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丛大川
学术月刊 1997年10期
何为马克思的科学观点？何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两者如何划界？时下学术界把马克思文本中的唯物史观特定表述加以任意拓展，其内容是唯物史观涵盖不了的，由此混淆了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于是学界又提出“广义唯物史观”和“狭义唯物史观”之分。问题在于：唯物史观再“广义”也还是“唯物”，也难以包含马克思以批判“拜物主义”和“物役性”为中介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
本文将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念作出相对的划分，并认定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
国内青年学者任平提出了哲学的“划界思维”，认为“划界思维”是解构旧哲学重构新哲学的“阿基米德点”，认为在哲学史上经历了如下重大划界阶段：存在与非存在——本体论划界；可知与不可知——认识论划界；可说的和不可说——语言论划界；人化与异化——人本哲学划界；在场与不在场——后现代哲学划界；实践世界与未实践世界——马克思主义划界观。并认为：“没有划界思维，就没有新哲学阶段的诞生”[1]，我认同这一观点。哲学发展到马克思的时代，以往的哲学划界争斗已成历史上的古战场，马克思面临着哲学彻底的哥白尼革命，哲学的划界也成了马克思解构旧哲学建构新哲学的头等大事。最能体现马克思哲学划界思维的则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时为人类留下来的并铭刻在他的墓碑上的如此划界论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革世界。”
这可以说是人们引用和解释得最多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系统中至少有这样一个严重悖反：如果承认这是马克思对新旧哲学的划界，那么传统模式中占主导成份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还算是马克思的新哲学吗？如果说算，那么你是否还坚持马克思的这一划界。我认为，马克思并不一般反对“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认为，“解释世界”是各类科学的任务，是科学家的事，不是现代哲学家的事。至于以往的哲学家做了许多科学家该做的事，那是过去思想史的局限，而现代的哲学家应将“解释世界”的任务留给科学家而专事“改变世界”的问题。
这一段话对国内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系统，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这类解释系统遵照“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字面含义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和唯物主义的实践历史哲学。那么仅仅从“唯物主义”的大原则来理解实践合乎马克思的本意吗？不从“人类本性”和“人的自身能力的发展”的原则能理解实践这一善恶存在吗？就是在《关于弗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并未给“实践”下出一个所谓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定义，倒对实践给出了人道主义的价值约定：如“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受到革命的改造”、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谁来“批判”、谁来“革命”？合谁的理，合谁的意，谁来革命？那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就是说，仅仅停留在对实践的揭示和表达上还不是哲学，许多技术工程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是关于如何实践的理论，或者说充满着“实践精神”，但这并不是哲学。马克思的新哲学就是站在“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的“立脚点”上对“改变世界”的实践进行批判、革命、超越、扬弃和否定，使之合乎人性之理之情之意。所以马克思的新哲学本质上是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的哲学，是人道主义的实践哲学和“实践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或科学的实践观，也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科学的唯物主义。
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恩格斯有一段更明确的论断：即自然与历史领域已经归入“实证科学中去了”，给哲学留下的只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2]。这“纯粹思想领域”恩格斯意指“辩证法”。非常明确，关于解释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理论和历史理论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至于“辩证法”，恩格斯确实留下一本《自然辩证法》，就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依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划界”，尚属自然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哲学辩证法。新哲学的辩证法这时只留下了人类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对现存和实践进行批判和革命的“否定性辩证法”，是价值和意义这一“纯粹思想领域”的辩证法。
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还是哲学？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公认有如下几段，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尊为经典表述或基本公式的文本根据。
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一大段话：“这种历史观（可称为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笔者释）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发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3]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们脱离现实基础在“纯粹思想领域”进行思辨并以此取代实证的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这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哲学意识形态，但这是用思辨哲学代替实证历史科学的“幽灵”和“怪想”，是无用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后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请注意，前面那段“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用的是“解释”，这里用的是“描述”，而且明确表示这种“解释”和“描述”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说这种解释观点和描述方法不是思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而是实证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仅仅是对这类实证科学内容的总的观点，本质上是描述实践和解释意识及表达现存的实证科学。而批判、超越、否定现存和实践的理想性哲学观念不在唯物史观的表述之内，而在“共产主义”一节的人的自由、自主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性观念中。
