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鲁迅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研究”（2007A408） 作者简介：丁 颖（1975-），辽宁大连人，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 邵洋洋（1979-），辽宁招远人，大连民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丁 颖，邵洋洋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大连民族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没有一个作家能象鲁迅 那样持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坛及中华民族 的文化走向。 他在文化批判和历史思考方面体现出 巨大的丰富性，在文学表现和艺术想象方面呈现出 巨大的先锋性，在人文关怀和社会救赎方面昭示出 巨大的超越性。 “回到鲁迅去” 不仅是一种研究角 度、研究范式的开辟，更是与鲁迅传统的“遭遇”和 “对话”。 鲁迅精神的当代回响是一个精神事件,更是 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隐喻。 反映着“二十世纪中国 文化经验”在优秀作家身上引起的精神共鸣和思想 顿悟。 无庸置疑，作为当代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藏 族作家阿来的出现，是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 “两种语言间流浪” 的艺术馈赠， 更是坚持本色创 作、遵从艺术规律、转易多师的必然。 尽管作家曾经 直言：“如果一个作家把另一个作家作为终生偶像， 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我不会只喜 欢某一个大师，我也不是大师，我可能某一阶段喜 欢某一类东西。 ”但在艺术观念、文学理想和创作实 践等方面，鲁迅和阿来之间的暗合关系则是客观存 在的。 对鲁迅,阿来有其特立独行的阅读体验和心灵 感悟：“我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 Q 正传》和《狂人日记》，我认为他的‘故事新编’体现 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现观察及其独特的复述能 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了 一个有力的探索。 ”探索艺术表达的多种可能性深 刻关注着苦难生存中的芸芸众生，执着于理想的追 求与向往，打破既定的成规，与庸俗世界采取不合 作的人生姿态，挣扎于历史与惯性间的绝大苦闷与 孤独，使生逢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 智者在某些层面上获得了精神上的同构和遇合。 一
陈方竞先生在《鲁迅与浙东文化》中阐明了鲁
迅与传统文化，具体与“故乡文化中的历史传统”之 间的关系，确立了“浙东文化正是鲁迅感悟、认同并 追寻远古越文化的基础。 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当年鲁迅怀揣着 8 元 鲁迅传统与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确立其文坛上不可规避的界碑地位， 也以“精神资源”主体的思想力量同构着中国精神领域的纷纭格局，并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作家的文化思考和 精神探求。 藏族作家阿来，不仅剥离出西方文化及藏地民间资源、宗教传说等方面的艺术滋养，还与汉族文 化的代表鲁迅之间发生着精神缠绕，这便于廓清其创作方面的深刻性和先锋性，也是对民族融合、民族文化 交流过程中作家创作基本规律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鲁迅；阿来；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61-04 第 11 卷第 6 期 2009 年 12 月 黄 山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o1.11,NO.6
Dec.2009黄山学院学报 2009 年
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尽管一生 辗转过南京、厦门、广州、上海，甚至去过域外的日 本，但“还是摆脱不了往昔环境的影响”， [1]223 故乡鲜
美可口的瓜果菜蔬，如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 都曾是他“思乡的蛊惑”，而且“他们也许要哄骗我 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 [2]230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的确
时时以蕴涵丰富的审视目光，注目于故乡土地的风 土人情和历史变迁。 精神上的频频还乡昭示着作家 与故乡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呐喊》诸篇大量以鲁 镇、未庄为写作对象，叙事空间烫贴着故乡 S 城的 氛围和环境。 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和人情世 故在作者的笔下自然舒展开来，完成了宗法制社会 乡土生活的图景描绘，塑造了象阿 Q、闰土、小栓、老 栓、七斤、八斤等农民、苦人形象。 “那种对世态人心
的剖示入微、鞭辟入里的“原动力”，正来自那片古 老的土地的历史深处”。 [3]51
《朝花夕拾》中收录的作
