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地方行政主要实行郡县二级制，一郡之内军政财大权均操诸太守一人。太守之得人与否，直接关系一郡治乱兴衰。汉代吏治历来为后世所推崇，正如《旧唐书·良吏传》中所赞叹，“选任之道，皇汉其优”。有鉴于太守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考察汉代吏治，太守无疑是最重要的群体。顾炎武在《日知录》“刺史守相得召见”条中指出，“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可谓一语中的。这里仅以《汉书》为例，简述西汉一代的太守形象。 太守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汉书》含本纪十二篇，列传七十篇。经统计，立传人物（含附传）424人。除去皇室成员及宗室诸王，其他人物337人。在这337人中，有118人曾担任过太守或职责相当于太守的王国相，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西汉共有郡国103个（郡83个、王国20个），这118人分布在78个郡国。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三的郡国，其守相史册留名，成为后人千百年来学习或反思的对象。这也意味着，一旦出任郡国守相，往往就进入治史者视野，成为其著史作传的关注对象。太守这一群体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两汉太守在地方治理中承担着全方位、举足轻重的职责，当时人们普遍“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甚至认为“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董仲舒亦曾指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在担任江都相与胶西相期间，正是以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以言传、身教、力行得到了后世景仰。 正是缘于太守的重要性，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太守的选任，并通常亲自任命太守人选。如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汉武留意郡守”条中就指出，汉武帝对“辅相之任，不甚择人”，但“除用郡守，尤所留意”，“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将郡国守相看得比朝廷相臣更为重要。汉元帝更是直接道出，“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百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 特别是，当某个地方出现激烈矛盾或问题时，中央政府通常会在严肃追查太守责任的同时，另行派出新太守，以改变当地状况。汉成帝时，琅琊郡灾害不断，丞相王商当即派人按问太守，并上奏请免太守。汉哀帝时，南郡多盗贼，汉哀帝为此任命萧育出任南郡太守，并特许其以三公礼遇进宫受命，亲自为其壮行：“南郡盗贼为害，朕甚忧之。以君威信素著，故委以此任。”萧育到任后，果然不辱重托，迅速平定了贼乱。同样，薛宣出任陈留郡太守，孙宝出任广汉郡太守，都是汉成帝亲自点将，用以改善当地治安。汉武帝时，朝廷以京畿重地“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特拜主爵都尉汲黯为右内史，主抓首都地区事务；后因楚地铜钱盗铸严重，淮阳郡地处楚地之郊，乃天下重地，又派汲黯出任淮阳太守。汲黯不欲前往，汉武帝亲自做其工作：“君薄淮阳邪？”意思是正为淮阳难治，所以才强派你去啊！ 西汉中央政府对太守的管理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出现中央弱、地方强的局面，就容易演变成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惨痛后果。然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与国计民生切身相关，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聚积，否则国家政策虽好，也会成一纸空文，甚至“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人才不足，将严重影响地方治理与国家稳定。与此同时，作为一郡主官的太守，其本身还存在调任中央、入主中枢的强烈政治抱负。那么，汉代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保持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人才资源配置上的平衡呢？ 首先，赋予太守极高的政治地位。汉代太守品秩为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九卿相同，这也为后文所述太守与中央公卿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对治绩卓异的太守，朝廷还会毫不吝啬地打破常规赐予其关内侯（在西汉二十等爵位中居于次席）。如汉宣帝地节三年与神爵四年，分别授予“治有异等”的胶东相王成、“治行尤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关内侯。联系到汉初刘邦所定“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军功不得封侯”以及后人对“李广难封（侯）”的惋叹，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太守这一群体显得格外偏爱，不惜打破祖训，将其纳入最高荣誉的授予序列。 其次，注意保持太守任职的稳定。汉宣帝曾指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就是说，太守任职飘忽不定，官吏百姓对其政策能否持久将失去信心甚至阳奉阴违，只有知其任职将久，才不敢虚以应付。