另一段是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在表述这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之前，马克思明确交待他是为解决法、国家与人类精神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就是说，这段表述是从政治经济学这一实证科学研究中概括出来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多是历史科学的结论，是对历史和现存的经济、政治、法、国家、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事实认知、解释和描述。这一表述中关于历史的分期，也仅仅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在这里，规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能动性的“意识”只能为社会存在所决定而不能决定社会存在。在这里，不讲人的自由、自觉、自主的类本性的发生和发展，也没讲这一类本性对现存物质生活的批判、超越和否定。只讲历史和现存的事实是什么，没讲人类应该怎样去设计理想的未来，当然也没有提出未来的人类本性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我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一文中，认定这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仅仅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人类发展观的关于现存事实的认知表述，是对真正的人类史史前的物质力量对人类的精神本质的物化或异化事实的科学揭露，是实证性的、解释性的、描述性的和必然性的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理论，故将此仅视为马克思历史观的科学基础并喻为“最低纲领”，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才是其“最高纲领”。[2]因此，前者是科学实证理论，后者是哲学理想观念。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集中表述了所谓的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剩余价值的发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的发现”。[3]
恩格斯特别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历史科学”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其它文本中，恩格斯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发现使历史学变成“科学”，可以认定，恩格斯将与马克思的表述完全相同的这一唯物史观的表述视为“历史科学”。从表述本身看，恩格斯用的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不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和现存的批判和扬弃，而“发明”和“设计”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即发现了“是怎样”而不是发明出“应该怎样”。依恩格斯自己对“实证科学”和“哲学”的“划界”，即自然和历史领域已经归于“实证科学中去了”，进一步可以认定恩格斯将这一唯物史观归于“实证科学”了，已经将其划出哲学领域了。正像剩余价值的发现是经济科学而不是哲学一样。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也不是科学，这在恩格斯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一“划界”不是绝对分明的“非此即彼”，而是相对的互相渗透的。
而且，马克思从来未用“历史的唯物主义”来表征自己的整体哲学观念，只说自己的历史观是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可以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我曾在《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一文中集中解读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称谓的含义。[1]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已不是传统物质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那种唯物主义已被马克思的新哲学所超越和否定。这时马克思所谓“唯物主义”所讲的“物”，指的是物质生产活动、物态经济基础及社会的物质性存在，所以这里的“唯物主义”即是“物质生产活动基础论”或“经济基础论”，研究历史和现存的社会规律应从这一物质性基础出发，而不能从各类意识形态出发，即用经济基础来解释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但这种所谓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是解释、描述和反映历史规律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或曰科学理论的掌握方式，或者说这种“实事求是”即从社会现存（事）出发求社会规律（是）的方法仅仅是科学认识方法，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掌握方式。马克思的哲学掌握方式是在求得规律（“是”）的基础上扬弃和超越规律（“是”）以发明人的社会之“佳”、之“善”、之“美”，所以马克思的新哲学是精神性、异在性、超越性、反思性、理想性、价值性和审美性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科学那种解释性的、反映性的、实证性的、实在性的理论观点。冯友兰先生认为，在现代，“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2]。还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即对各类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反思、升华。这对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新哲学是有启发性的。我还发现，在我接触到的马克思文本中，凡表征人类的“自由发展”观、“自由个性”论、“自由王国”论、理想共产主义的地方，马克思根本不再提“唯物主义”这词，也不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的哲学新世界观是人的价值世界、人的意义世界、人的理想世界之观念，要从科学之“是”中升华出“好”即价值、意义和理想来，当然要从人主体、人本性、人心性出发。故我认定：“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
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新经济科学和新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所在。在这里，经济科学和哲学的界限是如何划定的？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即其基本规律和概念出发，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尚未解决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相互分离的根源，并潜科学性质地提出了剩余价值这一科学假说，与此相关的内容是“经济科学的内容。同时，马克思通过人与动物、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的实证性比较研究，创立了新的科学的人学，揭示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在人的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结合上，马克思独创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异化理论。我认为这正是从科学向哲学过渡的桥梁，因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事实和人的类本质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论既是事实认知性的又是人本评价性的。以此为桥梁并借助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论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论，升华出以扬弃劳动的异化或私有财产为中介的“实践的人道主义”[3]，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念。
