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
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陈雯 何雨
摘要：青年的价值与角色在伴随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现代步伐而日益彰显的同时，社会问
题青年化与青年问题泛滥化的双重尴尬困境也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突出。在此前提下，我们从社会化与抗逆力的双重社会学视角分析青年问题频发的根源，探讨青年形象、力量与责任重塑的思路。遵循社会化的基本理论视角，文章首先侧重分析家庭问题复杂激增、代际关系变革转型、教育改革弊端以及大众传媒发达泛滥等主要领域对青年价值迷失、行为沉溺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社会若要承担拯救青年、重塑青年的责任，青年若要肩负自强不息的历史使命，必须着手建构由内在保护因素与外在保护因素共同组成的青年抗逆力。因此，政府树立威信、企业承担责任、教育维护良知、法律坚守秩序、媒介宣传正义公平以及社会工作“科学助人”的普及、预防与补救则是青年培养与塑造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社会化 ； 抗逆力 ； 青年问题 ；青年塑造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2）04-0072-07
[1]从“家庭依附”到“代际冲突”，再到“认同解构”、“文化反哺”，从“少年天职”到“火红青春”，
[2]再到 “失落的一代”、“童年消逝”，“青年”的概念与边界在中西各国乃至本土各机构之间尽管始终存
在分歧与差异，但“青年”群体的价值与角色伴随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现代步伐以及“网络社会”与“地球村”的主流话语而日益彰显并普遍达成共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3]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历史轮回，时代变迁，无论文学的理想塑造，史学的时代梳理，抑或社会
学的实证剖析，都清晰呈现青年的历史缩影。从20世纪初期的激进反抗、奔走呼吁，到建国初期的革命理想、上山下乡，再至“80后”、“90后”的自由叛逆、信仰迷失，几乎可以说，几代青年都以主动或被动的姿态见证并参与中华民族近两百年持久深入的现代进程以及进步与代价并存的变迁转型。然而当下，以“80后”、“90后”为典型代表的独特一代同时却正经历社会问题青年化与青年问题泛滥化的现实与困境。
一、社会问题青年化与青年问题泛滥化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经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成为社会科学共同的学术话语。如果说快速转型是优化与弊病并生、进步与代价共存、协调与失衡同在、希望与痛苦
[4]相伴，那么兼具两重性与复杂性的双重转型特征同样强加于成长中的青年群体，促使当前社会几乎陷课题基金：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社会转型期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阶段性成果。另：感谢恩师宋林飞教授的支持与指点，是您对青年民生的关注、责任与爱护，鞭策笔者思考、进取。
作者简介：陈雯，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
与社会发展研究、家庭与性别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何雨，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社会
政策研究、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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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入青年问题泛滥化与社会问题青年化的双重尴尬困境，因此，当代青年问题的严峻与典型成为笔者行文之源与立意主旨。
应该说青年不是、也不应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不是物质享受的主要承载者，而是脚踏实地、努力进取和积累财富的践行者，然而当前，青年却义无反顾地充当奢侈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截至2011年3月底，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占据全球份额的四分之一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并且，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组成结构呈现“低龄化”特征：73%的消费者不满45岁，45%的消费者年龄在18~34岁之间。这一比例在日本和英国分别为37%和28%，中国的年轻人追逐奢侈品，消费者年龄比欧洲年轻15岁、比美国年轻20岁。 [5]
应该说青年不是、也不应是罪恶残忍的代表与象征，不是失败与绝望的逃避者，而是纯洁善良、生机盎然、缔造生命的社会希望，然而当前，青年却势不可挡地成为践踏生命与刑事犯罪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富二代”飙车的杭州“70码”，到“北漂”青年醉驾的“长安街车祸”，再到大学生药家鑫一案，青年俨然沦丧为社会的刽子手与屠夫，屡屡向生命价值与道德底线发出挑战。当然，青年同时还以工业化流水线上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的“12连跳”、“学而优则仕”理念下莘莘学子高考之前压力或之后落榜的轻生自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下知识青年“毕业就失业”窘境下的焦虑、犯罪及轻生等多种极端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寄托与价值。
应该说青年不是、也不应是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追随者，不是情感与家庭的亵渎者，而是人格独立，崇尚真理，追求真情的社会感恩者，然而当下，青年却过早地成为权力与金钱的仰慕者，成为婚恋与家庭模式的开拓创新者。他们一边理直气壮地发出“我爸是李刚”、“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咆哮，一边又义无反顾地践行着从堕胎、弃婴到闪婚、裸婚，再到离婚的壮举，他们一边像“蚁族”一样忙碌地在“蜗居”中艰辛跋涉，一边又发出“安家何处”、“路在何方”[6]的哀怨与呜咽，一边负有挑战传统的勇猛，一边又身陷信仰迷失的挣扎与无助。
如果说儿童最需要安全与归属，那么青年则最需要价值与信仰；如果说老年最向往安逸与稳定，那么青年则最向往自由与拼搏。然而，当中国社会却再一次掀起狂风巨浪，青年也再一次承担变迁转型的沉重代价。只是，不同于19世纪“80后”、“90后”后那一代青年的奔走呼号，革命救国，20世纪“80后”、“90后”的这一代青年，在期待与瞩目中流动奔波，备受争议，而伴随青年研究的学科化、青年热点问题的时代捕捉，青年问题泛滥化与社会问题青年化必须提上议程。那么，青年问题如何滋生，困境迷茫能否扭转？谁能拯救这一代人？社会化与抗逆力的经典视角与解释范式至今依然清晰充分。
二、社会化与青年困境溯源
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一代人，更为深刻地影响一个时代的发展与走向。从埃尔德“跟踪”“大萧条的孩
[7]学者们纷纷持续以时子们”，到周雪光研究“文革中的孩子们”，再到田丰关注“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代与环境变迁衡量青年的成长与成型，其实质不仅始终并未悖离社会化基本理论视角，并且必须承认，伴随国内社会学三十余年的复兴与成长，社会化的概念与体系似乎已从专业社会学术语成功转型为通用的生活概念，充斥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公共体系的日常话语。然而这种宏观形式上的流行风靡却似乎并没有发挥微观实质性的效力作用。因为，无论百余年前“社会学巨擘”迪尔凯姆强调道德教化与制度教化的控制整合功能，还是半个世纪前帕森斯延续S.弗洛伊德“超我”思想而提出人格经由规范内化而生的特征，乃至当代英克尔斯研究传统人转向现代人过程中的人格再造，作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并持续一生的过程，社会化既深深植入于宏观时代背景、社会变迁、文化特质，也深受影响于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大众传媒等微观场域，由此虽不难理解上述学者的苦心用意，更不难理解本文关注青年困境的社会化场溯源，然而几乎就是在三十多年前，与这一代青年出生之时同步掀起并持久不息的家庭变革与问题、教育改革与弊端乃至大众传媒发达与泛滥等已经为当前的青年困境埋下隐患的种子。73
