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1日第期 作者：晁天义 浏览： 130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2012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视角、新范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认识。
“历史的血肉空前丰满”，童力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史学过去十年的突出成就与特征。我们欣喜地看到，2012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视角、新范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在解决碎片化倾向等方面有更多作为，为当代历史科学规范的日臻完善提供有力支撑。
新见史料与历史“重写”
王国维于20世纪初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2012年的先秦史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很大程度上诠释了这一命题。先秦史方面，人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延续“二重证据法”研究理路，以新史料补苴、印证传世文献。黄天树等人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上深化了关于商代丧葬制度、商周天命观念、楚国史及周公其人其事流变的认识。
新见文献能否为思想史、学术史“重写”提供可能？彭裕商等人的研究做出肯定回答。彭裕商对比清华简《金縢》与《尚书·金縢》的异同，认为清华简本应为经后人改写流传于楚地的本子，而非《尚书》原典。晁福林发现上博简《诗论》所评之诗大部见于今本《诗经》，属逸诗者尚未见到，表明《诗》并未散佚。虞万里根据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在文意上的相关性，认为后者可能是孔安国阐述《尹诰》经旨的传文。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新见史料主要分简帛与墓葬、画像砖、画像石等材料。围绕简帛材料，邢义田等人发表关于行政制度、经济、财税、户籍及民间信仰等问题的见解。邢义田以居延汉简及三国吴简为依据，指出当时文书签署的格式、内容和特点。蔡万进根据天长纪庄M19出土材料，勾勒出汉代上计文书文本的形态、内容、种类、形成及秦汉置县制度的线索。程少轩认为放马滩简牍《钟律式占》是向后世成熟式占发展的一种过渡类型，应与《汉书·艺文志》所载阴阳五行家文献存在联系。根据对画像材料中车马出行图的分析，李现红认为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谓“尚左”或“尚右”的区别并非绝对和明显。林圣智依据现存北魏最早的沙岭壁画墓中图像与随葬品的考察，认为北魏建国时期的鲜卑人运用墓葬图像的手法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统整性。周伟洲通过对西安等地粟特人相关墓葬中乐舞图像的分析，认为中古时期入居中国内地的粟特人的乐舞文化融多种文化因素为一体，对当时内地的乐舞和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2012年，围绕安阳西高穴二号墓的研究热度不减。李凭认为，两年的反复锤炼表明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结论确凿可信。陈长琦认为，曹操墓历史上多次遭遇被盗和破坏，最早被盗于西晋“八王之乱”时期。
新视角为传统史研究注入活力
在政治史、制度史、宗教史等传统研究领域，由于新视角的采用，人们的认识水准也显著提高。隋唐五代史、宋辽西夏金元史领域有不少这方面的范例。
看似普通的碑刻和砖志中，可能隐藏丰富的历史信息。仇鹿鸣从新文化史视角探讨河朔藩镇树立巨碑风习背后的社会机制，诠释立碑行动本身的政治表演功能。裴成国通过贞观十四年后唐西州砖志书写的变化，分析高昌遗民接受中原文化以及对唐朝国家认同建立的过程。
物品传播折射地域文化异同，河网分布影响经济景观，生态保护表象下隐藏皇权强化，这些结论的得出受益于新视角的采用。陈明通过分析源自印度的果品饮料“三勒浆”在唐宋以来的传播，揭示了中外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选择与互动。王建革结合地理学知识，认为元明嘉湖地区的河网细分化与圩田变小，使得江南经济与水乡景观发生重大变化。孙方圆认为《宋大诏令集》所收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是“德泽禽兽”表象下皇权强化的产物。政治史的研究，也因视角新颖而引人关注。林鹄认为，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之初即有意逐鹿中原，新政权自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色彩。钟焓认为，安禄山、李继迁、努尔哈赤三人身后流传的传奇性事迹蕴含大量汉文化因素，映照出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吸收改造及与自身传统相整饬的轨迹。
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催生学术新见
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让历史学者有机会从“他者”立场思考史学问题，近年来盛行的新文化史、社会史等莫不与此有关，2012年的明清史领域很大程度上成为新史学的“试验田”。
医学与史学的交叉形成医疗史。马金生发现，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日趋紧张，医病纠纷多数在民间解决，进入官府形成医讼者不多。王敏通过梳理清代著名世医家族青浦何氏的生活史资料，分析其收入来源与家庭经济状况，剖析其背后的医病关系与儒医义利观。通过宗教学、心理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可以透视特定时空下的复杂历史面相。何淑仪以晚明士绅刘锡玄为个案，探讨士人面对时代危机与仕宦焦虑时如何调处自身宗教信仰与现实关怀的关系。董少新通过分析徐光启在1616年南京教案期间的表现，尝试恢复其兼科学家、教徒和政治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完整历史形象。徐茂名发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多次妖术恐慌事件源自当地自古以来的“信鬼神”风俗，但触发妖术恐慌的直接原因是天灾与人祸。
地理学知识的引入，使军事史研究一改单一化叙事的陈旧局面。张俊峰对明末清初河曲县由传统军事边塞向地方化经济区域过渡的历程进行考察，认为它代表清代北方长城沿线汉蒙交界地带同一类型区域共同的历史变迁轨迹。赵玉蕙指出，明代的筑堡—守堡军事策略对当地聚落的形成与重构产生直接影响。