中央政府对考核优秀、吏民称颂的太守，常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及至封侯授爵等多种手段进行嘉奖，而未必简单以快速提拔包括调至中央任职作为奖励。 最后，畅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渠道。两汉向来有“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的传统。大量表现优秀的太守往往遵循这样的政治轨迹：先调任大郡要郡太守或首都地区长官（即三辅长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再调至中央政府任职，其中经由九卿、再任御史大夫、后任丞相的屡见不绝。西汉一代47位丞相中，16人拥有地方太守经历，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名相如张苍、朱博等，更是先后担任过四五个郡国的守相。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十分注意遴选朝中德才兼备者出任地方太守。如元康元年，汉宣帝亲自主持实施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择选中央政府通明政事的博士、谏大夫出任郡国守相。西汉名臣萧望之正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被派往平原郡出任太守的。后来，萧望之从平原太守被征召至中央任少府（九卿之一），汉宣帝欣赏萧望之经明持重、才堪宰相，欲重点培养，又下令派他出任左冯翊。萧望之不解汉宣帝深意，以为从少府左迁地方有所贬抑，担心汉宣帝对自己有所不满，便称病辞官。汉宣帝随即派人劝喻：“此番任用实为考察你治民才力。君前任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以三辅，非有他意也。”萧望之出任左冯翊三年，没有辜负汉宣帝厚望，勤勉政事，京师称之，之后再次调至中央，历任大鸿胪（九卿之一）、御史大夫、太子太傅，成为汉宣帝、汉元帝两朝倚重的名臣。 经统计，在前述担任过太守的118人中，57人有过两郡以上太守的经历，其中最多的“飞将军”李广甚至当过8个郡的太守。可见，西汉在太守上下及横向交流上十分通畅。 “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魏相和《循吏传》中召信臣的经历，典型体现了上述特点。魏相起先只是济阴郡一名小吏，在郡国向中央举贤良中，以对策高第直接获任茂陵县令，后升任河南郡太守；不料阴差阳错系罪下狱，遇赦出狱后，再次担任茂陵县令；不久升任扬州刺史，两年后征召至中央任谏大夫，随即又出任河南太守；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大司农（九卿之一），此后再经御史大夫而至相位，被班固赞为与萧何、曹参同列的股肱之臣。召信臣先是察举至宫中任郎官，后出任谷阳县长，再调任上蔡县长；因治绩卓异，破格提拔为零陵郡太守；后因病去职，病愈后征召至中央任谏大夫，不久又出任南阳郡太守，再调任河南郡太守，治行考核常为第一；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少府。考察魏相、召信臣的经历，一是经过了从县、郡到中央多岗位的反复历练，二是每次升迁都缘于考绩优秀，体现了当时务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循吏与酷吏不同的风格：循吏重教化和民生，酷吏本质上是强人政治 西汉治国理念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注重教化、以民为本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但道、法两家特别是秦代以来严刑重法的影响仍然存在，从而出现了循吏与酷吏并存的独特现象。反映在太守群体中，同样可以看到循吏与酷吏两种截然不同的施政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昔日强秦帝国“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巨大反差，不能不给西汉统治者留下深刻印象和思考。在暴秦之外寻找另外的治国方式，是西汉循吏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汉太守中的循吏色彩，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行教化。如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仁爱好教化”，一方面遴选郡县有材质者送至京师受业学习，待其学成还乡后予以任用；另一方面兴修官学，宣扬教化，数年之间蜀郡风气为之一新。到汉武帝时，诏令天下郡国建立学校，追溯起来，乃是由文翁开始。班固著《汉书》时距文翁已有两百年，仍然感叹：“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二是注重民生。如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劝民为善、务农耕桑、种树畜养、节用殖财、赈养鳏寡孤独，以外宽内明而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黄霸本人也因治绩卓异，先后调任京兆尹、御史大夫，直至出任丞相。此外，石庆为齐相时，“不治而齐国大治”；汲黯守东海、淮阳郡，“好清静、责大旨、引大体、不细苛、不拘文法”，体现的则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 与此同时，酷吏风格在一些太守身上表现同样十分明显。一是严刑重法。如义纵就任定襄太守，一日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初任河内太守，“捕郡中豪滑，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是！”二是不惧豪强。