《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
（一）家庭代际革命与当代青年困境
一百年前，当主宰统治秩序的封建帝制伴随民主思潮与革命力量而颠覆终结，主宰世俗社会与日常生活秩序的“家长制”亦在独立与自由人格追求的冲击下趋于瓦解，当流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旋律，标志叛逆反抗的“代际冲突”和彰显青年价值的“文化反哺”逐渐取代“父为子纲”、“吃人礼教”不可回避地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概念。然而，既非中国社会强调忠孝美德的传统文化，亦非库利视家庭为亲密温存“人性养育所”的文明源头，更非玛格丽特・米德突出代际转型为“一场静悄悄革命”的历史进步，本文则突出强调中国社会改革催生抑或突生的家庭代际革命，这一革命既颠覆性地表现为家庭较之改革前乃至解放前的形式与规模小型化、结构与关系简单化趋势，也顽固性地表现为这一趋势冲击下的家庭矛盾显著化（如家庭暴力、冷暴力）、存在状态离散破碎化（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维系纽带脆弱松散化（如离婚、婚外情、非婚生育）等家庭问题，这些问题在与青年成长相伴的同时，亦不可遏制地迅速引发代际传递，成为滋生诸多青年问题的温床。在此意义上，家庭又何尝不是伤害青年、产生矛盾与暴力的“养育所”？
从家庭内部来看，兼具世界性、历史性乃至隐蔽性的暴力与冷暴力并未因现代文明的步伐而搁浅。2011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共同主持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遇到家庭暴力，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
[8]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而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理安・艾斯勒所强调：当孩子亲身感受暴力，或者
眼睁睁看着暴力施加于他们的母亲时，他们学会了一个人通过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他们会把这种做法沿用到私密关系和人际关系中去。如果孩子们生长的家庭中女人服务而男人被服务——就像世界很多地区那样，女人得到较少的食物和健康关爱——他们就学会了接受生活中所有
[9]领域的经济上的不公正。因此她呼吁必须改变家庭成员之间暴力和不平等的固有模式，对幼年时期和
两性关系给予特殊的关注。
就生存状态而言，离散抑或破碎几乎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家庭的存在常态，由此导致婚姻、血缘等关系纽带松散脆弱，家庭稳定不堪一击。并非照应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伯吉斯“核心家庭将占据现代社会主导”的研究结论，也未实现帕森斯“孤立的核心家庭有益于满足工业化城市固有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需要，满足儿童社会化和情感交流的功能”的预言，伴随城乡劳动力的持续流动转移，离散化的留守抑或
[10]隔代抚养成为诸多婴幼儿、青少年主要的成长状态，呈现“类单亲化”和“制度性孤儿”的主要特征。
不仅如此，农村家庭的离散化与城市家庭的异质性都加剧婚姻的脆弱性与不稳定。2011全国民政事业数据显示，仅在一季度，全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较之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已出现离婚率连续七年递增之怪现象。而青年则置身于单亲家庭之中亲身经历，抑或置身其外却仍通过书籍、影视、网络等传媒熟知破碎缺失与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他们或迷茫、或恐惧，或反叛、或模仿，这是其无法摆脱的成长阴影。
（二）教育改革与青年迷失
在家庭与亲情被赋予承担“养育人性”与“相伴人生”时空纽带的同时，学校与教育则尤为突出地被赋予开启心灵智慧与训练学识技能的兼具理想与实用的双重使命。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代化战
[11]略方针的确立，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免费与法制化，再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无不诠释着
学校教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渗透。至2008年，我国3~6岁儿童入园率为47.3%，达历史最好水平；9月1日起，全国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2010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达100.1%、高中毛入学率达80%，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同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12]26.5%，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2.7年，这一数据在2015年将达36%、2020年达40%。然而宏
观数据积极乐观地逐年增长并未同步同质地渗透至微观的教育培养过程，从农村启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爱心午餐”到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搬迁、取缔与拆除，从“大学无用论”、“致贫论”、美好生活拼74
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爸爸的“阶层固化”的争论与矛盾，到小学“绿领巾”、大学“4000万身价”的功利倾向教育，不仅横亘于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与断裂未能有效弥补，学校内部也在传递着功利与实用的风向标，甚至滋生混乱，从而加剧了身在其中的青年迷失与困惑。
从宏观国民教育体系来看，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与改革方向步骤的不匹配在加剧阶层“复制与再生产”[13]的同时，也造成青年人才的大量流失，更造成一代青年对前途与未来追求的困惑与迷失。在布迪厄看来，学习教育不仅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反而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如今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文化障碍有时甚
[14]至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已经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级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核心要素”。现实的教育
改革与体系中，当应试教育被限制与取消，素质教育则扭曲为攀比技能才艺与履历证书的代名词，当底层弱势子弟为无处入学而为难甚至放弃，象征优质教育的名校与择校之风亦同时盛行，当“蜗居”、“蚁族”的残酷与高校扩招接踵而至，流动机制中“知识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的文化古训也正经历质疑、批判，乃至谩骂、颠覆。
