元性。他们强调“稳健”，也就是追求安定的生活，如“平平安安就是福”、“我不喜欢负债消费”等：随着年龄增加，他们注重“和谐”，如“工作(学习)再忙我也注意孝顺父母”、“我的为人原则就是和为贵”；有明显的“危患”意识，认为“我如果工作不好，将很快被单位开除”。当然，年龄越小越“自我”、“功利”，如“人应该首先要考虑自己，然后再想别人”、“成功是最重要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稳健”和“功利”的意识相对比较突出，说明青年追求安定，注重生活本身的质量，又强调自我中心，处处权衡得失，渴望成功。
他们又都强调“求变”，希望自己的生活不断变化，喜欢流行、时髦的东西：也看重“媒介”传播信息的作用；“广告”成为他们价值的新宠，认为“广告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也有一定的社会性意识，体现在“公益”、“公民”、“国际”和“社会”等方面，比如“我欣赏支持公益事业的企业”、“我的奋斗目标是为社会作贡献”等。
青年价值多元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两种不同文化交融、碰撞，它既给青年思想带来困惑，也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二是青年生涯课题较多，离家、求学、工作、结婚等，给青年带来不同的任务也带来不同的价值选择。
30～40岁关键词：媒介，和谐，经济，功利与求新
这是传统的“而立”与“不惑”之年，成家和立业是这个年龄段的重大课题。社会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重视“媒介”的价值，建构起“求变”、“求新”、“自立”、“功利”和“经济”的意识。在人生的大比拼中，他们都置身于社会竞争的跑道上，事业的沉浮，养老哺幼的生活重压，使他们对人生产生新的体悟：关心“家庭”，看重“和谐”、“安稳”和“中庸”，尤其强调“和谐”的意识。和谐的意识不限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和谐。
他们的“结果”意识也较强烈，表现为重视功利、名利、官本位、经济与实用，随着年龄的增加越强调功利，体现了伴随社会转型而形成的“实用主义”意识特征。
另一方面，他们也逐渐开始呈现“公益”和“社会”的意识，公益中含有了公德成分，比如“我不喜欢同没有礼貌的人来往”，“我是十分遵守社会道德的人”。他们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
41～50岁关键词：公民，积极，名利与媒介
个人的职业锚在这个时期形成，生活稳定，事业接近或达到顶峰。50岁也是知天命的人生阶段，孩子离家求学、工作或结婚。随着生理状况的衰退，个人开始考虑退休、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个年龄经验丰富、学有所长，精力也比较充沛，正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佳时期，也是赡养老人抚育后代的重要时期。因此，他们需要经济的支持，富有社会责任、公民意识：职业成熟度的形成，促使他们人生目标明确成就动机强，主动从事成功可能性大的事，珍惜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看重机会、机遇，在求新的过程中，追求名利和经济。
这个年龄段人群“公民”意识比较突出，如“社会应该重视对弱者的救济和福利”，“法律应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即使是地位很低的人也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具有“积极”意识，如“我总是积极的面对生活”、“我喜欢新技术新方法”和“我总是追求身心健康、有活力”等；同时也体现在对“名利”的追求、个体意识较强。
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无疑是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中坚群体，处于人生最后的选择、规划阶段。不过，不同于青年，他们选择的价值，以及生活和工作方式往往成为他们不变的准则。这是典型的“40后现象”，类似于“第二个青年期”。
51～60岁关键词：现实，守望，经济与媒介
同上述其他年龄组相比，这个年龄组的价值意义数量减少，相对较均衡。他们已经历人生的各种变故，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更年期的来临使他们迈进人生“衰老”的历程，守家守业的心理形成他们“现实”、“经济”、“守望”、“家庭”的价值意识。
衰老强化了他们在社会、家庭中主导地位丧失的威胁，也滋生了他们名利、官本位的意识：为平衡他们主导地位取代的危机，他们特别突出自尊、自信。为了不落伍社会，满足于归属主流社会的需要，希望能够跟上时代，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重视媒介、求变、自尊甚至自负。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一些变化，比如“我希望生活不断变化”，但是变化的方向主要体现在“自尊”上，“我希望自己成为有独特风格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名利”意识还有一定反映，如“我认为经济收入是成功的主要标志”，“我羡慕那些有名有地位的人”。
总之，“现实”意识最为突出，这似乎与该年龄组岁数特征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经济”意识，“守望”、“家庭”以及“自尊”的意识。
两个近似家庭“代沟”的关系
价值观年谱显示两个代系“代沟”的问题。第一个是51～60年龄组与30～40年龄组。这两个组具有相似的价值结构。30～40年龄组多数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已是社会的中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出生的时候，见过文革末期的动荡，也经历过贫困和改革初期；而51～60年龄组则亲身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些相似的经历形成了这两个年龄组相似的价值意识一一时代文化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至于51～60年龄组强调“自尊”、“自信”，这是为了弥补逐步失去的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个是41～50年龄组与20～29年龄组。相似价值的数量虽然较多，但是价值观的意识强弱相当明显，如41～50年龄组相对更强调“公民”、“媒介”、“求新”与“名利”；20～29年龄组相对更强调“和谐”与“广告”。究其原因，相似性可能是同处改革的时代，不同之处可能是两代人不同成长的社会环境。8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文革的动荡、贫困和改革初期，80后是真正的新生代，他们彻底与他们父辈生活的那个时代决绝。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