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然这些由阅读而来的“知识的愉快”姑且先按下不表，只从我注意到的书中的一个细节谈起。大春这本书附录了大春公子张容小学四年级时的一篇作文，作文题目下标的是：“四年孝班张容”。“孝班”是个什么东西？还好我也是喝过点儿墨水的，也曾受过点儿中国传统的熏陶，所以很快就释然了。事后查资料，与我事先预想的差不多。与我们惯常用阿拉伯数字编班不同，台湾一直是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俭让，理智诚勇廉”这样的顺序给小学编班命名。这不是一时应景地进行我们大陆人所熟悉乃至已经厌烦的“传统文化秀”，而是传统文化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真正的美是惹人爱怜的，因为真正的美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传统也一样，一经破坏，便很难再修复。如果以为办几家孔子学院，几所国学研究所，再请几个水平参差的“学术”明星到电视上讲讲《论语》、《弟子规》，传统就复活了，那只能是个笑话——这些东西，孔夫子见了若是不吐血，已属万幸。 我们应该庆幸中国传统在数经浩劫、已临荡然之后，在祖国东南一隅得以延续，甚至依然是我们的同胞正在进行的生活。我们从电视荧屏上了解到的是一个经常在立法会上吵吵嚷嚷，甚至老拳相向、大打出手的“尽失体面”的台湾，但那只是“政客”的台湾；还有一个敬畏传统、好学好礼的安静的台湾，那才是日常的、真正的台湾。许子东先生谈过“传统”的台湾给予他的感动。星期六夜里12点，在我们这边应该是歌厅夜总会或者夜市的大排档才会人气火爆的时刻，在台北有名的敦南诚品书店门口却排了老长的队，青年男女都在那里买书。许子东教授感慨地说：“要是比大楼，台湾自然没法跟大陆比，可是有一样东西，大陆谁跑出来说，你有比它好的，我真的不相信，比如敦南诚品书店。” 我现在觉得中国传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或者从学理上认识的那般狰狞与可怕。就说“忠”吧，在“忠孝仁爱”诸价值观念中，“忠”自然最有理由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大碍”，因为“忠”通常的理解是“忠君”，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距离可谓最远。但是，“忠”也可以只是“忠于职守”，所谓“守职奉上”，“守职”还排在“奉上”的前面。而“敬业”、“守职”我想是什么样的时代都需要的吧。龙应台当年来北京后写了篇《在北京吵架》，陈丹青到台北后写了篇《安静的台湾》。龙、陈两先生提供了让我们读来五味杂陈的关于台北与北京的另类“双城记”。 最后的话题还得回到大春的《认得几个字》。我本来有机会见到大春。大春来南京，我因事耽搁，从而缘悭一面，但我还是从电视上看到了他。我感觉，大春的形象是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好注解。如果允许讲实话，我不得不说，台湾作家传统的“旧学”或者说“国学”功力要远胜过大陆一些作家。大春是小说家，然于文字学方面的造诣却可能让大陆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也惊叹弗如！其实，作家的“学问”在中国是有传统的。现代作家中同时具有学者身份者，鲁迅自然是其中翘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陆这边一代甚至数代作家于旧学已经相当隔膜，而汉语书写的审美传统就根植于这些“旧学”之中。说来也许有点危言耸听吧，于旧学的不甚了了或许跟现在作家对语言的轻慢态度不无关系。近读本届“茅盾奖”的获奖作品，欣慰之余，犹有遗憾。即使是这些优秀作家，读他们的作品已经没有了读他们上个世纪刚出道时作品的兴奋。短短10多年，他们中很多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语言贮藏。 为大春作序的阿城谈到了台北的作家闲谈时经常用“旧学”来逗乐。比如大春有一次就问在座的一个作家朋友：王安石北宋熙宁某年有某诗，末句是什么？快说！他的这个朋友边喝酒边悠悠吟出末句，大春便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反问，答对了便哈哈大笑。作家中算是有学问的阿城早被这样的问答惊得“魂飞魄散”。试问：大陆作家中有几人可以轻松应付这样的“闲谈”？