品， 大多是中年鲁迅对青少年时代的心灵书写，苏 生的都是历经岁月淘洗的美丽记忆和深沉感喟，爱 憎的情感更多地赋予了令他意图摆脱却终身如影
相随的乡土。 那被孩子们视为人生“盛事”的迎神赛 会，“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无限生 机又无限乐趣的“百草园”，阿长与《山海经》，长辈 的赠品与《二十四孝图》，充分展现了与故乡土地深 厚的亲和力以及深入肌肤的深忧隐痛。 而这恰如费 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血缘性的地 缘”，可以说明，乡土作为地缘文化的组成部分，它
会以隐形或显形的方式深刻地渗入到作家的血脉 中，影响着作家的想象以及审视社会、看取人生的 眼光。
故乡文化同样赋予藏族作家阿来强烈的写作
内驱力。 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母亲是汉族人，父亲 是藏族人。 1995 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 尔康县，俗称“四士”，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从地理 环境上看， 四川西北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 部， 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位 于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山清水秀，草原辽 阔，江河纵横，融气势磅礴、广袤宽阔、俊秀幽深于 一体，以真实得近乎梦幻的姿态激发着作家的想象 和创作的灵感。 阿来自幼就生活在一个只有十几户 人家的小村子里， 位处偏地，90%的人都是文盲，能 够得到的书面文化熏陶十分有限，但口头文学很兴 盛。 从小就听过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那些带有神 秘色彩并且被不断修正的口头文学给了阿来很多
想象。 同时，阿来的童年孤独寂寞，无人问津，长期 的牧羊生活使阿来目之所及皆是美丽孤寂的岩石、 草地和雪山。 这些都滋养着阿来表达的欲望和文学 体验的敏感。 作家从小就耳濡目染着丰厚的藏族民 间文化资源, 创作的小说深深地植根于藏族人民的 社会历史生活，传达着神秘浩瀚的藏文化所带来的 淳朴与执着。 阿来成长的受惠因素很多，但长达 30 多年的藏区生活经历无疑赋予他得天独厚、罕人匹 及的文化优势。 而且此地是藏、羌、回、汉杂居之所， 在文化观念和民族意识上，也使阿来坚持“民间写 作”，充分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 对于自己的作品 与故乡的关系，他这样形容：“一个曾经长期浸润于 自然山水中的人，与一个没有这种浸润的人肯定大 不一样。 但在这个人与山水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介 质，那就是文化。 对我来说，自然山水、一草一木，不
只是环境，同时也是我的表达对象，也有丰富的含 义可以开掘。 自然界与作家文风之间可能存在的对 应关系，我没有细想过，但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比如 我自己，总体上保持一种大气与力量，但在局部处 理上，又绝不流于粗疏，而是有相当精细的东西。 这 可能就是故地山水的影响吧。 ”80 年代，阿来在《西 藏文学》上发表的题为《阿古顿巴》的短篇小说，塑 造了一个类似于维吾尔族的智者阿凡提、蒙古族的 巴拉根仓一样的人物———阿古顿巴，广泛流传在西 藏的阿古顿巴的故事共 90 余个， 阿来借用这个人 物的刻画，刻意表现其“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 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 意在在这个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再 创造中，表达民众的愿望，体现着民间的话语和智 慧。 作家在谈论《尘埃落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段自 叙文字：“作品究竟会写多长，取决小说中的人物有 意思的时间有多长， 惟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进
步、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回肠荡 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我找到了 这种精神。 ”[4]在这段谈论作品创作动机的文字里， 明显地看到阿来对已逝历史所蕴涵的民间精神的 珍重，他还断言这种“回肠荡气”的精神就存在在 “藏族民间”的生活中。 二
作为作家,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如何面对现实,如
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 作家的价值观 和自觉意识直接影响着作品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接
近程度。 鲁迅带着“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极大怀疑， 遵从着内心的体验和对外界社会、 历史的深刻感 知，充分发挥独立不依的主体精神，对既定的成规 和“先验”的世界采取了“否定”的审视姿态。 《狂人