阿尔都塞等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逻辑结构视为无科学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变种，并将这一实践的人道主义仅仅视为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将它排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之外，认为是后来的《提纲》和《形态》实现了一次“认识论断裂”、解构了《手稿》的唯心主义人本异化史观逻辑结构和这一“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形态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判定这一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是“理论反人道主义”和“哲学反人道主义”。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科学，把人道主义视为天生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并将其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是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斯大林就认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向前发展了辩证法，因而赋与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形态”，并把唯物主义“向前发展成了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1]混淆当代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界限，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哲学实现为科学，定义哲学仅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在我国教科书界仍占主流，这就使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成为哲学史上的“知识的总汇”、“科学的科学”的新变种，把诸多本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内容充斥于哲学教本，尤其把马克思、恩格斯表述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元哲学或第一哲学，而把真正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这种阿尔都塞式的曲解和裂解应该给予清算和批判。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旧哲学和新哲学、实证科学和哲学给予了明确的划界，我认为，《巴黎手稿》中的以扬弃劳动异化为中介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或积极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真正占有并完全的自觉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即完成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才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念。这一哲学观念在随后的著作中不仅未断裂而且在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升华、并形成了一过程性的有强大思维张力的开放体系。由于马克思后来主要从事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和历史科学研究，因此，马克思的这一哲学观念散见于诸文本中。
前面分析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将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为历史科学“归于实证科学中去了”，我将其视为人的自由发展观的科学基础或“最低纲领”。而在《共产主义》一节，马恩集中表征了人的自主、自由、全面发展观即共产主义哲学观念。马恩从前面的经济科学、历史科学为基础升华出一系列人本哲学概念，如“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联合起来的个人”、“个人自由活动”、“个人的自主活动”、“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集体”和“个人自由”，个人的“物质活动”、“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由此进一步升华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以此为价值取向，愤怒地批判了资本社会对人的本质的物化或异化，以此为批判对象，表征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责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他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对比一下前面的唯物史观表述可以看出科学与哲学的明显界限），最后号召无产者：“为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2]这就不再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出发的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而是从人的自由、自觉、自主本性出发通过对异化劳动及生存条件的批判设计合乎“人类本性”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哲学信念。这里求的不是“真”而是“好”，讲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应该怎样”。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自己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进一步提升为“自由王国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须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了的人类，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们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再对比一下前面的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两者的科学和哲学的界限就更加分明了。首先，这一自由王国论的立脚点不是物质生产，而是“人类本性”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发展”，劳动只是人的外在目的和必需的手段，人的能力的发展才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目的。而自由则是控制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进而摆脱其盲目统治的人的最高本性。其次，这里表述的不再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结构统治人的这一事实，而是如何让社会结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这一应然理想。再次，这里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必然王国的客观规律，而是“实是求好”地从主体和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与自我、必然偶然与自由之间的现实关系中升华出崇高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取向发明人类的理想的自由王国并设计达到这一理想王国的运动路线。
总之，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有相对明确的界域，这不再是仅从客观事实出发去发现必然偶然规律的实证性科学认知表述，而是通过实践对改变了的世界及其实践精神的反思、批判和辩证否定而自觉升华出来的理想性人本评价表征，这才是马克思的升华人类精神的真正的哲学观念，也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灵魂所在。
思索后的几点反思
(1)科学和哲学、旧哲学和新哲学的划界是马克思扬弃科学、解构旧哲学、建构新哲学支点。混淆两者的界限，势必将马克思的新哲学混同于早已被马克思超越和消解了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即形而上学物质本体论）；势必将马克思的新哲学降低为各类实证科学，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各类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使之成为描述宇宙及社会总联系的特殊科学（恩格斯有言，各门实证科学都应该研究它们在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都是多余的[2]）；势必将实证科学研究该领域的总联系的总观点（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于将这类关于总联系的总观点，视为马克思哲学价值观念；这必将掩盖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将这一灵魂抽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体。
(2)将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科学总观点视为马克思的总体哲学观念，是导致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唯经济主义、唯生产力、经济决定论、唯物质文明主义、唯科学主义的理论根源之一。马恩生前已有发觉并给予了澄清，强调这唯物史观只有归根结底上的意义即基础的意义（所以我喻为“最低纲领”）。