如涿郡一带豪门大姓横行，连官吏都“畏避之，莫敢与忤”，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严延年就任涿郡太守后，“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严延年三年后由涿郡迁任河南太守，仍然延续了这一风格：“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纳之”。三是治效明显。如郅都守济南郡一年多，郡中道不拾遗；严延年在任期间，“令行禁止，郡中正清”，“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 汉代酷吏的产生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豪门大族林立是伴随两汉始终的一大顽疾，加上当时尚武风气很浓，“游侠”与“贼乱”不断，因此，敢于碰硬、雷厉风行的酷吏一手坚决“打黑”、一手不惮豪强，往往得到百姓同情与拥护。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百姓心理中的“青天情怀”。但应当看到，酷吏治政尽管可能取得一时效果，却不能长久，也不能从根本上带来社会安定。以酷吏最盛的汉武帝时期为例（《汉书·酷吏传》记载十五人，武帝时期占了八人，如果加上单独立传的张汤、杜周，实际上有十人），这一时期很多地方“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而地方越乱，中央政府就越加紧督查，甚至颁布“沈命法”，规定未及时发觉或捕获盗贼的，郡守以下官吏均处死刑。在这种情势下，“官员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反而造成了“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的反效果。 何以出现这一困境？原因在于，酷吏治政本质上是强人政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将个人强大意志凌驾于制度约束之上，常常不惜以实质正义为名牺牲程序正义。二是代表国家权力的酷吏以打击强权的面目出现，往往得到公众发自朴素情感的支持，反过来酷吏又利用这种民粹力量为自己助势，在树立自己形象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对立。三是不能保证“强人”次次正确、不犯错误。酷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随意扩大打击面，殃及无辜，造成冤假错案。四是“强人政治”必然面临人亡政息的难题，一旦继任者不具备其魄力与魅力，则难以维系高压政策，不得不面临长期压抑下社会情绪的强烈反弹。 耐人寻味的是，酷吏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其自身结局往往都很惨烈。这也说明，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法治保障，酷吏最终也保护不了自身，遑论保护百姓。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栏目负责人：杜凤娇 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汉承秦制，地方行政主要实行郡县二级制，一郡之内军政财大权均操诸太守一人。太守之得人与否，直接关系一郡治乱兴衰。汉代吏治历来为后世所推崇，正如《旧唐书·良吏传》中所赞叹，“选任之道，皇汉其优”。有鉴于太守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考察汉代吏治，太守无疑是最重要的群体。顾炎武在《日知录》“刺史守相得召见”条中指出，“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可谓一语中的。这里仅以《汉书》为例，简述西汉一代的太守形象。 太守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汉书》含本纪十二篇，列传七十篇。经统计，立传人物（含附传）424人。除去皇室成员及宗室诸王，其他人物337人。在这337人中，有118人曾担任过太守或职责相当于太守的王国相，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西汉共有郡国103个（郡83个、王国20个），这118人分布在78个郡国。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三的郡国，其守相史册留名，成为后人千百年来学习或反思的对象。这也意味着，一旦出任郡国守相，往往就进入治史者视野，成为其著史作传的关注对象。太守这一群体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两汉太守在地方治理中承担着全方位、举足轻重的职责，当时人们普遍“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甚至认为“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董仲舒亦曾指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在担任江都相与胶西相期间，正是以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以言传、身教、力行得到了后世景仰。 正是缘于太守的重要性，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太守的选任，并通常亲自任命太守人选。如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汉武留意郡守”条中就指出，汉武帝对“辅相之任，不甚择人”，但“除用郡守，尤所留意”，“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将郡国守相看得比朝廷相臣更为重要。汉元帝更是直接道出，“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百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 特别是，当某个地方出现激烈矛盾或问题时，中央政府通常会在严肃追查太守责任的同时，另行派出新太守，以改变当地状况。