日记》作为其白话小说的首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 和礼教的弊害”，而最具有震聋发匮效果的是对“吃 人历史”的发现以及对历史真实性的彻底怀疑和全 面否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 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 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 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这里是借“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之口，发出了对道德社会和礼制秩序的大胆否定和抗争。 《过客》中的过客困顿倔强，目光阴沉，充满着对经验世界的厌憎和绝望，断然拒绝回到过去，因为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 ”这种体验建立在独有的对现实社会感性体验的基础之 上，最终完成的是对黑暗而腐败的社会的冷静审视 和批判。 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录一文《死》， 在这篇为学界视为类似于鲁迅生前遗嘱的文字中， 在有关亲属的那一部分，作者频繁地使用“不得”、 “不要”、“倘不”、“万不可”、“万勿”等字眼，以完全 否定的思考方式，写尽对世俗世界的不信任。 以完 全不合作的精神姿态， 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怀疑。 在把握和审视社会的方式上，阿来坦陈“从某 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 终生都在叛逆期。 ”虽然阿来和鲁迅生活的环境、面 对的现实压力和挑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但相 对于主流文学界和现存的思想秩序，他们共同采取 了对主流社会和“绝对真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纷 纷选择以作品代言真实的自我，以内在而非表面的 方式，完成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 鲁迅笔下的狂人 在四面皆是敌意和杀气中，发出了“从来如此，就对 吗”的深刻质疑。 相对于常人世界，狂人的癜狂和语 无伦次正是其绝不随俗从众、打破既定模式和成规 的具体表现。 同样阿来在《尘埃落定》里成功地塑造
了“傻子”形象，他是作者精心设置的线索性核心人 物，为麦其土司酒后与汉族太太所生的儿子，虽然 “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证明小少爷是傻子”，但他超 然世外，淡薄权利，不会给任何人的生存造成压力 和威胁。 所以很自然地得到了除母亲之外的所有人 的喜欢，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未来土司职位 当然的继承人，他也时常流露出兄长般的慈悲和柔 情。 傻子生活在“习俗和历史的巨大惯性中间”，大 部分时光自娱自乐，随波逐流，偶尔灵光一现，就给 人以极大的惊讶和震惊， 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 止。 种植罂粟还是种植粮食，傻子与其兄分守南北 粮仓的方式方法， 开边黩武还是开辟边境贸易，傻 子的无意之举总是会不期然地得到最好的效果。
“完全是因为我，和平才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傻子被 赋予了命运、福气、天意等同样的意思。 ” [3]228 一方面
通过傻子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感，见证了土司家 族、土司制度的衰亡和走向瓦解，另一方面阿来借 傻子的心灵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碰撞，揭示所谓 痴傻和智慧的现实境遇，“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 本质的最致命的问题”， 而这正是阿来特有的反抗 方式,赞佩傻子身上的为人始料未及的“灵光闪现”， 借以讴歌为宗教、为官方话语所遗忘的民间文化的 精华部分，而这正是阿来反思民族文化，反思人类 文明最为深入的地方。 三
作家通过创作显现其思想达到的深度，透过人 物和形象来具化他的思想，通过反抗和建构来彰显 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指向对人性、社会性的分 析和判断。
“只要心思纯白，未经过‘圣人之徒’作贱的人， 也都自然而然地发现这一种天性。 ” [6]133 在这里鲁迅
推崇的是没有经过圣经贤传教化的自然天性，推崇 “野兽性”，厌憎文化对人灵魂的捆绑和抽空。 在小 说《故乡》中，鲁迅通过少年闰土和中年润土的对比 塑造，传达着作者对礼教文化的反叛心态和理性反 思。 中年闰土的“辛苦麻木”除了“兵、匪、官、绅、多
子、饥荒”等外在压力外，更多的苦楚来自于由来已 久的文化束缚对其心灵的桎梏和虐杀。 牢固的阶级 意识和宗祠观念使他无力回到童年时代的天真无
忧，甚至连回眸的余裕都没有。 而在“我”的记忆中，“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 西瓜”统统作为那一位十一二岁少年的陪衬，闰土 的“小英雄”形象生机勃勃，充满活力，通身洋溢着 浓郁的乡野气息。 并且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 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这正是鲁迅所 · 63·黄山学院学报 2009 年
A Comparison of Culture between Lu Xun and A Lai Ding Ying，Shao Yangyang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116600,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Institute,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Lu Xun established his worthy status in literature with