(3)科学和哲学的划界不是绝对分明的，而是相对分明且互相渗透以至“亦此亦彼”。脱离了对现实土地的实证研究而只在精神天国遨游且以天代地，这是青年黑格尔们的“唯心主义”哲学思辨。马克思拥抱大地进行“实事求是”地的实证研究，这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以实证科学为基础升华出理想性哲学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反过来又以这种哲学观念作为价值导向启导各类实证科学和技术工程有目的地美化大地。
(4)科学与哲学的划界有助于合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科学界域的共产主义和哲学界域的共产主义的划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己、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贺麟同志临终前在《辩证法与哲学的理想性》一文中遗言道：“这里的共产主义（即指《手稿》这一大段话）与马克思以后的一些经济学著作里的‘共产主义’大有区别，虽然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着眼点不同。这里强调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哲学的理想性，它所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等哲学的根本问题，‘共产主义’成为哲学范畴。以后的‘共产主义’大多是强调社会制度、所有制等经济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1]这是贺麟同志生前的一次最重大的哲学反思。我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崇高的理想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对人类实践及属人现存的人性批判和革命，解决的是人类根本性的大问题，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超越现实的、人本评价的、价值性的、理想性的、普遍的、长时限的。而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历史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则是带地域性的、现实的、科学实证的、特殊的、短时效的。前者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后者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后者发现和描述的主要是欧洲历史和现存的规律及客观走向，前者则是通过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存及客观走向的人性批判所升华出来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和人类理想的未来图景[2]。
注释：
[1]参见任平：《划界思维：哲学发展的重构机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1][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43、31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4-195页。以下凡引文中着重点均为作者所加。
[2]该文载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6年第8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1]该文参见《晋阳学刊》，1996年第4期。
[2]冯友兰：《年谱》，第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
[1]《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5年版第136-137页。
[2]以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85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1]该文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
[2]参见拙作：《马克思跨世纪的哲学理想——实践的人道主义》，载《哈师专学报》1994年第6期：《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两个层次上的共产主义》，载《长白论丛》1995年第4期。
作者介绍：丛大川，大连水产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作者：丛大川
学术月刊 1997年10期
何为马克思的科学观点？何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两者如何划界？时下学术界把马克思文本中的唯物史观特定表述加以任意拓展，其内容是唯物史观涵盖不了的，由此混淆了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于是学界又提出“广义唯物史观”和“狭义唯物史观”之分。问题在于：唯物史观再“广义”也还是“唯物”，也难以包含马克思以批判“拜物主义”和“物役性”为中介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
本文将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念作出相对的划分，并认定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
国内青年学者任平提出了哲学的“划界思维”，认为“划界思维”是解构旧哲学重构新哲学的“阿基米德点”，认为在哲学史上经历了如下重大划界阶段：存在与非存在——本体论划界；可知与不可知——认识论划界；可说的和不可说——语言论划界；人化与异化——人本哲学划界；在场与不在场——后现代哲学划界；实践世界与未实践世界——马克思主义划界观。并认为：“没有划界思维，就没有新哲学阶段的诞生”[1]，我认同这一观点。哲学发展到马克思的时代，以往的哲学划界争斗已成历史上的古战场，马克思面临着哲学彻底的哥白尼革命，哲学的划界也成了马克思解构旧哲学建构新哲学的头等大事。最能体现马克思哲学划界思维的则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时为人类留下来的并铭刻在他的墓碑上的如此划界论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革世界。”
这可以说是人们引用和解释得最多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系统中至少有这样一个严重悖反：如果承认这是马克思对新旧哲学的划界，那么传统模式中占主导成份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还算是马克思的新哲学吗？如果说算，那么你是否还坚持马克思的这一划界。我认为，马克思并不一般反对“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认为，“解释世界”是各类科学的任务，是科学家的事，不是现代哲学家的事。至于以往的哲学家做了许多科学家该做的事，那是过去思想史的局限，而现代的哲学家应将“解释世界”的任务留给科学家而专事“改变世界”的问题。
这一段话对国内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系统，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这类解释系统遵照“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字面含义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和唯物主义的实践历史哲学。那么仅仅从“唯物主义”的大原则来理解实践合乎马克思的本意吗？不从“人类本性”和“人的自身能力的发展”的原则能理解实践这一善恶存在吗？就是在《关于弗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并未给“实践”下出一个所谓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定义，倒对实践给出了人道主义的价值约定：如“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受到革命的改造”、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谁来“批判”、谁来“革命”？合谁的理，合谁的意，谁来革命？那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就是说，仅仅停留在对实践的揭示和表达上还不是哲学，许多技术工程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是关于如何实践的理论，或者说充满着“实践精神”，但这并不是哲学。马克思的新哲学就是站在“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的“立脚点”上对“改变世界”的实践进行批判、革命、超越、扬弃和否定，使之合乎人性之理之情之意。所以马克思的新哲学本质上是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的哲学，是人道主义的实践哲学和“实践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或科学的实践观，也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科学的唯物主义。