就微观教育培养过程而言，功利性教育模式与实用性培养机制的贯穿在催生青年价值迷失与发展缺失的同时，教育，教学乃至教师自身的权威与尊严也必然遭受来自青年与社会的挑战。在德国，早在一百年前，韦伯就以“价值中立”、“以学术为业”捍卫教育与学术的神圣与严谨，今天，国防部长古藤贝尔格以被迫放弃博士头衔、辞去公职终结其博士论文剽窃案，彰显学术的价值，维护学术的尊严。但是在中国，无论初级教育体系中社会科学课程的缺失，高中教育设置中文理科目的区分与割裂，还是高等教育中专业技能的强化，服务于升学与就业的实效与功用成为人才培养的主要价值取向，并且即便是在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内部，青年学者正朝着“学术生意人”而非“精神贵族”、“理智的成熟”方向成长。由此出现广西某高校教授学生“如何给领导开电梯”、北师大教授放出“40岁挣不到400万，就不要来见我”的“励志”豪言的“人才培养方式”也正在挑战教育的道德底线。
（三）媒介泛滥与青年沉溺
尽管当卢梭坚持抵制书本阅读，提倡“自然主义”的教育理念与洛克提倡书本阅读，坚持“白板学说”的教育思想始终争论未休，社会发展却已掀起“第三次浪潮”并步入网络与信息时代，“而我们的电
[15]子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以及青年乃至成年‘消逝’”。印刷术、电报、电视、网络，等等，电子媒介伴随
其技术的发展与形态的演进已将识字能力推至边缘，占据文化的中心地位。媒介消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
[16]人价值观和情感发展的作用，学校也已变成禁闭场所，权威日益下降，犯罪、毒品、疾病、非婚生育、
家庭解体等社会趋势驱逐并模糊了儿童、青年与成年之间的区别与界限。
以往统计与研究证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儿童犯重罪比率增加，少女生育人口提升，青年消费毒品泛滥，婚姻解体翻倍等问题与趋势一时导致法律与社会管理手段措施告急，而报刊书籍、电视、网络等媒介提供乃至普及的模仿与催化则是造成上述问题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雷同的问题几乎蔓延全球，年轻化、低龄化的青年问题在中国一样严峻。2011世界避孕日调研结果显示，我国每年平均有800余万例人工流产，51%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避孕方法。计生部门调查得知，城市未婚育龄女性人工流产率高于已婚妇女，不仅未婚怀孕人流比例上升，怀孕人群也呈低龄化趋势，最小只有13岁，16岁少女意外怀孕人数以每年30%的幅度增长。为此，专家疾呼禁止泛滥于公共场所、电视、网络的“无痛人流”的广告，呼吁学校提供健康的针对儿童、青年的性教育。而在犯罪领域，低龄化、年轻化、恶性化的主要趋势已成国际共识。在中国，每年法庭处理的400万宗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案例涉及未成年人。全国2.2亿青少年学生中，平均每分钟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在香港，青少年犯罪人数同比增长10%；在广州，平均几乎每天都有21.6个未成年人因从事犯罪活动而被惩处。《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报告》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多与互联网有关，在被抓获的青少年罪犯中，近80%的人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诱惑。这些迫使法律部门在相关条文中增加了150种新型犯罪行为，以覆盖新型网络诈骗和“帮派互联网犯罪”行为。
伴随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与“媒介化”，人们将如何面对自身发展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机遇和挑战？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75
《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然而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而非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无论网络依赖还是电子沉迷，乃至由此导致的代际变革与认同危机，青年正以典型电子媒介人的身份历经网络社会崛起与“地球村”引发的困惑、矛盾与冲突。
三、抗逆力与青年塑造源泉
在一场前所未有由青年少年参与的英国骚乱中，卡梅伦首相曾忧虑坦言：“我们的社会不仅是被破坏了，更显然是生病了。”在一场大学新生的开学典礼上，翟学伟教授也曾尖锐批判：我们这个时代真的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它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来治疗它。那么，当流水线扼杀了青年工人的梦想，当高房价抑制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当失业待业与尊严丧失耗尽了青年施展才华的期待，历经“变迁之痛”并充当“替罪羊”的青年自身是否还能并又能怎样承担时代重任与历史使命？诚然，功能失调并非逆境的唯一结果，抗逆力的优势视角为青年群体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塑造开启了力量源泉。
半个世纪之前，不仅抗逆力（resilience）理论以其自身全新的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取代传
[17]抗逆力研究的问题归因也历经统的问题取向（deficit-orientation）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从1970年代的病理心理模式转化为1980年代的健康心理模式，其关注的资源与能力范畴亦由起初的个体自身逐渐扩展至家庭、社区、组织等外界环境，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则从消极的抵御反抗转向积极的构
[18]建培养。那么，面对社会变迁中艰难跋涉并困境重重的青年群体，培养、重塑并激发其抗逆力，及时充分地建构外在环境资源与内在个体力量的双重保护体系则是当前迫切的社会重任。
（一）外在保护因子与青年抗逆力
从儿童精神病学家安东尼（Anthony）近半个世纪之前最初关注父母精神异常家庭中“适应良好的儿童”（invulnerable child），到近二十年家庭整体层面（family-level）与动力系统结构的学界重视，乃至近十年来个体与环境之间互动动态过程的重点转移，抗逆力不仅泛指一种微观的抵御逆境、抗击压力、恢复平衡的能力，其更加强调包括个人、家庭、组织、社会、政府、全球等在内的社会各主体运用内外保护性因素应对危机风险因素的宏观战略。因此，如果说社会化的环境载体在青年问题与困境局面中难辞其咎，那么青年抗逆力的激发与重塑则更为迫切地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在改进观念的同时，持续提供支持青年成长与解决青年问题的政策、机会、平台与空间。
在家庭这一“养育人性”并相伴人生却又遭受现代冲击而在稳定性、结构、关系等诸多方面陷入困境的重要领域，如果说平均每天5000家庭的解体趋势[19]和全国6000左右农村“留守家庭”[20]的离散状态给个人乃至社会带来灾难并留下无尽隐患，那么至少学界可以充分发挥其责任感与尖锐批判力而呼吁良好改革方向，如农村公共物品的配备与提升、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消弱[21]、户籍制度的改革等；而政府则应该充分发挥其决策优势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如扶持“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廉住房申请覆盖范围由城市低保户扩展至农民工、新移民等。当然也必须看到，不仅离婚引发进步与问题正反两个面向社会意义的争论以及“留守儿童”标签化的危害在学界方兴未艾，发放住房补贴、出台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正与廉租房建设形成对话。
而在就业与婚恋这两大青年主体建构的重要领域，如果说失业待业成为触及青年的主流话语、“蜗居”、“蚁族”、“啃老”成为青年的主流生存方式，进而并行的“裸婚”、“闪婚”、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异质性婚配模式与婚恋状态引发结构性难题甚至再造“失落的一代”甚至“不稳定的一代”，那么国家政治的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教育理念的及时适应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则几乎刻不容缓。从引进人才的“青年千人计划”的启动执行，到缓解“民工荒”、保护青年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22]从对学术尊严的坚决捍卫与维护，到修正与重塑青年人信仰的呼唤与争论，再从对大众媒介“妖魔