his
resources
Tibetan writer Alai is not only nourished by western culture, local Tibetan resources and religious tales but
also is related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Han culture-- Lu Xun spiritually,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probe
into the profoundability and ingenuity of A Lai's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helps to explore the writers'
basic creating law during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u Xun; A Lai; Comparison of culture 崇奉的“白心”和“内曜”精神辉映下的自然人性和 自然人生。 为此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进一步提出 “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 ，而乡曲小民无与 。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站在民间文化 的立场上，借“无常”和“女吊”等带有民间宗教气息 的形象， 盛赞生气淋漓的极富原朴意味的民间、乡 野力量，讴歌他们的破坏意识和复仇精神。 而那些 饱学“圣经贤传”的所谓知识分子，因心灵的空虚和 生命力的疲软而身上永远褪不掉 “做戏的虚无党” 的气味，他们被鲁迅命之为“伪士”，并终身不加余 力地加以批判：“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 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7]328 这
表明了作家对士大夫阶层庙堂文化的深刻厌倦和 犀利批判。
相对应的，阿来也充分认识到文学是以自然品
格作为艺术追求的质素的。 “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 有语言。 这才是文学的自然。 ”并将文学看作宗教， 作为宗教信仰来经营，声言将“用文学追求美。 追求
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 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 ”，“文学对 我来说是一种永恒，是我自身内在的需要。 当我面 对尘世喧嚣、算计、烦恼、压力，我一回到文学，这些 就消失了，就如跨进教堂大门或寺院，听见管风琴 响起，或念经声响起，我就很自然地在那种状态中 了。 ”《尘埃落地》 力图从浮面的人生诸如权利、肉 欲、暴力、杀虐之外剥离出生命的本质。 傻子以自己 的心灵感受世界，以自己方式建构友谊，以自己的 标准遭遇爱情。 驱动他思考和行动的是自然。 面对 土司制度的瓦解和沦亡，傻子安之若素，以自然的 心态面对生命中的浮沉、起落，以顺应潮流的姿态 接受既到的和将到的一切。 包括在死亡面前也表现 出的清明的镇定和从容，倾听着并欣赏着死亡的到 来：“刀子，锋利的刀子，像一块冰，扎进了我的肚 皮。 不痛，但是冰冰凉，很快，冰就开始发烫了。 我听
见自己的血滴滴嗒嗒地落在地板上，我听见了店主 朋友哑声对我说再见。 ” [3]381
这种顺应生命的方式本
是傻子常态人生的常态反应，以非理性的方式洞问 理智社会的所谓“真理性”，调侃其奋竞和挣扎的无 意义和徒劳，并以此凸显出成人世界的丑陋、贪婪、 萎琐和虚伪。
作为极富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 即使在病中， 鲁迅也是“心事浩渺连广宇”，深谓“外面的进行着 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同 样，阿来将创作比作是传播佛音“佛经上有一句话， 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 大声音是 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 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 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 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 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 ”这里不乏 对民众的关怀和深沉的感情。 优秀的作家就是如 此，即使在某些方面构成区隔，形成其创作的个性 和思想的殊异，但在某些创作主题和创作意识面前 也能贯穿起全部的人生经验，共同为民族文学的丰 富性、深刻性以及超越性贡献自己的价值和智慧。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坟·杂记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2]鲁迅.鲁迅全集·朝花夕拾·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阿来.寻找本民族的精神[J].中国民族，2002，(6). [5]鲁迅.鲁迅全集·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6]鲁迅.鲁迅全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8.