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恩格斯有一段更明确的论断：即自然与历史领域已经归入“实证科学中去了”，给哲学留下的只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2]。这“纯粹思想领域”恩格斯意指“辩证法”。非常明确，关于解释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理论和历史理论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至于“辩证法”，恩格斯确实留下一本《自然辩证法》，就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依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划界”，尚属自然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哲学辩证法。新哲学的辩证法这时只留下了人类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对现存和实践进行批判和革命的“否定性辩证法”，是价值和意义这一“纯粹思想领域”的辩证法。
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还是哲学？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公认有如下几段，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尊为经典表述或基本公式的文本根据。
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一大段话：“这种历史观（可称为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笔者释）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发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3]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们脱离现实基础在“纯粹思想领域”进行思辨并以此取代实证的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这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哲学意识形态，但这是用思辨哲学代替实证历史科学的“幽灵”和“怪想”，是无用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后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请注意，前面那段“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用的是“解释”，这里用的是“描述”，而且明确表示这种“解释”和“描述”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说这种解释观点和描述方法不是思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而是实证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仅仅是对这类实证科学内容的总的观点，本质上是描述实践和解释意识及表达现存的实证科学。而批判、超越、否定现存和实践的理想性哲学观念不在唯物史观的表述之内，而在“共产主义”一节的人的自由、自主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性观念中。
另一段是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在表述这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之前，马克思明确交待他是为解决法、国家与人类精神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就是说，这段表述是从政治经济学这一实证科学研究中概括出来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多是历史科学的结论，是对历史和现存的经济、政治、法、国家、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事实认知、解释和描述。这一表述中关于历史的分期，也仅仅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在这里，规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能动性的“意识”只能为社会存在所决定而不能决定社会存在。在这里，不讲人的自由、自觉、自主的类本性的发生和发展，也没讲这一类本性对现存物质生活的批判、超越和否定。只讲历史和现存的事实是什么，没讲人类应该怎样去设计理想的未来，当然也没有提出未来的人类本性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我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一文中，认定这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仅仅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人类发展观的关于现存事实的认知表述，是对真正的人类史史前的物质力量对人类的精神本质的物化或异化事实的科学揭露，是实证性的、解释性的、描述性的和必然性的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理论，故将此仅视为马克思历史观的科学基础并喻为“最低纲领”，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才是其“最高纲领”。[2]因此，前者是科学实证理论，后者是哲学理想观念。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集中表述了所谓的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剩余价值的发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的发现”。[3]
恩格斯特别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历史科学”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其它文本中，恩格斯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发现使历史学变成“科学”，可以认定，恩格斯将与马克思的表述完全相同的这一唯物史观的表述视为“历史科学”。从表述本身看，恩格斯用的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不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和现存的批判和扬弃，而“发明”和“设计”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即发现了“是怎样”而不是发明出“应该怎样”。依恩格斯自己对“实证科学”和“哲学”的“划界”，即自然和历史领域已经归于“实证科学中去了”，进一步可以认定恩格斯将这一唯物史观归于“实证科学”了，已经将其划出哲学领域了。正像剩余价值的发现是经济科学而不是哲学一样。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也不是科学，这在恩格斯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一“划界”不是绝对分明的“非此即彼”，而是相对的互相渗透的。
而且，马克思从来未用“历史的唯物主义”来表征自己的整体哲学观念，只说自己的历史观是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可以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我曾在《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一文中集中解读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称谓的含义。[1]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已不是传统物质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那种唯物主义已被马克思的新哲学所超越和否定。这时马克思所谓“唯物主义”所讲的“物”，指的是物质生产活动、物态经济基础及社会的物质性存在，所以这里的“唯物主义”即是“物质生产活动基础论”或“经济基础论”，研究历史和现存的社会规律应从这一物质性基础出发，而不能从各类意识形态出发，即用经济基础来解释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但这种所谓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是解释、描述和反映历史规律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或曰科学理论的掌握方式，或者说这种“实事求是”即从社会现存（事）出发求社会规律（是）的方法仅仅是科学认识方法，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掌握方式。