[23]化”建构“80后”、“90后”后独生子女形象的揭露与大讨论，到“蚁族”、“蜗居”、“裸婚”、“闪婚”
等青年真实而又残酷生存状态的原始展示，可以说，政府与企业在主动或被动姿态下承担重塑秩序、维护秩序责任的同时，教育与舆论也在充当维护公平正义、开启信仰希望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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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二）内在保护因子与青年抗逆力
毫无疑问，一场现代化转型催生的秩序变迁给青年群体带来的危机与风险绝非仅仅是外在环境的变化与压力，而往往更是青年自身内在健全的人格与良好适应能力的挑战。那么，怎样促进个体具有应对危机情景，减少问题行为，具备成功克服压力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特质？怎样获得积极正面的取向、自我功能的强大、内在自我与外在资源的有机结合并获得良性的发展结果？[24]这些内在保护因素对于青年抗逆力的塑造与青年困境的超越至关重要。
首先，抵御外来风险的强大人格与适应能力的培养与获得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广泛深入家庭、学校等诸多密切影响青年社会化的领域。诚然，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社会问题的恒常几乎成为普遍共识，然而转型时期的异质多元乃至新旧冲突交替往往需要新的管理方式与控制手段加以治理应对。自上世纪80年代晚期，不仅社会工作这一“科学的慈善”或“科学的助人活动”在全国各大高校恢复了专业教育，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包括相关工作部门或机构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在最近十几年时间里对此领域加以关注
[25]并利用。可以看到，在婚姻家庭领域，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发达城市为先锋纷纷建立由妇联、共青团与高校合作开设的“反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南京市少女意外怀孕救助中心”，也可以看到以心理咨询室、就业指导等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工作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建立，这些对于预防、改善青年问题，培养个性，增强抗逆力的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沦为“国家控制手段”的批判，
[26]还是“技术化”、“微观化”的争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薄弱、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乃至组
织与机构的力量局限都必须得到重视与改进。
其次，内在保护因素与青年抗逆力的提升也需要法律政策的严格控制与大众传媒的健康引导与塑造。从2011年5月1日的“醉驾入刑”，到6月8日药家鑫伏法，从7月4日婚姻法的最新修正，到11月1日“个体工商户条例”的修正施行，法律在彰显公平正义、生命价值的同时，大众传媒更应建构起热爱劳动、尊重农民、勤劳致富的舆论导向。可以说，法律的威严与舆论的正义不仅是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更是引导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取向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问题虽不归咎青年，现实却由青年主体承担。无论大洋彼岸“大萧条的孩子们”，抑或全球范围内“垮掉的一代”，甚至当前再现“不稳定的一代”，每一代青年都有其独特性。艰难跋涉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国青年是否功利色彩过于浓重，理性色彩逐渐匮乏？他们是否与其他社会群体没有太多区别？这是青年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27]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始要赢得青年，依靠青年，那么青年能否依旧“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呢？我们希望当社会再次掀起巨变，无论社会化环境怎样改变，青年都能在抗逆力的保护下，在中国最辉煌的时代，汲取营养，复兴国家与民族。
参考文献：
[1]“家庭依附”是指封建社会存在于中国乃至诸多其他国家的家庭制度与家族权威较为严格地控制着年轻人的精神与生活，如婚姻决定权、财产所有权等。“代际冲突”与“认同解构”是指与社会的开放与动荡相伴而生的普遍存在于各国的青年群体参与社会变迁，与父代和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抗衡的现象。“文化反哺”是指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下，父辈与家族权威开始式微，后喻文化开始凸显，子代因其较强适应新社会的能力开始对父辈有更多的价值与作用，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笔者引用此四点意在突出青年社会价值的时代变迁。可参考周晓虹的《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载于《社会》，2008年第2期）。美国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少年天职”源于梁启超的《敬告留学生诸君》、《少年中国说》等演讲与文章，强调年轻人的生命力和新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未来至关重要，少年承担维新救国、拯救民族的历史重任。“火红青春”是指建国以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青年的认同、赞美与崇拜，包括这一群体在革命战争中、社会主义事77
《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业建设中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中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失落的一代”源于法国学者潘明啸对中国1968~1980年代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代青年的比喻描述。“童年消逝”源于美国学者波兹曼强调当代成长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被淹没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构建的信息环境中，越来越像一个微型的成年人，成为工业与信息社会的牺牲品。笔者引用这四点意在突出青年社会角色的时代变迁。可参考陈映芳的《“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法国潘明啸著，欧阳因译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美国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的《童年的消逝》（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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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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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