[7]鲁迅.鲁迅全集·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M].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曲晓红 · 64·
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鲁迅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研究”（2007A408） 作者简介：丁 颖（1975-），辽宁大连人，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 邵洋洋（1979-），辽宁招远人，大连民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丁 颖，邵洋洋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大连民族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没有一个作家能象鲁迅 那样持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坛及中华民族 的文化走向。 他在文化批判和历史思考方面体现出 巨大的丰富性，在文学表现和艺术想象方面呈现出 巨大的先锋性，在人文关怀和社会救赎方面昭示出 巨大的超越性。 “回到鲁迅去” 不仅是一种研究角 度、研究范式的开辟，更是与鲁迅传统的“遭遇”和 “对话”。 鲁迅精神的当代回响是一个精神事件,更是 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隐喻。 反映着“二十世纪中国 文化经验”在优秀作家身上引起的精神共鸣和思想 顿悟。 无庸置疑，作为当代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藏 族作家阿来的出现，是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 “两种语言间流浪” 的艺术馈赠， 更是坚持本色创 作、遵从艺术规律、转易多师的必然。 尽管作家曾经 直言：“如果一个作家把另一个作家作为终生偶像， 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我不会只喜 欢某一个大师，我也不是大师，我可能某一阶段喜 欢某一类东西。 ”但在艺术观念、文学理想和创作实 践等方面，鲁迅和阿来之间的暗合关系则是客观存 在的。 对鲁迅,阿来有其特立独行的阅读体验和心灵 感悟：“我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 Q 正传》和《狂人日记》，我认为他的‘故事新编’体现 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现观察及其独特的复述能 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了 一个有力的探索。 ”探索艺术表达的多种可能性深 刻关注着苦难生存中的芸芸众生，执着于理想的追 求与向往，打破既定的成规，与庸俗世界采取不合 作的人生姿态，挣扎于历史与惯性间的绝大苦闷与 孤独，使生逢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 智者在某些层面上获得了精神上的同构和遇合。 一
陈方竞先生在《鲁迅与浙东文化》中阐明了鲁
迅与传统文化，具体与“故乡文化中的历史传统”之 间的关系，确立了“浙东文化正是鲁迅感悟、认同并 追寻远古越文化的基础。 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当年鲁迅怀揣着 8 元 鲁迅传统与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确立其文坛上不可规避的界碑地位， 也以“精神资源”主体的思想力量同构着中国精神领域的纷纭格局，并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作家的文化思考和 精神探求。 藏族作家阿来，不仅剥离出西方文化及藏地民间资源、宗教传说等方面的艺术滋养，还与汉族文 化的代表鲁迅之间发生着精神缠绕，这便于廓清其创作方面的深刻性和先锋性，也是对民族融合、民族文化 交流过程中作家创作基本规律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鲁迅；阿来；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61-04 第 11 卷第 6 期 2009 年 12 月 黄 山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o1.11,NO.6
Dec.2009黄山学院学报 2009 年
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尽管一生 辗转过南京、厦门、广州、上海，甚至去过域外的日 本，但“还是摆脱不了往昔环境的影响”， [1]223 故乡鲜
美可口的瓜果菜蔬，如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 都曾是他“思乡的蛊惑”，而且“他们也许要哄骗我 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 [2]230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的确
时时以蕴涵丰富的审视目光，注目于故乡土地的风 土人情和历史变迁。 精神上的频频还乡昭示着作家 与故乡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呐喊》诸篇大量以鲁 镇、未庄为写作对象，叙事空间烫贴着故乡 S 城的 氛围和环境。 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和人情世 故在作者的笔下自然舒展开来，完成了宗法制社会 乡土生活的图景描绘，塑造了象阿 Q、闰土、小栓、老 栓、七斤、八斤等农民、苦人形象。 “那种对世态人心
的剖示入微、鞭辟入里的“原动力”，正来自那片古 老的土地的历史深处”。 [3]51