马克思的哲学掌握方式是在求得规律（“是”）的基础上扬弃和超越规律（“是”）以发明人的社会之“佳”、之“善”、之“美”，所以马克思的新哲学是精神性、异在性、超越性、反思性、理想性、价值性和审美性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科学那种解释性的、反映性的、实证性的、实在性的理论观点。冯友兰先生认为，在现代，“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2]。还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即对各类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反思、升华。这对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新哲学是有启发性的。我还发现，在我接触到的马克思文本中，凡表征人类的“自由发展”观、“自由个性”论、“自由王国”论、理想共产主义的地方，马克思根本不再提“唯物主义”这词，也不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的哲学新世界观是人的价值世界、人的意义世界、人的理想世界之观念，要从科学之“是”中升华出“好”即价值、意义和理想来，当然要从人主体、人本性、人心性出发。故我认定：“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
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新经济科学和新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所在。在这里，经济科学和哲学的界限是如何划定的？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即其基本规律和概念出发，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尚未解决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相互分离的根源，并潜科学性质地提出了剩余价值这一科学假说，与此相关的内容是“经济科学的内容。同时，马克思通过人与动物、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的实证性比较研究，创立了新的科学的人学，揭示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在人的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结合上，马克思独创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异化理论。我认为这正是从科学向哲学过渡的桥梁，因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事实和人的类本质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论既是事实认知性的又是人本评价性的。以此为桥梁并借助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论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论，升华出以扬弃劳动的异化或私有财产为中介的“实践的人道主义”[3]，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念。
阿尔都塞等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逻辑结构视为无科学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变种，并将这一实践的人道主义仅仅视为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将它排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之外，认为是后来的《提纲》和《形态》实现了一次“认识论断裂”、解构了《手稿》的唯心主义人本异化史观逻辑结构和这一“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形态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判定这一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是“理论反人道主义”和“哲学反人道主义”。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科学，把人道主义视为天生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并将其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是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斯大林就认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向前发展了辩证法，因而赋与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形态”，并把唯物主义“向前发展成了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1]混淆当代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界限，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哲学实现为科学，定义哲学仅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在我国教科书界仍占主流，这就使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成为哲学史上的“知识的总汇”、“科学的科学”的新变种，把诸多本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内容充斥于哲学教本，尤其把马克思、恩格斯表述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元哲学或第一哲学，而把真正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这种阿尔都塞式的曲解和裂解应该给予清算和批判。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旧哲学和新哲学、实证科学和哲学给予了明确的划界，我认为，《巴黎手稿》中的以扬弃劳动异化为中介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或积极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真正占有并完全的自觉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即完成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才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念。这一哲学观念在随后的著作中不仅未断裂而且在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升华、并形成了一过程性的有强大思维张力的开放体系。由于马克思后来主要从事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和历史科学研究，因此，马克思的这一哲学观念散见于诸文本中。
前面分析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将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为历史科学“归于实证科学中去了”，我将其视为人的自由发展观的科学基础或“最低纲领”。而在《共产主义》一节，马恩集中表征了人的自主、自由、全面发展观即共产主义哲学观念。马恩从前面的经济科学、历史科学为基础升华出一系列人本哲学概念，如“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联合起来的个人”、“个人自由活动”、“个人的自主活动”、“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集体”和“个人自由”，个人的“物质活动”、“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由此进一步升华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以此为价值取向，愤怒地批判了资本社会对人的本质的物化或异化，以此为批判对象，表征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责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他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对比一下前面的唯物史观表述可以看出科学与哲学的明显界限），最后号召无产者：“为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2]这就不再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出发的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而是从人的自由、自觉、自主本性出发通过对异化劳动及生存条件的批判设计合乎“人类本性”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哲学信念。