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笔
从孔门说诗看孔子教学
《论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弟子谈论《诗》的记载：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子夏）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子夏所问的诗，前两句原保存在《诗经·卫风 ·硕人》篇①，原诗描述一个美女的形态和神采。子夏长于文学，这几句诗对他来说，应该不难理解，子夏却 要追问这首诗是什么意义（何谓也）。孔子告诉子夏，这诗的意思是说“先打好白底，然后再在上面彩画”（ 绘事后素）。子夏由此又推衍出“礼节仪式的重要性不是第一位的”（礼后）的结论。抛开原诗的字面涵义， 探求更深的言外之义，驰骋联想，尽情发挥的解诗方法，在今天大学中文系也未必会得到教师的认可，却得到 孔子的赞许，认为子夏得到读诗的诀窍（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里看出孔子的教学方法的一些特色。孔子善于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善于启发学生 去独立思考，要学生举一反三，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性。
师生问答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讲如何做人（仁），如何
做这（为政），如何对待父母（孝），都是一些大 题目。没有发现孔子如何教学生识文断句的记载，孔不对学生讲授文化启蒙识字的初级课程。孔子以“文、行 、忠、信”为教，都是比较抽象泛的大题目。
孔子的儿子孔鲤在庭前经过，孔子问他学过《诗》没有，又一次孔鲤从庭前经过，孔子问他学过《礼》没 有。孔子不知孔鲤学过什么课程，可见他不参与初级班的教学工作。汉末马融设帐授徒，不亲自为初级班讲授 ，命高年级弟子为低年级弟子讲授。这种办法或来源于孔子，也未可知。 孔子教学方式类似大学的讨论班（西明纳尔或称读书班），而不同于今天大学的课堂讲授，先生讲、学生 听；先生说、学生记。《论语》还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出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孔子以后，孔子的传人孟子也不主张死记书本知识，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孔孟开创的借题发挥，多方引伸的学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后来汉儒的 “家德”，即所谓学派。《汉书·儒林传》所列的都是各学派的代表人物。
孔门说诗的精神在于即兴阐发，因人因事而异。后来学者扣住诗的一章一句，给以固定的解释、注疏，都 不符合孔子的精神。《诗经》三百篇，孔子提出解释的总原则是“思无邪”。诗经分明有男女相赠答的爱情诗 ，也有男女幽会的描写，不能说它“无邪”。孔子曾明确批评“郑声淫”。淫，当然是“邪”的。孔子的“思 无邪”，指的是孔子对《诗》的诠释原则，阐发诗的微言大义时，即使对那些男女爱情诗，淫奔之诗，也不能 按照原诗的“邪”思去阐发。“像“巧笑倩兮，美目分兮”描写美人的诗句，孔子要联系上“礼仪”这些大道 理，从文句以外阐发出新义。这种解诗法，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是个创举。孔子开创了阐发微言大义的诠释 学。孔门说诗新义，为解诗开了新生面，新义世代相传，形成文字，记录成册，有齐、鲁、韩等众多流派。《 毛传》也是一派。所谓讽刺××，歌诵××，都是诗经的阐发义，诠释学，不能当作诗经的经疏来理解，它本 来不是用来解释诗经的文句的。 北宋的几位诗人（如欧阳修等）和南宋的朱熹，对《诗经》进行重新估价，力求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 ，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功劳不可没。但是，我们也应指出，《毛传》说诗，是孔门说诗的正统。这种学风直 到清代王夫之，还恪守不渝。
《毛传》作者比朱熹更接近《诗经》流传的年代。朱熹凭直观，一眼便能看出《诗经》的那些男女爱情诗 ，幽会诗，
而《毛传》作者反而看不懂，这是不可能的。说《毛传》作者有意曲解，也没有根据。《毛传》继 承孔门的传统，它讲的是《诗经》“发挥义”。时代不同，年代隔久了，后人把《诗》的“发挥义”当成《诗 》本有义，与《诗》的原文对不上号，强为解释，就显得支离难通。所谓歌诵××，讽刺××，本来可以因时 、因地、因事而异，不是固定不变的。后人忘记了，或者不理解这种孔门说诗方法，把记录的文字看死了，僵 化了。这样，既不能联系当前发生的“实际”，进行讽刺或歌颂，又无助于了解《诗经》的本来意义。为读者 着想，要求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近代学者如闻一多、胡适、郭沫若，沿着 朱熹等人的方向继续探索，利用近代社会学、民族学的成果，把《诗经》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对恢复《 诗经》本来面目做出了贡献。
我们也应看到，汉代经学又有汉代的特点，它善于联系实际，发挥微言大义。起过积极的社会作用，后人 忽略古今社会的差别，也没有考虑到古人说经与今人研究《诗经》用意的差别，于是产生汉学与宋学的对立。 “知人论世”，做到并不易。
下注：
① 后一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可能孔子所据为另一版本。