《朝花夕拾》中收录的作
品， 大多是中年鲁迅对青少年时代的心灵书写，苏 生的都是历经岁月淘洗的美丽记忆和深沉感喟，爱 憎的情感更多地赋予了令他意图摆脱却终身如影
相随的乡土。 那被孩子们视为人生“盛事”的迎神赛 会，“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无限生 机又无限乐趣的“百草园”，阿长与《山海经》，长辈 的赠品与《二十四孝图》，充分展现了与故乡土地深 厚的亲和力以及深入肌肤的深忧隐痛。 而这恰如费 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血缘性的地 缘”，可以说明，乡土作为地缘文化的组成部分，它
会以隐形或显形的方式深刻地渗入到作家的血脉 中，影响着作家的想象以及审视社会、看取人生的 眼光。
故乡文化同样赋予藏族作家阿来强烈的写作
内驱力。 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母亲是汉族人，父亲 是藏族人。 1995 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 尔康县，俗称“四士”，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从地理 环境上看， 四川西北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 部， 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位 于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山清水秀，草原辽 阔，江河纵横，融气势磅礴、广袤宽阔、俊秀幽深于 一体，以真实得近乎梦幻的姿态激发着作家的想象 和创作的灵感。 阿来自幼就生活在一个只有十几户 人家的小村子里， 位处偏地，90%的人都是文盲，能 够得到的书面文化熏陶十分有限，但口头文学很兴 盛。 从小就听过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那些带有神 秘色彩并且被不断修正的口头文学给了阿来很多
想象。 同时，阿来的童年孤独寂寞，无人问津，长期 的牧羊生活使阿来目之所及皆是美丽孤寂的岩石、 草地和雪山。 这些都滋养着阿来表达的欲望和文学 体验的敏感。 作家从小就耳濡目染着丰厚的藏族民 间文化资源, 创作的小说深深地植根于藏族人民的 社会历史生活，传达着神秘浩瀚的藏文化所带来的 淳朴与执着。 阿来成长的受惠因素很多，但长达 30 多年的藏区生活经历无疑赋予他得天独厚、罕人匹 及的文化优势。 而且此地是藏、羌、回、汉杂居之所， 在文化观念和民族意识上，也使阿来坚持“民间写 作”，充分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 对于自己的作品 与故乡的关系，他这样形容：“一个曾经长期浸润于 自然山水中的人，与一个没有这种浸润的人肯定大 不一样。 但在这个人与山水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介 质，那就是文化。 对我来说，自然山水、一草一木，不
只是环境，同时也是我的表达对象，也有丰富的含 义可以开掘。 自然界与作家文风之间可能存在的对 应关系，我没有细想过，但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比如 我自己，总体上保持一种大气与力量，但在局部处 理上，又绝不流于粗疏，而是有相当精细的东西。 这 可能就是故地山水的影响吧。 ”80 年代，阿来在《西 藏文学》上发表的题为《阿古顿巴》的短篇小说，塑 造了一个类似于维吾尔族的智者阿凡提、蒙古族的 巴拉根仓一样的人物———阿古顿巴，广泛流传在西 藏的阿古顿巴的故事共 90 余个， 阿来借用这个人 物的刻画，刻意表现其“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 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 意在在这个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再 创造中，表达民众的愿望，体现着民间的话语和智 慧。 作家在谈论《尘埃落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段自 叙文字：“作品究竟会写多长，取决小说中的人物有 意思的时间有多长， 惟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进
步、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回肠荡 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我找到了 这种精神。 ”[4]在这段谈论作品创作动机的文字里， 明显地看到阿来对已逝历史所蕴涵的民间精神的 珍重，他还断言这种“回肠荡气”的精神就存在在 “藏族民间”的生活中。 二
作为作家,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如何面对现实,如
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 作家的价值观 和自觉意识直接影响着作品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接
近程度。 鲁迅带着“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极大怀疑， 遵从着内心的体验和对外界社会、 历史的深刻感 知，充分发挥独立不依的主体精神，对既定的成规 和“先验”的世界采取了“否定”的审视姿态。 《狂人