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陈雯 何雨
摘要：青年的价值与角色在伴随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现代步伐而日益彰显的同时，社会问
题青年化与青年问题泛滥化的双重尴尬困境也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突出。在此前提下，我们从社会化与抗逆力的双重社会学视角分析青年问题频发的根源，探讨青年形象、力量与责任重塑的思路。遵循社会化的基本理论视角，文章首先侧重分析家庭问题复杂激增、代际关系变革转型、教育改革弊端以及大众传媒发达泛滥等主要领域对青年价值迷失、行为沉溺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社会若要承担拯救青年、重塑青年的责任，青年若要肩负自强不息的历史使命，必须着手建构由内在保护因素与外在保护因素共同组成的青年抗逆力。因此，政府树立威信、企业承担责任、教育维护良知、法律坚守秩序、媒介宣传正义公平以及社会工作“科学助人”的普及、预防与补救则是青年培养与塑造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社会化 ； 抗逆力 ； 青年问题 ；青年塑造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2）04-0072-07
[1]从“家庭依附”到“代际冲突”，再到“认同解构”、“文化反哺”，从“少年天职”到“火红青春”，
[2]再到 “失落的一代”、“童年消逝”，“青年”的概念与边界在中西各国乃至本土各机构之间尽管始终存
在分歧与差异，但“青年”群体的价值与角色伴随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现代步伐以及“网络社会”与“地球村”的主流话语而日益彰显并普遍达成共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3]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历史轮回，时代变迁，无论文学的理想塑造，史学的时代梳理，抑或社会
学的实证剖析，都清晰呈现青年的历史缩影。从20世纪初期的激进反抗、奔走呼吁，到建国初期的革命理想、上山下乡，再至“80后”、“90后”的自由叛逆、信仰迷失，几乎可以说，几代青年都以主动或被动的姿态见证并参与中华民族近两百年持久深入的现代进程以及进步与代价并存的变迁转型。然而当下，以“80后”、“90后”为典型代表的独特一代同时却正经历社会问题青年化与青年问题泛滥化的现实与困境。
一、社会问题青年化与青年问题泛滥化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经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成为社会科学共同的学术话语。如果说快速转型是优化与弊病并生、进步与代价共存、协调与失衡同在、希望与痛苦
[4]相伴，那么兼具两重性与复杂性的双重转型特征同样强加于成长中的青年群体，促使当前社会几乎陷课题基金：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社会转型期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阶段性成果。另：感谢恩师宋林飞教授的支持与指点，是您对青年民生的关注、责任与爱护，鞭策笔者思考、进取。
作者简介：陈雯，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
与社会发展研究、家庭与性别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何雨，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社会
政策研究、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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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入青年问题泛滥化与社会问题青年化的双重尴尬困境，因此，当代青年问题的严峻与典型成为笔者行文之源与立意主旨。
应该说青年不是、也不应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不是物质享受的主要承载者，而是脚踏实地、努力进取和积累财富的践行者，然而当前，青年却义无反顾地充当奢侈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截至2011年3月底，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占据全球份额的四分之一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并且，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组成结构呈现“低龄化”特征：73%的消费者不满45岁，45%的消费者年龄在18~34岁之间。这一比例在日本和英国分别为37%和28%，中国的年轻人追逐奢侈品，消费者年龄比欧洲年轻15岁、比美国年轻20岁。 [5]
应该说青年不是、也不应是罪恶残忍的代表与象征，不是失败与绝望的逃避者，而是纯洁善良、生机盎然、缔造生命的社会希望，然而当前，青年却势不可挡地成为践踏生命与刑事犯罪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富二代”飙车的杭州“70码”，到“北漂”青年醉驾的“长安街车祸”，再到大学生药家鑫一案，青年俨然沦丧为社会的刽子手与屠夫，屡屡向生命价值与道德底线发出挑战。当然，青年同时还以工业化流水线上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的“12连跳”、“学而优则仕”理念下莘莘学子高考之前压力或之后落榜的轻生自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下知识青年“毕业就失业”窘境下的焦虑、犯罪及轻生等多种极端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寄托与价值。
应该说青年不是、也不应是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追随者，不是情感与家庭的亵渎者，而是人格独立，崇尚真理，追求真情的社会感恩者，然而当下，青年却过早地成为权力与金钱的仰慕者，成为婚恋与家庭模式的开拓创新者。他们一边理直气壮地发出“我爸是李刚”、“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咆哮，一边又义无反顾地践行着从堕胎、弃婴到闪婚、裸婚，再到离婚的壮举，他们一边像“蚁族”一样忙碌地在“蜗居”中艰辛跋涉，一边又发出“安家何处”、“路在何方”[6]的哀怨与呜咽，一边负有挑战传统的勇猛，一边又身陷信仰迷失的挣扎与无助。
如果说儿童最需要安全与归属，那么青年则最需要价值与信仰；如果说老年最向往安逸与稳定，那么青年则最向往自由与拼搏。然而，当中国社会却再一次掀起狂风巨浪，青年也再一次承担变迁转型的沉重代价。只是，不同于19世纪“80后”、“90后”后那一代青年的奔走呼号，革命救国，20世纪“80后”、“90后”的这一代青年，在期待与瞩目中流动奔波，备受争议，而伴随青年研究的学科化、青年热点问题的时代捕捉，青年问题泛滥化与社会问题青年化必须提上议程。那么，青年问题如何滋生，困境迷茫能否扭转？谁能拯救这一代人？社会化与抗逆力的经典视角与解释范式至今依然清晰充分。
二、社会化与青年困境溯源
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一代人，更为深刻地影响一个时代的发展与走向。从埃尔德“跟踪”“大萧条的孩
[7]学者们纷纷持续以时子们”，到周雪光研究“文革中的孩子们”，再到田丰关注“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代与环境变迁衡量青年的成长与成型，其实质不仅始终并未悖离社会化基本理论视角，并且必须承认，伴随国内社会学三十余年的复兴与成长，社会化的概念与体系似乎已从专业社会学术语成功转型为通用的生活概念，充斥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公共体系的日常话语。然而这种宏观形式上的流行风靡却似乎并没有发挥微观实质性的效力作用。因为，无论百余年前“社会学巨擘”迪尔凯姆强调道德教化与制度教化的控制整合功能，还是半个世纪前帕森斯延续S.弗洛伊德“超我”思想而提出人格经由规范内化而生的特征，乃至当代英克尔斯研究传统人转向现代人过程中的人格再造，作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并持续一生的过程，社会化既深深植入于宏观时代背景、社会变迁、文化特质，也深受影响于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大众传媒等微观场域，由此虽不难理解上述学者的苦心用意，更不难理解本文关注青年困境的社会化场溯源，然而几乎就是在三十多年前，与这一代青年出生之时同步掀起并持久不息的家庭变革与问题、教育改革与弊端乃至大众传媒发达与泛滥等已经为当前的青年困境埋下隐患的种子。73