20世纪初产生的中国史学史迄今已形成完整的学科规范和理论体系，不过随之出现的模式化倾向令人担忧。瞿林东等人认为，唯有突破研究瓶颈，开启新的学科范式，中国史学史才能迎接更加良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012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1日第期 作者：晁天义 浏览： 130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2012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视角、新范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认识。
“历史的血肉空前丰满”，童力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史学过去十年的突出成就与特征。我们欣喜地看到，2012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视角、新范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在解决碎片化倾向等方面有更多作为，为当代历史科学规范的日臻完善提供有力支撑。
新见史料与历史“重写”
王国维于20世纪初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2012年的先秦史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很大程度上诠释了这一命题。先秦史方面，人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延续“二重证据法”研究理路，以新史料补苴、印证传世文献。黄天树等人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上深化了关于商代丧葬制度、商周天命观念、楚国史及周公其人其事流变的认识。
新见文献能否为思想史、学术史“重写”提供可能？彭裕商等人的研究做出肯定回答。彭裕商对比清华简《金縢》与《尚书·金縢》的异同，认为清华简本应为经后人改写流传于楚地的本子，而非《尚书》原典。晁福林发现上博简《诗论》所评之诗大部见于今本《诗经》，属逸诗者尚未见到，表明《诗》并未散佚。虞万里根据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在文意上的相关性，认为后者可能是孔安国阐述《尹诰》经旨的传文。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新见史料主要分简帛与墓葬、画像砖、画像石等材料。围绕简帛材料，邢义田等人发表关于行政制度、经济、财税、户籍及民间信仰等问题的见解。邢义田以居延汉简及三国吴简为依据，指出当时文书签署的格式、内容和特点。蔡万进根据天长纪庄M19出土材料，勾勒出汉代上计文书文本的形态、内容、种类、形成及秦汉置县制度的线索。程少轩认为放马滩简牍《钟律式占》是向后世成熟式占发展的一种过渡类型，应与《汉书·艺文志》所载阴阳五行家文献存在联系。根据对画像材料中车马出行图的分析，李现红认为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谓“尚左”或“尚右”的区别并非绝对和明显。林圣智依据现存北魏最早的沙岭壁画墓中图像与随葬品的考察，认为北魏建国时期的鲜卑人运用墓葬图像的手法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统整性。周伟洲通过对西安等地粟特人相关墓葬中乐舞图像的分析，认为中古时期入居中国内地的粟特人的乐舞文化融多种文化因素为一体，对当时内地的乐舞和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2012年，围绕安阳西高穴二号墓的研究热度不减。李凭认为，两年的反复锤炼表明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结论确凿可信。陈长琦认为，曹操墓历史上多次遭遇被盗和破坏，最早被盗于西晋“八王之乱”时期。
新视角为传统史研究注入活力
在政治史、制度史、宗教史等传统研究领域，由于新视角的采用，人们的认识水准也显著提高。隋唐五代史、宋辽西夏金元史领域有不少这方面的范例。
看似普通的碑刻和砖志中，可能隐藏丰富的历史信息。仇鹿鸣从新文化史视角探讨河朔藩镇树立巨碑风习背后的社会机制，诠释立碑行动本身的政治表演功能。裴成国通过贞观十四年后唐西州砖志书写的变化，分析高昌遗民接受中原文化以及对唐朝国家认同建立的过程。
物品传播折射地域文化异同，河网分布影响经济景观，生态保护表象下隐藏皇权强化，这些结论的得出受益于新视角的采用。陈明通过分析源自印度的果品饮料“三勒浆”在唐宋以来的传播，揭示了中外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选择与互动。王建革结合地理学知识，认为元明嘉湖地区的河网细分化与圩田变小，使得江南经济与水乡景观发生重大变化。孙方圆认为《宋大诏令集》所收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是“德泽禽兽”表象下皇权强化的产物。政治史的研究，也因视角新颖而引人关注。林鹄认为，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之初即有意逐鹿中原，新政权自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色彩。钟焓认为，安禄山、李继迁、努尔哈赤三人身后流传的传奇性事迹蕴含大量汉文化因素，映照出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吸收改造及与自身传统相整饬的轨迹。
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催生学术新见
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让历史学者有机会从“他者”立场思考史学问题，近年来盛行的新文化史、社会史等莫不与此有关，2012年的明清史领域很大程度上成为新史学的“试验田”。
医学与史学的交叉形成医疗史。马金生发现，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日趋紧张，医病纠纷多数在民间解决，进入官府形成医讼者不多。王敏通过梳理清代著名世医家族青浦何氏的生活史资料，分析其收入来源与家庭经济状况，剖析其背后的医病关系与儒医义利观。通过宗教学、心理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可以透视特定时空下的复杂历史面相。何淑仪以晚明士绅刘锡玄为个案，探讨士人面对时代危机与仕宦焦虑时如何调处自身宗教信仰与现实关怀的关系。董少新通过分析徐光启在1616年南京教案期间的表现，尝试恢复其兼科学家、教徒和政治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完整历史形象。徐茂名发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多次妖术恐慌事件源自当地自古以来的“信鬼神”风俗，但触发妖术恐慌的直接原因是天灾与人祸。
地理学知识的引入，使军事史研究一改单一化叙事的陈旧局面。张俊峰对明末清初河曲县由传统军事边塞向地方化经济区域过渡的历程进行考察，认为它代表清代北方长城沿线汉蒙交界地带同一类型区域共同的历史变迁轨迹。赵玉蕙指出，明代的筑堡—守堡军事策略对当地聚落的形成与重构产生直接影响。
20世纪初产生的中国史学史迄今已形成完整的学科规范和理论体系，不过随之出现的模式化倾向令人担忧。瞿林东等人认为，唯有突破研究瓶颈，开启新的学科范式，中国史学史才能迎接更加良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