日记》作为其白话小说的首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 和礼教的弊害”，而最具有震聋发匮效果的是对“吃 人历史”的发现以及对历史真实性的彻底怀疑和全 面否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 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 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 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这里是借“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之口，发出了对道德社会和礼制秩序的大胆否定和抗争。 《过客》中的过客困顿倔强，目光阴沉，充满着对经验世界的厌憎和绝望，断然拒绝回到过去，因为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 ”这种体验建立在独有的对现实社会感性体验的基础之 上，最终完成的是对黑暗而腐败的社会的冷静审视 和批判。 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录一文《死》， 在这篇为学界视为类似于鲁迅生前遗嘱的文字中， 在有关亲属的那一部分，作者频繁地使用“不得”、 “不要”、“倘不”、“万不可”、“万勿”等字眼，以完全 否定的思考方式，写尽对世俗世界的不信任。 以完 全不合作的精神姿态， 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怀疑。 在把握和审视社会的方式上，阿来坦陈“从某 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 终生都在叛逆期。 ”虽然阿来和鲁迅生活的环境、面 对的现实压力和挑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但相 对于主流文学界和现存的思想秩序，他们共同采取 了对主流社会和“绝对真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纷 纷选择以作品代言真实的自我，以内在而非表面的 方式，完成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 鲁迅笔下的狂人 在四面皆是敌意和杀气中，发出了“从来如此，就对 吗”的深刻质疑。 相对于常人世界，狂人的癜狂和语 无伦次正是其绝不随俗从众、打破既定模式和成规 的具体表现。 同样阿来在《尘埃落定》里成功地塑造
了“傻子”形象，他是作者精心设置的线索性核心人 物，为麦其土司酒后与汉族太太所生的儿子，虽然 “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证明小少爷是傻子”，但他超 然世外，淡薄权利，不会给任何人的生存造成压力 和威胁。 所以很自然地得到了除母亲之外的所有人 的喜欢，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未来土司职位 当然的继承人，他也时常流露出兄长般的慈悲和柔 情。 傻子生活在“习俗和历史的巨大惯性中间”，大 部分时光自娱自乐，随波逐流，偶尔灵光一现，就给 人以极大的惊讶和震惊， 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 止。 种植罂粟还是种植粮食，傻子与其兄分守南北 粮仓的方式方法， 开边黩武还是开辟边境贸易，傻 子的无意之举总是会不期然地得到最好的效果。
“完全是因为我，和平才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傻子被 赋予了命运、福气、天意等同样的意思。 ” [3]228 一方面
通过傻子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感，见证了土司家 族、土司制度的衰亡和走向瓦解，另一方面阿来借 傻子的心灵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碰撞，揭示所谓 痴傻和智慧的现实境遇，“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 本质的最致命的问题”， 而这正是阿来特有的反抗 方式,赞佩傻子身上的为人始料未及的“灵光闪现”， 借以讴歌为宗教、为官方话语所遗忘的民间文化的 精华部分，而这正是阿来反思民族文化，反思人类 文明最为深入的地方。 三
作家通过创作显现其思想达到的深度，透过人 物和形象来具化他的思想，通过反抗和建构来彰显 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指向对人性、社会性的分 析和判断。
“只要心思纯白，未经过‘圣人之徒’作贱的人， 也都自然而然地发现这一种天性。 ” [6]133 在这里鲁迅
推崇的是没有经过圣经贤传教化的自然天性，推崇 “野兽性”，厌憎文化对人灵魂的捆绑和抽空。 在小 说《故乡》中，鲁迅通过少年闰土和中年润土的对比 塑造，传达着作者对礼教文化的反叛心态和理性反 思。 中年闰土的“辛苦麻木”除了“兵、匪、官、绅、多
子、饥荒”等外在压力外，更多的苦楚来自于由来已 久的文化束缚对其心灵的桎梏和虐杀。 牢固的阶级 意识和宗祠观念使他无力回到童年时代的天真无
忧，甚至连回眸的余裕都没有。 而在“我”的记忆中，“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 西瓜”统统作为那一位十一二岁少年的陪衬，闰土 的“小英雄”形象生机勃勃，充满活力，通身洋溢着 浓郁的乡野气息。 并且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 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这正是鲁迅所 · 63·黄山学院学报 2009 年
A Comparison of Culture between Lu Xun and A Lai Ding Ying，Shao Yangyang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116600,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Institute,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Lu Xun established his worthy status in literature with
his
resources
