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像
始于我国汉代的佛经翻译是我国也是世界中古史上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对我国的哲学、美学、文学、语言乃至整个文化及思想界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真正是像道宣在《大恩寺释玄奘传论》中所说的那样,“翻译之功, 诚远大矣”。然而, 在这长达近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 有无数的翻译者们为这一“远大之功”作出过贡献。其中被称为“四大译师”的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作为这无数人中的佼佼者, 为民族文化的交流献身翻译事业, 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 更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是他们的艰苦探索, 为我国的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弘扬他们献身翻译事业的伟大精神, 将会更大地推动我们的译学建设。
鸠摩罗什(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 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 翻译的质量, 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 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 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 成为此土的‘名著’, 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 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不惟语工, 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 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 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 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 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 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 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 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 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 可谓折中,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 洵乃精评”, 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 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 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 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 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 罗什倾向于意译, 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 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 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 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 率弟子八千余人, 大规模地翻译佛经, 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 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 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 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 使之“义皆圆通, 众心惬服”。
鸠摩罗什像
始于我国汉代的佛经翻译是我国也是世界中古史上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对我国的哲学、美学、文学、语言乃至整个文化及思想界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真正是像道宣在《大恩寺释玄奘传论》中所说的那样,“翻译之功, 诚远大矣”。然而, 在这长达近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 有无数的翻译者们为这一“远大之功”作出过贡献。其中被称为“四大译师”的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作为这无数人中的佼佼者, 为民族文化的交流献身翻译事业, 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 更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是他们的艰苦探索, 为我国的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弘扬他们献身翻译事业的伟大精神, 将会更大地推动我们的译学建设。
鸠摩罗什(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 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 翻译的质量, 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 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 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 成为此土的‘名著’, 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 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不惟语工, 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 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 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 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 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 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 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 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 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 可谓折中,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 洵乃精评”, 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 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 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 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 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 罗什倾向于意译, 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 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 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 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 率弟子八千余人, 大规模地翻译佛经, 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 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 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 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 使之“义皆圆通, 众心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