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君说：1949年后，沈从文在困顿中找到突围之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以个人意志消磨掉命运不公的不断侵袭。其间有挣扎，有苦痛，但却换来自如和平安。
下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最新一期百年传奇人物沈从文，值得静心一读。
文 | 若安
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
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
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
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1992年，25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
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
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如此的戏剧人生，上下半场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张新颖看来，1930年代那个在河边参透“历史”的沈从文，已经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利用《沈从文全集》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新颖耗费10年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最近面世。“从事杂文物研究是外部压力和沈从文内在主动选择的双重结果”，这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沈从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条河。那些在别的作家笔下要经受现代考验和质问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变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所以他会在妓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和学习，不管是他从事文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
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
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
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
1948年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两个月后，风暴来袭。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感到极大的震恐，认为政治清算终于到自己头上，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不久又收到恐吓信，随即发展成“精神失常”。
张新颖在和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对谈时说到，沈从文不是一个现代舆论启蒙产生出来的、可以断然和过去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从他那个苗汉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长得来的，要在一夜间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全然否决，对他绝无可能。
“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觉得清华也解散了，当然还可以照常做，很好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沈从文就是不能接受。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命运，这个刺激太大了。”
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入精神病院。
“有这个极端的行为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一个人走到绝望的最底部了，那么如果我还没有死，又活过来，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我推向死亡了。所以这个自杀是一个新生的起点。以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承受。”张新颖如是解读。
悲剧之后，沈从文的状态转为了“静谧”和自省。“重获新生”的沈从文甚至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貌似悖离本心，细想却可知，他何尝不是借着说服侄子来说服自己；而从此转型的后半生，他开始了“再不做就来不及”的新研究。
1949年夏，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早年的生命密码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他充满了自信。
这份自信和热忱当中，埋藏着早年生活中的点滴“密码”：
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张新颖用大量事实和实例证明，倾心杂文物研究，是沈从文自主而非被动的选择。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便透露了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
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么大的一个密码，到他后半生的时候，这个线索就非常清楚了。”张新颖说。
沈从文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
整个后半生，“手头永远有活儿”的沈从文都将自己置于一种极度的急迫感中。1974年，他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两人闹起了矛盾。
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
当我们怀念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平易、隐忍，而容易忽略其性情中强韧乃至极端的“板质”一面。张新颖认为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他的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沈从文绘）
因字数限制，本文有删节，完整文章请点击“阅读原文”，本刊拇指阅读今日限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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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君说：1949年后，沈从文在困顿中找到突围之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以个人意志消磨掉命运不公的不断侵袭。其间有挣扎，有苦痛，但却换来自如和平安。
下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最新一期百年传奇人物沈从文，值得静心一读。
文 | 若安
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
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
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
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1992年，25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
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
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如此的戏剧人生，上下半场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张新颖看来，1930年代那个在河边参透“历史”的沈从文，已经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利用《沈从文全集》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新颖耗费10年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最近面世。“从事杂文物研究是外部压力和沈从文内在主动选择的双重结果”，这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沈从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条河。那些在别的作家笔下要经受现代考验和质问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变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所以他会在妓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和学习，不管是他从事文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
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
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
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
1948年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两个月后，风暴来袭。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感到极大的震恐，认为政治清算终于到自己头上，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不久又收到恐吓信，随即发展成“精神失常”。
张新颖在和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对谈时说到，沈从文不是一个现代舆论启蒙产生出来的、可以断然和过去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从他那个苗汉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长得来的，要在一夜间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全然否决，对他绝无可能。
“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觉得清华也解散了，当然还可以照常做，很好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沈从文就是不能接受。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命运，这个刺激太大了。”
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入精神病院。
“有这个极端的行为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一个人走到绝望的最底部了，那么如果我还没有死，又活过来，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我推向死亡了。所以这个自杀是一个新生的起点。以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承受。”张新颖如是解读。
悲剧之后，沈从文的状态转为了“静谧”和自省。“重获新生”的沈从文甚至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貌似悖离本心，细想却可知，他何尝不是借着说服侄子来说服自己；而从此转型的后半生，他开始了“再不做就来不及”的新研究。
1949年夏，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早年的生命密码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他充满了自信。
这份自信和热忱当中，埋藏着早年生活中的点滴“密码”：
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张新颖用大量事实和实例证明，倾心杂文物研究，是沈从文自主而非被动的选择。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便透露了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
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么大的一个密码，到他后半生的时候，这个线索就非常清楚了。”张新颖说。
沈从文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
整个后半生，“手头永远有活儿”的沈从文都将自己置于一种极度的急迫感中。1974年，他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两人闹起了矛盾。
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
当我们怀念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平易、隐忍，而容易忽略其性情中强韧乃至极端的“板质”一面。张新颖认为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他的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沈从文绘）
因字数限制，本文有删节，完整文章请点击“阅读原文”，本刊拇指阅读今日限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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