汉成帝时，琅琊郡灾害不断，丞相王商当即派人按问太守，并上奏请免太守。汉哀帝时，南郡多盗贼，汉哀帝为此任命萧育出任南郡太守，并特许其以三公礼遇进宫受命，亲自为其壮行：“南郡盗贼为害，朕甚忧之。以君威信素著，故委以此任。”萧育到任后，果然不辱重托，迅速平定了贼乱。同样，薛宣出任陈留郡太守，孙宝出任广汉郡太守，都是汉成帝亲自点将，用以改善当地治安。汉武帝时，朝廷以京畿重地“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特拜主爵都尉汲黯为右内史，主抓首都地区事务；后因楚地铜钱盗铸严重，淮阳郡地处楚地之郊，乃天下重地，又派汲黯出任淮阳太守。汲黯不欲前往，汉武帝亲自做其工作：“君薄淮阳邪？”意思是正为淮阳难治，所以才强派你去啊！ 西汉中央政府对太守的管理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出现中央弱、地方强的局面，就容易演变成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惨痛后果。然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与国计民生切身相关，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聚积，否则国家政策虽好，也会成一纸空文，甚至“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人才不足，将严重影响地方治理与国家稳定。与此同时，作为一郡主官的太守，其本身还存在调任中央、入主中枢的强烈政治抱负。那么，汉代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保持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人才资源配置上的平衡呢？ 首先，赋予太守极高的政治地位。汉代太守品秩为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九卿相同，这也为后文所述太守与中央公卿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对治绩卓异的太守，朝廷还会毫不吝啬地打破常规赐予其关内侯（在西汉二十等爵位中居于次席）。如汉宣帝地节三年与神爵四年，分别授予“治有异等”的胶东相王成、“治行尤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关内侯。联系到汉初刘邦所定“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军功不得封侯”以及后人对“李广难封（侯）”的惋叹，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太守这一群体显得格外偏爱，不惜打破祖训，将其纳入最高荣誉的授予序列。 其次，注意保持太守任职的稳定。汉宣帝曾指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就是说，太守任职飘忽不定，官吏百姓对其政策能否持久将失去信心甚至阳奉阴违，只有知其任职将久，才不敢虚以应付。中央政府对考核优秀、吏民称颂的太守，常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及至封侯授爵等多种手段进行嘉奖，而未必简单以快速提拔包括调至中央任职作为奖励。 最后，畅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渠道。两汉向来有“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的传统。大量表现优秀的太守往往遵循这样的政治轨迹：先调任大郡要郡太守或首都地区长官（即三辅长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再调至中央政府任职，其中经由九卿、再任御史大夫、后任丞相的屡见不绝。西汉一代47位丞相中，16人拥有地方太守经历，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名相如张苍、朱博等，更是先后担任过四五个郡国的守相。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十分注意遴选朝中德才兼备者出任地方太守。如元康元年，汉宣帝亲自主持实施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择选中央政府通明政事的博士、谏大夫出任郡国守相。西汉名臣萧望之正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被派往平原郡出任太守的。后来，萧望之从平原太守被征召至中央任少府（九卿之一），汉宣帝欣赏萧望之经明持重、才堪宰相，欲重点培养，又下令派他出任左冯翊。萧望之不解汉宣帝深意，以为从少府左迁地方有所贬抑，担心汉宣帝对自己有所不满，便称病辞官。汉宣帝随即派人劝喻：“此番任用实为考察你治民才力。君前任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以三辅，非有他意也。”萧望之出任左冯翊三年，没有辜负汉宣帝厚望，勤勉政事，京师称之，之后再次调至中央，历任大鸿胪（九卿之一）、御史大夫、太子太傅，成为汉宣帝、汉元帝两朝倚重的名臣。 经统计，在前述担任过太守的118人中，57人有过两郡以上太守的经历，其中最多的“飞将军”李广甚至当过8个郡的太守。可见，西汉在太守上下及横向交流上十分通畅。 “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魏相和《循吏传》中召信臣的经历，典型体现了上述特点。魏相起先只是济阴郡一名小吏，在郡国向中央举贤良中，以对策高第直接获任茂陵县令，后升任河南郡太守；不料阴差阳错系罪下狱，遇赦出狱后，再次担任茂陵县令；不久升任扬州刺史，两年后征召至中央任谏大夫，随即又出任河南太守；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大司农（九卿之一），此后再经御史大夫而至相位，被班固赞为与萧何、曹参同列的股肱之臣。召信臣先是察举至宫中任郎官，后出任谷阳县长，再调任上蔡县长；因治绩卓异，破格提拔为零陵郡太守；后因病去职，病愈后征召至中央任谏大夫，不久又出任南阳郡太守，再调任河南郡太守，治行考核常为第一；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少府。