这里求的不是“真”而是“好”，讲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应该怎样”。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自己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进一步提升为“自由王国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须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了的人类，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们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再对比一下前面的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两者的科学和哲学的界限就更加分明了。首先，这一自由王国论的立脚点不是物质生产，而是“人类本性”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发展”，劳动只是人的外在目的和必需的手段，人的能力的发展才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目的。而自由则是控制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进而摆脱其盲目统治的人的最高本性。其次，这里表述的不再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结构统治人的这一事实，而是如何让社会结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这一应然理想。再次，这里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必然王国的客观规律，而是“实是求好”地从主体和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与自我、必然偶然与自由之间的现实关系中升华出崇高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取向发明人类的理想的自由王国并设计达到这一理想王国的运动路线。
总之，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有相对明确的界域，这不再是仅从客观事实出发去发现必然偶然规律的实证性科学认知表述，而是通过实践对改变了的世界及其实践精神的反思、批判和辩证否定而自觉升华出来的理想性人本评价表征，这才是马克思的升华人类精神的真正的哲学观念，也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灵魂所在。
思索后的几点反思
(1)科学和哲学、旧哲学和新哲学的划界是马克思扬弃科学、解构旧哲学、建构新哲学支点。混淆两者的界限，势必将马克思的新哲学混同于早已被马克思超越和消解了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即形而上学物质本体论）；势必将马克思的新哲学降低为各类实证科学，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各类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使之成为描述宇宙及社会总联系的特殊科学（恩格斯有言，各门实证科学都应该研究它们在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都是多余的[2]）；势必将实证科学研究该领域的总联系的总观点（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于将这类关于总联系的总观点，视为马克思哲学价值观念；这必将掩盖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将这一灵魂抽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体。
(2)将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科学总观点视为马克思的总体哲学观念，是导致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唯经济主义、唯生产力、经济决定论、唯物质文明主义、唯科学主义的理论根源之一。马恩生前已有发觉并给予了澄清，强调这唯物史观只有归根结底上的意义即基础的意义（所以我喻为“最低纲领”）。
(3)科学和哲学的划界不是绝对分明的，而是相对分明且互相渗透以至“亦此亦彼”。脱离了对现实土地的实证研究而只在精神天国遨游且以天代地，这是青年黑格尔们的“唯心主义”哲学思辨。马克思拥抱大地进行“实事求是”地的实证研究，这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以实证科学为基础升华出理想性哲学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反过来又以这种哲学观念作为价值导向启导各类实证科学和技术工程有目的地美化大地。
(4)科学与哲学的划界有助于合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科学界域的共产主义和哲学界域的共产主义的划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己、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贺麟同志临终前在《辩证法与哲学的理想性》一文中遗言道：“这里的共产主义（即指《手稿》这一大段话）与马克思以后的一些经济学著作里的‘共产主义’大有区别，虽然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着眼点不同。这里强调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哲学的理想性，它所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等哲学的根本问题，‘共产主义’成为哲学范畴。以后的‘共产主义’大多是强调社会制度、所有制等经济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1]这是贺麟同志生前的一次最重大的哲学反思。我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崇高的理想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对人类实践及属人现存的人性批判和革命，解决的是人类根本性的大问题，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超越现实的、人本评价的、价值性的、理想性的、普遍的、长时限的。而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历史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则是带地域性的、现实的、科学实证的、特殊的、短时效的。前者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后者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后者发现和描述的主要是欧洲历史和现存的规律及客观走向，前者则是通过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存及客观走向的人性批判所升华出来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和人类理想的未来图景[2]。
注释：
[1]参见任平：《划界思维：哲学发展的重构机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1][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43、31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4-195页。以下凡引文中着重点均为作者所加。
[2]该文载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6年第8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1]该文参见《晋阳学刊》，1996年第4期。
[2]冯友兰：《年谱》，第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
[1]《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5年版第136-137页。
[2]以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85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1]该文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
[2]参见拙作：《马克思跨世纪的哲学理想——实践的人道主义》，载《哈师专学报》1994年第6期：《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两个层次上的共产主义》，载《长白论丛》1995年第4期。
作者介绍：丛大川，大连水产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