《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
（一）家庭代际革命与当代青年困境
一百年前，当主宰统治秩序的封建帝制伴随民主思潮与革命力量而颠覆终结，主宰世俗社会与日常生活秩序的“家长制”亦在独立与自由人格追求的冲击下趋于瓦解，当流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旋律，标志叛逆反抗的“代际冲突”和彰显青年价值的“文化反哺”逐渐取代“父为子纲”、“吃人礼教”不可回避地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概念。然而，既非中国社会强调忠孝美德的传统文化，亦非库利视家庭为亲密温存“人性养育所”的文明源头，更非玛格丽特・米德突出代际转型为“一场静悄悄革命”的历史进步，本文则突出强调中国社会改革催生抑或突生的家庭代际革命，这一革命既颠覆性地表现为家庭较之改革前乃至解放前的形式与规模小型化、结构与关系简单化趋势，也顽固性地表现为这一趋势冲击下的家庭矛盾显著化（如家庭暴力、冷暴力）、存在状态离散破碎化（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维系纽带脆弱松散化（如离婚、婚外情、非婚生育）等家庭问题，这些问题在与青年成长相伴的同时，亦不可遏制地迅速引发代际传递，成为滋生诸多青年问题的温床。在此意义上，家庭又何尝不是伤害青年、产生矛盾与暴力的“养育所”？
从家庭内部来看，兼具世界性、历史性乃至隐蔽性的暴力与冷暴力并未因现代文明的步伐而搁浅。2011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共同主持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遇到家庭暴力，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
[8]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而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理安・艾斯勒所强调：当孩子亲身感受暴力，或者
眼睁睁看着暴力施加于他们的母亲时，他们学会了一个人通过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他们会把这种做法沿用到私密关系和人际关系中去。如果孩子们生长的家庭中女人服务而男人被服务——就像世界很多地区那样，女人得到较少的食物和健康关爱——他们就学会了接受生活中所有
[9]领域的经济上的不公正。因此她呼吁必须改变家庭成员之间暴力和不平等的固有模式，对幼年时期和
两性关系给予特殊的关注。
就生存状态而言，离散抑或破碎几乎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家庭的存在常态，由此导致婚姻、血缘等关系纽带松散脆弱，家庭稳定不堪一击。并非照应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伯吉斯“核心家庭将占据现代社会主导”的研究结论，也未实现帕森斯“孤立的核心家庭有益于满足工业化城市固有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需要，满足儿童社会化和情感交流的功能”的预言，伴随城乡劳动力的持续流动转移，离散化的留守抑或
[10]隔代抚养成为诸多婴幼儿、青少年主要的成长状态，呈现“类单亲化”和“制度性孤儿”的主要特征。
不仅如此，农村家庭的离散化与城市家庭的异质性都加剧婚姻的脆弱性与不稳定。2011全国民政事业数据显示，仅在一季度，全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较之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已出现离婚率连续七年递增之怪现象。而青年则置身于单亲家庭之中亲身经历，抑或置身其外却仍通过书籍、影视、网络等传媒熟知破碎缺失与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他们或迷茫、或恐惧，或反叛、或模仿，这是其无法摆脱的成长阴影。
（二）教育改革与青年迷失
在家庭与亲情被赋予承担“养育人性”与“相伴人生”时空纽带的同时，学校与教育则尤为突出地被赋予开启心灵智慧与训练学识技能的兼具理想与实用的双重使命。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代化战
[11]略方针的确立，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免费与法制化，再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无不诠释着
学校教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渗透。至2008年，我国3~6岁儿童入园率为47.3%，达历史最好水平；9月1日起，全国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2010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达100.1%、高中毛入学率达80%，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同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12]26.5%，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2.7年，这一数据在2015年将达36%、2020年达40%。然而宏
观数据积极乐观地逐年增长并未同步同质地渗透至微观的教育培养过程，从农村启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爱心午餐”到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搬迁、取缔与拆除，从“大学无用论”、“致贫论”、美好生活拼74
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爸爸的“阶层固化”的争论与矛盾，到小学“绿领巾”、大学“4000万身价”的功利倾向教育，不仅横亘于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与断裂未能有效弥补，学校内部也在传递着功利与实用的风向标，甚至滋生混乱，从而加剧了身在其中的青年迷失与困惑。
从宏观国民教育体系来看，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与改革方向步骤的不匹配在加剧阶层“复制与再生产”[13]的同时，也造成青年人才的大量流失，更造成一代青年对前途与未来追求的困惑与迷失。在布迪厄看来，学习教育不仅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反而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如今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文化障碍有时甚
[14]至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已经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级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核心要素”。现实的教育
改革与体系中，当应试教育被限制与取消，素质教育则扭曲为攀比技能才艺与履历证书的代名词，当底层弱势子弟为无处入学而为难甚至放弃，象征优质教育的名校与择校之风亦同时盛行，当“蜗居”、“蚁族”的残酷与高校扩招接踵而至，流动机制中“知识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的文化古训也正经历质疑、批判，乃至谩骂、颠覆。