读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然这些由阅读而来的“知识的愉快”姑且先按下不表，只从我注意到的书中的一个细节谈起。大春这本书附录了大春公子张容小学四年级时的一篇作文，作文题目下标的是：“四年孝班张容”。“孝班”是个什么东西？还好我也是喝过点儿墨水的，也曾受过点儿中国传统的熏陶，所以很快就释然了。事后查资料，与我事先预想的差不多。与我们惯常用阿拉伯数字编班不同，台湾一直是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俭让，理智诚勇廉”这样的顺序给小学编班命名。这不是一时应景地进行我们大陆人所熟悉乃至已经厌烦的“传统文化秀”，而是传统文化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真正的美是惹人爱怜的，因为真正的美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传统也一样，一经破坏，便很难再修复。如果以为办几家孔子学院，几所国学研究所，再请几个水平参差的“学术”明星到电视上讲讲《论语》、《弟子规》，传统就复活了，那只能是个笑话——这些东西，孔夫子见了若是不吐血，已属万幸。 我们应该庆幸中国传统在数经浩劫、已临荡然之后，在祖国东南一隅得以延续，甚至依然是我们的同胞正在进行的生活。我们从电视荧屏上了解到的是一个经常在立法会上吵吵嚷嚷，甚至老拳相向、大打出手的“尽失体面”的台湾，但那只是“政客”的台湾；还有一个敬畏传统、好学好礼的安静的台湾，那才是日常的、真正的台湾。许子东先生谈过“传统”的台湾给予他的感动。星期六夜里12点，在我们这边应该是歌厅夜总会或者夜市的大排档才会人气火爆的时刻，在台北有名的敦南诚品书店门口却排了老长的队，青年男女都在那里买书。许子东教授感慨地说：“要是比大楼，台湾自然没法跟大陆比，可是有一样东西，大陆谁跑出来说，你有比它好的，我真的不相信，比如敦南诚品书店。” 我现在觉得中国传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或者从学理上认识的那般狰狞与可怕。就说“忠”吧，在“忠孝仁爱”诸价值观念中，“忠”自然最有理由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大碍”，因为“忠”通常的理解是“忠君”，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距离可谓最远。但是，“忠”也可以只是“忠于职守”，所谓“守职奉上”，“守职”还排在“奉上”的前面。而“敬业”、“守职”我想是什么样的时代都需要的吧。龙应台当年来北京后写了篇《在北京吵架》，陈丹青到台北后写了篇《安静的台湾》。龙、陈两先生提供了让我们读来五味杂陈的关于台北与北京的另类“双城记”。 最后的话题还得回到大春的《认得几个字》。我本来有机会见到大春。大春来南京，我因事耽搁，从而缘悭一面，但我还是从电视上看到了他。我感觉，大春的形象是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好注解。如果允许讲实话，我不得不说，台湾作家传统的“旧学”或者说“国学”功力要远胜过大陆一些作家。大春是小说家，然于文字学方面的造诣却可能让大陆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也惊叹弗如！其实，作家的“学问”在中国是有传统的。现代作家中同时具有学者身份者，鲁迅自然是其中翘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陆这边一代甚至数代作家于旧学已经相当隔膜，而汉语书写的审美传统就根植于这些“旧学”之中。说来也许有点危言耸听吧，于旧学的不甚了了或许跟现在作家对语言的轻慢态度不无关系。近读本届“茅盾奖”的获奖作品，欣慰之余，犹有遗憾。即使是这些优秀作家，读他们的作品已经没有了读他们上个世纪刚出道时作品的兴奋。短短10多年，他们中很多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语言贮藏。 为大春作序的阿城谈到了台北的作家闲谈时经常用“旧学”来逗乐。比如大春有一次就问在座的一个作家朋友：王安石北宋熙宁某年有某诗，末句是什么？快说！他的这个朋友边喝酒边悠悠吟出末句，大春便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反问，答对了便哈哈大笑。作家中算是有学问的阿城早被这样的问答惊得“魂飞魄散”。试问：大陆作家中有几人可以轻松应付这样的“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