教育随笔
从孔门说诗看孔子教学
《论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弟子谈论《诗》的记载：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子夏）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子夏所问的诗，前两句原保存在《诗经·卫风 ·硕人》篇①，原诗描述一个美女的形态和神采。子夏长于文学，这几句诗对他来说，应该不难理解，子夏却 要追问这首诗是什么意义（何谓也）。孔子告诉子夏，这诗的意思是说“先打好白底，然后再在上面彩画”（ 绘事后素）。子夏由此又推衍出“礼节仪式的重要性不是第一位的”（礼后）的结论。抛开原诗的字面涵义， 探求更深的言外之义，驰骋联想，尽情发挥的解诗方法，在今天大学中文系也未必会得到教师的认可，却得到 孔子的赞许，认为子夏得到读诗的诀窍（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里看出孔子的教学方法的一些特色。孔子善于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善于启发学生 去独立思考，要学生举一反三，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性。
师生问答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讲如何做人（仁），如何
做这（为政），如何对待父母（孝），都是一些大 题目。没有发现孔子如何教学生识文断句的记载，孔不对学生讲授文化启蒙识字的初级课程。孔子以“文、行 、忠、信”为教，都是比较抽象泛的大题目。
孔子的儿子孔鲤在庭前经过，孔子问他学过《诗》没有，又一次孔鲤从庭前经过，孔子问他学过《礼》没 有。孔子不知孔鲤学过什么课程，可见他不参与初级班的教学工作。汉末马融设帐授徒，不亲自为初级班讲授 ，命高年级弟子为低年级弟子讲授。这种办法或来源于孔子，也未可知。 孔子教学方式类似大学的讨论班（西明纳尔或称读书班），而不同于今天大学的课堂讲授，先生讲、学生 听；先生说、学生记。《论语》还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出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孔子以后，孔子的传人孟子也不主张死记书本知识，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孔孟开创的借题发挥，多方引伸的学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后来汉儒的 “家德”，即所谓学派。《汉书·儒林传》所列的都是各学派的代表人物。
孔门说诗的精神在于即兴阐发，因人因事而异。后来学者扣住诗的一章一句，给以固定的解释、注疏，都 不符合孔子的精神。《诗经》三百篇，孔子提出解释的总原则是“思无邪”。诗经分明有男女相赠答的爱情诗 ，也有男女幽会的描写，不能说它“无邪”。孔子曾明确批评“郑声淫”。淫，当然是“邪”的。孔子的“思 无邪”，指的是孔子对《诗》的诠释原则，阐发诗的微言大义时，即使对那些男女爱情诗，淫奔之诗，也不能 按照原诗的“邪”思去阐发。“像“巧笑倩兮，美目分兮”描写美人的诗句，孔子要联系上“礼仪”这些大道 理，从文句以外阐发出新义。这种解诗法，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是个创举。孔子开创了阐发微言大义的诠释 学。孔门说诗新义，为解诗开了新生面，新义世代相传，形成文字，记录成册，有齐、鲁、韩等众多流派。《 毛传》也是一派。所谓讽刺××，歌诵××，都是诗经的阐发义，诠释学，不能当作诗经的经疏来理解，它本 来不是用来解释诗经的文句的。 北宋的几位诗人（如欧阳修等）和南宋的朱熹，对《诗经》进行重新估价，力求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 ，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功劳不可没。但是，我们也应指出，《毛传》说诗，是孔门说诗的正统。这种学风直 到清代王夫之，还恪守不渝。
《毛传》作者比朱熹更接近《诗经》流传的年代。朱熹凭直观，一眼便能看出《诗经》的那些男女爱情诗 ，幽会诗，
而《毛传》作者反而看不懂，这是不可能的。说《毛传》作者有意曲解，也没有根据。《毛传》继 承孔门的传统，它讲的是《诗经》“发挥义”。时代不同，年代隔久了，后人把《诗》的“发挥义”当成《诗 》本有义，与《诗》的原文对不上号，强为解释，就显得支离难通。所谓歌诵××，讽刺××，本来可以因时 、因地、因事而异，不是固定不变的。后人忘记了，或者不理解这种孔门说诗方法，把记录的文字看死了，僵 化了。这样，既不能联系当前发生的“实际”，进行讽刺或歌颂，又无助于了解《诗经》的本来意义。为读者 着想，要求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近代学者如闻一多、胡适、郭沫若，沿着 朱熹等人的方向继续探索，利用近代社会学、民族学的成果，把《诗经》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对恢复《 诗经》本来面目做出了贡献。
我们也应看到，汉代经学又有汉代的特点，它善于联系实际，发挥微言大义。起过积极的社会作用，后人 忽略古今社会的差别，也没有考虑到古人说经与今人研究《诗经》用意的差别，于是产生汉学与宋学的对立。 “知人论世”，做到并不易。
下注：
① 后一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可能孔子所据为另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