就微观教育培养过程而言，功利性教育模式与实用性培养机制的贯穿在催生青年价值迷失与发展缺失的同时，教育，教学乃至教师自身的权威与尊严也必然遭受来自青年与社会的挑战。在德国，早在一百年前，韦伯就以“价值中立”、“以学术为业”捍卫教育与学术的神圣与严谨，今天，国防部长古藤贝尔格以被迫放弃博士头衔、辞去公职终结其博士论文剽窃案，彰显学术的价值，维护学术的尊严。但是在中国，无论初级教育体系中社会科学课程的缺失，高中教育设置中文理科目的区分与割裂，还是高等教育中专业技能的强化，服务于升学与就业的实效与功用成为人才培养的主要价值取向，并且即便是在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内部，青年学者正朝着“学术生意人”而非“精神贵族”、“理智的成熟”方向成长。由此出现广西某高校教授学生“如何给领导开电梯”、北师大教授放出“40岁挣不到400万，就不要来见我”的“励志”豪言的“人才培养方式”也正在挑战教育的道德底线。
（三）媒介泛滥与青年沉溺
尽管当卢梭坚持抵制书本阅读，提倡“自然主义”的教育理念与洛克提倡书本阅读，坚持“白板学说”的教育思想始终争论未休，社会发展却已掀起“第三次浪潮”并步入网络与信息时代，“而我们的电
[15]子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以及青年乃至成年‘消逝’”。印刷术、电报、电视、网络，等等，电子媒介伴随
其技术的发展与形态的演进已将识字能力推至边缘，占据文化的中心地位。媒介消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
[16]人价值观和情感发展的作用，学校也已变成禁闭场所，权威日益下降，犯罪、毒品、疾病、非婚生育、
家庭解体等社会趋势驱逐并模糊了儿童、青年与成年之间的区别与界限。
以往统计与研究证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儿童犯重罪比率增加，少女生育人口提升，青年消费毒品泛滥，婚姻解体翻倍等问题与趋势一时导致法律与社会管理手段措施告急，而报刊书籍、电视、网络等媒介提供乃至普及的模仿与催化则是造成上述问题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雷同的问题几乎蔓延全球，年轻化、低龄化的青年问题在中国一样严峻。2011世界避孕日调研结果显示，我国每年平均有800余万例人工流产，51%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避孕方法。计生部门调查得知，城市未婚育龄女性人工流产率高于已婚妇女，不仅未婚怀孕人流比例上升，怀孕人群也呈低龄化趋势，最小只有13岁，16岁少女意外怀孕人数以每年30%的幅度增长。为此，专家疾呼禁止泛滥于公共场所、电视、网络的“无痛人流”的广告，呼吁学校提供健康的针对儿童、青年的性教育。而在犯罪领域，低龄化、年轻化、恶性化的主要趋势已成国际共识。在中国，每年法庭处理的400万宗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案例涉及未成年人。全国2.2亿青少年学生中，平均每分钟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在香港，青少年犯罪人数同比增长10%；在广州，平均几乎每天都有21.6个未成年人因从事犯罪活动而被惩处。《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报告》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多与互联网有关，在被抓获的青少年罪犯中，近80%的人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诱惑。这些迫使法律部门在相关条文中增加了150种新型犯罪行为，以覆盖新型网络诈骗和“帮派互联网犯罪”行为。
伴随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与“媒介化”，人们将如何面对自身发展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机遇和挑战？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75
《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然而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而非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无论网络依赖还是电子沉迷，乃至由此导致的代际变革与认同危机，青年正以典型电子媒介人的身份历经网络社会崛起与“地球村”引发的困惑、矛盾与冲突。
三、抗逆力与青年塑造源泉
在一场前所未有由青年少年参与的英国骚乱中，卡梅伦首相曾忧虑坦言：“我们的社会不仅是被破坏了，更显然是生病了。”在一场大学新生的开学典礼上，翟学伟教授也曾尖锐批判：我们这个时代真的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它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来治疗它。那么，当流水线扼杀了青年工人的梦想，当高房价抑制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当失业待业与尊严丧失耗尽了青年施展才华的期待，历经“变迁之痛”并充当“替罪羊”的青年自身是否还能并又能怎样承担时代重任与历史使命？诚然，功能失调并非逆境的唯一结果，抗逆力的优势视角为青年群体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塑造开启了力量源泉。
半个世纪之前，不仅抗逆力（resilience）理论以其自身全新的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取代传
[17]抗逆力研究的问题归因也历经统的问题取向（deficit-orientation）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从1970年代的病理心理模式转化为1980年代的健康心理模式，其关注的资源与能力范畴亦由起初的个体自身逐渐扩展至家庭、社区、组织等外界环境，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则从消极的抵御反抗转向积极的构
[18]建培养。那么，面对社会变迁中艰难跋涉并困境重重的青年群体，培养、重塑并激发其抗逆力，及时充分地建构外在环境资源与内在个体力量的双重保护体系则是当前迫切的社会重任。
（一）外在保护因子与青年抗逆力
从儿童精神病学家安东尼（Anthony）近半个世纪之前最初关注父母精神异常家庭中“适应良好的儿童”（invulnerable child），到近二十年家庭整体层面（family-level）与动力系统结构的学界重视，乃至近十年来个体与环境之间互动动态过程的重点转移，抗逆力不仅泛指一种微观的抵御逆境、抗击压力、恢复平衡的能力，其更加强调包括个人、家庭、组织、社会、政府、全球等在内的社会各主体运用内外保护性因素应对危机风险因素的宏观战略。因此，如果说社会化的环境载体在青年问题与困境局面中难辞其咎，那么青年抗逆力的激发与重塑则更为迫切地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在改进观念的同时，持续提供支持青年成长与解决青年问题的政策、机会、平台与空间。
在家庭这一“养育人性”并相伴人生却又遭受现代冲击而在稳定性、结构、关系等诸多方面陷入困境的重要领域，如果说平均每天5000家庭的解体趋势[19]和全国6000左右农村“留守家庭”[20]的离散状态给个人乃至社会带来灾难并留下无尽隐患，那么至少学界可以充分发挥其责任感与尖锐批判力而呼吁良好改革方向，如农村公共物品的配备与提升、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消弱[21]、户籍制度的改革等；而政府则应该充分发挥其决策优势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如扶持“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廉住房申请覆盖范围由城市低保户扩展至农民工、新移民等。当然也必须看到，不仅离婚引发进步与问题正反两个面向社会意义的争论以及“留守儿童”标签化的危害在学界方兴未艾，发放住房补贴、出台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正与廉租房建设形成对话。
而在就业与婚恋这两大青年主体建构的重要领域，如果说失业待业成为触及青年的主流话语、“蜗居”、“蚁族”、“啃老”成为青年的主流生存方式，进而并行的“裸婚”、“闪婚”、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异质性婚配模式与婚恋状态引发结构性难题甚至再造“失落的一代”甚至“不稳定的一代”，那么国家政治的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教育理念的及时适应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则几乎刻不容缓。从引进人才的“青年千人计划”的启动执行，到缓解“民工荒”、保护青年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22]从对学术尊严的坚决捍卫与维护，到修正与重塑青年人信仰的呼唤与争论，再从对大众媒介“妖魔