Tibetan writer Alai is not only nourished by western culture, local Tibetan resources and religious tales but
also is related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Han culture-- Lu Xun spiritually,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probe
into the profoundability and ingenuity of A Lai's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helps to explore the writers'
basic creating law during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u Xun; A Lai; Comparison of culture 崇奉的“白心”和“内曜”精神辉映下的自然人性和 自然人生。 为此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进一步提出 “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 ，而乡曲小民无与 。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站在民间文化 的立场上，借“无常”和“女吊”等带有民间宗教气息 的形象， 盛赞生气淋漓的极富原朴意味的民间、乡 野力量，讴歌他们的破坏意识和复仇精神。 而那些 饱学“圣经贤传”的所谓知识分子，因心灵的空虚和 生命力的疲软而身上永远褪不掉 “做戏的虚无党” 的气味，他们被鲁迅命之为“伪士”，并终身不加余 力地加以批判：“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 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7]328 这
表明了作家对士大夫阶层庙堂文化的深刻厌倦和 犀利批判。
相对应的，阿来也充分认识到文学是以自然品
格作为艺术追求的质素的。 “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 有语言。 这才是文学的自然。 ”并将文学看作宗教， 作为宗教信仰来经营，声言将“用文学追求美。 追求
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 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 ”，“文学对 我来说是一种永恒，是我自身内在的需要。 当我面 对尘世喧嚣、算计、烦恼、压力，我一回到文学，这些 就消失了，就如跨进教堂大门或寺院，听见管风琴 响起，或念经声响起，我就很自然地在那种状态中 了。 ”《尘埃落地》 力图从浮面的人生诸如权利、肉 欲、暴力、杀虐之外剥离出生命的本质。 傻子以自己 的心灵感受世界，以自己方式建构友谊，以自己的 标准遭遇爱情。 驱动他思考和行动的是自然。 面对 土司制度的瓦解和沦亡，傻子安之若素，以自然的 心态面对生命中的浮沉、起落，以顺应潮流的姿态 接受既到的和将到的一切。 包括在死亡面前也表现 出的清明的镇定和从容，倾听着并欣赏着死亡的到 来：“刀子，锋利的刀子，像一块冰，扎进了我的肚 皮。 不痛，但是冰冰凉，很快，冰就开始发烫了。 我听
见自己的血滴滴嗒嗒地落在地板上，我听见了店主 朋友哑声对我说再见。 ” [3]381
这种顺应生命的方式本
是傻子常态人生的常态反应，以非理性的方式洞问 理智社会的所谓“真理性”，调侃其奋竞和挣扎的无 意义和徒劳，并以此凸显出成人世界的丑陋、贪婪、 萎琐和虚伪。
作为极富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 即使在病中， 鲁迅也是“心事浩渺连广宇”，深谓“外面的进行着 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同 样，阿来将创作比作是传播佛音“佛经上有一句话， 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 大声音是 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 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 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 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 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 ”这里不乏 对民众的关怀和深沉的感情。 优秀的作家就是如 此，即使在某些方面构成区隔，形成其创作的个性 和思想的殊异，但在某些创作主题和创作意识面前 也能贯穿起全部的人生经验，共同为民族文学的丰 富性、深刻性以及超越性贡献自己的价值和智慧。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坟·杂记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2]鲁迅.鲁迅全集·朝花夕拾·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阿来.寻找本民族的精神[J].中国民族，2002，(6). [5]鲁迅.鲁迅全集·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6]鲁迅.鲁迅全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8.
[7]鲁迅.鲁迅全集·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M].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曲晓红 ·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