考察魏相、召信臣的经历，一是经过了从县、郡到中央多岗位的反复历练，二是每次升迁都缘于考绩优秀，体现了当时务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循吏与酷吏不同的风格：循吏重教化和民生，酷吏本质上是强人政治 西汉治国理念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注重教化、以民为本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但道、法两家特别是秦代以来严刑重法的影响仍然存在，从而出现了循吏与酷吏并存的独特现象。反映在太守群体中，同样可以看到循吏与酷吏两种截然不同的施政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昔日强秦帝国“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巨大反差，不能不给西汉统治者留下深刻印象和思考。在暴秦之外寻找另外的治国方式，是西汉循吏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汉太守中的循吏色彩，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行教化。如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仁爱好教化”，一方面遴选郡县有材质者送至京师受业学习，待其学成还乡后予以任用；另一方面兴修官学，宣扬教化，数年之间蜀郡风气为之一新。到汉武帝时，诏令天下郡国建立学校，追溯起来，乃是由文翁开始。班固著《汉书》时距文翁已有两百年，仍然感叹：“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二是注重民生。如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劝民为善、务农耕桑、种树畜养、节用殖财、赈养鳏寡孤独，以外宽内明而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黄霸本人也因治绩卓异，先后调任京兆尹、御史大夫，直至出任丞相。此外，石庆为齐相时，“不治而齐国大治”；汲黯守东海、淮阳郡，“好清静、责大旨、引大体、不细苛、不拘文法”，体现的则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 与此同时，酷吏风格在一些太守身上表现同样十分明显。一是严刑重法。如义纵就任定襄太守，一日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初任河内太守，“捕郡中豪滑，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是！”二是不惧豪强。如涿郡一带豪门大姓横行，连官吏都“畏避之，莫敢与忤”，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严延年就任涿郡太守后，“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严延年三年后由涿郡迁任河南太守，仍然延续了这一风格：“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纳之”。三是治效明显。如郅都守济南郡一年多，郡中道不拾遗；严延年在任期间，“令行禁止，郡中正清”，“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 汉代酷吏的产生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豪门大族林立是伴随两汉始终的一大顽疾，加上当时尚武风气很浓，“游侠”与“贼乱”不断，因此，敢于碰硬、雷厉风行的酷吏一手坚决“打黑”、一手不惮豪强，往往得到百姓同情与拥护。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百姓心理中的“青天情怀”。但应当看到，酷吏治政尽管可能取得一时效果，却不能长久，也不能从根本上带来社会安定。以酷吏最盛的汉武帝时期为例（《汉书·酷吏传》记载十五人，武帝时期占了八人，如果加上单独立传的张汤、杜周，实际上有十人），这一时期很多地方“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而地方越乱，中央政府就越加紧督查，甚至颁布“沈命法”，规定未及时发觉或捕获盗贼的，郡守以下官吏均处死刑。在这种情势下，“官员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反而造成了“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的反效果。 何以出现这一困境？原因在于，酷吏治政本质上是强人政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将个人强大意志凌驾于制度约束之上，常常不惜以实质正义为名牺牲程序正义。二是代表国家权力的酷吏以打击强权的面目出现，往往得到公众发自朴素情感的支持，反过来酷吏又利用这种民粹力量为自己助势，在树立自己形象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对立。三是不能保证“强人”次次正确、不犯错误。酷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随意扩大打击面，殃及无辜，造成冤假错案。四是“强人政治”必然面临人亡政息的难题，一旦继任者不具备其魄力与魅力，则难以维系高压政策，不得不面临长期压抑下社会情绪的强烈反弹。 耐人寻味的是，酷吏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其自身结局往往都很惨烈。这也说明，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法治保障，酷吏最终也保护不了自身，遑论保护百姓。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栏目负责人：杜凤娇 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