[23]化”建构“80后”、“90后”后独生子女形象的揭露与大讨论，到“蚁族”、“蜗居”、“裸婚”、“闪婚”
等青年真实而又残酷生存状态的原始展示，可以说，政府与企业在主动或被动姿态下承担重塑秩序、维护秩序责任的同时，教育与舆论也在充当维护公平正义、开启信仰希望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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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辩护：社会化与抗逆力视角下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塑造
（二）内在保护因子与青年抗逆力
毫无疑问，一场现代化转型催生的秩序变迁给青年群体带来的危机与风险绝非仅仅是外在环境的变化与压力，而往往更是青年自身内在健全的人格与良好适应能力的挑战。那么，怎样促进个体具有应对危机情景，减少问题行为，具备成功克服压力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特质？怎样获得积极正面的取向、自我功能的强大、内在自我与外在资源的有机结合并获得良性的发展结果？[24]这些内在保护因素对于青年抗逆力的塑造与青年困境的超越至关重要。
首先，抵御外来风险的强大人格与适应能力的培养与获得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广泛深入家庭、学校等诸多密切影响青年社会化的领域。诚然，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社会问题的恒常几乎成为普遍共识，然而转型时期的异质多元乃至新旧冲突交替往往需要新的管理方式与控制手段加以治理应对。自上世纪80年代晚期，不仅社会工作这一“科学的慈善”或“科学的助人活动”在全国各大高校恢复了专业教育，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包括相关工作部门或机构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在最近十几年时间里对此领域加以关注
[25]并利用。可以看到，在婚姻家庭领域，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发达城市为先锋纷纷建立由妇联、共青团与高校合作开设的“反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南京市少女意外怀孕救助中心”，也可以看到以心理咨询室、就业指导等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工作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建立，这些对于预防、改善青年问题，培养个性，增强抗逆力的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沦为“国家控制手段”的批判，
[26]还是“技术化”、“微观化”的争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薄弱、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乃至组
织与机构的力量局限都必须得到重视与改进。
其次，内在保护因素与青年抗逆力的提升也需要法律政策的严格控制与大众传媒的健康引导与塑造。从2011年5月1日的“醉驾入刑”，到6月8日药家鑫伏法，从7月4日婚姻法的最新修正，到11月1日“个体工商户条例”的修正施行，法律在彰显公平正义、生命价值的同时，大众传媒更应建构起热爱劳动、尊重农民、勤劳致富的舆论导向。可以说，法律的威严与舆论的正义不仅是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更是引导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取向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问题虽不归咎青年，现实却由青年主体承担。无论大洋彼岸“大萧条的孩子们”，抑或全球范围内“垮掉的一代”，甚至当前再现“不稳定的一代”，每一代青年都有其独特性。艰难跋涉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国青年是否功利色彩过于浓重，理性色彩逐渐匮乏？他们是否与其他社会群体没有太多区别？这是青年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27]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始要赢得青年，依靠青年，那么青年能否依旧“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呢？我们希望当社会再次掀起巨变，无论社会化环境怎样改变，青年都能在抗逆力的保护下，在中国最辉煌的时代，汲取营养，复兴国家与民族。
参考文献：
[1]“家庭依附”是指封建社会存在于中国乃至诸多其他国家的家庭制度与家族权威较为严格地控制着年轻人的精神与生活，如婚姻决定权、财产所有权等。“代际冲突”与“认同解构”是指与社会的开放与动荡相伴而生的普遍存在于各国的青年群体参与社会变迁，与父代和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抗衡的现象。“文化反哺”是指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下，父辈与家族权威开始式微，后喻文化开始凸显，子代因其较强适应新社会的能力开始对父辈有更多的价值与作用，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笔者引用此四点意在突出青年社会价值的时代变迁。可参考周晓虹的《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载于《社会》，2008年第2期）。美国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少年天职”源于梁启超的《敬告留学生诸君》、《少年中国说》等演讲与文章，强调年轻人的生命力和新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未来至关重要，少年承担维新救国、拯救民族的历史重任。“火红青春”是指建国以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青年的认同、赞美与崇拜，包括这一群体在革命战争中、社会主义事77
《青年探索》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2012 年第4 期 ・ 总第174 期业建设中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中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失落的一代”源于法国学者潘明啸对中国1968~1980年代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代青年的比喻描述。“童年消逝”源于美国学者波兹曼强调当代成长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被淹没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构建的信息环境中，越来越像一个微型的成年人，成为工业与信息社会的牺牲品。笔者引用这四点意在突出青年社会角色的时代变迁。可参考陈映芳的《“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法国潘明啸著，欧阳因译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美国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的《童年的消逝》（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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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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